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统与现代性转化

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朱光潜诗学建构的重要意义

史玉辉[1]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徐州 221116）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对朱光潜诗学建构的意义何在？对此问题从两方面展开探讨：第一，儒家哲学思想是朱光潜诗学研究的基础：其诗学建构以真善美统一与礼乐精神为原则。第二，中国人文精神是朱光潜诗学中西融通的核心：其诗学所包含的理性精神的实质是孔子所代表的儒家理性；其诗学建构既借鉴西方重理性分析、重逻辑体系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又体现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传统文化是朱光潜诗学思想的精神源泉。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朱光潜；诗学建构

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是朱光潜诗学研究的理论自觉，他清醒地意识到新文化的建设必须以传统作为逻辑的基础和出发点。着眼于新诗建设的发展，朱光潜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对新诗本体建设作理论思考，坚持诗的审美特质，创造性地继承中国诗学。研究朱光潜诗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不仅要分析其在格律、言意关系、“静穆”理想方面所接续的传统精神，还必须在整体诗学建构、在诗话到诗学的现代转型的历史语境中，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之于朱光潜诗学研究的意义。下面主要从诗学研究基础和中西融通特质两方面分析：

一 儒家哲学思想是朱光潜诗学研究的基础

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接受还是批判？朱光潜在新诗发展所碰到的危机和困境处设思，在对传统、西方的客观事实加以分析的基础上，以儒家哲学思想对西方挑战作出创建性回应。儒家哲学思想是朱光潜诗学研究的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真善美合一的诗学研究

诗学理论是变动的，对诗学理论的理解、领悟活动同样带有历史性。朱光潜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他不仅努力领悟儒家思想的过去性，还致力于领悟它的现在性。朱光潜视人生为真善美的融合，不但善与美是一体，而且真与美也并没有隔阂。真善美俱备，人生才完美。人生是多方面却互相和谐的整体，为正名析理，分析开来看，有实用的活动、科学的活动、美感的活动；物有真善美三面，心有知情意三面。“道德的宇宙”中的价值标准是善恶，“科学的宇宙”的价值标准是真伪，“美术的宇宙”的价值标准是美丑。完满的人生见于三种活动的平均发展，所以它们虽是可分别但不是互相冲突的。朱光潜将人生看作由各具内在价值的多维元素构成的有机系统。求知、想好、爱美都是人类的天性，教育的功用就在顺应人的天性，使人在这三方面得到最大限度地调和发展，以达到完美的生活。儒家最高的人生理想就是“尽性”。强调多元宇宙及其各自的价值标准，体现出朱光潜对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的充分认识。

朱光潜对中国诗论的建构同样追求真善美融合，达到了还真、阐美、化善三者的合一。还真方面，他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对诗的起源、诗与散文、诗与绘画、诗与音乐的联系与区别、诗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中国诗的节奏与声韵、中国诗何以走上格律的道路等方面进行科学化的条分缕析，将诗学研究建立在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基础上。朱光潜不但对问题本身有科学的认识，而且在研究过程中将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的重要观念作科学化的分析，使其面貌得到真切的细致展现。言意研究与诗的境界、诗的格律研究一起构成了具有较强逻辑穿透力的诗学体系，为中国诗学的现代化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开拓性贡献，也体现出朱光潜对诗学建构的科学之真的追求。阐美方面，一方面体现为坚持诗美的合法性，注重本民族艺术精神、审美精神的发掘；另一方面，体现为对美感教育的推崇，与善融合。化善方面指的是朱光潜的诗学建构注重人格的完善、人格的修养以及诗的教化作用。

美与善的融合是朱光潜诗学建构中的重要内容，这来自他对儒家美感教育思想的挖掘。儒家哲学为其诗学建构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朱光潜继承儒家“温柔敦厚，诗教也”的观点，认为诗扩大想象、培养同情，美育是德育的基础，艺术、美育关乎民族复兴。他特别关注诗的发展，倡导诗的美感教育。

