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2022年，距离吕思勉先生编写《高等小学校用 新式国文教科书》已一百零七年了。
从1916年2月至1924年5月，这套国文教科书各册的重版次数最少的也有四十九版，而第一册居然有七十版之多，足见其影响力之大，使用面之广了。
这套教科书共六册，每一学年两册。从课文的选编、组织上，我们可以看到编者对国文教育的深刻理解。六册国文教材共一百六十六课，吕先生自己编写的课文，竟然有一百二十三篇之多。他为什么要亲自编写，并且用简净、流畅的文言文来写呢？这当然与他对“国文”的定义有关。首先，国文是所谓“在纸上说话”的书面语，这种书面语可分为古文、普通文与通俗文三类。古文指的是“先秦两汉之书、唐宋八家之文”；普通文“介于古与今之间”，是“承古代之语言而渐变者”，“如近今通行之公牍书札及报章纪事之文”；通俗文指的是“向来通行之白话小说及近人所刊之白话书报”等等。其中最早的古文书籍，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要理解它们，不是三五年有限的国文教育所能完成的任务。吕先生认为，中国人的书面语习惯于用古文做标准，因此要了解古人的精神、古代的思想和古训，不通文言则绝无可能。当时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们其实也都是通文言的人，他们所主张的“名词成语采用文言，句法篇法全用语体”实在是很难实行的。因为上述习惯，数千年来已经使得我们的文言书面语与白话口语之间有了很大的距离，即使是智识之人，也难免“借文言以济口语之穷”。这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街头采访，上海人只要一谈到国家大事，就不免上海话与普通话混搭一样。正因为古文难通，又不能全然不通，所以吕先生主张初小的儿童“均宜改用通俗文”做教材，同时统一用“国语”来教，而高小以上程度的国文课则应该肄习“普通文”，上古文的学习，就有待于高等学堂及大学堂了。
吕先生的旧学功底无与伦比，却并不赞成旧时私塾的国文教育，因为那种教育“不切实用”，“其所授，不必求合与天然，而但须取材于纸上”，“其教授，不必求学生之有得，而但恃教师之讲演”；且私塾教育“舍弃各种科学，以日夕从事于呫哔”，“发蒙之初，所以日受四书五经，了无益于知识道德，而转以窒酷其性灵也”。先生说他十一岁的时候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但“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日本在哪里，只约略知道在东方罢了”。后来知道德国很强大，便找到家里所藏的中国人写的地理书数种，“还找不出德意志的名字，于是有人凭空揣测，说德意志一定就是荷兰”，因为他们知道荷兰一度很强大。私塾教育的不健全闹出的笑话，我小时候也听父亲说过：有人拿到了一个作文题“项羽与拿破仑”，一上来便破题曰：“项王力能举鼎，况拿一破轮乎！”我们听了大笑，父亲更是不知笑过多少回了！这大概是他们那一代人都听到过的笑话吧。如此看来，先生用浅近、平实的文言文来编写当时中国孩童需要了解的各方面的常识，正是他“授以切于实用之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的编撰宗旨的体现。
吕先生编教材的时候是三十三岁，那一年我父亲刚刚出生。后来父亲有没有读到过吕先生编写的这套教科书，已无从知晓。只记得父亲说过他五岁多一点儿就入私塾发蒙，读的全是当时私塾都要读的经典，他说自己半年便能背诵《左传》。为了不挨打，他总是努力背书，由于记性好，他常常被先生夸奖。但放假的日子总比上学的日子开心，玩疯了就会闯祸，闯了祸就会捱母亲的打。父亲十二岁到南昌补习了半年新式小学的数学课程，才考入了当时江西省最好的中学。乡塾与新式学校教育的强烈反差令父亲又惊又喜，他说，生理卫生和植物学等课程所教的常识，都是他闻所未闻的。上新式学校，简直就是从此走进了一个新世界。
