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最先对元结的了解源于其在《系乐府》中的文学主张，只是在文学史中不经意地点到。作为唐代复古运动的一个环节，比起韩柳来说元结影响甚微。元结的作品，自小学至大学都未曾进教材，如果从文学作品的普及率而言，元结可能连三流作家都算不上。即使我在硕士、博士期间一直从事唐代文学研究，即使2012年我进入湖南科技学院工作后，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关注他，有舜帝、柳宗元、怀素、周敦颐、何绍基这些大家存在的永州，这样一个“不入流”的作家又能算什么呢！

我对于元结的注意，已经到了201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进入学校附近的朝阳岩公园，见到了朝阳岩石刻。虽然我对于石刻是外行，但仍为其古朴的艺术形式而震撼。后来得知朝阳岩石刻是元结开创的，便感到十分惊讶，元结居然有如此大魅力，能够吸引这么多的文学家、艺术家在其周围题字。但当时我并没有见到元结的《朝阳岩铭》，内心生出了些许遗憾。大约在游览朝阳岩后三个月，有好友来永，我作陪去了趟祁阳的浯溪碑林，这里的摩崖石刻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艺术之精，着实令人惊叹。除了黄庭坚、米芾、何绍基等书法名家的作品外，我印象最深的便是元结的作品了。特别是刻在龟石上的《浯溪铭》和《庼铭》，用不同篆体摹刻，那古老的线条、斑驳的文字，似乎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而被称为“三绝碑”的《大唐中兴颂》，为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用楷书书写，文字方方正正，有如二公之为人，其中饱含的爱国热情，感染着无数驻足游览的人。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元结虽然是一个“不入流”的作家，但却是南岭走廊摩崖石刻的开创者，对湘粤桂摩崖石刻艺术群的形成有重大影响。如此看来，元结不仅“入流”了，而且可以归于“大家”“名家”之列，更何况在重视德治的今天，元结还是中国历史上道德完美的榜样人物，在道德教育上有重大意义。

再后来，我夫人想从事一些地方文化研究，最先准备研究柳宗元，毕竟近水楼台，柳子庙就在学校边上，很是便利。但柳宗元是文学大家，作品极多，思想复杂，难以把握，于是我便建议她从元结开始，这样，我也便参与了进来。元结作品不多，仅两百多首，其在永州境内留有不少石刻，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而且还可以边研究、边欣赏，能够把研究与爱好结合起来，于是便这样决定了。研究是从元结的版本整理开始的，其主要目的是熟悉作品，好为后来的研究打下基础。我们陆陆续续收集了版本十来种，后来又整理出了四种，并最终结集由团结出版社出版，题为《元次山集版本四种》。现在看来，这只是一个基础性工作，并无多大学术价值。但在文献整理过程中，对元结其人、其文、其石刻的了解也就逐渐多了起来，做相关的研究也便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我先后撰写了《无端一首黄诗在，长与江山起是非——论黄庭坚〈书磨崖碑后〉在〈大唐中兴颂〉传播史上的意义》《元结、柳宗元湘南山水文学之比较》《论元结散文自我创变过程中的骈散互融现象》等文章。后来，便以这些研究为基础，申报了教育部社科规划课题《历代元结文献整理与研究》，夫人也在同一年申报了省社科基金《元结文集编年校注汇评》和省社科评审课题《元结作品地理笺证与实地考录》，而我的学生周贤斌、张津芝也成功申报了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课题《元结浯溪遗迹考证、重构与开发》，元结的系统研究也因此而展开。在研究元结的过程中，我们除了继续分类收集整理资料外，还对元结作品进行了校注、汇评，对元结遗迹的考察也在同步展开。