朱光潜源于儒家的诗教思想值得我们特别重视。20世纪的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科学理性却向“工具理性”倾斜，忽视了“价值理性”，忽视了“真善美”等基本价值。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朱光潜坚持探讨“真善美”的内在价值。他对人的理解是真善美合一的，他的理想是通过改造人来改变社会，源于儒家传统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在诗学研究领域完成对传统的转化性创造，尝试现代理想人格的建立。朱光潜精通中西文化，发掘儒家人文精神、价值理性，提出了自己的诗学理想。

西方文化崇真求知，中国文化重知行合一，以善为本。朱光潜学习西方美真的统一，重视科学方法、逻辑规范，以成其诗学的学理建构，骨子里则以儒家为主导，特别关注美善统一，其诗学向人生开放，灌注传统伦理审美化的文化精神。朱光潜的诗学不仅是对诗的思考，也是对人生的思考，是一种人生审美价值的追求，因此，其建构的真善美合一的诗学理论，不仅具有诗学的价值，而且具有人生的价值。

朱光潜揭示出孔子诗学理想的核心是“尽善尽美”、善美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孔子重视艺术给人带来的审美愉悦和享受，反对禁欲的自我禁锢；他强调音乐等艺术，既满足人的精神向善的提升，又给人一种感官的美的愉悦。朱光潜重新发现儒家所重视的这种人格的善和艺术的美之间的统一，并通过自己对诗的学理阐发将人格之善融于诗歌的艺术之美，同时也将诗之美融于人格之善。其诗学理想是人生的善与艺术美的完美融合，可见他并不是抓住人们所谓儒家追求功利的宣传教化功能来反对儒家思想，而是发现政治教化之外的儒家诗学理想，是对儒家诗学思想的再认识。朱光潜以自己敏锐的思维力深刻地认识到儒家的“善美合一”、儒家所追求的善美妙合无间、尽善尽美的最高理想。进一步讲，由静的性德而来的“乐”，是儒家孜孜以求的艺术人生之意境。人的生命如果能沉浸于美与善统一的诗的艺术境界之中，便能获得无限的充实和谐的精神状态，这显然抓住了儒家艺术精神的真谛。而且以不断完善、提升人生——人生的艺术化作为最高的艺术精神，在这一点上，朱光潜对儒家的精神高度认同。他不仅阐发儒家尽善尽美、美善统一、乐的作用等思想，而且从实际出发，希望以洗涤人心来解决社会问题，其诗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就是儒家的“美善统一”。

（二）以儒家礼乐精神建构诗学思想

要消化外来文化，首先自己肠胃的力量要强大。朱光潜的诗学建构中，中国传统文化消化西方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体现在哪里？

1942年朱光潜撰写文章《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儒家思想系统的基础》提炼“和”“序”来概括儒家的礼乐精神。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序”，两者构成儒家的思想基础。“和”是个人修养与社会发展的胜境，达到这一境界的路径是“序”，序”是“和”的条件。乐和礼、情和理是相通的，礼乐不能相离，它们是内外相应、相友相成。乐在冲突中求和谐，礼在混乱中求秩序。

“和”是中国文学与文论的文化根基。朱光潜吸收外来文化靠儒家礼乐精神的力量来调和。他以“和”的精神化解中西、新旧的冲突，化除情理的冲突，使对立的双方摆脱疏离与排挤，相互渗透和统一，获得自由和谐；以“序”的精神安顿中西、新旧；以“和”“序”统一的精神建立诗学理想和人生理想。朱光潜是希冀人格丰美的智者，精神襟怀聚焦、阐扬了儒家人文精神。他的诗论是“和”与“序”的统一，是深沉厚重的理性与活泼轻盈的感性的美妙融合。儒家哲学基因在朱光潜诗论中彰显、生长、发展。

