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岁月印记
“浦东历代要籍选刊”序
李天纲
地名：浦东之渊源
“浦东”，现在作为一个“开发区”的概念，留在世人的印象中。20世纪90年代，“浦东”是国内外媒体上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之一。1993年1月成立上海市政府直属地方银行，以“浦东发展银行”命名，可见当代“浦东”之于上海的重要性。
1992年10月，上海市政府执行国家“浦东开发”战略，以川沙县全境为主体，将上海县位于浦东的三林乡，当年曾划归杨浦、黄浦、南市等市区管理的“浦东”部分一并归还，设立“浦东新区”。2009年，上海市政府又决定将地处浦东的南汇区（县）全境划入，成为一个辖境1 429.67平方公里的副省级行政单位，高于上海的一般区县。“浦东”，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划概念，以强势的面貌，出现于当代，为世界瞩目。
固然，浦东新区全境都在3000年前形成的古冈身带以东，所有陆地都是由长江、钱塘江携带的泥沙，经东海海潮的冲顶推涌，在唐代以后才形成的。“浦东”一词出现得晚，但绝不是没有来历。浦东和古老的上海县、松江府与江南一起发展，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上海博物馆的考古队，没有在浦东地区找到明以前的豪华墓葬。但是，这里的土地、人物和历史，与上海县、松江府和江苏省相联系，是江南地区吴越文明的繁衍与延伸。经过唐、宋时期的垦殖、开发和耕耘，浦东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在明、清两代登峰造极。川沙、周浦、横沔、新场这样的乡镇，日臻发达，绝非旧时的一句“斥卤之地”所能轻视。
浦东新区由原属上海市位于黄浦江东部的数县，包括了川沙、南汇和上海县部分乡镇重组而成。从行政统属来看，浦东新区原属各县设立较晚。清代雍正四年（1726年），从上海县析出长人乡，设立南汇县；嘉庆十五年（1810年），由上海县析出高昌乡，由南汇县析出长人乡，加上八、九两团，合并设立川沙抚民厅，简称川沙厅。开埠以后，租界及邻近地区合并发展，迅速成为“大上海”，上海、宝山、川沙等县份受“洋场”影响，卷入到现代都市圈。南汇县则因为离市区较远，仍然隶属于江苏省松江府。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废除州、府、厅建制，南汇县归江苏省管辖，川沙厅改称川沙县，亦直属江苏省。1928年，国民政府在上海设立特别市，浦东地区原属宝山、川沙两县的乡镇高桥、高行、陆行、洋泾、塘桥、杨思等划入市区。1937年以后，日伪建立上海市大道政府、上海特别市政府，将川沙、南汇从江苏省划出，隶属于“大上海市”。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恢复1911年建置，川沙、南汇仍然隶属于江苏省。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布省、市建置，以上海、宝山两县旧境设立上海直辖市。浦东地区的川沙、南汇两县，归由江苏省松江专员行政公署管辖。1958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将浦东的川沙、南汇两县，及江苏省所辖松江、青浦、奉贤、金山、崇明等五县一起，并入上海直辖市。此前，1958年1月，江苏省嘉定县已先期划归上海市管理。
