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国际秩序”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中是一个听上去毫无陌生感的词汇，也是一个诸如主权、国家、权力、制度、外交等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基本概念”。所谓基本概念似乎都是不言自明的，具有高度共识而且内涵稳定不变。在长期以来深受美国理论视角和方法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秩序主要是无政府国际体系中国家间权力竞争和斗争的副产品，是由权力分配结构和国际规则、规范、制度，以及观念、意识形态、文化等共同作用的产物。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秩序经历了从两极走向单极或多极的进程，以自由主义规则为理念基底和制度支撑……这些论断似乎是确定的，被普遍接受的，而且至今仍无可撼动。
然而，在法国国际关系学者、政治学家、巴黎政治学院荣休教授伯特兰·巴迪看来，这些普遍主义的“印象”反映出的是一种智识懒惰，无论是单极、多极、两极还是“极”本身，都不足以用来为一种国际秩序定性，而且国际秩序究竟是什么，受哪些因素、动力和行为体影响，呈现出怎样的轮廓和走向，有什么规律性特征，这些问题需要进行全面、深入的反思，需要批判的、另类的视角。因为世界政治如此复杂多元，任何以自我社会文化范式和历史经验为中心的推论都有局限性，任何单一因果解释框架都无法涵盖交织层叠、动态变化的社会事实，任何“简约”、敌我分明的政策处方都无力应对当今全球化世界不断涌现的复杂挑战。我们需要对国际秩序进行一番不同以往的审视，原因一言以蔽之：世界上不是只有“我们”呀！
这就是伯特兰·巴迪的力著《世界不再只有“我们”——关于国际秩序的另类思考》提出并探讨的中心命题。这部著作虽然篇幅不长，但集中体现了法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人类学与社会学思维风格、综合性研究方法、厚重的人文特色与现实关怀，透射着“冷静清醒、疑虑重重”的思辨锋芒，1以及法国知识分子澄澈而充沛的批判精神，其犀利深刻的观察、分析和结论耐人回味、发人深省，堪称非美国、“非主流”国际关系研究中独树一帜的一部代表性著作。
一、国际秩序概念：历史由来与惯性特征
提到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国际秩序概念，可能首先会联想到英国学派代表人物赫德利·布尔的经典定义，“国际秩序指的是国际行为的格局或布局”，属于并源于有关社会生活基本目标和共同利益观念的社会因素。2布尔的定义从政治哲学层面指出了国际秩序的社会性维度，并且将其设想为一个描述框架，而不是伦理学意义上的价值追求目标。这一预设在巴迪的思考中也是成立的，但巴迪进一步指出了国际秩序的历史社会学维度：国际秩序是一个伴随着现代国际社会出现而产生的现象，是一种对国际生活的“集体性”思考。
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上，秩序只在某种“内部”范围中存在，无论是帝国内部、王国内部、城邦国家内部，还是基督教共同体内部；秩序没有在“国际”上存在的意义，因为前现代世界历史中，“国际”关系不是彼此隔绝、有限联系的，就是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只有无序、没有秩序。国际秩序作为国际社会的一种组织方式和表征，根源于欧洲由中世纪向现代过渡过程中诞生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其产生的动力在于不得不以集体的方式思考“共存”的可能，避免在类似“三十年战争”这样残酷的厮杀中走向共同毁灭的命运。因此，国际秩序这一概念具有特定的时空指向，即16、17世纪战火纷纭的欧洲。国际秩序的目的在于寻求帝国等级制和基督教统一体之外的共存之道，结果是发明了彼此平等、绝对自主、分列并立的主权国家，界定国家实体的领土边界，以及主权国家间以外交为典型手段的多边协商技艺。如此而产生的秩序必然以“相似单元”，即主权国家之间的权力之争为核心，以竞争性关系为主流和常态，表现为靠均势机制维系的“脆弱的平衡”。3在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国际秩序中，势力均衡是通往和平的唯一路径，而且仅是偶然的、短暂的；而战争不仅是常态的，而且是普遍的、必要的。