在研究进行到一定程度后，编订《元结年谱》也就提上了日程。在申报省教育厅重点课题《元结年谱长编》时，我存在过犹豫，重编元结年谱意义何在，是否能有所创新，或者说能在多大程度上创新，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但最后还是决定申报，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方便个人学术研究。在研究元结过程中，会遇到涉及元结生平和创作背景等许多相关问题，仅凭元结现存资料或已有年谱难以解决，与其遇见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还不如一次性解决绝大多数问题，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时间。二是现存年谱存在较大缺陷。虽然目前有孔德、孙望、杨承祖等人编订了元结年谱，李建昆《元次山传略》也接近年谱，但这些年谱或类年谱大多编于20世纪，彼时与元结相关文献资料尚未完全发掘出来，元结生平中不少经历如蜀地之行、东吴之行、郴州之行、连州之行基本上在这些年谱中找不到，或者即使有记载，也考证不详，留下了不少遗憾。三是为了个人创作的需要。虽然与元结相关的传记比较多，但这些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传记，很多只是评传而已。这实在是一大遗憾，因为在元结身上有太多的内容可写。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以文人身份起家，却长期干着带兵打仗的事，在他军事生涯中，似乎从来没有打过败仗；元结中年时期，遭遇了安史之乱，在乱世之中，不少人不是死于非命就是死于政治斗争，而元结却是一个官场的不倒翁；元结最终只是做到了容管经略使，以如此才能，却不能受到重用，致使他“将兵不得授，作官不至达，母老不得尽其养，母丧不得终其哀”，其中缘由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因此在很长时间里，我有比较强烈的创作元结传记的愿望，而要真正创作一部完整的传记文学作品，必须掌握传主详细的生平资料。与其在创作时到处去查找资料，还不如编写一部适合于创作传记的年谱。

本年谱最先准备以《元结年谱长编》命名，因为年谱确实编得够长，有近二十万字，在现存元结年谱中可以算是最长的了。但年谱的编订是文献不断积累的过程，本年谱的构建绝对不是要推翻孔德、孙望、杨承祖、李建昆等人编订的年谱或者类年谱，事实上也不存在这种可能性。虽然21世纪以来新发现了不少与元结生平相关的文学史料，但年谱的编订还得依靠元结作品、颜真卿的《元君表墓碑铭并序》及《新唐书·元结传》等基本文学史料，而这些基本的文学史料上面几位先生已经利用得较为充分了。故本年谱是在充分吸收上述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编订的。君子不夺人之美，故把《元结年谱长编》改名为《重订元次山年谱》，以示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元结年谱编订工作的持续推进，所谓“重订”也非就某部年谱而言，而是对近现代以来诸家年谱存在之缺失的重新订正，也是对本人之前所作《元结湖湘诗文系年》的拓展。

