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爱智慧——深度无聊与自寻烦恼

第一节 思想感情的时间晶体

在《占领下的巴黎》中，萨特说，在德国占领期间，卢浮宫、埃菲尔铁塔，没有被轰炸，仍然矗立在原地，宽阔的香榭丽舍大街两侧似乎还和从前一样热闹。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只是表面现象，巴黎就像一个严重失血的病人，脸色苍白，打着哈欠。萨特哀叹：“巴黎死了”。萨特这篇散文写于巴黎刚刚被盟军解放不久，他不会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停止之日，几乎就是狭义上的后现代哲学开始之时，旧道德坍塌之时。后现代哲学的理论先锋队，就是战后迅速成长起来的一批才华横溢的当代法国哲学家，作为领军人物，萨特当时不过40岁。我极其省略地列举以下名单（列入这个名单的作者，他们的作品，与本卷主题有很深瓜葛），它也包括了诗人文学家，否则当代法国哲学就没有血液来源。需要特殊说明的是，在这个名单中，甚至也包括了19世纪的人，因为在1945年之后，他们才有了巨大影响力：

洛特雷阿蒙、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阿波利奈尔、柏格森、普鲁斯特、布勒东、纪德、米肖、布朗肖、科耶夫、让·热内、萨特、加缪、拉康、巴塔耶、罗兰·巴特、福柯、德勒兹、德里达、萨冈、[1]勒克莱齐奥、马里翁、雅尔丹……

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得很长（其中省略了深受法国文化影响的欧洲文学家，以及对当代法国哲学艺术有重大影响的法国之外的欧洲哲学家，我将在本卷不时提到他们的名字），其中每个人都是一道独特的思想感情风景。这些风景之间，有着朦朦胧胧的相似性，却也是真正不同的风景。我写此卷，就像坐在高速行驶的列车上，透过车窗，沿线美丽壮观的思想感情艺术风景快速掠过，使我目不暇接，没有细细选择的时间。我会伴随我的想象翩翩起舞，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打破时间的顺序。在这些风景中，在这儿采一朵花，在那儿采一朵花，不会重复的，香味儿各有不同，精彩纷呈。

我所谓“思想感情的时间晶体”，是说思想感情的变化处于这样的“时间晶体”之中，它同时有不同的感情倾向，但其中没有任何一种倾向起主导作用。它们各顾各朝着自己的方向挣扎，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其中每种倾向，都是真诚的、纯粹的，像晶体那样醒目，又有各自棱角，或者叫做思想感情的折痕，像是不同瞬间曾经有过的思想感情一并涌上心头，无以言表。从时间上描述，仿佛像“同时性”的内容，是在不同时刻发生的。它们聚在一起，像一种黏糊糊的焦油一样的思想气氛萦绕心怀。这种心境是艺术的，又是哲学的——它在法国当代作家萨冈1954年出版的《你好，忧愁》一书中，有极好的显示，作品的第一段写道：“在这种陌生的感情面前，在这种以其温柔和烦恼搅得我不得安宁的感情面前，我踌躇良久，想为它安上一个名字，一个美丽而庄重的名字：忧愁。这是一种如此复杂，如此自私的感情，我不禁为此感到羞耻，然而，忧愁在我看来却永远是那么高尚。我对它虽并不熟悉，但我熟悉厌烦，遗憾，甚至还有悔恨。”[2]

每个人似乎都懂得什么是忧愁，以上萨冈说忧愁是一种陌生的感情，显然不同于常人所理解的忧愁。我的理解是，萨冈眼中的忧愁，是无法说清原因的忧愁，是飘起来的忧愁，而常人的忧愁，往往知道是因为这个或那个而忧愁，是“脚踏实地”的忧愁。如果把萨冈的“忧愁”联系到萨特的哲学小说《恶心》，就更清楚了。《恶心》原小说名是《忧郁》，也就是忧愁。在这里，无论忧愁、忧郁、还是恶心，都是对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思想感受进行命名的结果，而这些感受原本是无法强行命名的。对这些思想感情—情绪，无论用忧愁，还是忧郁、恶心，都不可能准确。因此，我们不要把这里的忧愁、忧郁、恶心当成多么了不起的大事，它们飘飘忽忽地升华起来，因此萨冈才会说它们同时也是温柔的、美丽的。在忧愁焦虑中升华出某些感受者所不熟悉的温柔与美丽，这就把“忧愁”复杂化了，因此要打上引号。忧愁有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消极面就是世俗生活中那些原因清楚的沮丧、厌烦、羞耻、悔恨。积极面，就是将这些消极面（忧愁）升华为美丽，将精神危机的时刻转变为精神复兴的时刻，就像痛苦原封不动地就可以是幸福，这里面就有哲学问题。