可见，欧洲的现代性具有一种“内嵌的”霍布斯主义文化，奉战争为不可避免的宿命，因此现代国家的缔造与现代战争的制造是同构的进程。这导致了源自欧洲历史经验和政治文化的国际秩序具有两大取向，一是国际政治的过度军事化，二是国际法的虚弱。主权与权力两大要素的结合不可避免地造成安全困境，激励国家的军事化与过度军事化，使军事实力长期以来，甚至在今天依然被视作最重要的权力资源。与此同时，主权与秩序之间也存在着内在悖论，即秩序要求主权者遵循规范、有所克制，但又赋予了主权者为所欲为的绝对权利。这导致了国际法只能作为一种虚弱、有限而尴尬的存在，无法作为秩序的终极保障与调节器。主权国家基本上以实用主义态度来看待国际法，仅在自己愿意并正式同意的前提下才接受其约束，而根植于人性中的权力欲（animus dominandi）才是支配国际政治生活的“客观规律”。4
因此，国际秩序在两种模式之间惯性律动：一国独霸的帝国模式和一小部分国家共同主导的寡头模式。在巴迪看来，威斯特伐利亚以来的全球国际体系最重大的惯性特征不是沃尔兹所说的均势，而是在帝国霸权与寡头共治之间的循环交替。由于可被历史实证的绝对意义上的帝国霸权罕见而短暂，仅有著名的19世纪“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美利坚治下的和平”可大致算作此类，因此寡头治理是全球国际秩序的主导模式，均势只是这种模式下的一种具体运作方式。
巴迪强调国际秩序的历史社会维度，目的是为了提醒我们，“国际秩序”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这般理所应当，而是基于特定历史背景，包含了特定的政治文化，既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更不是国际社会历史中恒久存在、不可更改的铁律。比如，相似政治单元的分列并立起初仅在有限的欧陆范围内成为现实，而全球史视角下的诸政治单元仍以异质性为主导特征。相似单元之间以竞争和战争为主要共存方式也仅仅是欧洲的，特别是霍布斯式的政治文化，与同时期的阿拉伯文化、朝贡体系中的华夏文化格格不入，尽管后者逐渐被纳入了这一“国际秩序”。巴迪的历史叙述阐明了国际体系在起源和概念本体上的西方中心与欧洲中心主义特征，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特殊性和偶然性被误以为普遍性与永恒性，构成了欧洲和西方如今“傲慢”的理由，也埋下了今天国际秩序种种弊病的根源，即国际秩序的排斥性。
巴迪分析了作为国际秩序主导模式的寡头治理的利弊。优点在于保证了寡头小团体内部成员的生存与相对安全，而且提供了这些成员之间相互认同的道德与文明依据，使之超越了为安全而互不侵犯的共存关系，走向因承认而相互合作的共谋关系。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神圣同盟到俾斯麦编织的“五球不落的外交体系”，5从美苏共治到冷战后的七国集团、八国集团以及二十国集团，都是不同程度上具有内在认同感与联系纽带的寡头团体。但是，寡头治理的弊端在于其封闭性与排斥性。毕竟能够进入寡头团体的只是国际体系中的少数行为体，事实上主要是欧洲列强与后来的美苏两大超级强国。那么，在寡头治理的大门之外，徘徊着数目不断增多的被排斥者，即国际体系中的“无产阶级”。它们在未获得现代民族国家的名分之前，曾经长期以社会自治力量、殖民地、托管地等形式存在，在成为独立国家之后，又因对“舶来”国家制度的适应与掌控程度不同而成为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失败国家、流氓国家、野蛮国家……由此，巴迪指出了国际秩序中最具根本性，但又隐藏至深的悖论：决定国际秩序的深层次力量不是寡头团体内部脆弱的均势，而是寡头内外之间的隔阂与张力，有寡头统治，就有形形色色的抗议行为体及其日益强大的抗议冲击力。
