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倒逼产业变革

全球变暖的恶果已经逼近爆发的临界点，倒逼全球“零碳竞赛”的展开。2020年3月，欧洲理事会发布了“下一代欧盟”经济复苏方案，将应对疫情危机的7500亿欧元中的30%用于绿色支出，与可持续增长战略相衔接，包括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提高能源效率、加大对环境和生态的保护。2020年9月，中国提出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0年12月，中央经济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列为2021年的八大重点任务之一。随着中国将碳中和目标量化，英国、日本、韩国也陆续明确碳中和目标或时间表。2021年1月20日，拜登签署17项行政令，其中包括让美国重返《巴黎协定》。截至2020年10月，全球已有126个国家和地区宣布了在21世纪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碳中和已成为全球性的呼声。

究其原因，以工业革命为起点的高碳生产、高碳消费对全球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人类开始使用火，到工业革命推动全球环境的变化，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浓度已经从工业化之前的280ppm上升到410ppm。毫无疑问，工业文明曾经代表了人类的巨大进步。但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而言，大生产背后大消费的不可持续性正在逐渐凸显。大规模制造同质化产品带来了极高物质生产力，也必然要求大规模消费为其开辟市场。这时，技术进步带来的不是用更少的资源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而是用更多的资源生产更多的产品。然而，人们的物质需求并不会无限制地增长。从生态环境的角度而言，全球碳排放已经达到历史最高峰，生态危机已经近在眼前。工业文明下的发展逻辑往往仅局限于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不考虑“人与自然”的共同可持续发展。其生产也是建立在把生态系统中个别“有用”的链条抽取出来，结果就是生态系统被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由气候变化引起的过敏和大规模传染病成全球最大的健康杀手。亚当·斯密指出，市场经济的高生产力，乃由一个错误的信念所驱动，即物质财富带来幸福。这一欺骗，激发并保持了人类产业的不断进步，也彻底改变了地球的面貌。事实上，在脱碳的大背景下，智能、绿色、低排放的增长路径已经成为全球市场的共同选择。从国家竞争的角度而言，谁能越早向零碳坚定转型，谁就能越早在全球生态产业发展和标准制定上占据领先地位，在规模、成本、技术应用上取得突破。

形势逼人，打造净零碳经济却并非易事。一方面，老牌的资源输出国已经习惯于“靠天吃饭”，实现碳中和则意味着这些国家必须放弃一部分唾手可得的利益，而对于正努力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家，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必然会增加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本和阻力。另一方面，随着石油需求见顶以及可再生能源的价格下降，那些与化石燃料时代相适配的管道、海洋平台、储存设施、发电厂、石化加工厂等资产必然也将面临大面积搁浅。在各种利益集团的挤压下，地球的脱碳之路可谓阻力重重。但是，零碳转型给人类带来的不仅是挑战，更是孕育生态经济的巨大机遇。绿色转型不仅会带来巨量投资——不少地区和国家都已经出台绿色复苏计划，引导资金投向新能源、建筑翻新、清洁交通等领域，更会带来新一轮的GDP增长——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测算，到2050年，绿色转型将有效地收回成本，并将带来累计超过98万亿美元的收益。转型同时还会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报告称，截至2018年底，全球可再生能源行业直接和间接就业人数已达到1100万人次，到2050年，该领域的就业岗位将至少增加到4200万个。