吕先生同一时期还编有新式学校初高中的历史、地理、修身等教科书，为了不与其他各科的内容重复，新眼光、新思路对于国文教科书的选材，是必不可少的。吕先生的这套高小国文教科书，从进入高小的第一篇强调教育在“今日文明世界”的意义，到第六册最后一篇讲“国性”与国文的重要关系，真可以说是一个颇具当时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新体系。先生把国文的基础修习放在了一个很高、却又贴近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位置上。
日常生活对于人的童年和成长来说，其影响力远甚于书本知识。我们对家庭、邻里、社会、世界的各种事物、各种关系的认识无不源于我们最初的日常生活。吕先生认为阻碍人类社会进步的“最大的毛病，就在无所用其心，而凡事只会照老样做”。这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所谓的创新思维。在第一册的《察理》上下篇中，吕先生以烟草的发明与哥伦布让鸡蛋竖立在桌子上的故事为例，告诉学童，不要因为少见多怪而做出可笑的事情；也不要因为司空见惯，就把别人的大发现、大发明看得稀松平常，转而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在第一册教科书里，他还以“盲鱼”为例，说人的头脑是用来思考的，懒得思考的人，就像那种在暗无天日的巨壑中视觉完全退化了的鱼，被强者吞噬是早晚的事情！吕先生认为，对于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点点滴滴，只有留心观察了、思考了，才能获得真知识。很多年以后，他还常常告诫学生们：“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须将经验与书本，汇合为一，知书上之所言，即为今日目击之何等事。”他把自己几十年读书、教书的经验，化入了对日常生活的理解，通过简雅洁净的书面语，呈现在他所编写的教材中。例如第一册教科书共三十五课，每篇课文的字数最多不过三百，少的仅一百三十余字。讲的都是日常生活、格物致知的普通道理，文字却既平实，又活泼。如第二课《喻学》用的是寓言手法，通过木与铁的对话，形象有趣地用密集的动词与夸张的动作组合表现了铁成为工具的过程以及铁被锻炼成器的痛苦，文字风格像极了《齐物论》中子游与子綦关于风的那段对话。文字的节奏生动地再现了木与铁的表情，而作者却无一字落在拟人化的表情描写上。第四课《圣迹》一篇其实就是今天所说的“说明文”，作者对孔林空间准确、明晰的描述，使人如临其境，而寥寥几笔对孔林草树的描写，竟透着强烈的文化纵深感。
先生二十二岁到二十三岁时曾任教于溪山小学，对十来岁的男孩子的天性是非常了解的。“寓教于乐”、让儿童在游戏中强健体魄、发展天性的教育主张，也体现在《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的编写中。《纸鸢》《钓鱼》读来颇亲切，儿时自己糊风筝、放风筝，自己“敲针作钓钩”、挖蚯蚓作鱼饵的情景犹在眼前。我父亲只会唱屈指可数的几首歌，其中就有放纸鹞的，“正二三月天气好，功课完毕放学早。春风和暖放纸鹞，长线问我爹娘要。爹娘对我微微笑，夸我功课做得好……”如今的孩子也放风筝，但却不是自己制作的了。《运动》那一篇也让我想起父亲会唱的另一首歌，叫《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努力向上跑！暖风吹，太阳照，空气新鲜景致好！你也跑，我也跑！大家一起向上跑！”小时候觉得那调子真难听，歌词也笨，现在却觉得很温馨。《运动》篇的最后一句说：“平野广阔，空气清洁，徜徉其间，心神泰然，实人生至佳之境也。”读着这样的句子，你的呼吸是否也很舒畅呢？
