二 顺治皇帝的“玛法”：汤若望

汤若望这位来自德国莱茵河畔的耶稣会会士，在明清鼎革之际留在了北京，他目睹了中国王朝的重大变革。在这重大的历史关头，他沉着冷静，终于躲过了可能发生的危机，并成功地获得了顺治皇帝的宠爱和尊敬。汤若望为什么如此成功呢？

现在看来大约有这么几条原因。第一，清军刚入关，脚跟未完全站稳，它需要尽可能地团结各方面的力量，这从多尔衮进北京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特别是像天文历法这样事关全局的大事，作为新政权的清王朝是很注意的，正像当时的汉臣范文程对汤若望所说：“神父对中国历法深有研究，必知道新朝定鼎，要颁正朔于天下，现今我朝正需像神父这样的天算家，为我朝制定历法。”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在看到钦天监所呈报的历书后说：“这种舛错百出的历书，其预测上不合天象，下不应地事。有一位叫汤若望的欧洲人，曾制佳之历书，尔等从速将此人唤来。”这说明，当时刚建立国家政权的清王朝需要像汤若望这样的天算家。

第二，在与大统历和回回历的竞争中，汤若望的西洋历计算获得了胜利。1644年9月1日，在古观象台就日食的预测，汤若望的西洋历和大统历、回回历展开了较量，结果回回历差了一个时辰，大统历差了半个时辰，只有汤若望的西洋历计算得分秒不差。当时的大学士冯铨将测试的结果上报了多尔衮，当年12月23日，顺治帝正式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使他在清王朝有了一个稳定的位置。

第三，汤若望本人与孝庄皇后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有一天汤若望的教堂来了三个满族的贵妇人，声称一位亲王的女儿生了病，特被派到神父这里询问。汤若望听她们讲述完郡主病情后，认为并不严重，就给了她们一个圣牌，说如果亲王的女儿将这个圣牌挂在胸前，四天病就会好了。果然，第五天，她们又来到汤若望这里，告诉他郡主的病已经好了。汤若望后来才知，派她们来的是孝庄皇后，而那位郡主就是未来的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孝庄皇后为此很感谢汤若望，并表示要做他的“义女”。后来，在9月27日顺治举行大婚的典礼上，汤若望见到了皇太后。皇太后脱下了手腕上的两只手镯派一名宫女送给了汤若望，以作为他来参加祝贺皇帝婚礼的报答。后来，多尔衮去世，英亲王阿济格想继续做摄政王，孝庄太后委托汤若望从中周旋，汤若望亲自去劝说英亲王，说得英亲王恍然大悟，于是“即日上朝，倡率百官，疏请皇上亲政。从此人心大定，朝野翕然”。从此，汤若望和皇太后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顺治年轻好学的特点，也是造成汤若望特殊地位的原因之一。顺治14岁亲政，为治理朝政，他刻苦学习，为学习汉文，日夜读书，十分勤奋，以致用力过度，曾咯出血。在顺治看来，汤若望无疑是一个值得格外尊重的老人，他“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精通历算，身怀绝技”，而且，作为一名外国传教士却精通中国文化，这不能不使他敬佩。对于汤若望所介绍给他的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文化，顺治更是感到新奇。汤若望神父的生活方式也使他感到好奇，为此，他甚至曾派人暗查汤若望的生活。从魏特的《汤若望传》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顺治对天文知识十分渴求，对于西方基督教知识也很好奇。汤若望和顺治不仅是师生关系，更是一定意义上的“父子关系”。顺治帝免除了汤若望进宫的所有繁缛的礼节，汤若望就座时，他把自己的貂皮褥子当坐垫，并多次将汤若望接到宫中深夜畅谈，甚至晚上入睡前也要让汤若望陪他谈话。一年之中，顺治竟有二十四次到访汤若望的教堂，在教堂中询问各种宗教事情，充满好奇之心。所以，顺治将汤若望称为“玛法”，这反映了他们之间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一位历经磨难的沧桑老人和一位年轻帝王之间的关系，一位知识渊博的老者和一位年轻学子之间的关系。