具体而言，朱光潜的诗学虽然是儒道释融合，但儒家是核心，朱光潜晚年自道受儒家影响大。具体到诗学建构，他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儒家的礼乐精神建构。表面是西方话语，骨子里是儒家的“和序”精神。“和”具体体现在中西、新旧的冲突化为和谐，将旧诗纳入新诗，弥合了新旧诗之间的裂痕，以旧诗经验来弥补新诗本体建设的短处；“和”体现在朱光潜将诗的内部因素研究与诗的外部因素研究结合；“和”更体现在朱光潜的诗学建构以儒家哲学精神为根基，也融合了道家、佛家和西方文化。新与旧、中与西的“和”不是物理组合而是化学式的“和”，即生成新的物质。“序”体现在“和”的成分不是无序的简单的相加，它们各安其位、妥妥当当。“序”不单指有条理秩序，不仅体现为分析的条理化，如把中国古代文论说不清楚的某些概念说清楚以及提出问题是大处着眼、处理问题是小处下手的条理，更体现为节制、礼序、不激进、不偏激。比如，朱光潜对待文艺的态度体现为化冲突之后的“和”。他既不是以实用的态度来看待文学，也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艺术的观点。朱光潜一方面受魏晋文学自觉的影响，强调艺术的独立性，认为艺术不应卷入现实的纷争、艺术不应有政治实用功利性；另一方面，他自幼读经，受儒家影响大，所以同时强调儒家的美善合一、诗教观点。朱光潜试图弥合这两者的矛盾，他深刻体认儒家的诗教观，不强调儒家的政教化的一面，而是突出诗教观的审美成分，认为诗等艺术独立于政治，但是诗是人生的一部分，通过艺术审美实现人生境界的提升。朱光潜试图抛开艺术的实际功利目的，超越政治的意识形态，从伦理与审美为诗寻找家园。这种文艺观是儒道思想的化合。

“和”与“序”的统一集中体现为朱光潜继承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思想，提出的“静穆”的诗学理想，“静穆”将诗与人生结合起来，朱光潜的诗学理想也就是他的人生理想。“静穆”包含诗之于人生的价值——怡情养性，指向人生。朱光潜把儒学为核心的传统当成一种生命形态、一种人生哲学，从美学、伦理学、哲学的角度理解和发掘。因此，朱光潜诗学思想具有哲学的内涵，是他思考人生的一种方式。“静穆”消解人生的矛盾，是一种以艺术超越人生痛苦达到的诗性和谐。朱光潜以“静穆”为最高艺术理想，延续了民族的精神之根。

朱光潜将孔子诗学转化成“新的精神能量”，继承民族文化精神与诗学资源，在接续中国传统文化生命的基础上，建构现代中国诗学。他以诗学研究探讨了如何弥合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矛盾，其诗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诗学面对西方文化、西方文论的挑战作出的创建性回应。在诗歌理论建设上，朱光潜有意回归传统，这种回归建立在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复杂性、多样性的认识与解析基础上。现代诗学不能只是停留在中国文化、中国传统诗论的范畴里，中国传统必须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如果传统文化不能面对西方挑战作出回应，我们所谓创造转化的工作以及建立新的价值就无从谈起。这是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时候所不能回避的问题。朱光潜虽然在诗学研究方法上、言说方式上引进西方，弥补了传统诗论思辨性不强的缺点，但是在内在精神上仍牢牢坚持传统。中国语言特色、中国诗的特质、中国诗学理想等，都是他迎接西方挑战的武器。朱光潜强调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性，并以这个合理性为基础重新定位传统文化在新的诗学建构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和应该体现的价值。当然，在迎接挑战的过程中，他对传统文化也有所突破。

二 中国人文精神是朱光潜中西融通的核心

朱光潜的诗学思想产生于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发生延续与变革的时代。因此，与传统、西方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对传统的沿袭与突破、对西方的借鉴和改造以及传统与西方的交互作用。其中前两种关系容易被人们关注。传统与西方的交互作用具体包括互动的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理论对朱光潜沿袭与突破传统诗学所起的作用；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朱光潜接受改造西方理论起到的影响作用。相比之下，因为现代的文学理论产生于西方话语的背景下，西方理论之于朱光潜对传统的沿袭与突破的作用也容易被人们注意到；而中国传统文化在朱光潜接受西方理论影响时所起的作用却少有关注，但毫无疑问这也应该是朱光潜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朱光潜接受西方理论的“理解的前结构”对他接受西方文化有重要影响。朱光潜以平等互补、分析、批判地选取等原则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融通，他的诗学呈现出以西方的研究方式、西方话语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实质精神的继承，承传又创新，接受又改造。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理性逻辑表达对诗的推崇

