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古希腊城邦：美德伦理精神的建构

——西方伦理精神的逻各斯源头

古希腊是西方诸民族共同的精神故乡，是西方文明的摇篮。西方伦理精神的逻各斯源头就是从希腊城邦文化的活泼而卓越的创造过程中流淌出来的。

古希腊是西方诸多思想家梦魂牵绕之所在。谈到古希腊，黑格尔曾一改哲学家特有的沉静，动情地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欧洲人远从希腊之外，从东方，特别是从叙利亚获得他们的宗教，来世，与超世间的生活。然而今生，现世，科学与艺术，凡是满足我们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我们知道都是从希腊直接或间接传来的。”[1]黑格尔所说的“满足我们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作为古希腊人流传给整个西方世界的精神遗产，是在希腊城邦制度和城邦社会结构模式的基础上孕育和诞生的。希腊城邦制度从远古神王政制的废墟上兴起，展开了西方伦理精神建构的最初方向——城邦伦理向度。城邦公民美德在一种理性主义伦理构思中成为主导城邦公民价值评判的准绳。城邦道德的公民本位决定了希腊伦理精神的基本气质。

希腊伦理精神从最早响起荷马史诗的伊奥利亚地区发端，在希腊诸城邦纷纷以理性立法意识建立城邦制度的过程中，伦理思维逐渐地摆脱了作为远古部落贵族之道德基础的神话思维模式。在城邦制度初创时期，荷马史诗成了希腊人的道德教育的“课本”，随后又出现了赫希阿德的醒世史诗和七贤的道德箴言。前哲学的这些伦理思维形式，将根须深植于城邦公民（自由民）的道德现实土壤之中。由英雄时代（荷马史诗）培植起来的正义和美德的形象生动的现实教导，在七贤时代以一种抽象规范的道德训诫或命令的形式指导城邦伦理政治生活。城邦作为政治共同体同时也是道德共同体的鲜明特征，在荷马、赫希阿德和七贤的道德教导中，建构起一种以美德为核心的伦理意识结构或伦理精神结构。

我国学者包利民从“生命”的角度诠解古希腊人的美德伦理追求，道破希腊精神或希腊伦理的“天机”[2]。我认为希腊伦理生命的表现形式是“战斗精神”，这是理解希腊美德伦理的枢纽。从希腊词“arete”[3]（“”）[4]的本真词义即可说明这一点。这个词的一般译法是“德性”“美德”或“品德”。然而，从最早希腊文献的用法（尤其是荷马史诗）和词源学上的考释，这个词的本源意义应是“优秀”“卓越”。拥有arete的人是表现卓越和优秀之人。尽管对优秀之义理的阐说是因时而变的，但后来的希腊思想家将arete发展成一个表达良好公民形象的道德性范畴（即美德），以至于这个词的本源性意义（表现卓越和优秀）反而遭受某种程度的损缺。希腊伦理构思始终是围绕着古希腊人生命表现之优秀与卓越这样一个中心展开的。它着眼于古希腊人的战斗精神、勇武精神；同时，着眼于城邦公民在城邦“斗士”之角色自我认同下尊重法律和勇于战斗的精神。这种战斗精神还表现为调解城邦内部各利益集团之间彼此冲突的那种平衡、仲裁、协调能力方面（当然也表现在城邦与城邦之间的国际事务的公正上）；而在内表现为个人由理性统率激情或欲望之智性的优秀。美德伦理精神作为城邦生活的产物在表现古希腊人直接的生命感悟、思考、品味与理想化的时候[5]，不可避免地展开了个人—城邦的美德论冲突：在个人道德独立自主的美德要求和城邦利益至上的规范性美德要求之间的根本性冲突。希腊伦理精神即是在这一基本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哲学的诞生既是出于论证城邦道德秩序（美德统一性的根据）的需要，又将美德伦理思维从直接的经验性、日常性表现形式上升到一种宇宙论论证、目的论论证的理性思维的表现形式之上，最后在一种高度发达的纯粹哲学思辩的形式中达到了集大成的理论综合。这是西方伦理在源头上与中国伦理的实质性不同。中国伦理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原创性时期，始终停留在直接的道德悟解的层面上，没有走出类似于希腊七贤时代的圣贤劝谕模式。希腊美德伦理则由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家提出的对城邦公民美德的宇宙学论证而完成了实质性的一跃，美德伦理思维进入到逻各斯诠释的界面。而这正是中国伦理思维在春秋战国时代始终未能进入的界面。逻各斯（logos）[6]由城邦生活的透明性、民主性和“广场”意象群铸造而成，它的含义有“言说”“算法”“聚集”“理性”等。当希腊哲学家说“驳倒我并不难，驳倒逻各斯是困难的”（苏格拉底语）、“逻各斯指导一切，逻各斯决定一切”（赫拉克利特语）的时候，逻各斯实质上是理论话语阐辩的理性规则。逻各斯作为这一“言说”，是对词语论证性力量的高度推崇。当希腊哲学从城邦文化土壤中从神话思维模式中诞生出来的时候，逻各斯意识突出地表现为哲学家们执“本原”诠解城邦道德秩序的运思方向。在后来的目的论的论证框架和体系化综合性阐释中，逻各斯总是试图对城邦美德追求的多样性、矛盾性和复杂性提供一种形而上原理，并用之指导现实的城邦政治伦理实践（通过设计理想城邦）。逻各斯对希腊美德伦理精神的建构起到了塑造其基本的诠释性结构的作用：从系统化的伦理学思维的诞生，到以一种理性自主性的美德论视野对城邦美德状况的反省反思，最后到体系化的综合，都体现了这种逻各斯观念。从这一意义上讲，如果我们接受德里达关于西方传统文化本质就是一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观点的话，那么就会看到，希腊美德伦理精神的建构实质是西方伦理精神的逻各斯源头。

希腊城邦文化的衰落，个人—城邦关系的文化土壤的“流失”，是希腊美德伦理精神结构消解的现实根由。在希腊化时期，希腊文化走出希腊本土，播撒到属亚历山大帝国这一世界性帝国的辽阔的希腊化国家。以希腊城邦为中心的美德伦理精神逐渐地被吸纳到了新兴的基督教宗教伦理中了。

[1]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57页，下引同。

[2] 参见包利民《生命与逻各斯——希腊伦理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 1996年版，下引同。

[3] 拉丁语。

[4] 希腊语。

[5] 参见包利民《生命与逻各斯——希腊伦理思想史论》，第3页。

[6] 拉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