民国以后的新式小学分为两级，前四年为初小，后三年为高小。进入高小的学生年龄一般在十岁左右，正是好奇心、求知欲最旺盛的年龄段，影响孩童一生的选择也在此时开始成型。陈平原谈语文教育的时候说过：“对于很多老学生来说，语文老师比数学、英语或政治课老师更容易被追怀。不仅是课时安排、教师才华，更与学生本人的成长记忆有关。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语文课很重要，影响学生一辈子，一点都不夸张。”因为“‘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的早年自传中就说自己十四岁时进常州的溪山小学校求学，当时在溪山小学校教国文和历史的吕思勉先生是他最爱戴的老师。有幸亲聆吕先生授课的好几位当代文史大家的回忆，也让我们极为亲切地感受到先生的人格魅力，而我们却只能在先生编写的教科书中，想象先生在国文讲台上的音容笑貌，通过先生的文字表达，感受中国语文之美。
我刚在中文系任教的时候，父亲常常会跟我谈到吕生先，说当年同在光华教书时，读书有疑问便会在课间休息时求教于先生，而吕先生往往会告诉他可去查何书，甚至连第几卷、哪个章节都准确无误。父亲说起这些往事的时候，对先生的钦佩之情溢于言表，而在我心目中，这样的大学者一般都很孤傲、冷静，博学而严谨，深思熟虑且难以亲近。然而，读先生所编的这套教科书时，我常常会因为先生生动、有趣的表达笑出声来。比如第二册的第三课《蝴蝶》，描写一只蝴蝶从幼虫到作茧自缚最终破茧而出的变化过程，把弱小生命从自卑到愤世嫉俗而后又自得、自媚的心态刻画得惟妙惟肖、颇为滑稽。特别是结尾的那段歌曰：“昔何辱兮，今何荣。昔为同类所贱兮，今为所敬。今日之乐兮，由于昔日之能忍。”真令人忍俊不禁！中国文人多悲怆而少幽默，称得上幽默的文字，实在是屈指可数！
小孩就是小孩，他们愿意记且记得住的东西总是有趣的。我小时候每到开学领到新发的教科书，最先翻阅的必是语文课本，结果却对语文课兴趣不大，毫无期待。还记得给我们讲《西门豹》的老师是启东人，当他念“这个姑娘不漂亮”时，我们全班都笑翻了，他把“姑娘”念成了“狗娘”，漂亮的“漂”读成了上声！如今我们这些已年逾花甲的发小聚会时，大家居然还都记得这一课！还记得五年级时一篇课文中的若干句：“树老根多，人老话多，莫嫌老汉说话啰嗦……手拍胸膛想一想，难道人心喂了狼……你爹你娘来逃荒，一条扁担两只筐。你那时饿得像瘦猴，三根筋支着一个头……他说是灯你就添油，他说是庙你就磕头……”平心而论，这些句子就是今天想起来也还是觉得有趣。
编语文教材的人，除了书读得多，还必须能写出好文字。也就是本教材的编辑大意所说的明晰、势力与流畅的文字。势力，即“与读者之刺激力”，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感人的力度”。在吕先生看来，这是“文字佳否及适用与否”的判别标准。先生认为，就这三点而言，当时的白话不如文言。至于和今天小学教材中同样内容的课文相比，其“势力”高下，我相信，对文字有起码感悟力的人，都不难分辨。以下试举一例。
本书第三册第十课《勃罗斯》：
勃罗斯者，苏格兰君也。六百余年前，屡与英吉利构兵。众寡不敌，辄为所败。迨第六次，良将尽亡，疆土亦失。不得已，伏匿茅屋中以避兵。
时勃罗斯孑焉如寄，末路兴嗟，乃席地偃卧。瞥见梁上蜘蛛，吐丝作网。勃既无聊，姑觇之以遣闷。梁有二椽，其一较低。蛛系丝高椽，引其一端，欲下垂于低者。垂未及半，丝断而坠，前功尽弃。然蛛虽蹉跌，攀援力作，仍不少衰。坠而复起者六，迄未就绪。勃孤影自怜，喟然叹息，而蛛复援丝下矣。
至第七次，竟无波折，微丝一缕，直达低椽。两端既系，其余易易。瞬息间已成方罫形。勃大感动，奋然曰：“吾敢不如蛛乎！”跃而起。号召旧部，搜集散亡。再与英战，复有苏格兰。
苏教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第八次》：
古时候，欧洲的苏格兰遭到了别国的侵略。王子布鲁斯带领军队，英勇地抗击外国侵略军。可是，一连打了七次仗，苏格兰军队都失败了，布鲁斯王子也受了伤。他躺在山上的一间磨坊里，不断地唉声叹气。对这场战争，他几乎失去了信心。
布鲁斯躺在木板上望着屋顶，无意中看到一只蜘蛛正在结网。忽然，一阵大风吹来，丝断了，网破了。蜘蛛重新扯起细丝再次结网，又被风吹断了。就这样结了断，断了结，一连结了七次，都没有结成。可蜘蛛并不灰心，照样从头干起，这一次它终于结成了一张网。
布鲁斯感动极了。他猛地跳起来，喊道：“我也要干第八次！”他四处奔走，招集被打散的军队，动员人民起来抵抗。经过激烈的战斗，苏格兰军队赶跑了外国侵略军。布鲁斯的第八次抵抗成功了。
