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自晚明至晚清

概述 伦理文化生态中的意义生成

中国古代的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伦理文化，伦理道德的价值观是其核心。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主要指的是以儒家伦理为观念架构，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社会依托，与传统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和行为的道德抉择为导向性作用的伦理体系。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是由古代中国人伦理道德觉醒与自然经济、专制政治、内圣外王的精神追求相互作用而生成的。它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有着迥异于海洋文明的自身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其伦理性，或者说就是基于血缘关系之上的人际关系精神。中国文化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核心的，而西方文化则是侧重于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核心，印度文化又是以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为其核心。因而，中国文化务实，脚踏在人世间的大地之上，讲究的是经世致用，强调的是人际关系，要求个人进行道德上的自修，以伦理道德的标准来“修齐平治”。

张岱年和程宜山合著的《中国文化与文化争论》认为“崇德利用”是形成中国文化基本思想的体系之一。庞朴在《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论纲）》中认为富有人文精神的、不甚追求自然之所以、缺乏神学宗教体系的中国文化是“以伦理、政治为轴心”的。汤一介《再论中国传统哲学的真善美问题》认为“实践的道德观念”是长久影响民族精神的四个方面之一。王元化《为五四精神一辩》认为“以道德为本位的价值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特点之一。

中国古代文论自然也深深打上了伦理道德文化的烙印，它重视文学的政治伦理功利价值，历来有“重德轻文”的传统。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哲学基本上是道德哲学，它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哲学思考是全面而深刻的”[1]。《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封建社会中的圣人孔子有四忧，第一忧就是“德之不修”。中国古代以礼教、人伦、政教立国，这迥异于西方古代的以宗教立国。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古老文化产生的对于文学作品的阐释原则就是“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等，这些诠释原则也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以载道，宗圣征经，劝善惩恶等，客观上起了精神“牧师”的作用。于是，一些在道德情操方面有瑕疵的人，无论他们的文章如何卓越，一般都是为后人所不齿，其文章甚至被淡忘。相反，也有一些很普通很一般的诗文因为作者是民族英雄或具有高尚情操等原因而流芳百世，传之久远。

儒家思想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在本质上，它是伦理学。孔子的学说，是关于现实人生的伦理关系的学说。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都把儒家学说作为“立国”的思想根本，以维护“长治久安”的纲维，正统文人知识分子也都是以儒家学说的理论作为他们对是非曲直的判断标准。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整个的知识体系、道德教化和法律规范都是以伦理为基础的，因为整个的文化系统就是伦理文化。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就是以伦理道德进行教化的文明。所以整个的权力话语系统就是关于伦理教化的规定、诠释和执行的共同体。文艺理论也不例外，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即创作或诠释的宗旨就是“明道”“宗经”和“征圣”。

经学占据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主流，伦理道德的教化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牧师”职能而无孔不入，它是封建社会的主流话语、权力话语和占主导地位的诠释话语，因而，对于《水浒传》的诠释和解读，无论是指责它“诲盗”，还是褒扬它“忠义”，也都是从伦理道德这个角度进行的，因此，如果抓住了社会伦理道德这条绳索，对于《水浒传》在明清两代的诠释史研究就能牵一发而动全身，纲举目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