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民生、经济：未来“对角线”
转眼间，新冠肺炎疫情步入第三个年头。疫情的反复，常态化的防疫措施，一轮又一轮的封闭管控，让人们陷入了集体焦虑和疲惫。在网络舆论场上，各种言论也甚嚣尘上。其一，自然惩罚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既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也是大自然自我修正的过程。就算最终能够有效控制疫情，人类也不得不反思和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其二，企业利益论。2021年，辉瑞、莫德纳、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BioNTech）这三家医药企业赚翻了，卖疫苗约每秒入袋1000美元，每分钟获利6.5万美元，每天赚9350万美元。基于此，有观点称美国在抗击疫情上的不作为，就是要帮助辉瑞等美国企业牟利。其三，生物战争论，即认为这是美国专门针对中国疫情清零政策的故意投毒。包括境外势力通过冷链“假装无意”投毒；成都海关截获内含人体唾液棉签拭子的境外包裹；美国在乌克兰利用蝙蝠研究冠状病毒……如此种种，不免让人怀疑近来中国疫情反复背后有美国暗中操弄的影子。无论网络言论如何，但共性都是痛感疫情影响之深重，疫情到底还要多久才能过去？
舆论归舆论，情绪归情绪，但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追根究底是当下抗疫、民生、经济陷入“不可能三角”，即三者无法兼得。
首先，若一味强调疫情防控、民生保障，以此限制人员流动，带来的往往是经济发展受限。在防疫成本上，2021年，深圳全年防疫支出135.7亿元，而且除了财政口径的防疫支出，深圳医保体系全年累计上解新冠肺炎疫苗费用21.3亿元，医保基金支付核酸检测费用12.52亿元；在经济成本上，近来深圳封城的代价是每天近80亿元的GDP直接损失，这还不算封城消耗的物资。更严重的则是经济下滑。2020年初全国范围内实施封控，代价是当年一季度GDP负增长6.8%。如今，据国内外五位经济学家最新测算，若北上广深“封城”一个月，四市实际收入将减少61%，全国实际收入将减少12%。2022年4月26日，摩根士丹利因中国内地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再下调中国2022年经济增长预测，调降至4.2%。
其次，若优先考虑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然后才考虑疫情防控，那么大量人群或早或晚都会被感染，最终恐将付出惨痛的生命代价。典型如美国、英国、韩国等国，轻视防疫，结果是英国每13人中就有1人确诊；韩国大崩溃，曾单日（2022年3月17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0万例，全国40%医护感染。然而相较于西方，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均医疗资源匮乏且老龄化程度高，若不优先考虑抗疫，一旦疫情全面扩散带来“医疗挤兑”，新冠肺炎患者中的重症和死亡人数将极其庞大。即便按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确诊率（14%）、死亡率（0.56%）来估算，若全国“躺平”，也会有1.97亿人感染，110.3万人死亡。
最后，若选择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可一旦稍有疏漏或滞后以致突发失控，民生保障则极易陷入混乱。毕竟，既要疫情防控常态化，又要稳扎稳打抓好经济发展，本就极难，近乎与时间赛跑，若慢了一拍便极易导致民生保障因突发事件而失控混乱：在生活上，前有急重症患者无法就医或医治不及时的悲剧，后有“最后一公里”运力不足而导致的买菜难；在精神上，长期封闭在密闭环境中，人会承受严重的身心压力，甚至在超出其心理和情绪的耐受极限后崩溃。抗疫是为了保民生，可若因抗疫出现各种次生灾害损害到民众的切身利益，又显然背离了抗疫的初衷。
显然，要达成“不可能三角”中的每一项目标，都需要作出艰难的取舍——或是经济代价，或是生命代价，或是民生混乱。这不禁让人质疑，要知道，在疫情暴发的最初2年里，中国通过严格的防控，不仅实现了生命损失最小化，而且有效实现了经济发展，成为全球抗击疫情最为成功的范例。而今为何又难以实现三者的动态平衡？最重要的原因是新型冠状病毒“今时不同往日”！过去3年来，从阿尔法到德尔塔，再到如今的奥密克戎，新型冠状病毒变种层出不穷。特别是在当下，虽然奥密克戎仍是新型冠状病毒毒株，但已与2020年初截然不同。一是传播性。奥密克戎BA.2的R0值是9.5（1个人可以传9.5个人），而2020年初期这一数值在2.5—3.0之间；同时，代际之间潜伏期也在缩短，基本3天可以传一代，若不加管控，10天就可能传染上千人。二是危害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4月12日报告，一些国家奥密克戎流行造成的死亡率高于德尔塔同期；未接种疫苗的高风险人群感染后死亡率较高。在中国，基于疫苗的大量推广，奥密克戎的危害性大大降低。更严峻的是，从英国发现XE毒株，到韩国首现XL毒株，更厉害的毒株还在急速“赶来”。可见，病毒在持续演变，我们自然无法简单照搬2020年的经验，去管控2022年的疫情。