“浦东新区”之前，已经有过用“浦东”命名的行政区划，此即1958年到1961年设置的“浦东县”。1958年，为“大跃进”发展的需要，上海市政府在原川沙县西北临近黄浦江地区，设立“浦东县”，跃跃欲试地要跨江发展，开发浦东。“浦东县”政府，设在浦东南路，辖高桥、洋泾、杨思3个镇，共11个公社，6个街道。1961年1月，因国家的工业化政策调整，上海市政府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撤销了“浦东县”，把东部农业型“东郊”区域的洋泾、杨思、高桥等乡镇，划归到川沙县管理。沿黄浦江的“东昌”狭长工业地带，则由对岸的老市区杨浦区、黄浦区、南市区接手管辖。“浦东县”在上海历史上虽然只存在了3年，却显示了上海人的一贯志向。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仍然怀揣着“开发浦东”的百年梦想，只要有机会，就想干一下。
现代的“大上海”，是从原来上海、宝山两县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明代以前，上海、宝山仍以吴淞江（后称“苏州河”）划界。吴淞江以北的“淞北”，属宝山县；吴淞江以南的“淞南”，属上海县。吴淞江是松江府之源，“松江”，原名就是“淞江”，“府因以名”。按明正德《松江府志》的说法，“吴淞江，后以水灾，去水从松，亦曰松陵江”。水克火，木生火，“淞江”去“水”，从“木”为“松江”，上海果然“火”了。清代以前，上海文人的方志、笔记、小说，以及他们的堂号室名，都用“吴淞”“淞南”作为郡望。1607年，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在北京刊刻，便是署名“泰西利玛窦口译，吴淞徐光启笔受”，自称“吴淞”人。另外，清嘉庆年间上海南汇人杨光辅编《淞南乐府》，光绪年间南汇人黄式权编《淞南梦影录》，昆山寓沪文人王韬（1828—1897）作《淞隐漫录》《淞滨琐话》，从书名可见明、清文人学士，都用吴淞江作为上海的标志。吴淞江是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是母亲河”只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冒出的无知说法。
明、清时期的黄浦是一条大河，却不是首要的干流。方志里的“水道图”，都把“吴淞江”置于“黄浦”之前。“黄浦”，一说“黄歇浦”的简称，仅是一“浦”，并不称“江”。在上海方言中，“浦”大于河，小于江，如周浦、桃浦、月浦、上海浦、下海浦……黄浦流经太湖流域，水质较清，经闵行、乌泥泾、龙华等镇，汇入吴淞江。吴淞江受到长江泥沙的影响，水质较浊，淤泥沉淀，元代以后逐渐堰塞。于是，原来较为窄小的黄浦不断受流，成为松江府“南境巨川”。明代永乐元年（1403年），上海人叶宗行建议开凿范家浜，引黄浦水入吴淞江，共赴长江。从此，江浦合流，黄浦占用了吴淞江下游河道。黄浦江的受水量和径流量，大约在明代已经超过吴淞江了。但是在人们的观念中，黄浦江仍然没有吴淞江重要，经济、交通和人文价值还不及后者。康熙《上海县志》的“水道图”，仍然把吴淞江和黄浦画得一样宽大。从地名遗迹来看，地处吴淞江下游的“江湾”，并非黄浦之湾，而是吴淞江之湾。同理，今天黄浦江的入口，并不称为“黄浦口”，依然是“吴淞口”。
黄浦江以东地区在唐代成陆，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则是在宋代开始，于明代兴盛。宋、元两代，浦东地区产业以盐田为主，是属华亭县的“下砂盐场”。从南汇的杭州湾，到川沙的长江口，“大团”到“九团”一字排开，团中间，还有各“灶”的开设。联系各“灶”，设立为“场”，为当年的晒盐场，“大团”“六灶”“新场”的地名沿用至今。随着海水不断退却，海岸不断东移，盐业衰落。明代以后浦东地区便继之以大规模的围海造田，农业垦殖。早期的浦东开发，在泥泞中筑堤、围垦、挖河、开渠、种植，异常艰辛。为了鼓励浦东开发，元代至元年间的松江知府张之翰向中央申请减税，他描写浦东人的苦恼，诗曰：“黄浦春风正怒号，扁舟一叶渡惊涛；诸君来问民间苦，何用潮头几丈高。”算是一位了解民间疾苦，懂得让利培本的地方官。
