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战后日本文化政策的展开

在战后初期的民主化改革时期，日本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大力进行国内文化建设，普及和提升国民的文化水平，并通过不断摸索，成功实现了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接轨与融合，为文化发展打下了良好而坚实的基础。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开始有意识地通过文化外交改善国际形象，一方面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一方面谋求提升国际地位。

一 战后日本的国内文化政策

战后的日本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经济恢复期后，凭借难得的发展机遇和战前打下的良好基础，迎来了近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迅速成为经济强国。但是，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很多严重环境污染问题，使日本国民意识到在经济繁荣背后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课题，如经济与自然、社会与环境、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严重失衡等。与此同时，人们的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即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对生活方式、环境质量和精神生活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物质生活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文化的热切向往和要求建立舒适的文化环境的呼声越来越高涨；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家庭生活的自动化程度也不断提高，人们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拥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因此对文化艺术等的精神需求也越来越迫切。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府将加强环境保护意识、保护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丰富国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公众的文化艺术水平等提上了议事日程，开始重视加强文化建设，促进文化的普及和提高。20世纪70年代，大平正芳内阁已经深刻意识到了“文化时代的到来”。大平首相在国会演说时指出，“在以欧美为榜样的百年近代化历史上，在追求经济富裕的战后30年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脱轨’，在物质文明被认为达到极限的今天，时代从经济中心在向文化中心转移”[25]。20世纪80年代初，中曾根康弘首相提出了“文化大国”的概念，他把“璀璨的文化之国”和“国际国家”结合起来，作为日本的国家战略目标，表示日本应该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而在“文化上、政治上对世界积极地做贡献”。[26]

实际上，日本从战后初期就开始了适应新时代的文化立法。1947年制定颁布了《教育基本法》,1949年颁布了《社会教育法》,1950年颁布了《文化遗产保护法》《图书馆法》,1951年颁布了《宗教法人法》《博物馆法》,1966年颁布了《日本艺术文化振兴会法》,1970年颁布了《著作权法》。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进行了文化方面的组织机构调整和建设。1966年，日本将文部省社会教育局中的艺术课和著作权课以及调查局中的国语课、宗教课、国际文化课合并，成立了文化局。1968年，又将文部省文化局与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合并，成立了文化厅，以强化对文化事业的管理和领导。根据《文部省设置法》，文化厅负责的范围为艺术及国民娱乐、文化遗产、著作权、国语、宗教五大领域。从文化预算来看，据日本文化厅的调查，虽然日本每年的文化预算在发达国家中并不算高，但是从1968年文化厅成立后，文化预算逐年递增，1968年只有50亿日元，到1980年已经达到400亿日元。[27]

在日本中央政府大力推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日本各地方自治体也非常重视地方的文化建设。在日本社会向地方分权化和多样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各自治体纷纷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出台了一系列的文化政策、环境政策、观光政策、产业政策，建设市民馆、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重视本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增大对外宣传的力度，积极发掘本地的特色文化，彰显地方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些以文化为中心的地方建设不仅保护了各地的文化传承，还通过推动观光事业促进了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利用文化事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各地方政府大力倡导“文化行政”，并提出了“地方的时代”的口号，目的就是全面提高各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在创建舒适的日常生活环境的同时，将文化作为城镇建设的重要内容，建立起各地区社会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独特性，提高各地区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从而大力推动地方文化建设的发展。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主要依赖廉价石油迅速发展起来的日本经济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加之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给其他国家带来的巨大压力，日本与欧美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主要依赖进口能源及其他资源的“加工贸易立国”战略方针遇到了严峻的挑战。日本逐渐从对经济增长的狂热追求中冷静下来，意识到一味地跟随西方、搭顺风车引进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是不能给本国带来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因此，日本政府提出改变产业结构，即由以重化学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向知识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同时，也开始考虑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方针，将发展重点转移到了科学技术创新方面，致力于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以求通过自主研发使自身的科技力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正如1980年日本政府发布的《科学技术白皮书》指出，“我国石油等物质资源贫乏，在狭小土地上生活着众多的国民，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为了获得技术革新飞跃，必须强化作为科学技术发展基础的科技振兴，培养具有自主技术开发能力的创造性人才，通过自主开发技术，开发有利于国际协调的独创技术，作为发展经济的原动力”[28]。在这个白皮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科技立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方针。

在转向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过程中，日本长期以来建立的成熟的教育体系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基础。早在1872年，日本就进行了近代第一次教育改革，日本的国民教育制度由此诞生。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日本近代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国力的迅速增强，教育事业也得到飞速发展，1907年日本小学的入学率就已经达到了97%，四年制义务教育基本实现，远远超过亚洲其他国家。1947年，日本在战后民主改革过程中，废除了之前作为日本教育指导理念的《教育敕语》，制定颁布了《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规定了新的教育理念和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年来，日本的教育迅速发展，幼儿园、小学、初高中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率迅速提高，日本在终身教育方面的发展尤其引人瞩目。1971年，日本文部省下属的咨询机构——社会教育审议会提出了《适应社会结构急剧变化的教育》的报告，指出在社会结构、人口构成、城市化、高学历化、信息化、国际化等方面发生急剧变化时，要摸索出一套新的教育模式。日本政府从1981年开始倡导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所有教育形式在内的“终身教育”体系，1987年又从学习者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内容更丰富的终身教育理念，强调学校教育要面向21世纪，要重视个性，建立无论是谁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自由地进行学习的终身学习体制，向终身学习过渡。[29]日本政府从1989年开始公布《我国的文教施策》白皮书，其中每年都有关于终身教育的内容，且占了很大的比重。教育、终身教育、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一直是日本文部省文化施策的重中之重。

