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铁幕”缓缓降下

科技领先一直是美国在全球的核心优势，也是美国霸权的根基，中美争端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美国对华“科技冷战”，“科技脱钩中国”已然成为美国鹰派的最低纲领。2020年10月，美国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ITIF）发布《与中国竞争：战略框架》报告，将中国定义为美国在科技领域的最大威胁。同年12月，美国众议院中美科技关系专家组发布《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的技术竞争新战略》报告，进一步阐明了美国对华科技战略全面转轨的深层次缘由：一是中国“过多地占据科技市场”；二是中国科技发展“威胁到美国供应链安全”；三是中国企业在商业竞争中“严重挤压美国企业生存空间”；四是中国不断将前沿技术运用于军事领域会“影响美国地缘政治安全”。

拜登上台后，“科技脱钩中国”日益成为两党共识，整个美国精英阶层都非常清楚，高科技赶超而非中低端竞争是中国超越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必由路径。2021年4月12日，美国总统拜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迪斯及商务部长雷蒙多与台积电、三星、英特尔等19家公司高层共同召开视频会议，重点讨论重塑美国半导体供应链，意图通过联合同盟，从设计、制造到应用，在整个半导体产业链上与中国脱钩。4月21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21∶1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由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内德斯提出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旨在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开展全面对抗。5月12日，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又以24∶4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由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杨等人发起的《无尽前沿法案》，不仅授权在5年内为美国基础和先进技术研究提供超过11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更是将中国视作劲敌与防范对象，出台严苛规定限制与中方有联系的科学家参与美国科研项目，致使两国科学界降下铁幕。从本质来讲，近年来美国采取“科技脱钩中国”的战略抉择也算是“精准施策”。在两国政治上“恐怖平衡”，产业结构、经济上“高度互补”的背景下，美国面临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要打压中国也只能选择“断舍离”，抓住核心——高科技，既能避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又能精准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

既然锚定高科技，“卡脖子”便顺理成章成为当下美国针对中国的“杀手锏”。中科院指出，中国正面临35类重大科技领域技术被“卡脖子”的现状。以光通信芯片为例，传输速率在10G以下的低速芯片已基本实现国产化替代，但10G以上的高速芯片仍全部依赖进口。在计算机系统、通用电子系统、通信设备、内存设备和显示及视频系统中的多个领域中，国产芯片占有率几乎为零。再比如操作系统，谷歌与苹果几乎全面垄断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安卓系统市场占有率达85.9%，苹果iOS为14.0%，其他系统仅占0.1%。即使是最后的0.1%，基本也是微软和黑莓。不过，被“卡脖子”的现状也并非无法突破。“科技卡脖”的背后是多年来全球分工不断细化、中间贸易品增多，同时发达国家将制造业产业链不断向上延伸、向下转出的结果。中国在全球贸易模式下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与欧美国家深度分工合作，且彼此之间的产业结构具有高度互补性，以致全球科技产业均难以离开中国市场。以此来看，“卡脖子”本就存在悖论，遏制中国、与中国科技脱钩，一定意义上就是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脱钩，而美国霸权又是建立在全球化的基础之上，仅从这一点来讲，美国也做不到让全世界的高科技产业和中国“割袍断义”。

但即便如此，“科技脱钩中国”在短期内仍旧是美国的战略核心。福卡智库认为，既然美国“兵临城下”，中国自当“见招拆招”，而两国博弈的“胜负之手”则在于左右国家科技能力的“八大变量”。

第一，产品复杂度与科技高难度。产品复杂度和科技门槛内置了不可替代性，例如自行车上百个零部件，汽车几万个零部件，航母几亿个零部件，每一个量级都代表了不同的科技段位。以汽车制造为例，不仅由上万个零部件组成，整车制造、发动机及变速箱工艺链条极其繁琐，且蕴含电池技术、高算力芯片、自动驾驶、车载操作系统等智能科技工程。配合现代3D打印技术，“超常规超常态人造材料”得以市场化，工程师能够设计具有不同刚度、密度、重量、耐热性和耐化学性等性能的汽车组件。

第二，成形于比较优势的全球分工。按比较效益分工的世界经济难以逆转，各种各样的高科技产业分散在各个国家，如半导体行业的全球布局就涉及几十个国家上千家企业。在比较成本、各种各样的市场经济原则下，没有一家公司可以从头做到尾，它要在全球进行分工，寻找成本的洼地和利润的高地并进行分包。而隐形企业、迷你型企业的出现让现代产业出现了产业集群和产业生态，在这个生态中，有乔木、有灌木、有杂草、有湿地。全球一体化程度如此之高，即使美国占据全球产业链制高点，控制部分关键技术，也依旧无法和世界经济的生态相切割。

第三，市场规模。现代科技产业较之工业经济时代更为依赖“大国大市场”。一方面，国家及地区的市场规模日益成为快速铸就科技型企业的基石。不论是华为巨大的5G基站规模，阿里巴巴享有的由10亿网络用户汇聚形成的互联网应用场景，抑或特斯拉穿梭于中美两国给予的超大汽车市场，无不表明科技型企业的爆发式增长均建立在超大国家、超大市场的条件之上。另一方面，中美市场规模正在发生实质性的互换。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和稳健的消费市场较之美国更能为生产提供动力，为新型科技的市场化创新提供应用场景，且中国多样化的社会结构为现代科技的商业化提供了充分的试错机会。以移动支付为例，2019年，中国移动支付交易总额约13万亿美元，而美国仅1000亿美元。