顺治对汤若望的信任、尊重和宠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这突出表现在他对汤若望官爵的加封上。顺治十年三月因汤若望完成了《大清时宪历》，顺治认为他“为朕修《大清时宪历》，迄于有成，可谓勤矣！尔又能洁身持行，尽心乃事，董率群官，可谓忠矣！”特敕赐汤若望“通玄教师”。顺治十一年三月，汤若望希望将利玛窦墓旁的地赏予他作为将来的墓地，顺治同意了。顺治十四年二月，顺治在城中巡视路经宣武门天主堂时说：“若望入中国已数十年，而能受教奉神，肇新祠宇，敬慎蠲洁，始终不渝，孜孜之诚，良有可尚，人臣怀此心以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也，朕甚嘉之。”顺治赏予汤若望其亲笔所写的“通玄佳境”堂额一方和御制的《天主堂碑记》一篇。顺治十五年，汤若望任职钦天监监正时，当时的吏部认为他是二品官，可考虑诰赠其两代，汤若望认为自己已经是“二品顶戴加一级”，希望能按一品的待遇对待，赠及三代。顺治十六年二月初四日，汤若望这个要求获顺治恩准，得到一品地份封赠三代。但这个诰命到康熙元年二月二十五日才正式颁赐。这就是《恩荣四世禄》记载的：“汤若望在此一诰命中获授光禄大夫阶，其曾祖笃瑑、祖父玉函以及父亲利因亦因此被赠为 ‘光禄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赐二品顶戴加一级’，曾祖母赵氏、祖母郎氏以及母亲谢氏则均获赠为一品夫人。”[6]黄一农先生对汤若望在明清两代所获晋授或敕封的官衔列了一个表，十分清楚地显示了汤若望在明清两代所获的恩荣和政治待遇，现将其抄录如下：

崇祯十四年 加尚宝司卿、治理历法

顺治元年 修正历法、管钦天监监正事

顺治三年六月 加太常寺少卿、掌钦天监印务

顺治六年十月 加太仆寺卿、管钦天监监正事

顺治八年二月 加太常寺少卿、掌钦天监印务

顺治八年八月 通议大夫、加太仆寺卿、管钦天监监正事

顺治十年三月 敕赐通玄教师、加太常寺少卿、管钦天监监正事

顺治十二年八月 敕赐通玄教师、加二品顶戴、通政使司通政使、掌钦天监印务

顺治十四年六月 敕赐通玄教师、加通政使司通政使、用二品顶戴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

顺治十六年六月 敕赐通玄教师、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品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

康熙元年二月 敕赐通玄教师、光禄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掌钦天监印务

这样，汤若望成为在中国历史上担任官衔最高的欧洲人之一。

汤若望和顺治有如此密切之关系，又被加封到如此高的官衔，他对顺治的影响到何种程度呢？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

由于顺治对汤若望的信任，当时的吏部等部门对汤若望的建议一般都采纳，据《汤若望传》的作者魏特研究，汤若望曾多次写奏疏希望给钦天监的监生们增加薪俸，1652年7月8日，汤若望要求将监生们的薪俸从二百零八两八钱增加到四百一十七两六钱，提高一倍。礼部照准。1655年，他又上奏吏部，认为观象台上只有4名观察人员，编制太少，使4名观察人员十分繁忙，他希望加到16名，经过多次协商，吏部也同意了这个意见。之后，他又向礼部要求给在观象台工作的观察人员每人加一件羊皮大衣，以便晚上御寒。礼部照准。从这些材料我们不仅看到汤若望是一个体察民情的好官，也可以看出汤若望在朝中的影响。

汤若望和顺治的关系十分特殊。顺治结婚以前，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汤若望得知后向他觐见，并当面批评了顺治。顺治竟恼怒起来，汤若望就暂时离开了顺治一会。片刻后，顺治返回向汤若望道歉，并希望其继续进谏。1655年，因城中闹瘟疫，顺治较长一段时间住在城外，为了解城中的情况，他半夜让骑兵将汤若望从教堂接到他的住处，让他反映朝中的各种情况，要毫不隐瞒，如实地将朝中的不合理、不好的事说出来。由此可见顺治对汤若望的信任。