年谱的修订对我而言虽非全新的工作，之前也出版过《唐代湖湘客籍文人年谱》，但所编订年谱或为大作家之局谱，或为小作家之全谱。如此长篇就个人而言还是一个挑战，但毕竟有先前经验，又曾作过元结局谱，因而具有一定可行性。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重订元次山年谱》终于得以定稿。具体而言，本《年谱》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文学史料的相关性大。20世纪以来的年谱编订，越来越注重罗列文学史料，但是部分文学史料的罗列缺乏相关性。本年谱的编订虽然也注重罗列史料，甚至罗列的史料更繁复，但凡与元结关系不大的文学史料都剔除了出去。如与元结生活在同一历史时期的文人，有李白、岑参、王维、高适、杜甫、刘长卿等，但李白、岑参、王维、高适等人与元结没有直接和间接交往，虽然他们是盛中唐之际的重要诗人，但为了突出谱主地位，基本上没有采用这些文学史料。杜甫、刘长卿则与元结有直接或间接的往来，他们什么时候开始与元结交往，并不具备太多确定性，存在多种可能，在编订年谱时，当他们人生经历与元结有可能交叉时，往往会以文学史料的形式客观呈现在年谱中，不作主观推测，但根据这些文学史料，研究者可以获悉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着交往。另外，盛中唐时发生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但并不是所有历史事件都会在年谱中得以体现，如河北道、山南西道、剑南道等地发生的历史事件与元结关系不大，基本上不予采用。而一些与元结有重大关系的历史事件则予以详细记载，即使这些事件在整个历史中并不那么重要，但能透过这些历史事件展现元结的思想、性格等。如庞承鼎事件，该事件虽然没有造成社会巨大动荡，但却展现了元结刚正不阿的品质，故予以详细记载。二是文献间的内在逻辑性强。要探究元结的完整人生，仅凭罗列元结作品及相关文学史料是难以做到的，还必须探寻文学史料与作品之间的关联。如通过元结作品我们可以了解到元结曾于上元年间镇兵九江。九江属于江南西道，元结在荆南幕府做判官，何以能镇兵九江？在《与韦洪州书》中，为什么与元结有一点姻亲关系的韦元甫会拒绝元结这次出兵？元结为什么最终能够镇兵九江，又为什么在该年秋天从九江撤兵，这中间究竟经历了什么？仅凭文学史料的记载是难以作出合理的推论。但如果能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特别是刘展之乱造成的社会动荡去进行推理，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刘展之乱发生后，韦元甫担心淮西兵乱波及江西，故可能请求荆南出兵，但荆南之兵尚未抵达，刘展之乱已平息大半，特别是淮西节度使王仲升于元结抵达九江之前就已抵达洪州，而且当时各节度之间，互不信任，不难看出韦元甫对荆南之兵的担心。当然，在元结劝说下，最终韦元甫同意了元结镇兵九江，后来动乱完全平息，而荆南节度使吕又病重，元结虑荆南生变，于是撤兵返回。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推理，元结镇兵九江这段历史就基本解密了。本年谱中不少元结生活经历都是通过这种推理展现出来的。三是注重对文学史料、观点的笺证。在引用文献以证明观点时，文献与文献间存在矛盾处不少，各家年谱中观点也存在相左之处，但事实只能是一个，故存在对文献及观点笺证的必要。这种情况不仅只出现在笔记、小说中，正史、碑传也有错误。如《新唐书·元结传》中，对元结身世经历的记载错误之处达十余处，研究者往往把《新唐书·元结传》当成重要史料来引用，只有对这些史料进行笺证，才能明辨是非，保证史料引用的准确性。如《新唐书·元结传》：“瑱诛，结摄领府事。会代宗立，固辞，丐侍亲归樊上。”来瑱被诛已是宝应二年，时元结已隐居武昌，不可能摄领府事，《新唐书·元结传》误把知荆南节度观察使事移接至山南东道节度府上了。另外，孔德、孙望、杨承祖等人编订的年谱，也有不少地方存在失误，需要重新考证、辨别。可以说对文学史料、观点进行笺证是本年谱的重要内容。四是大量运用新发现的文学史料丰富年谱。文人年谱的构建是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伴随着新的文学史料的发现，年谱也必将不断丰富。元结年谱的构建也是如此，如日本藤原佐理书写的《海阳泉帖》，包括元结在连州所作的十三首诗及一篇铭文，各家年谱均未注意到这组材料，而这组材料在日本昭和三十年（1955）太田晶二郎先生就撰文《海阳泉帖考》，发表在日本《历史地理》第86卷第二号（总第540号），1994年王汉民、陶敏翻译此文，题为《无名氏〈海阳泉〉诗当为元结作》，通过这组资料，不仅可以获悉元结曾代摄连州刺史，修建了海阳湖，同时还可以间接证明《橘井》诗是元结的作品，并补充元结曾有郴州之行。

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成书，不仅直接得益于孔德、孙望、杨承祖、李建昆等前辈学人在年谱上的耕耘，而且与严耕望、傅璇琮、郁贤皓、陶敏、孟二冬、陈尚君等学者在唐代文学上的耕耘相关，没有他们多年在唐代文学上的耕耘，就不可能有今天我的成果。

本书也部分吸收了我夫人胡娟多年来在元结研究上取得的成果，诸如有关浯溪碑林元结石刻的考证、《新唐书·元结传》的考证等，也正因为她多年的付出，本书才得以不断完善。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内心诚惶诚恐，期待大方之家批评指正。

肖献军于湘科院桂园

202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