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的出版，前后经历了17年的时间，基本部分在2002年的博士论文《十九世纪汉外接触与汉语新词研究》中已经完成。到上海大学广告学系工作之后，研究方向转向传播与营销，2006年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申报了上海市教委的项目《观念传播与汉语新词》，在内容组织上由博士论文的以交际领域与语体为纲，修改为项目的以交际领域与观念传播为纲，并将研究覆盖的时间延长到20世纪初期。项目研究对博士论文主体所涉的材料部分的修改并不是很多。

本书的观念传播，主要体现在观念传播中的观念凝结在语言词汇上的过程、规则与结果。而观念所属的词语簇的外形与意义的变化、词语在报刊文章中的使用分布情况、词语在社会各阶层与空间各地域的流传情况研究，本书涉及不多，但都是很有吸引力的课题。

2002年以后，对19世纪新观念、新词语的研究出现了很多的成果。特别是观念史的研究方兴未艾，成果卓著。2003年冯天瑜在《光明日报》发表《近代学人对新词语输入的反应》[1]提出西方“语言霸权”的命题，一时成为热门课题。最近几年的文献中频繁出现“语言霸权”的研究成果。“语言霸权”说总让我觉得辣人眼睛，让人感到如中雷击。梳理19世纪汉语吸收外来观念，形成新的汉语词汇的大致历史，只是让我感受到西方语言的优势十分明显，而语言的优势是因为与语言有关的经济、文化、科技，或者政治上的优势扩散到语言交际而获得。军事上的强势很难传导到语言交际上，在鸦片战争中失利的中国人在寻求解决军事劣势的危机时，并没有主动向西方学习，除了进口一些武器、舰船外，并不涉及思想文化、观念语言方面的输入。而19世纪译书与创造新词语也并没有西方在语言上的霸权存在。霸权之下，没有选择、无法对抗，而整个近现代的汉语新词的创制与使用的历程，都是在中国人的自主选择下进行的，西方人虽然参与其中，应该说是与中国人合作愉快的氛围下帮助新词创制的。这是一种自我更新的选择，而非霸权下的屈辱接受。

日本在统治台湾期间，实行的是语言霸权。殖民地宗主国一般会在殖民地推行语言霸权政策。而正常的文化交流，或者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从强势文化引入一些观念并相应引入其词语和表达方式，可能会引起语言使用上的困难，但这如果要给戴一个“语言霸权”的帽子，实在有些阻碍交流的味道。如果说近现代的汉语发展是西方语言霸权的结果，用这样的逻辑看中国的崛起，是否会被其他文化的人民误解为是汉语霸权时代的来临了。

19世纪以来汉语从西方世界吸收的新词语和新词语背后的新概念、新观念，虽然有西方传教士的主动推销，但大多是中国人主动引进。在甲午战败之后西方观念通过日语大量涌入汉语世界，也不是西方人或日本人逼迫中国人学习使用这些新词语。所以勉强要给19世纪以来的汉语向西方学习新观念并由此产生一系列表达这些新观念的词语的现象按上一个西方语言霸权的原因并不客观。西方霸权的形成是内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汉民族文化一直是输出为主，东亚文化圈就是以汉文化为基础建构而成的。全球统一文化的建立，需要中国的参与，但在世界多元化的语境下，中国在后面跟跑了近一个世纪，现在有了参与建构的能力。抛弃霸权思维，建立语言与文化的竞争思维，更加有利于世界多元文化平衡格局的形成。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许多老师、领导、同学、同事的帮助，要给予特别感谢的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予以表达。

在博士论文撰写期间，特别要感谢的是李熙宗、高天如、胡范铸、周振鹤四位先生。

李熙宗先生是我的博士导师，作为中国现代修辞学创立者陈望道的两名亲传弟子之一，李先生在做人、学问方面给我们这些弟子做出了榜样，他的课逻辑严密，特别是语言表达简洁、准确而富有创见。他待人以宽厚，为学生确定论文选题时，总能尊重学生自己的意见。也因为有了老师的恩肯，才有我的博士论文选题。

还记得2000年参加华东修辞学会黄山年会，会后我与吴云同学陪同胡范铸先生一起乘船从黄山绕道千岛湖回上海，途中受胡先生指点良多，最大的收获就是将博士论文的范围定在汉语新词与语体发展上。在论文撰写期间，胡先生还特别惠寄相关资料给我，给予我很大的帮助。也是在胡先生的指导下，将博士论文的一章改写为《十九世纪汉语世界地名系统的建立》，在《修辞学习》（现名《当代修辞学》）发表。同样在论文撰写期间，曾经向周振鹤先生请教过，记得在他的塞满图书的办公室里，坐在铺着图书的椅子上，听他讲述资料收集的趣事和新词研究的独门绝技。受到周先生的指点，让我进一步拓展了学术视野、增加了研究深度。

高天如先生是我的硕士导师，一直关心我的学业与生活。博士论文也得到了他的指导，一本重要的参考资料，马西尼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就是由高老师提供的。他所著的《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对我影响极深，博士论文的行文风格在很多方面都是学习高老师的。

在上海大学工作期间，本书的进展要感谢金冠军和许正林两位教授。在金冠军院长的鼓励下，申报了上海市教委的项目并获准立项，项目名称为“观念传播与汉语新词”，项目编号为06AS153。获得了一定的资助，将新词的创制与观念传播结合起来考察，形成了新的研究格局。而许正林教授就任广告系主任，我作为他的工作搭档，同在一个办公室，经常鼓励我将博士论文修改后出版，并为我的书预留了出版经费。只是一直没有精力修改，辜负了许老师的期许，但多少促进了将论文增改为书稿的进程。

在项目期间和后来的出书动议时，我妻子冯文丽出于对观念传播的兴趣，也为本书提供过资料，并校对过书中的注释等，为本书的改写定稿贡献了力量。

本书的最后出版，要感谢同事牛盼强博士，是他的不断鼓励和催促，才有本书的最终定稿。可谓是关键的临门一脚。

[1] 冯天瑜：《近代学人对新词语输入的反应——中国应对西方“话语霸权”的历史回顾》，《光明日报》2003年8月19日，又见《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