要深入考察朱光潜诗学中西融通的特质首先应该从他的理性入手。朱光潜既推崇孔子的理性精神，又赞扬古希腊的逻辑理性，在坚持民族文化特有的理性传统基础上将两者融合。

古希腊经历哲学的逻辑理性最终取代神话、诗的思维方式的变革，这场变革是革命性的。尽管海德格尔重新举起诗的大旗，并视柏拉图以降的哲学发展为理性异化的历史，但这场革命无疑奠定了西方文化的逻辑理性思维的传统。

孔子有与柏拉图十分相似的以伦理、政治为本位的理性精神和对待神话、宗教等超自然现象的怀疑与批判。但是孔子与柏拉图有重大的文化差异，“孔子并没有像柏拉图那样把诗同神话并列为一体，作为理性的对立面。恰恰相反，孔子一方面拒绝神话……另一方面却极度推崇神话时代的精神产物——音乐与诗歌，把它们看作是人格教育的根本和基础：这种对诗的截然相反的理性态度绝不是个人爱好和趣味的问题，它恰恰暗示了孔子所代表的儒家理性不同于希腊的逻辑理性的特异之处”[2]。

朱光潜根本上是推崇诗的，这一点显然与古希腊的逻辑理性不同。他虽然借鉴了古希腊的理性精神，但是对诗重情以及注重抒情诗对人格养成的作用等民族文化根性不变。实际上，朱光潜是以逻辑方式剖析诗以推崇诗，西方理性只是工具、手段，他的理性精神的实质还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孔子所代表的儒家理性。

当然，朱光潜不是以摒弃科学理性的态度看待诗，他学习西方的理性精神，研究诗的本质、要素以及特征，在如何保持诗作为诗的特性等问题的探究中，朱光潜不否认对诗作西方式解析，但是他同样注重怎样使诗保持民族特性？探究为什么以诗作为人格教育的根本，这表明朱光潜不愿失去民族文化理性的精神气质。

朱光潜为什么推崇诗？

中国传统社会重视诗教，诗歌是主要的文学样式。清末民初，社会对文体实用价值的认同导致诗歌这一中心文体不再独占主流地位，小说的文化启蒙功能被强化，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从以诗为中心转向以叙事文学为中心。在这样的背景下看朱光潜，他显然不是从功利启蒙的角度出发，如果他是，他会去推崇小说。他也不是照搬西方、学习西方，如果是，他也会去推崇小说。朱光潜为什么推崇诗，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个人兴趣以及对古典诗词的珍爱。朱光潜自幼就养成了对古典文化特别是诗的浓厚兴趣。他对诗的喜爱是一生的喜爱。从儿时的熏陶到中学时代对诗的鉴赏，从香港大学对中西诗的比较、留学后仍钟情于中国诗到回国后对中国诗的认识更深刻、更珍爱。朱光潜对古典诗词的珍爱代表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爱，虽然朱光潜认识到当时不是诗的时代，但是他一直崇信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诗。朱光潜对诗的兴趣使他长期浸染在代表母语文化的优秀古诗中，乐此不疲并深解其韵。

二是朱光潜坚信只有中国诗可以与西方文学相抗衡。他对传统不仅深情地欣赏而且理性地认同。朱光潜直陈“中国文学只有诗还可以同西方抗衡，它的范围固然比较窄狭，它的精炼深永却往往非西方诗所可及”[3]，中国的诗强于西方，所以新诗没理由西化，打碎西方文化的普世价值。但是，新诗放弃了中国诗歌的传统，新诗破坏了旧形式，新的形式还未成立，在新文学各门类中，新诗成绩较差。1941年，在《给一位写新诗的青年朋友》中，他说这二十年中差不多天天都在读诗，讲授过多年的诗，当过文艺刊物的编辑，读过许多青年朋友们写的新诗。他很深切地感到大部分新诗根本就没有“生存理由”。朱光潜对中国诗的未来充满忧虑、不安，努力探索新诗发展的路径。