正是由于顺治的信任，汤若望敢于在顺治面前直言进谏，当时在朝中敢这样说真话和对顺治有如此影响力的只有汤若望。所以，一些研究者认为，汤若望和清世祖福临“犹如魏征之于唐太宗”。下面这几件事就很说明问题。

1652年（顺治九年）一位亲王在一次战斗中战死，但他的部下打了胜仗，但按当时的规定，这位亲王的200多名部下将被处死，这是清军入关前定下的规矩。此时，汤若望大胆上疏，希望顺治宽恕他们。顺治对这种旧规也不太满意，有了汤若望的奏疏，他“即可以放心大胆地施恩泽，免除他们了。这二百余名军官们虽邀恩赦，得以保存性命，但仍一律俱皆降级”。1654年（顺治十一年），顺治想归省祭祖，谒陵。但当时清兵刚入关，全国局势不稳，那年又逢灾荒，显然此时归省祭祖不是时机。当时顺治年轻气盛，脾气暴躁，执意要去。此时，汤若望出面加以劝阻，并告诫他，根据往年的历书，此时离京不吉利。顺治听从了他的意见，放弃了原定的东北之行。此事不仅在《汤若望传》中有记载，在谈迁的《北游集》中也有记载：“上之东巡满洲也，积念久矣。累为宗勋所留。去岁弥切。甲午春锐意四月往，通玄教师汤若望以象纬止之，而终未慊也。”

顺治任性闹得最大的一件事是1659年（顺治十六年）十月，郑成功反清大获全胜，几十万人马北伐，入长江，下镇江，一时局面紧急。此时顺治坐不住了，他要亲自率兵前往前线，征讨郑成功。从大局来看，这显然是盲动的行为，但顺治脾气倔强，一发起脾气无人可挡。当众臣劝他冷静处理此事，万不可冒险前往前线时，他竟拔出宝剑，劈下御座的一角，并说，如果谁再阻拦他，他将把谁劈死。大臣们找来孝庄皇后，同样没有任何效果。在此局面下，大家想起汤若望，认为只有他可以劝说顺治。汤若望赶到宫中苦心劝说顺治，他宁可粉身碎骨，也不愿不遵守自己的职守，有所见而不言。汤若望的忠心感动了顺治，他终于冷静了下来，宣布不再率兵前往前线。汤若望对清朝的忠心，对顺治的关怀常常使顺治很感动，他把汤若望的奏疏编辑成册，带在身边，经常阅读。他曾说：“读了他的奏疏禀帖，我会被感动得几乎要涕下。”

汤若望和顺治的这种关系正如陈垣先生所说：“吾尝为汤若望之于清世祖，犹魏征之于唐太宗。”他对顺治朝的贡献正如他七十大寿时文人龚鼎孽在贺文中所说：“睹时政之得失，必手疏以秘陈。于凡修身事天，展亲笃旧，恤兵勤民，用贤纳谏。下宽大之令，慎刑狱之威。磐固人心，镞厉士气，随时匡建，知无不言……”[7]这充分说明了汤若望在清初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虽然汤若望在对顺治的天主宗教教化上下了很大的力气，但并不成功，这点顺治在他的《天主堂碑记》中说得很清楚：“夫朕所服膺者，尧、舜、周、孔之道，所讲求者，精一执中之理，至于玄笈、贝文所称《道德》《楞严》，虽尝涉猎而旨趣茫然，况西洋之书、天主之教，朕素未览阅，焉能知其说哉？”所以，顺治对汤若望的褒奖也是对一个老臣进行的褒奖，而不是对其宗教的认可。同样，汤若望对自己的角色也很清楚，如陈垣所说：“若望本司铎，然顺治不视为司铎，而视为内廷行走之老臣，若望亦不敢以司铎自居。”因传教不成，汤若望转而希望自己在朝中的地位来巩固天主教的地位，推动其传教事业。应该说，无论是顺治从统治的角度，还是汤若望从传教的角度，他们双方所遵守的这种君臣关系原则，给双方都带来了好处。汤若望以老臣的身份参与顺治朝的事务，对于帮助顺治的国家治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顺治对汤若望这个老臣的褒奖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