二、国际秩序演化的实质：从国家间性走向社会间性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一般用单极、两极、多极等方式来形容国际格局及其秩序特征，特别是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当今国际体系，主要的辩论聚焦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究竟是向美国霸权的单极格局演变，还是向一超多强的多极格局演变。巴迪对此提出了两个层面的质疑和批评。一是形式上，国际秩序果真能够以数个“极”来描述吗？极和极性似乎已经流于通俗、惯例表达的肤浅，而它们严谨的学术定义究竟意指何物？如何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两极格局及其演变，无论是单极说还是多极说或许都错失了问题的关键。二是实质上，现代国际体系不是孤立存在的社会领域，而是受不同时代物质、技术、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塑造和影响。理解当代国际秩序演化的实质必须超脱大国博弈游戏的窠臼，把握全球化大背景下社会力量涌现并进入国际政治舞台的根本趋势，认识到国际关系演变的本质在于从国家间性走向社会间性，以此为出发点反思权力本身，以及全球性问题与权力有多大关联、以何种方式关联。
“极”性格局的含义
巴迪指出，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以及在冷战高潮阶段，两极格局尚且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描述方式，那么在冷战结束后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我们仍然以“极”作为思考方式，并且仅以“后两极”这一含混不明的方式来形容当今国际格局，那么这就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了。而且，两极是历史上的一种特例和偶然，是不同于帝国霸权和寡头治理的某种变体，不能用两极格局之下的特殊逻辑来推论普遍的，特别是当今和未来正在演变中的国际关系。为此，巴迪对“极”作出了明确界定：一方面采纳了结构现实主义关于“单元间权力分配”的理解，6用极来表示国际体系中权力分布和集中的状况；另一方面指出，两极中的极包含了极化、敌对、对抗的关系，这不同于19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法俄普奥五大国之间的“多极”关系，而且两极的对抗性也不是自始至终的铁板一块，而是存在许多相对性与悖论。
巴迪强调两极格局是一种历史特例，因为在这一格局下出现了两大颠覆性革新，即核武器的使用与意识形态的绝对化。核武器作为一种以毁灭，而不是打击为效果的军事手段，颠覆了国际政治中使用武力的逻辑，从争取优胜转为“确保互相摧毁”。核威慑对国际关系最深刻的影响不在于威胁和平或维系和平，而在于改变了国家行为，催生了巴迪称之为“保护逻辑”或“扈从逻辑”的结盟行为，进而直接导致了两大阵营的形成。令人信服的核威慑能力成为两极格局下具有保护能力的象征，因此无核国家或有限核能力国家只有选择追随超级大国，即在美苏两大超级强国之间择其一而从之，并以阵营方式自处，才能确保自身的生存和安全。在为安全而结成的阵营基础上复合了意识形态的对立与至高无上，美国的自由主义和苏联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不仅有着世界观与价值取向上的明显冲突，而且双方都以“历史终结者”的救世主自居，都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扩张性。这导致两大阵营不像经典多极时代的结盟关系那样存在选择盟友和转变阵营的灵活性，而是只能将对抗关系不断固化和深化，致使两个超级大国与两大阵营之间的相互敌意螺旋上升。因此，作为国际格局中特例的两极指的是一种多层面的关系，既描述体系中存在两大超级强国的现实，还指两大超级强国分别吸附了数目不等的追随者、扈从国，以及这两大阵营之间稳定而持久的对抗关系。
“极”性格局的背后