三是要想养成纯正的文学趣味，最好是从读诗入手。朱光潜根据他的教书经验，发现一般的青年都喜欢听故事，但是不喜欢读诗。所以说一般青年对文学的趣味很低。诗里面也有故事，但是诗之所以为诗，却并不在故事，“而在故事后面的情趣，以及抓住这种简朴而隽永的情趣，用一种恰如其分的简朴而隽永的语言表现出来的艺术本领”[4]。读诗要从貌似容易但是实际上不容易作出的地方去下功夫，也就是要学会了解这些地方的佳妙。朱光潜说对这种佳妙的了解和喜好就是“趣味”。“一个人不欢喜诗，何以文学趣味就低下呢？因为一切纯文学都要有诗的特质。一部好小说或是一部好戏剧都要当作一首诗看。诗比别类文学较谨严，较纯粹，较精致。如果对于诗没有兴趣，对于小说戏剧散文等等的佳妙处也终不免有些隔膜”[5]。不爱好诗而爱好小说、戏剧的人往往很难领略艺术家对于人生的深刻观照以及传达这种观照的技巧。能欣赏诗，自然就能欣赏小说、戏剧等其他种类的文学。

四是诗具有对人性的陶冶作用，朱光潜认同诗对人的这种作用。他并不是强调诗的政治教化作用，而是强调诗对心灵的陶冶，而且他追溯到了孔子。朱光潜对诗寄予改造人心、涤荡社会污浊之气的希望。（上文已论，此处不再赘述）

朱光潜推崇诗歌，与先秦理性有渊源，显然不同于古希腊的逻辑理性。他沟通和整合东方的诗性智慧与西方的逻辑理性，这种文化互补造成了朱光潜的思想个性及其诗学范式的独创性。

（二）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

朱光潜的诗学研究借鉴西方的重理性分析、重逻辑体系的科学研究精神和科学方法，又体现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理性。他的诗学研究将西方寻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与重修身养性、心灵关怀的儒家人文精神合二为一。传统文化使朱光潜诗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

一方面，朱光潜对西学持一种开放心态，承认西学的合理性，认识到西方文化长处和中国文化短处，吸收科学、民主、个性等方面的现代价值理念，致力于中国诗话向诗学转型的现代化尝试。他深知，中国文化如果没有另一文化系统来作参照，是很难深化其学理创造的，只有在与西方文化相参照的过程中，才能激活研究思路，推进文化的创新发展。在《诗论》的《抗战版序》中朱光潜提出“中国向来只有诗话而无诗学，刘彦和的《文心雕龙》条理虽缜密，所谈的不限于诗。诗话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片言中肯，简练亲切，是其所长；但是它的短处在零乱琐碎，不成系统，有时偏重主观，有时过信传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6]。朱光潜学习西方的“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对中国传统重综合、轻分析的缺陷做了纠偏补正的工作。“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精神，贯穿了他的诗学研究。在言意关系的探讨中，朱光潜接受现代的学术方法，努力将古代诗学的观点自身逻辑化、分析化，解决了中国古代诗学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用逻辑分析方法建构的诗学思想，清晰而严整，令人叹服。他重新建构了言意关系，对中国传统诗学的概念、论题进行了现代化的科学洗礼，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西诗学价值理念的有机整合。