随着浦东的早期开发，以及浦东人的财富积累，“浦东”以独特的形象登上了历史舞台。“黄浦江”的概念在清末变得重要起来，上海人的地理观念由此也经历了从“淞南-淞北”到“浦东-浦西”的转变。至晚在明中叶，“浦东”一词已经在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中使用。万历《上海县志》载：“由闸江而下，若盐铁塘、沈家庄，若周浦，若三林塘，若杨淄楼，此为浦东之水也。”“闸江”，即后之“闸港”，在南汇境内；“盐铁塘”“沈家庄”今天已不传，地域在南汇、川沙交界处；“周浦”“三林塘”在川沙境内；“杨淄楼”在今“杨家渡”附近。“浦东”，顾名思义是东海之内、黄浦以东的广大地区，是泛称，没有确指。明清时，因为黄浦到杨树浦、周家嘴汇入吴淞江，故“浦东”只指南汇、川沙地区，还没有包括当时在吴淞江对岸、属宝山县的高桥地区。历史上的“浦东”一词，只是方位，并非地名。同治《上海县志》卷首“上海县南境水道图”中解释：“是图南起黄浦中界蒲汇塘，而浦东、西之支水在南境者并属焉。”这里的“浦东”，仍然仅仅是指示方位。通观清代文献，“浦东”一词并没有作为地名在自然地理、行政地理的叙述中使用。
时至清末，“黄浦”的重要性终于超过“吴淞江”，同治《上海县志》说：“（松江）一郡之要害在上海，上海之要害在黄浦，黄浦之要害在吴淞所。”黄浦取得了地理上的重要性，主要是它成为中外贸易的要道，近代上海是从黄浦江上崛起的。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华界的南市（十六铺）和英租界（外滩）、法租界（洋泾浜）、美租界（虹口）连为一体，在几十年间迅速崛起，这一段河道，只属于黄浦，不属于吴淞江。更致命的是，1848年上海道台麟桂和英国领事阿礼国修订《上海租地章程》的时候，英语中把“吴淞江”翻译成了“苏州河”（Soo Choo River），作为英租界的北界。“苏州河”以外滩为终点，从此以后，吴淞江下游包括提篮桥、杨树浦、军工路、吴淞镇的岸线，在现代上海人的心目中就专属“黄浦”，“黄浦”由此升格为“黄浦江”。囊括上海、宝山、川沙三县的“大上海”，也正式地分为“浦东”和“浦西”。“后殖民理论”的批评者，可以指责英国殖民者用“苏州河”取代“吴淞江”，还捏造出一条“黄浦江”。但是，我们的解释原理是既尊重历史，也承认现实。从自然地理来看，原来用东西向的吴淞江，把上海分为“淞南”“淞北”，是一个局促的概念，确实不及用南北向的黄浦江分为“浦西”“浦东”更为大气与合理。地理上的重新区分，顺应了上海的空间发展，以及上海人的观念演化，更反映了上海的“近代化”。
认同：浦东之人文
浦东的地理，顺着吴淞江、黄浦江东扩；浦东的人文，自然也是上海、宝山地区生活方式的延续与传承。“开发浦东”是长江三角洲移民运动的结果。明清时期的上海，已经是一个移民导入地区，北方人、南方人来此营生的比比皆是。但是，当时的“浦东开发”，基本上是上海人民的自主行为，具有主体性。400多年前，历史上杰出的上海人徐光启，就是浦东开发的先驱。徐光启是上海城里人，中国天主教会领袖，编《农政全书》，号召国人农垦。话说有一位姓张的北京人，是帝都里最早的天主教徒，他“由利玛窦手领洗，后来徐光启领他到上海，在徐宅服务。不久，即在黄浦江边垦种新涨出之地，因而居留焉”。京城的张姓移民，在徐光启的帮助下站住脚跟，归化为上海人。徐光启后裔徐宗泽在《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中说，这块滩地，就是现在浦东的“张家楼”。
元代黄岩人陶宗仪，因家乡动乱，移民上海，“避兵三吴间，有田一廛，家于淞南，作劳之暇，每以笔墨自随”，遂作《南村辍耕录》。松江府华亭（上海）一带果然是逃避战乱、修生养息、耕读传家的好地方。上海的一个神奇之处，就在于这一片鱼米之乡，还总有滩地从江边、海边生长出来，而且平坦肥沃，风调雨顺，易于开垦。愿意吃苦的本地人、外地人，都很容易在浦东获得更多的土地，过上好日子。子孙繁衍，数代之后就成为占据了整村、整镇的大家族。“朱、张、顾、陆”，史称江东大族，浦东的众姓分布也是如此。南汇县周浦镇朱氏，以万历年间朱永泰一族的名节最堪称道。徐光启没有及第之前，永泰曾请他来浦东教授自家私塾。徐光启位居相位之后，召他儿子入京办事，永泰居然婉拒。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永泰的孙子朱锦在南京一举考取南榜“会元”，选为庶吉士。朱锦秉承家风，“决意仕途，优游林下”（《阅世编》），淡泊利禄，不久就致仕回浦东，读书自怡，专心著述。浦东士人，因为生活优裕，方能富而好礼。