当冷战结束、苏联消失，两极格局的解体不只是“二减一等于一个单极霸权”的算数问题，而是意味着保护逻辑、扈从逻辑、阵营逻辑的消解，核威慑的无的放矢，以及意识形态作为身份认同标记和国际动员力的淡化。这些问题才是“后两极”国际秩序真正的变化所在。事实上，虽然两极格局最突出的特征是极化对立，但是，两个不那么引人注目的趋势性特征对两极格局的终结以及后两极世界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一是两大超级强国从水火不容的对立走向了一定程度上的共谋和共治，使两极格局本质上仍是一种寡头治理模式。因此，两极格局也体现了寡头治理封闭性和排斥性的根本弊端。两大阵营内部都不乏对“盟主”的抗议者，比如西方阵营中争取独立自主外交的法国，东方阵营中与苏联公开决裂的南斯拉夫和中国。两大阵营之外，广大前殖民地国家在争取独立过程中经历了复杂动荡、时常充满暴力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外交抉择，而且在选边站队与“不结盟”的路径之间矛盾重重、反复变换，总是不按常理和章法地爆发出抗议动力。因此，与美苏二元共治直接相关的第二个趋势在于国际体系中的“无产者”和抗议者结集成为一支日益具有颠覆性的力量。真正撼动了两极格局根基的不是美苏之间的相互敌对，而是在寡头治理的傲慢心态下被蔑称和低估的“边缘性冲突”，即发生在后殖民地国家、发展中国家中的战乱与冲突。不可小觑的是，这些边缘性冲突既非核武器能够应对，也非超级强国能够驾驭。美国在越南和苏联在阿富汗的失败经历分别给出了典型例证。
“极”性格局被散布在南方世界中的边缘性冲突所侵蚀，揭示了全球化世界中更为深层次的变化，即：社会力量成为国际政治中具有自主性的行为体，社会问题成为世界政治中矛盾冲突的根源和导火索，跨越国家边境的社会间联系成为更强有力的动员力量，跨国界的身份认同成为比现代国家更具吸引力的认同方式，传统的国家间政治在全球化进程中逐渐转变为以社会间性定义的世界政治。巴迪在此指出了通信技术革命与全球化的深远意义，这一悄无声息的变革改变了时间和空间距离的属性，使以往被国界束缚的社会行为体能够直接地、实时地相互联系，从而从根本上创造了跨国的社会间性。自前两极格局中肇始、在两极格局中酝酿发展、在后两极格局中显著呈现的抗议力量，其实来自社会肌体而不是国家政府，或者说是由社会进入并掌控了国家政治。因此，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战乱冲突并不是发生在占据国际体系主导地位的大国之间，而是集中在国际体系金字塔底端那些贫穷、高失业、社会分裂、国家建构不足或畸形的弱势群体中，比如中东、非洲、东南亚、中南美洲等人类发展指数低下的国家中此起彼伏的战争，再比如今天困扰整个国际社会的“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非国家行为体发动的非对称性恐怖袭击，还有著名的“文明间冲突”。
这些混乱失序是当今国际秩序需要从根本上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而寡头集团拥有的先进武器、核威慑能力、巨量财富、政治威望和影响等，都无力解决广大弱势国家和社会中的发展问题，尤其是人的发展问题。巴迪十分形象地比喻说，加农炮可以打败加农炮，但无法征服社会，因此，权力、权力资源、权力手段等都亟需反思重构。可以说，两极格局以来，国际冲突的根源已经越来越不再是大国竞争或均势失衡，而是国际秩序本身的公正性与包容性；牵动国际安全与地缘战略的力量不再是大国的雄心意志，而是弱国的行为效应；思考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不再是东西关系，而是南北关系。实际上，冷战结束后的所谓“后两极”格局既非单极也非多极，而是一种东西、南北关系交织，以社会发展和社会问题为导向、以社会间性为基本属性的“无极”秩序。
三、国际社会的行为逻辑：自助性与他异性
世界政治的秩序演化对国家的行为逻辑和国际体系的治理模式提出了根本性挑战。单极霸权和寡头治理模式哪一种更适合全球化的世界政治，或者说，如果这两种模式都有不可破解的治理局限性，如何设想替代性的行为逻辑与国际秩序？这是巴迪在分析国际政治中不同类型行为体的对外政策和主要国际冲突之后提出的问题。
寡头治理者的自助逻辑
巴迪认为，于1989年两极格局瓦解之际诞生的“新现实主义”，以及之后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没有看到美国单极霸权的虚幻。诚然，老布什总统发动的第一次伊拉克战争得到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安理会成员的支持或默许，彰显了美国在实力和道义上的双重领导力，但这仅是转瞬即逝的现象。美国很快遭遇了跨社会性的世界政治中权力贬值与失效的问题：能够伤及美国本土的新暴力来自非国家行为体的恐怖主义组织；进攻手段是对非战斗人员不加区分的自杀式袭击；暴力场域不是集中的、领土性的战区，而是跨国联动的话语、符号和想象；暴力的动机与目标不是权力、财富，而是混杂着屈辱与尊严、否定与承认、全球性与本土性的身份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巴迪将2001年的9·11事件视为国际社会进入“新世纪”的标志，因为新的世界政治正是以强权的失效与弱者的强势这一相辅相成的悖论为特征。