另一方面，科学讲究理性分析，实证的、分析的思维模式确实可以有效地帮助人们把握诗的种种奥义，但是并不能有效地把握诗作为人类的一种高级精神活动的精神要义，科学并不能解决诗的领域里的所有问题。解决中国诗精神活动的问题，离不开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如果舍弃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照搬西方诗学理论，不可能创造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诗学。朱光潜虽然对传统诗话缺乏科学分析精神不满，自觉以西方的科学精神来弥补不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中国诗话适应中国诗特有抒情特质而形成的重同情、直觉体悟以及重视人格的成分等传统。既有对诗真理的探求又有对诗的修身养性价值的探求。事实上，朱光潜非但没有舍弃，反而是将它们发扬光大。

朱光潜把西方文化的科学与中国文化的人文特长相结合，这从他对诗的研究专著《诗论》一书的章节安排可以见出。朱光潜强调各种艺术的“异质”，通过剖析诗与其他艺术的区别来把握诗的本质特征。所有对诗的科学分析都在深化“诗是什么”“诗应该如何”。为诗“正名定义”。其实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所有对诗的科学分析，都贯穿着朱光潜对诗的历史意识以及诗在情趣、音律方面的民族特质。第一章《诗的起源》并不单纯只是为了分析诗的内部要素，对诗作科学的分析。起源的探究可见朱光潜是重历史的，这是中国学问的特色。这种向回看，也是中国思维的特色。朱光潜为诗的格律提出历史的根据；研究“内容与形式”问题为格律寻到哲学的根据；五章至七章分析诗与其他艺术区别的特质；后面则直接探讨中国诗的格律特征、格律化道路，也就顺理成章了。

《诗论》最后一章是《陶渊明》，为什么以《陶渊明》作为最后一章？体例上似乎与全书不协调，其实有着很深的内在联系。《陶渊明》代表了朱光潜的诗学理想，也是特别充满情感的一章。作为终章，从体例上看，显然不符合《诗论》的整体体例，但这实际上恰恰反映出他对西方诗学成体系的科学研究的突破。可见，朱光潜并没有完全按照西方的逻辑体系去建构他的诗学。他更看重诗的价值世界，否则完全可以删掉《陶渊明》，不要让这章破坏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建构，保持体例的一贯完整。无论是整个书的起章与终章的安排，还是《诗论》所传递出来的审美观念，都可以看出对于诗而言，朱光潜认为价值世界与科学世界同等重要，其诗学研究在科学解释基础上，回归了价值世界。《陶渊明》虽与前面章节的体例不一致，但却是朱光潜基本诗学价值取向的高潮。从这一章可以明显看出朱光潜对诗解释的具体路径和他的诗学创新。在其研究视野中，诗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还是主体价值的文化凝结；诗不仅是科学意义上的诗，而且是文化意义上的诗、人生意义上的诗。正因为如此，《诗论》以形式逻辑分析形成的知识系统蕴含诗的仁性关怀的文化意蕴。

《诗论》仁性关怀的文化意蕴以儒家诗学思想为核心。“儒家的诗学公式是：‘诗歌——人心——治理’，这就是说，‘言志’的诗歌可以塑造人的善良的心灵，而善良的心灵可以纯洁社会的风俗习惯”[7]。一些研究把儒家的诗学思想归结为“实用”，过分强调其“政治教化”方面，忽视儒家诗学思想所蕴含诗的审美意义方面。朱光潜看到了儒家有超脱的一面，他的诗学观念的核心是以诗来怡情养性，洗刷人心，改造社会，就是发现了儒家的人格理想蕴含了某种诗性的追求，将之发掘出来。

儒道两家思想不同的价值取向，适应人们在不同境遇的精神需要。出世入世的平衡感，既形成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重要的社会心理，也影响了中国的诗学观念，“即在‘诗言志’的大纲领下，涵盖了丰富的内容，既容纳了 ‘兴、观、群、怨’和 ‘美刺’等儒家的审美观念，也容纳了 ‘游’、‘虚静’、‘玩味’等道家的审美观念，这两种观念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联系与沟通”[8]。朱光潜的“静穆”艺术理想和“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的人生理想就是儒、道、释的相通互补。