浦东张氏，举新场镇张元始家族为例。张元始为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曾为户部侍郎。满洲入侵的关头，他回到松江、苏州地区为支用短缺的崇祯皇帝筹集军饷，调运大批钱粮，北上抗清。东林党争，他“弹劾不避权贵”（《阅世编》），“性方严，不妄交游，留心经济”（《光绪南汇县志》）。浦东籍的士人，多有耿直性格。
浦东顾氏，举合庆镇顾彰为例。江南顾氏，传说是西汉封王顾余侯之后，川沙顾氏则是明代弘治十八年（1505年）状元顾鼎臣家族传人。顾鼎臣（1473—1540），昆山人，位居礼部尚书，任武英殿大学士，明中叶以后家族繁衍，散布在昆山、嘉定、宝山、川沙一带。太平天国战乱之后，江南经济恢复，川沙人顾彰在村里开设一家店铺，额为“顾合庆”。生意成功，周围店家不断开设，数年之内，幡招林立，成了市镇，人称“合庆镇”。顾彰“开发浦东”有功，两江总督端方请朝廷赏了顾彰的长子懿渊一个五品头衔，顾彰的孙子占魁也被录取为县庠生。
浦东陆氏，我们更可以举出富有传奇色彩的陆深家族为例。陆深（1477—1544），松江府上海县人，高祖陆余庆以上世居马桥镇，元季丧乱，曾祖德衡迁居到黄浦岸边的洋泾镇。这样一户普通的陆姓人家，累三世之耕读，到陆深时已经成为浦东的文教之家。弘治十四年（1501年），陆家院内的一棵从不开花的牡丹，忽然开出百朵鲜花，当年陆深在南京乡试中便一举夺得“解元”。后来大名鼎鼎的昆山“状元”顾鼎臣和陆深同榜，这次却被他压在下面。陆深点了翰林，做过国子监祭酒，也给嘉靖皇帝做过经筵讲官，但接下来的官运却远远不及顾鼎臣，只在山西、浙江、四川外放了几次布政使。陆深去世后，嘉靖皇帝怀念上课时的快乐时光，也只给他加赠了一个“礼部侍郎”的副部级头衔。不过，陆深给上海留下了一个大名头：陆家宅邸、园林和坟茔地块，在黄浦江和吴淞江的交界处，尖尖的一喙，清代以后，人称“陆家嘴”。
浦东地区的南汇、川沙，原属上海县，这里和江南的其他地区一样，物产丰富，人物鼎盛，文教繁荣，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世家大族。“朱、张、顾、陆”的繁衍，是浦东本地著名大姓的例子。事实上，外来移民只要肯融入上海，即使孤身一人，也能在浦东成家立业，竖立自己的家族。无锡华氏家族，元代末年有一位华岳（字太行），因战乱离散，来到上海，在浦东横沔镇苏家入赘。按本地习俗，人称为“招女婿”，近似于“打工仔”。然而，华岳一表人才，并不见外，奋身于乡里，他“风姿英爽，遇事周详，一乡倚以为重”（转引自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着姓望族》）。这位“引进人才”在苏家积极工作，耕地开店，带领全村发家致富，族人居然允许他自立门户，用华氏传宗。乾隆初年，华氏子孙“增建市房，廛舍相望”（《南汇县志·疆域·邑镇》），这就是浦东名镇“横沔镇”的起源。管窥蠡测，我们在浦东横沔镇华氏家族的复兴故事中，看到了明、清时期上海社会接纳外来移民的良性模式。寄居浦东，入籍上海，认同江南，融入本土社会，这是外来者成功的关键。“海纳百川”，是上海本地人的博大胸襟；“融入本土”，则更应该是外来移民的必要自觉。浦东人讲：“吃哪里嗒饭，做哪里嗒事体，讲哪里嗒闲话。”热爱乡土，服务当地民众福祉，维护地方文化认同，是天经地义一般重要的。
南汇、川沙原来都属于上海县，清代雍正、嘉庆年间刚刚分别设邑，为什么会在清末就有一个和上海“浦西”相对应的“浦东人”的认同发生？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浦东人”，就是明、清时期的“上海人”，他们在近代历史上形成了一个子认同（sub-identity）。20世纪开始，“浦东人”和黄浦江对岸的“大上海”既有联系，又有分别，大致可以用文化理论中的“子认同”来描述。19、20世纪，浦东的地方语言，和上海市区方言差距拉大；浦东的农耕生活，和市区的大工业、大商业有些不同。尽管朱其昂、张文虎、贾步纬、杨斯盛、陶桂松、李平书、黄炎培、叶惠钧、穆藕初、杜月笙等一大批川沙、南汇籍人士，活跃于上海，但是“浦东”是他们口中念念的家乡，“上海”是他们心中一个异样的“洋场”，因为“大上海”的文化认同更加宽泛。