于是，对着“忧愁”说的“你好”也变得复杂起来，忧愁是恶，是源自自私而导致的忧郁，令我感到羞愧，怎么同时又说这些感受是温柔美丽庄重的呢？这就是忧愁的复杂性，就像一片树叶的两面纹络，两面都是真实的感受，但是其性质却又如此不同，就像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回忆自己少年时曾经从偷东西的行为本身，感到了非同寻常的快乐，当然这同时也使偷窃者感到羞愧。无论是这里的快乐还是羞愧，都无法对别人说——是没有能力说清楚，说了别人也不明白。以上是一个仅有18岁的少女的复杂感受，这感受是自然的天性使然，而不是通过学习获得的。也就是说“你好，忧愁”是人性深处真实感受，它隐藏得非常深，将它描述出来的人，多愁善感又富有智慧！

古典爱情观正确到了可怕程度。所谓可怕，就在于它是由一系列道德说教组成的，它具有扩及到我们生活中一般法则的普遍意义。它在哲学上的特点，就是给事物下一个正确的定义：“你应当因为你应当”，其中有某种永恒的道德责任——在这些方面，西方和东方的道德形而上学的行为准则，大致相仿：它们都反对迅疾的、炽热的、转瞬即逝的爱情。这里应该讨论的，是这样一个严肃话题：一种感情是否能一如既往地保持新鲜？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根本不可能。但是，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摧毁“你应当因为你应当”，尽管爱情难以保鲜，但婚姻给爱情以持久的合法保护层，它给人以安全感。“柴米夫妻”同甘共苦，绝对不应该被指责被抛弃。选择长久安全稳定，还是转瞬即逝的热烈？这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在这里并不存在哪种选择更符合真理的问题，因为伦理道德或纯粹感情问题，与认识论或知识论，不发生关系。

尽管古典爱情观的“你应当因为你应当”具有符合人性的合理性，但它作为道德律令，最终免不了陷入一切概念思维的空洞陷阱。古典爱情观和古典哲学一样，严重忽视了人的另外一种天性。我们不可以用“不正确”作为工具去谴责这种天性，因为只要我们还是人，这种天性就永远和我们如影相随，那就是人会厌倦。厌倦感是人身上不可能被克服的天性，而且我们最好不要向往去掉人类的厌倦天性。正是由于厌倦，才逼迫我们去发现与发明美丽的新世界。萨冈所谓“你好，忧愁”的哲学变革意义，恰恰就在于它挖掘出人的厌倦天性。她的《你好，忧愁》面世不久，就产生了巨大反响。法国人似乎忘记了早在18世纪，类似的小说就曾面世而且同样引起轰动，那就是卢梭的《新爱洛依丝》，也就是婚姻与婚外情人之间的关系，几乎是无解的关系。《你好，忧愁》与《新爱洛依丝》之所以引起如此类似的轰动效应，在于它们都赤裸裸地揭示了人的厌倦天性。一方面，厌倦表明人永远想摆脱家庭的束缚、摆脱事实上的被奴役状态。另一方面，为摆脱厌倦而去投入如火如荼却又转瞬即逝的情人怀抱，又制造了更大的痛苦悲剧，人最终还是要返回家庭。换句话说，人们其实是喜欢被约束甚至“被奴役”的，因为不仅家庭关系会导致人的厌倦，情人关系也会导致人的厌倦，区别仅在于选择了长久的厌倦还是短期的厌倦。这是因为他与她都是两个活生生的人之间的关系。与常识判断相反，人因为太熟悉而产生距离（两个人之间相互关心的程度，不可能相同。对他人的关心一旦失望，就会变成怨恨，这令人担心，会导致双方中的某一方生气。但是，由于是人的天性使然，这也是没法子根本解决的事情。无论夫妻关系还是情人关系，其实都是一种磨合的关系。也就是说，拌嘴闹别扭是必然的，只要我们还是人而不是机器），因为太陌生而导致诱惑，这符合人的天性。在我们对我们自身的这种天性进行哲学分析时，如果只是一味指责它在道德上不正确，学术探讨立刻就终止了。这样的话，我们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前进一步，因为别人会对你说：“你说得实在太正确了，但是我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在这里，厌倦和不感兴趣，是完全一样的意思。任何两个人之间的感情都不可能在爱的程度上完全对等（正是由于求之不得，人们才歌颂它，例如西方有《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国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它表明东西方共同的人性，人性是普遍的），因此缠缠绵绵、无休无止且毫无新意的情感影视剧，才会令人百看不厌，那里无非就是情景悲喜剧而已。人们为什么爱看它呢？为什么老头老太太也爱看它呢？很简单，人们从中看到了自己曾经的影子，不是所有人都曾经发生过剧中的事情，而是说它紧贴住人的天性，使观众不自觉地将自己化身为剧中的一个角色。