二 战后日本的对外文化政策

战后初期，日本一直处在美军的占领下，当时日本政府的执政方针是按照美国占领当局的指导，在国内的各个领域进行民主化改革，建设所谓的“和平和文化的国家”。[30]在这个阶段以及美军结束占领后的一段时期内，日本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战后恢复和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在文化外交方面并没有什么积极主动的举措。但是，在日本经济发展壮大并逐渐赶超诸多欧美发达国家后，日本开始受到了来自这些国家的批判，日本人甚至被称为只重视经济和贸易活动的“经济动物”。在成功举办了1964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后，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开始扩大，但是也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理解，没能摆脱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动者之一的侵略者的不良形象。[31]这使日本政府逐渐认识到树立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形象的重大意义。

尤其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冷战格局的变化、东西方交流的增加以及世界能源危机的爆发，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性加强，但也引起了各种形式的经济摩擦、贸易摩擦和文化摩擦。这使日本政府认识到，需要将文化作为外交的手段之一来向其他国家介绍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通过文化关联的经济产业扩张，增强日本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从而实现日本的国家利益。为了在国际社会获得相应的威信、尊严和地位，树立友善的国际形象，就要摆脱战后过分依赖美国的状态，重视外交的多元化发展方向。

于是，日本政府在大力提高国内的文化和科学教育水平的同时，也开始将文化作为重要的外交手段，制定了“文化外交”的方针。文化外交是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所展开的外交，是主权国家利用文化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32]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有其自身的规律，即一个国家的文化辐射力的强弱受制于本国的经济水平和整体国力，经济水平高、整体国力强，文化辐射力就强，反之则弱。从世界范围来看，文化的主要流向总是从强国向弱国流动。因此，在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国力迅速增强，文化水平也得到提高之后，文化外交的成功概率也就大大增强，在世界文化外交的整体格局中具有优势地位，具备了较强的文化辐射力。正如日本国际政治学者舛添要一所言，日本摆脱困境、谋求霸权的出路在于输出日本文化。以往的历史也证明，一个国家要谋取霸权，必须具备军事、经济、金融、文化四个方面的优势。如今，日本已拥有经济和金融优势，并且以高科技为背景谋求军事优势也不难，关键是文化优势。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开始将文化作为政治外交的重要手段之一，文化外交逐渐成为日本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文化外交的主要实施机构是国际交流基金会。为了推进国际文化交流事业，日本政府于1972年设立了由外务省管辖的专门机构——国际交流基金会（The Japan Foundation）。该机构最初在1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19个海外事务所，主要目的就是向海外推广日本文化。国际交流基金会以政府出资为主，将从政府处得到的运营补助和民间的捐赠作为财政补充，由此可以看出其明确的政治背景和活动目的。该基金会的工作重点是促进文化艺术交流、援助海外的日语教育和学习、促进海外的日本研究和知识交流并提供国际交流方面的信息援助。多年以来，该基金会在国际文化交流和日本文化输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至今仍活跃在世界文化交流的舞台上。

日本政府文化外交的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对外提供的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简称ODA）。虽然这是一个经济方面的援助政策，并且刚开始时被视为日本用以开拓和占领海外市场的利己手段而遭到较多的批判，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的ODA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有了很大的改善，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ODA已成为国际社会众目注视的对象。[33]对其他国家的援助建设项目涉及教育、农林渔、城市生活、科研、医疗、邮电、食品、广播电视、环保、水利、文物保护、福利等广泛领域。这不仅有利于改善日本与被援助国家的关系，提升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形象，而且在援建过程中也将日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国民形象输出到了被援助国家，在帮助很多受援助国家取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同时，也成为日本文化外交战略的有效组成部分。

1988年5月，竹下登首相在伦敦发表“日欧新时代的开幕”的演说，这是日本“国际协作构想”明朗化的表现，也成为日本政府推进文化外交战略的标志性宣言。竹下登表示，日本作为先进的民主主义国家的一员，为确保世界和平与繁荣，积极地发挥与国力相称的责任理所当然。作为“为世界做贡献的日本”的三大支柱之一，在“为世界和平强化合作”“扩充ODA”的同时，第一次举起了“强化国际文化交流”的大旗。[34]

总之，日本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不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利用日本文化的丰硕成果和吸引力，将本国的价值观、理念附着在文化产品里向亚洲乃至全世界传播，利用文化这种潜移默化的手段为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服务。文化外交在对外关系中起到了其他手段难以匹敌的战略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