清末民初时期，占人口约10%的上海本地人，接纳了约90%的外地人、外国人，这里熔铸出一种新型的文化。“华洋杂居，五方杂处”，现代上海人的认同要素中，不但包括了苏州、宁波、苏北、广东、福建、南京、杭州、安徽、山东人带来的文化因子，还有很多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的文化因子。“阿拉上海人”，是一个较大范围的城市文化认同（identity）；“我伲浦东人”则是一个区域性的自我身份（status）。熟悉上海历史的人都知道，两者之间确有一些微妙的差异。但是，这种不同，互相补充，互为激荡，属于同一个文化整体。这种差异性，正说明上海文化的内部，自身也充满了各种“多样性”（diversity），并非是一个专制体。文化，是拿来欣赏的，不是用作统治的。上海的“新文化”，有过一种文化上的均势，曾经对“五方”“华洋”的不同文化加以欣赏。在这个过程中，浦东地区保存的本土传统生活方式，是“大上海”的母体文化，支撑了一种新文明。无论浦东文化是如何迅速地变异和动荡，变得不像过去那样传统，但它却真的曾以“壁立千仞，海纳百川”的胸襟，接纳过世界各地来的移民。它是上海近代文化（俗称“海派文化”）的渊源，我们应该加倍地尊重和珍视才是。
传承：浦东之著述
直到明、清，以及中华民国的初期，江南士人的身份意识仍然是按照乡、镇、县、府、省的单位，一级一级，自然而然，由下往上地渐次建立起来的。日常生活中，江南士人都使用自己的真实身份，“徐上海”“钱常熟”“顾昆山”地交际应酬，不会只用一个“中国人”的表面身份来隐藏自己。只有到了“帝都魏阙”，或厕身“午门大阅”，沾上些许皇帝的虚骄，才会偶尔感到自己是个“中国人”。儒家推崇由近及远、由里而外、渐次推广的传统人际关系，有相当的合理性。在此过程中，不同地域的人群学会了尊重各自的方言、礼节、习俗、饮食和价值观念，在一个“多样性”的社会下生存。今天，“多元文化观”在“国家主义”盛行的20世纪，以及“全球化”横扫的21世纪，面临着巨大的困窘。如何在当今社会，发掘传统，面对危机，重建认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在现代化“大上海”崛起中，上海地区的学者和出版家，一直努力将江南学术的优秀传统，汇入“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建设，出版地方性的文献丛书便是一种做法。1936年，负责编写《上海通志》的上海通社整理刊刻了“上海掌故丛书”第一集14种，后因战乱，没有延续。198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影印了“上海文献丛书”，共5种。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排印了“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共23种。县区一级的文献丛书，有“松江文献系列丛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共12种；“嘉定历史文献丛书”（中华书局，2006），线装，2辑。在基层文化遗产保护前景堪忧的大局势下，地方传统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倒是在各地区有识之士的坚持下持续进行。上海市浦东新区地方志办公室的同仁们，亟愿为浦东文化留下一份遗产，编辑一套“浦东历代要籍选刊”。复旦大学出版社凭借独有的学术组织能力和编辑实力，竞得这一出版使命。这样的工作，对开掘浦东的传统内涵，维护当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己的文化认同，都具有重要意义，无疑应该各尽其力，加以支持。