厌倦与怨恨之间，有细微的区别却能相互过渡。法国人天性浪漫，浪漫之人的一个弱点，在于遗忘的速度太快，幽默点儿说，也许和“换人”的速度太快有关吧——当然我这里纯粹是在开玩笑，但是为了揭示另一个严肃的事实，那就是就其所揭露的厌倦情绪而论，1935年萨特的《恶心》出版，同样引起轰动，但还不到20年，《恶心》就被法国人遗忘了，我的证据就是萨冈1954年出版的《你好，忧愁》又重新轰动了一次。难怪萨冈觉得自己欠了萨特的情，或者是觉得她与萨特的性情是一样的：“她曾经写过一篇《致让—保罗·萨特的公开情书》（光天化日之下，至少在这一点上她与萨特相似。——引注），对他表示好感，为了套近乎，她还强调了自己跟萨特是同一天生日，只是两人的年龄相差整整三十岁。”[3]

公开调情？不，看了信的内容就知道，它表达的是深深敬意。她在写作上，欠萨特的情。它是公开的，这里的问题远不是胆量这么简单。一种行为在现实生活中不可以做，但是当你写在作品里，就可能成为佳作。通过文字实现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就像观赏悲剧时，我们在泪水中享受艺术的快感。规范性的东西实在太正确了，在日常生活中压得我们气喘吁吁，使人厌倦，正是这种厌倦感促使敏感的人不由自主地往歪了想。这些歪想法往往是极其私人的真实体验，它见不得人，因为与彬彬有礼相冲突。私人的亲自性真实袒露出来就是罪恶，多少个世纪以来一向如此，但是写成作品就可能成为佳作，这不仅是由于满足了人们一时的偷窥心理，更是一种精神释放，仿佛自己也在做作品中的事情，自己也是其中的某个当事人。

18世纪的法国色情作家、思想家萨德的作品，直到20世纪才被全面解禁。萨德为人类的精神文明贡献了“厚颜无耻的”萨德主义，他赤裸而细微地描写隐蔽极深的性快感和性心理，这种罪恶感与身体—心理的强烈快感，形成极其巨大的道德反差，以至于可以出现一个被改写了的莎士比亚式的道德难题：选择自欺还是“无耻”，这是一个严肃的哲学话题！（当代人对同性恋的宽容在19世纪还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萨德是“无耻的”，福柯曾说做一个“无耻的人”简直就是他的梦想。时年18岁的萨冈在《你好，忧愁》中这样写道：“有时启发起我心中对爱情这类东西产生的一种大彻大悟般的厚颜无耻，在我这种年龄和经验的人看来，爱情中消遣的成分多于感人的成分。我经常念叨着奥斯卡·王尔德那句简洁明了的格言：‘罪恶是在现代世界中延续着的唯一带有新鲜色彩的记号。’我怀着绝对的信念把它当作座右铭……我忘却了死亡的时间，忘却了生命的短暂，忘却了世间美好的感情。我考虑着，要过一种卑鄙无耻的生活，这就是我的理想。”[4]最后一句话，萨冈与福柯说得几乎一模一样，这是不谋而合，因为他俩不可能事先商量过。又联想到萨冈的忧愁与萨特的厌倦之间的相似性，无论忧愁还是厌倦都是复杂的，“厚然无耻的爱情”竟然也能感动人，也会产生缠绵的思绪，并且使人不由自主地潸然泪下，这当然是见不得人的罪恶，因此可以暗暗自言自语：“你好，忧愁！”在这里，罪恶就体现在思想的激情违背了公共道德，这激情完全是私人的，但它却真真切切！

把一种“道德罪恶”当成座右铭，少女萨冈和18世纪的卢梭、20世纪的萨特一样，又一次真切入微地描述了人类在感情上的厌倦情绪。它的哲学意义，在于发现厌倦先于“正确”或者“应当”，此情此景可以这样表达：你说得十分正确，我确实应该按照你说的去做，但是我对你说的话丝毫不感兴趣，我不愿意做。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是康德没有考虑到的。在他的道德形而上学中，“应当”是绝对的、普遍的伦理义务（中国人说“天地良心”）。他只考虑到公共性，完全忽略了当个人对普遍的“应当”感到厌倦的情形。这种厌倦感虽然是私人的，难以启齿，但每个人都是一个私人的“我”，在这个意义上厌倦感同样具有普遍性，隐蔽极深。厌倦感不是彬彬有礼的（谁好意思对一个老熟人公开说“我讨厌你”呢？），难以交流，因此在形式上厌倦只能以私人形式存在着，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对于无比正确的东西感到厌倦，这种情形严重戳伤了智商最高的人的自尊心，因为厌倦感是与智商毫无关系的情绪。至于所谓“情商”，我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情商”这种东西，它是不懂人类天性的人瞎编出来的，因为它把感情天性的纯粹性，等同于某种可以算计的东西了。厌恶感是难以算计、难以预测的。