以此看，新冠肺炎大流行带来的挑战不亚于一场持久战，病毒持续变异，并在和人类的碰撞、拉锯中长期演化。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创造历史的结果可以看作各种意志和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他给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即人们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各种意志和力量如同无数相互交错的力，形成无数个平行四边形，产生的最终结果只能是由此产生出的总合力。同样地，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发现，疫情演化并非单纯的因果循环或非此即彼，也是多变量的合力系统驱动，才形成了现实趋势，即所谓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而这个平行四边形的四条边，即硬约束、阶段性、平衡点和变标准，将是决定未来“对角线”的关键。一是硬约束。从新疫苗研发速度可能赶不上病毒变异速度，到病毒传播速度远超核酸检测速度，奥密克戎让香港、深圳、上海、长春相继沦陷，这意味着在变异传染力面前，各地抗疫的差异已被“合并同类项”，须从国家大格局来审视——不发生系统性大面积疫情是底线，“动态清零”这个硬约束不能变。二是阶段性。在战争中，战略是集中统一的，须坚决贯彻；战术是灵活的，须从实际出发。抗疫也是一场战争，应对疫情也应具备阶段性特征。国家层面上，疫情前半场，中国新冠肺炎感染率、死亡率低，举国体制居功至伟；疫情后半场，体制效用难以一劳永逸，必须继续创新积极应对，至少在抗疫过程中不能让经济波动过大，不然就会让一种危机异化成另一种危机。策略层面上，在疫情流行初期阶段，通过大数据、流调等措施迅速有效控制感染者和密接人群，维持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是主要目标，控制疫情是次要目标，应实行点控、线控，及时清零；当疫情已蔓延，控制疫情就转化为主要目标，只能牺牲暂时的、局部的正常生产生活，果断采取更大范围的封控，尽快清零。三是均衡点。即政策在新型冠状病毒变异与清零政策的碰撞中寻找均衡点。鉴于疫情仍未见顶，考虑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庞大病例数据，意味着转运的成本过高、对方舱医院需求压力太大、医疗资源紧缺，一旦超越国家承受力，将倒逼政策层面在客观压力骤增的情况下调整。毕竟政治的本质就是左平右衡，根据变化适时调整，寻找新的均衡点。四是变标准。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良影响需要高度重视，但从根本上说，病毒的生物属性决定防控标准，若生物属性发生变化，防控标准也将随之调整。如网友调侃“几个筋疲力尽的医生护士，守着无数生龙活虎的无症状感染者”的背后，恰恰折射出新型冠状病毒生物属性的转变。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第九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中，就出现了明显转变：增加抗原检测作为补充；对病例实施分类收治，轻型病例由收入医院变为实行集中隔离管理；调整新冠肺炎患者出院标准，关键的CT标准值由过去的40降为国际标准35。
病毒早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它于不同时间出现在不同空间，考验人类，教训人类，也在改造人类。而今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人类社会实实在在的攻击，不仅考验我们的举全国、全民之力，还考验我们在诸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的统筹和平衡能力。在抗疫的道路上，人类持续观察、思考、研判、选择，终将在硬约束、阶段性、平衡点和变标准的四个维度坐标中，加速走出疫情的未来“对角线”。而在这一过程中，以市场经济安身立命的企业，将不得不完成一场无法回避的凤凰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