落实碳中和的重任，最终还是要落在产业头上。直观来看，面对碳中和目标，首当其冲的是能源行业。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能源行业贡献了全球一半以上的碳排放。其中，中国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29%，中国的减排表现不仅影响本国，也影响世界。而要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意味着中国需要在2040年左右实现电力系统的近零排放，2050年左右要实现整个能源系统的近零排放。幸运的是，可再生能源在经济性上已基本等同化石能源，且未来仍有巨大的价格下降空间。2019年，可再生能源在全球电力装机中的份额已达34.7%，其中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占全球新增发电容量的72%。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也呈大幅下滑趋势。就中国而言，依托于国内大循环和大市场，中国风电、光伏度电成本较10年前分别下降69%和90%，在一些地方已经可以和煤电价格竞争，实现平价上网。中国政府在2017—2020年间已经授予了64吉瓦时的无补贴可再生能源合同。未来，随着投资成本的回收和技术进步，可再生能源将具有更加显著的成本优势。而以光伏为主的分布式发电系统将打破发用二元结构，用户具备自发自用的能力，用电成本将会再次大幅度下降，甚至趋近于零，客观上为新材料、新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足够大的成本替代空间。

进一步而言，如同当年的互联网给各行各业带来的冲击，碳中和的目标也会再次“格式化”各行各业：从肮脏的到清洁的、从高碳的到低碳的、从不安全的到安全的、从低效的到高效的，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将从人与物之间扩展到人与生态之间，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不仅为人们带来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也为新兴科技产业的蓬勃发展创造契机。从生产来看，碳中和将重置制造业的各个环节：在材料的选择上，生物基材料将部分替代合成化学材料。例如，随着限塑具体期限和产品目录的发布，玉米淀粉、环保纸替代塑料袋的趋势为生物基材料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空间。在生产方式上，利用菌种的代谢产物，通过发酵工程进行生产的方式，将是降低环境污染的重要解决方案。在排放的处理上，那些不能完全做到碳中和的产业，例如火电、航运、水泥、冶金或是极度依靠电力的科技巨头，则需要提前锁定低价绿电、直接投资绿色项目或是碳交易实现占补平衡。从行业来看，碳中和正在颠覆人们现有的衣食住行。就服装而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数字显示，2020年，全球生产了大约1000亿件衣物，而仅仅生产一条牛仔裤的碳排放量就高达33.4千克，人们不仅买得多，丢得更多。现在，玉米纤维、秸秆替代化学纤维已经成为量产服装、家居用品的新材料。这种材料不仅易洗涤，且易降解，能满足人们的个性化需求。就建筑而言，零碳建筑则会改变现有建筑的标准和功能，不仅使建筑总体达到负碳排放，还能极大地扩展人们的生活范围。例如，加拿大的可移动住宅Beehome采用单晶太阳能屋顶，发电功率可达2000瓦，除了满足自用电能外，还能向电网贡献部分清洁电力。在食物的生产上，规模化种养将逐步取代散户种养，以提升氮肥和农药利用率，低排放蛋白质替代部分肉的趋势也逐渐明显。例如，法国的昆虫蛋白质工厂Ynsect由于可以提供负碳排放蛋白质，其在2020年底的C轮融资已扩大到3.72亿美元，而植物汉堡肉则已经走入超市和快餐店。在出行方式的选择上，低碳交通和城际清洁运输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可以说，碳中和的时代是一个重新审视回归“人是自然界一分子”的时代。在生态红线制约下，碳中和将倒逼所有行业的底线，是否符合碳中和将成为衡量各行各业未来是否具有发展前景的新标准。

对于碳中和即将引发的产业变革，中国也可顺势而为，把握机会，为实现弯道超车做好准备。过去，传统能源储量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很不均匀，中国的能源储备也不足以支持如此庞大的人口。但以风能、太阳能为代表的新能源在地球上分布是基本均匀的，传统能源的地缘政治因素被打破了，所有国家被拉回同一条起跑线。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专利已占全球57%以上，远超排名第二、第三的美国（15.6%）和日本（4.3%）。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方面，中国已然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而能源的成本优势，往往又会助力企业在产业链上获取更具弹性的定价权，从而撬动更多资金和力量，助力企业打破发达国家在石油逻辑下对于资本和资源的垄断。归根结底，碳中和是一项长跑。想要赢到最后，中国每一个企业的转型至关重要，只有将碳中和目标作为制定公司发展战略时的重要考量，才能找到自身在新一轮生态经济转型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