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篇》（προτρεπτικός）

——思想驯化时代的政治思想史

詹姆斯·汉金斯

我们生活在一个思想驯化的时代。或许这是一切时代的共性，毕竟人类是群居动物。但在如今的西方，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文人和哲人无法自由表述的时代。这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例如近代早期的宗教战争，充斥着教义问答、忠诚宣言、惩治律令、异端裁判、信仰审判。经历过意识形态僭政之后，西方社会尝试着更具人性和包容性，更不那么各持己见、自信无疑，更倾向于承认在主流精英之外，还可能具有合理的伦理和政治信念。然而数十年以来，西方学术院校中温和的声音逐渐被压制。雪上加霜的是，这些声音又受到了自由主义失败的连累。在我们时代，这种失败主要体现于无法区分自由与专行、放弃共同的伦理标准、精英的日渐腐败、对公共福祉的漠不关心。表面上看来，这种局面是个令人费解的悖论。何以在形式上承诺自由的社会纷纷变成了思想驯化主义的堡垒？但正如托克维尔在两个世纪前指出的那样：在那些看似更赋政治自由的社会中，思想单一化的势力更为强大。此外，这些社会对过去更缺乏敬意。然而，若想真正改善社会，必须要自由思考。只有心智具备了一种反思性的超脱力，才能洞察自己和其他文明的脉络。我们需要本书提供的这种跨时间的沉思空间，置身其中，才能考虑可以相互替代的选择，才能与彼此对话，才能在彼此的陪伴下追寻真理，正如苏格拉底与他的弟子们一样。

换言之，我们需要17世纪欧洲文人雅士口中的“哲思的自由”。一些人需要它才能保持理智，只因不愿溺入谎言之海，而愿活在真理之中。我们之中还有些人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一样，希望用固有传统中的资源改革当代政治审议和领导力的种种不足之处。我们希望自己的统治者受到良好的教育，心胸怀抱着人文关怀、温良适度、对正义的热爱、对公共福祉的敬意。我们希望他们承认个人的价值，浸濡良善的传统——那些哺育我们共同伦理和精神生活的传统。正如中国的新生代学人一样，我们相信重新发掘失落的过去也能够变革时下。

那么哪些学问能够滋长“哲思自由”？在17世纪的欧洲，看似最脱离于宗教政治的学科是如今我们大家口中的科学，当时的文人称之为自然哲学。之所以伽利略事件震惊了全欧洲，是因为同时代人，包括伽利略自己，都相信自然哲学应处于一个中立之所、真空之域，不为政治与宗教权威所触及。然而21世纪的自然科学与政体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一样，都成为政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科学研究不再是逃避政治的港湾，而是扮演合理化政策的角色。

我认为，如今最精致的思想自由来自哲学史，尤其是政治思想史。它之所以提供了一个自由之域，并不是因为深深埋藏在历史之中的事物超越了当今意识形态的旨趣和力量。“往事犹如异乡”，此言不虚，但它很难避免站队。马基雅维利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可以冷静地分析过去：既然行为的结构总可以获知，我们无须激发偏颇性的希望和恐惧。当我们观察同时代人时，因为事关自身，总难免裹入激情。但审视过去的行为则没有这一效果。每日的新闻令我们震怒、忧愁，不得安宁。然而远观过去，透过记忆那一层金色的迷雾，我们可以镇定自若。过去那些了不起的强人都已逝去，无法再威胁到我们自己。

我不确定马基雅维利的立论是否准确地代表了他自己所属的时代。看看那些文艺复兴思想家吧，他们燃起了何等激情，只为辩论究竟凯撒还是西塞罗才是美德的象征！但至少可以说，马基雅维利所说与时下不符。目前西方的意识形态斗争在于如何为各类机构更名、是否要撤下不再受敬仰之人的雕塑、是否要重写历史教科书——凡此种种现象都表明，研究过去本身并不能为当前的意识形态激情提供避难所。我们或许可以像迈蒙尼德一样，通过隐微写作来逃避表述思想带来的后果，抑或如吉本、马基雅维利一样使用讽刺的手法。但是过去的过去性本身尚不足以带来解放。

那么思想史何以能在思想驯化的时代为我们提供庇护？因为它教授的是一种阅读文本的方法。而一旦合理解读这些文本，我们便可剥开包裹在蚕丝之中的意识形态之蛹。政治思想史家知道，读一部文本便自以为懂得其中奥义，把它归入一份既定的观念文件夹，用于印证自己的先见之明，是何其轻而易举。为了规避时代错置——这历史学家眼中不可饶恕的罪行——也为了逃离那不断扭曲我们指南针的当代磁力场，我们必须付出思想上的辛劳，不懈求知，竭力掌握文本在其时代之中的意涵，包括字面上和字面下的意义，也必须重新发掘文本的言外行为、言效行为。因此，我们政治思想史家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不断扩充自己的阐释学工具。我们发现，欲求文本真义，必须深入掌握其书写语言、修辞理论和体裁的流变、盛行于久远时代的交流模式、文本被接收的历史以及各门学科各自的历史。我们必须掌握一系列技能，才能想象出一位过去时代的作家所经历的生活，包括他的素材模型、思想习惯、政治氛围。

这份清单似乎永无尽头，其中罗列的工具也未必是思想史家全部所需。但遵循学术方法，严谨地研究文本，收获不可谓不丰。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我们能愈渐清晰地听取来自过去、最为地道的声音，那些与我们思考路径完全不同的心智发出的声音。我们因此获取了心灵生活中最令人欢欣雀跃的经历：寻觅到从未所想之事，就此改变理解世界的途径。过去能为当今的狭隘和偏见打开通向一个全新国度的大门，其中充斥着各种可能性。正如西塞罗在《西庇阿之梦》中一样，我们也能“从一个澄澈、闪耀、星罗棋布的高点”（de excelso et pleno stellarum, illustri et claro quodam loco）眺望寰宇。如果我们相信广义上文艺复兴之可能，希冀遗失已久的美好事物和强大理念重新复生，那么故人之音便会在我们心灵之中鸣响。我们也会听见令自己局促不安之声，譬如奥利弗·克伦威尔在苏格兰教会大会演讲时所说：“我以基督的肠腑之名请求你们，想想自己有可能是错的！”如此，我们便能逐渐发现，自己信以为真的种种真理或不尽然。我们自认为的美德也许是罪恶。

简言之，修习古老的政治文本是思想驯化的一剂良药。这些文本为有限的现代自我提供了无限的人文传统资源。古老的文本也能助我们养成容忍的习性，尤其是容忍他者。容忍不是靠咬牙切齿，亦非自视甚高，嗤诋旁人，置其他声音于不顾。倘若无力表达反对意见，这更算不得容忍。真正了不起的是通过学习，认识到其他的心灵也有能力持有我们尚未掌握的真知。而正是无价的真知才能最终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