再举一个例子：我参加某个欢快的场合，我本应当高兴，我确实也没有任何理由不高兴，但是我确实不高兴，我感到厌倦或者无聊。后两者，可以叫做深度厌倦或者深度无聊，它们的意义是哲学的，或形而上学的，是无解的厌倦或者无聊，这也是康德的道德义务和中国式的天地良心没有想到的。深度厌倦或者深度无聊，往往是瞬间的，但也可以是一种持久的深度心情。日常生活中每个“我”都曾经在生活中的某个时刻从内心深处对自己说“活着真没有意思”（这甚至无法对自己最亲的亲人说）——所有这些看似情绪性的心思，没有原因或者说不出原因的心思，和无动机行为或者纯粹孤独一道，很像是一种“道德罪恶”，令自己感到羞耻，甚至是一种堕落。但是，就在这个毫无希望之处、令人绝望之处，这个比黑还黑的感受之中，这个求助无门的时刻，大脑一片空白的时刻，真正的思想之路开始起航了，它赋予古老的自由意志以全新的内容，它踏在康德的自由意志的“尸体”上。康德式的“自由意志”失灵，因为此处不再是传统所谓思考或者思想的事情。此时此刻，只有开启宗教—艺术维度才有真正的希望，在这里得忘却一切“讲道理”：不是逃避厌倦感、无聊感、绝望感，而是沉浸其中，玩味它们，转移它们。转移的方式可以是任意的，例如卢梭、萨特、萨冈津津有味地在自己的作品中以细腻的笔调描述它们，这种转化把精神危机和精神灾难的时刻变成了陶醉的时刻，一篇又一篇佳作，就此诞生。

“你好，忧愁”，没有原因的忧愁。在原本应该高兴的场合，我却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我强说它是忧愁，不为了作诗，却有了朦胧的诗意。我不知所措，使劲想表达它、描述它，却感到软弱无力。此时此刻，最使我震惊的事情发生了，我竟然感到一丝快活。这快活起初只有夜色下一只萤火虫那样的亮光，星星点点，逐渐连成一片。我几乎立刻就理解了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的感觉：我们觉得日常生活是平庸的，在于我们是用有病的词语自言自语。词语有病，就是说词语死了，词语太实事求是，比如某一种精神折磨——所以我们痛苦。一个诗人哲学家，只写哲学诗。哲学诗的特征，在此情此景中，痛苦本身已经没有了、失踪了，这种感情气氛还深深地长久笼罩在心灵深处。它是如此美丽的忧愁，全在于正是由于有了已经失踪了的失恋。它已经被遗忘了，但是由此带来的思想感情的气氛将永久存在。就像是一个刀痕，精神的创伤。疤痕早已经被当事人以为不存在了，但是它就像是一个幽灵，随时可能被任意一件事情所唤醒。至于这件事情究竟是什么，是我们不可能预先知道的，这正是生活值得过的秘密，因为希望永远存在，它与我们眼前的世界上究竟在发生着什么，毫无关系。多数人之所以成不了诗人，就在于他们只想拥抱现实的世界本身，而不晓得人所拥抱的，不过是对现实世界的感受。这感受本身不由自主飘起来，正是这些飘起来的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思想感受，构成了哲学诗的全部内容，它能治愈有病的词语，使有病的词语死而复生。“我死去活来了”，因为诗人哲学家不是一个狭隘的人。就像遭遇一场车祸后，卢梭看着自己身体上流出的鲜血，竟然有一丝莫名其妙的快活，仿佛那鲜血不是从他自己身上流淌出来的。他以欣赏的心情盯着自己的鲜血，随之写下的语言，就是我所谓哲学诗。这与诗的狭义形式无关，而是说此情此景无论怎么写，都具有浓浓诗意，就像《追忆似水年华》是一部诗意小说，它的人物情节关系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从现实生活中飘飘忽忽升华起来的不由自主的联想。像我以上说过的，是深夜里星星点点，逐渐连成一片的光亮。它们是自己的幽灵在蹦蹦跳跳，一个人只有到达哲学诗的境界，才会晓得原来并不认识自己，就像哲学诗人究竟是怎样的人，是在他自己的笔下随写随晓畅起来的，而所有这一切，竟然起源于我深度无聊的感受。这使我热泪盈眶，喜不自禁，因为其中有某种我所不熟悉的温柔与美丽。此时此刻，不是我在写作，而是我的幽灵在写作，仿佛这只写字的手不是我自己的。幽灵对我说：“我能看见你，而你看不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