编纂“浦东历代要籍选刊”，首要问题是如何厘定作者的本籍，将上海地区的“浦东人”作者挑选出来。清代中叶之前，现在浦东新区范围内的土地和人士并不自立，当时并没有“浦东人”。但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乡镇社会异常发达，大部分读书人的籍贯，往往可以追究到镇一级。为此，我们在确定明、清时期的浦东籍作者时，都以镇属为依据。那些或出生、或原居、或移居、或寓居在现在浦东地区乡镇的作者，尽管著述都以“上海县”“华亭县”“嘉定县”标署，但随着清代初年“南汇县”“川沙县”，以及后来“浦东县”“浦东新区”的设立，理应归入“浦东”籍。
例如：高桥籍举人孙元化（1581—1632）追随徐光启，有著作《几何体用》《几何算法》《泰西算要》等传世。当时的高桥镇在黄浦东岸，属嘉定县，孙元化的籍贯当然是嘉定。清代雍正二年（1724年），嘉定县析出宝山县，孙元化曾被视为宝山人。1928年，高桥镇划入上海特别市的浦东部分，从此孙元化可以被认定为“浦东人”。陆深的浦东籍贯身份，也可以如此确定。《明史》本传称：“陆深，字子渊，上海人。”按叶梦珠《阅世编·门祚》记载，陆深科举成功后曾移居上海城里，居东门，称“东门陆氏”。然而，陆深的祖居地及其坟茔，均在浦东陆家嘴，理当被视为“浦东人”。相对于原本就出生在浦东地区的陆深、孙元化而言，黄体仁（1545—1620）自陈“黄氏世为上海人”（《曾大父汝洪公曾大母任氏行实》），进士及第为官后，即在城里南门内扩建宅邸，黄家里巷命名为黄家弄（黄家路）。另外，黄体仁的父母去世后，也安葬在西门外周泾（西藏南路）的黄家祖茔（参见《先考中山府君先妣瞿孺人继妣沈孺人行实》），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黄体仁之所以被认定为浦东人，是因为他在9岁的时候，为躲避倭寇劫掠，曾随祖母和母亲在浦东避难，并占用金山卫学的学额，考取秀才，进而中举、及第。科场得意以后，他才回到上海城里，终老于斯。明代之浦东，属于上海县，他甚至不能算是“流寓”川沙。然而，从黄体仁的曲折经历，以及后来的行政划分来看，他在川沙居住很久，确实也可以被划为“浦东人”。
选择什么样的作者，将哪些著述列入出版，这是编纂“浦东历代要籍选刊”的第二个难点。唐宋以前，浦东地区尚未开发，撰人和著述很少，可以不论。到了明、清时期，浦东地区开发有年，文教大族纷纷涌现，人才辈出，著述繁盛，堪称“海滨邹鲁”，绝非中原学人所谓“斥卤之地”可以藐视。按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近年来数篇博士论文的收集和研究，明、清时期上海浦东地区的著者人数，不亚于松江府、苏州府其他各县。据初步研究统计，清代中前期有著作存世的松江府作者人数共500多人，其中华亭县（府城）147人，上海县123人，娄县65人，青浦县60人，金山县51人，南汇县31人，奉贤县22人，川沙县2人，未详2人。这其中，南汇、川沙属于今天浦东新区，都是刚刚从上海县划分出来。以南汇县本籍作者31人为例，加上列在上海县的不少浦东籍作者，这个新建邑城境内的文风一点不比其他县份逊色。此项统计，可参见杜怡顺复旦大学博士论文《上海清代中前期著述研究》。
明代天启、崇祯年间，以松江地区为中心，有“复社”“几社”的建立。那几年，江南士人的文章风流和人物气节，尽在苏、松、太一带。经历了清代顺治、康熙年间的高压窒息，到乾隆、嘉庆年间，上海地区的文风又有恢复。顺应苏州、松江地区的“朴学”发展，“家家许郑，人人贾马”，这里做考据学问的人也越来越多。因此，浦东学者也和其他江南学者一样，在经、史、子、集的研究上下过功夫。《易》《书》《诗》《礼》《乐》《春秋》的“经学”，二十四史之“史学”，天文、地理、历算、农、医、兵、杂、小说，诗文词曲，“三教九流”等学问都有人做。在这样丰富的人物著述中，挑选和编辑“浦东历代要籍选刊”，是绰绰有余。