孔子认为诗的社会作用很大，所以他十分重视诗教。孔子把培养君子人格作为诗教的根本。对此，朱光潜是非常肯定的。《论语·阳货》篇中写道：“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兴’的意思是指诗的形象和思想感情对人的情感激励鼓舞。孔子的 ‘兴’的观念既考虑到诗的形象性特征，又强调了诗的感情特性。对于 ‘兴’，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培养人的情感力”[9]。诗的学习对人的感情有助益。抒情诗参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建构，诗既是知识分子投身政治等社会活动的重要途径，也是他们在艺术层面实现自我的主要方式。周至春秋，祭典、宴会以及交谈和讽谏，可以说无不用诗。周王朝采集整理诗歌以观民风得失、察政治效果。同时，也用诗教育子弟，“学诗”是修身的重要手段。因此，孔子强调“不学诗，无以言”。中国抒情诗不仅书写着知识分子的“政治情结”，由于“学诗”来修身，诗还直接参与知识分子的人格建构，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涵养有明显的审美化倾向。朱光潜非常喜爱的陶渊明就是理想人格的典范。

朱光潜非常赞同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与乐并提，诗具有塑造完善人格的重要作用。“兴于诗”的观点说明孔子看到诗能在艺术的感化中逐步培养人的道德品格。朱光潜也强调通过学习诗，人的思想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成为有“仁”的君子；注重诗歌的审美娱乐和对人的精神陶冶作用，以诗来陶冶精神、提高情怀。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贯穿《诗论》始终，比西方的科学精神所占的比重更大。当然，这种文化关怀，不仅仅是儒家的，还是儒家、道家、释家相融合的。朱光潜发挥孔子诗学关心仁性的成分，以西方科学精神发挥了儒、道、释融合的心灵关怀的诗美学观念。《诗论》不同于西方倾向纯粹学理探讨的理路，颇具中国传统的审美趣味与提高人生境界追求的价值取向。

朱光潜诗学思想的最核心点是诗本人本，诗化人生，是诗自身的审美到审美人格的建构，这显现中国古典诗学的气质。先秦诸子追求个体人格境界成为古代文论的主要价值目标。诗成为士人人格境界的象征，艺术蕴含生命情怀、生命超越的诗性旨趣成为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以文辞观人的传统，发展到唐宋，更是直接以人格论诗。传统文论中的人格论对朱光潜影响深远。朱光潜把陶渊明的人格与诗并观，诗与人浑然合一，认为伟大的诗与伟大的人生相通。他追求“人生的艺术化”，无所为而为的审美精神使人心免俗，强调诗提升人格、诗对人生养成的作用，倡导美感修养是人心、人格之根本，他希望以真善美统一的人格论改变中国人的质料，创造理想的社会。朱光潜本人的人格也体现出他所建立的基于传统的现代理想人格的深厚意蕴。

可见，朱光潜中西融通的诗学建构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人文精神是他的文化内核，“西学”为他继承儒学传统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朱光潜诗学思想中西融通的特质也体现在话语方式是西方的、对诗审美价值的追求却是传统的，这也正是他的创造性所在。

综上所述，运用西方研究方法、表达方式与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并不矛盾。深厚的中外文化学养使朱光潜具有寻根自立的精神取向和内化外来思想的学术能力。他在接受西方理论影响、变诗话为诗学的同时，在西方式思辨体系中保留了浓厚的民族意味、延续了民族文化精神。他坚持以优良的传统消化西方，以中化西，以儒家的美善合一、礼乐精神文化内力融通中西、新旧，化冲突为和谐。朱光潜人文与科学并重、寻求中国特质的人文精神与西方理性科学逻辑相会通，其诗歌审美理论的建构重人生、重内心修养、重感性体悟，既有对诗真理的探求又有对诗的修身养性价值的探求。毋庸置疑，关注民族特色及审美人格的建构，是朱光潜诗学思想之根本文化精神气质，传统文化是涵养朱光潜其人、其诗学思想的精神源泉。中国传统文化在朱光潜的现代诗学建构中获得精神层面的安顿，在与西方文化相较相融中继续其生命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