下面这篇比先生写的那篇多了三十个字，却少了很多东西：蜘蛛结网的细节没有了，勃罗斯王的姿态和神态没有了，文章的“势力”完全谈不上了，至于行文的内在节奏，更是大不如前。这应该是好的语文教师不能不关注的授课要点。我见过若干现在的语文教材，像这样“削足适履”式的改编以至改写比比皆是，而忽略的恰恰是作为教材最需要的好文字！
我当教师以后，父亲常常对我说，要讲好课，“深入浅出”是最重要的。只有真正深入了，才能做到浅出；很多问题，你自己尚未全面掌握，怎么能给学生讲得清楚明白呢？对此，我是深有体会的。凡我自己意识到的讲得失败的课，根本原因都在于我读过的书不多，对自己所讲的东西思考不够深入。读吕先生编写的《俾斯麦》，对先生能将“高深之学理，以浅显之言出之”的叙事能力，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先生只用了不到九百字，就把俾斯麦在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大业中与奥、法、意、俄、英的连横外交谋略，把当时欧洲各国为本国利益而与他国的离合、征战交代得清清楚楚。这课文在第六册，其后一篇选薛福成的《巴黎观油画记》，很明显是对《俾斯麦》上下篇的补充。在普法战争中败北的法国人把这场战争的血腥场面画成了油画，令薛福成“几自疑置身战场”。那些读了《俾斯麦》的学生，再读薛福成此文，对法国人败于俾斯麦的谋略而“必图报复”之心，肯定会有更深切的理解。这种趁热打铁的连续性，在这套教材的课文选编上，总会适时显现。例子太多，恕不一一枚举。这样的选编思路，不仅有益于学生获得相对完整的某一方面的知识，对教师备课所需的系统性阅读，也大有裨益。
吕先生很重视国文课对学生“发表思想之能力”的训练。“首求明晰，次务势力，终贵流畅”，不仅是教材选文的标准，也是培养学生作文的标准。他批评科举时代的八股文，说那些文章总是“要从没有话可说处硬找话说”，“说空话、发空论”；他说《史记》之所以写得好，“实缘其与当时之语言甚为接近”。先生一生都反对抱残守缺、无所用心的文化，在评价五四新文学运动时，他说五四运动的价值就“在于推翻旧来的权威，教人以一切重行估计”。谈到白话文的风行时他说：“此事于教育亦是很有利的。但其功用还不止此。因为文学思想，本是人人所同具。但是向来民众所怀抱的感想，因限于工具，无从发表，而埋没掉的很多。从白话文风行以来，此弊亦可渐渐革除了。所以最近的文学，确亦另饶一种生趣，这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作为中国近世的大学问家，先生不仅能写一手才气横溢、意境孤峭、笔锋犀利的古文，还能写自然流畅的白话文，如他的《狗吠》一文：“从前，我们联床情话时，夜深人静，亦或听得狗吠的声音，开门出视，只见一条深巷，月明如水，行人绝迹而已。”寥寥几笔，战前江南僻静小镇的夜色如在眼前。而日寇占领先生的老家之后，“在深夜，他们得了慰安回来的时候，就要逢彼（指狗）之怒了。或者拔出刀来刺，或者以现代的武器相对付。以现代的武器相对付，倒也罢了。被刺刀所刺的，伤而不死，真惨痛啊！我曾见一只狗，肠拖腹外，还惨切叫号了两三天。然而狗见了他们还是叫，不但没有受过伤的，就是受过伤的，甚而至于还带着伤的，也是如此，态度决不改变。狗真是有气节啊！”这是对历史细节的记录，也是对战乱中故乡民众充满恐惧与痛苦的生活的描述。先生用白话来写，为的是更能传达亿万抗战民众的心声！
行文至此，也该结束了，但觉得还有两件事非说一下不可。一是关于近年来高考得满分的文言文作文问题。这些文言文作文，言之无物、辞藻堆砌，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都有吕先生所说的“意少辞多”的八股通病。这非但不能表明语文教育的进步，反倒是一个大退步。读了吕先生关于国文教育的几篇重要文章之后，我更觉得此风不可长。二是我自己的一大遗憾：过去总认为吕先生是史家，从未关注过吕先生的国文教育思想以及他对古典文学作品的讲评。退休四年后，读黄永年先生当年听吕先生讲评《古文观止》的笔记，读先生遗文集中关于文学与语言诸多问题的精彩讨论，真有振聋发聩之感。如果我早十年就好好读先生的书，我的学生必能因此而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