浦东地区设县（南汇、川沙）之后的200年间，各类学者层出不穷。以清末学者为例，周浦镇人张文虎（1808—1885）以诸生出身，专研经学，学力深厚，卓然成家。道光年间，他帮助金山县藏书家钱熙祚校刻“守山阁丛书”，一举成名。1871年，张文虎受邀进入曾国藩幕府，破格录用，负责“同光中兴”中的文教事业。他刊刻《船山遗书》，管理江南官书局，最后还担任南菁书院山长。张文虎学贯四部，天文、算学、经学、音韵学，样样精通。按当代《南汇县志》的统计，他著有《舒艺室杂著》《鼠壤余蔬》《周初朔望考》《怀旧杂记》《索笑词》《舒艺室随笔》《古今乐律考》《春秋朔闰考》《驳义余编》《湖楼校书记》和《诗存》《诗续存》《尺牍偶存》等著作，实在是清末“西学”普及之前少见的“经世”型学者。
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浦东地区的学者得风气之先，来上海学习“西学”，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精通西方学术的学者。李杕（1840—1911），名浩然，字问渔，幼年在川沙镇从镇人庄松楼经师学习儒家经学。1851年，李杕来上海，入徐家汇依纳爵公学，学习法文、文学和科学。1862年加入耶稣会。1872年按立为神父。1906年继马相伯之后，担任震旦学院哲学教授和教务长。李杕创办和主编《益闻报》《格致汇报》《圣心报》等现代刊物，传播西方科学、哲学和神学，著有《理窟》《古文拾级》《新经译义》《宗徒大事录》等，还编辑有《徐文定公集》《墨井集》等。这样一位贯通中西的复合型学者，在清末只有他的同班同学马相伯等寥寥数人堪与之比。如果说明、清时期的浦东士人还是在追步江南，与苏、松、太、杭、嘉、湖学风“和其光，同其尘”的话，那开埠以后的浦东学者在“西学”方面确是脱颖而出，显山露水。
“且顽老人”李平书（1851—1927）是高桥镇人，父亲为宝山县诸生，太平天国占领江苏时以难民身份逃到上海。十七八岁时，才获得本邑学生资格，进入龙门书院学习。这位浦东学子聪明好学，进步神速，不久就担任《字林报》《沪报》主笔，在城厢内外倡导“改良”，开设自来水厂。1885年，经清廷考试，破格录用他为知县，在广东、台湾、湖北等地为张之洞办理洋务，样样事体做得出色，且一心维护清朝利益。李鸿章遇见他后，酸溜溜地说“君从上海来，不像上海人”，算是对他的肯定与表扬。李平书确是少见的洋务人才，他奉行“中体西用”，一手创建了上海城厢工程局、警察局、救火会、医院、陈列所等。最后，他还从张之洞手中要到了“地方自治权”，担任上海自治公所的总董（市长）。李平书在1911年辛亥革命高潮中转而支持革命党，可见“且顽老人”是一位深明大义的上海人——浦东人。在仍然提倡士宦合一、知行合一的清末，李平书也有重要著述，他的《新加坡风土记》《且顽老人七十自述》《上海自治志》都是上海社会变革的佐证。
浦东地区的文人士大夫，经历了明清易代，又看到了清朝覆灭，有的还参与创建了中华民国，所谓“历代”，愈来愈精彩，浦东人参与的历史也愈来愈重要。孙元化、陈于阶（康桥镇百曲村）等浦东人，为抗御外侵献出生命；李平书、黄炎培、穆湘玥一代浦东人，参与缔造了中华民国；黄自、傅雷这样的浦东人，为中国的现代艺术作出了独特贡献；还有像张闻天、宋庆龄这样的浦东人，厕身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这些浦东人都有著述存世，品类繁多，卷帙浩瀚，选择起来颇费斟酌。我们以为，刊印“浦东历代要籍选刊”应该本着“厚古薄今”的原则，对那些本来数量不多，且又较少流传的古籍，包括在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刻本、稿本和抄本，尽可能地借此机会抢救和印制出来，以飨读者。至于在民国期间，直到现在经常用平装书、精装书形式大量出版的近现代浦东人的文集，则选择性收入。
出版一部完善的地方文献丛书，还会遇到很多诸如资金、体例、版式、字体、设计等人力、物力方面的问题。好在有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委员会党史办公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地方志办公室和上海浦东历史研究中心的鼎力支持，一定会做出一部能够流传、方便使用的文化论丛，传承浦东精神，接续上海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