第四，工业门类。就工业门类配套程度而言，中国虽全但产业链定位偏低，美国偏态但处于产业链顶端。中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相比较而言，在全球市场经济要素优化配置、产业链全球重新布局的背景下，美国产业结构相对偏态。但中国的优势在于制造，集中于产业链中下游，重点参与加工和组装，如机械、化工、运输、装备制造和消费品制造，而在技术密集度较高的电子、通信、医疗、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美国则具备很大优势。

第五，基础科研。就科学理论范畴而言，尚处于“美强中弱”的局面。中国基础科研薄弱，除了产业结构因素外，也存在历史原因。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均发生在美国，与中国并无关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增长为中心，技术上就得想办法引进、模仿，用市场换技术，以致基础科研、核心技术研究被忽视。此外，中国高校行政化的特点就不利于基础科研的突破，而美国则凭借高薪以及相关的配套制度，吸引了全球科技领域的顶尖人才。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认为大陆芯片制造落后台湾5年以上，其背后就暗含了我们的基础科研薄弱的现实，仅此变量就足以让我们在近年内处于相当艰难的境地。

第六，举国体制。中美在现代科技发展轨迹上均采取了举国体制，只不过“美国胜在少数领域的关键时刻，而中国全面并且一以贯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能形成与维系霸主地位归功于自身的举国体制，且这一体制与其军事工业密切相关，最成功的范例就是曼哈顿工程和阿波罗登月计划。中国的举国体制则更为全面和长期，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就通过举国体制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成就“两弹一星”，这给中国带来了稳定的“非对称性均衡”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举国体制的2.0版本，中国不仅成功处理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次贷危机，更是在中国进入全球化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以后，通过举国体制使得部分尖端核心技术得以独立研发、自主可控，为市场主体、科研主体创造条件。

第七，金融资本。美国金融走火入魔，中国正在全面发力资本杠杆。美国市场经济300年走到尽头，金融独大、投机成风使金融脱离实体走上自我交易、自我膨胀的道路，异化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本的金融体系，加之现代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外汇期货、利率期货、股指期货、备兑权证等衍生工具大行其道，其金融业豢养的快钱行业直接导致了美国的空心化。相比较而言，中国目前正全面发力资本杠杆撬动重大科技项目，以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式集中力量办大事。以人工智能为例，在资本加持下，自2014年起，中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的平均股权投资额呈现快速攀升趋势，规模已超6000万美元，而美国仅2000万美元。

第八，互联网赋能。美国是互联网的发源地，把控技术端，中国则在应用端后来居上，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应用场景便在中国。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由美国构建，且美国掌握着互联网产业链上的关键技术环节，并占据了全球互联网硬件和软件的核心资源，如英特尔与AMD共同垄断桌面端CPU市场，Windows、iOS和安卓操作系统称霸桌面与移动平台。但在应用领域，中国则凭借庞大的网民基数和应用市场规模后来居上超越美国。目前，中国的移动支付已经几乎完全覆盖餐饮、出行、旅游、日常购物等生活场景，且中国的移动支付也开始与人脸识别、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相结合，如百度刷脸登机、支付宝人脸支付、微信停车场无感支付等。

鉴于“八大变量”左右着中美两国科技发展的天平，在“科技脱钩中国”的大趋势下，中国在科技领域“弯道超车”的可能性及基本路径也逐渐清晰。

其一，复式化的集成能力。全球科技竞争已进入产品、技术、资本、市场等综合变量融合的多维度竞争，“复式化”的要素集成能力成为科技型企业的突破口。例如SpaceX曾引入Founders Fund、Alphabet等知名投资机构近百亿美元的战略投资，招募全球各国数学家、密码学家、生物医学系统工程师打造产品，该企业能构建出“互联网+航天”的商业航天发展新业态等都是基于其要素集成能力。

其二，组织创新与组织变革。在当代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科技创新组织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运用新型研发组织培育新兴产业和科创企业成为趋势。例如德国四大科研联合会——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会、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会、亥姆霍兹联合会、莱布尼茨科学联合会，这四大科研组织不是仅做纯技术研究，且拥有应用研发、工程设计和产品开发部门，同时还积极创建合作平台，与其他科研院所、大学和工业界实行双聘制度，既鼓励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在大学担任教授，也鼓励大学教授为企业搞技术研发，产学研合作领先世界。

其三，产业集群与产业生态。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领域的深入，打造产业集群与高度集成化的全产业链体系将成为中国科技产业发展的引导趋势。产业集群将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等有机连接形成产业生态，能实现技术自主，具备产业护城河。例如“缺芯”问题，一来将从产业链层面出发，引导上下游企业充分掌握自主核心技术；二来从芯片设计的层面出发，打破垄断，从芯片的处理器内核、软硬件配套到开发工具等都要实现技术突破以及国产替代。

其四，非对称赶超战略。非对称赶超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科技创新思想的一个核心观点，也成为中国科技从“跟跑”变“并跑”甚至“领跑”的战略核心之一。当前，中美两国在左右科技能力的“八大变量”上可谓各有千秋，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利用中国的举国体制、最大规模市场、最全工业配套等独特优势，采取美国不擅长的战略战术，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强，人强我优，人优我变”将是在科技竞争中取胜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