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单极霸权”经历了从小布什总统的新保守主义激进反应，到奥巴马总统的犹豫反思与矫枉探索的过程。强行输出民主制度和价值的“转型外交”与“政权更替”导致了灾难性后果，反恐战争的成效越来越偏离其初衷目标，文明的冲突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新保守主义走向事与愿违的失败结局，促使奥巴马感受到，美国的软实力无论多么强大而无可置疑地受到包括其抗议者在内的欢迎，但始终有难以转化为国际政治认同与支持的局限性，于是他尝试推动更加尊重文化多元性、注重包容性的对外政策。然而，巴迪指出，需要反思和调整的不仅是政策层面，更重要的是行为逻辑——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始终占据国际体系主导地位和寡头治理核心地位的世界最强大国家，如果不调整其唯我独尊的普世主义救世主心态，不走出霸权的迷思，继续无视世界上日益多元的他者，恐怕只能继续承担应对新型暴力和冲突方法不当的高昂成本与惨重后果，并继续被新的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所消耗，而不是对其施加影响或主导。
巴迪对于国际社会中更为资深的“寡头统治者”——今天的欧盟——也作出了行为逻辑上的批评。欧盟没有抓住两极格局终结、保护与扈从逻辑消解的良机，重塑国际行动的独立性，而是继续暴露甚至加剧了寡头行为的弊端，以至于在权力重组、多元融合的新世界中难以找到合适的定位。欧盟一方面在重拾传统强权地位的诱惑与继续塑造新型超国家行为体的道路之间犹豫不决，另一方面，没有超越功能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自助与联合”思维，转向激发内部协同合力的“团结与互助”模式。比如在欧债危机中，德法面对希腊、意大利、西班牙，避免引火烧身的自保心态显然占据了上风，说明欧盟的联合仍然是基于利益相关，而非命运与共，但这恰恰限制了欧盟的国际行动力和影响力，使其在巴以问题、叙利亚问题等国际安全与战略事务中无法以一个声音说话，也无法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出路对策。在新机遇和新路径面前，欧盟仍然延续着封闭性、排斥性的寡头逻辑，因此既无法同以传统的、以硬实力见长的美国、俄罗斯相抗衡，也难以有效整合欧盟内部的新成员，或联合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新伙伴，至今没有发挥出其引领国际体系文化变革的潜力。
法国的对外行为与政策尤其具有典型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奉行的戴高乐主义独立自主对外政策堪称富有远见卓识，因为戴高乐不仅意识到了法国实力的衰落，而且还预见到权力本身的失效，因此及时地将法国的对外政策目标由追求强大转变为追求“伟大”，体现在追求统一欧洲的领导权，明智地从去殖民化进程的痛苦中脱身，转而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解与合作，以及充分利用多边国际机制扩大法国的威望与影响。欧洲主义、南方主义和多边主义成为法国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使法国“持二等舱票坐上了头等舱座位”7。而且，法国的这一对外政策在从戴高乐到希拉克的近半个世纪里保持了高度延续性，实现了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主义”，形成了“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在对外政策上都是戴高乐派”的外交风格。8但是，当冷战结束、国际格局深刻调整时，法国的对外政策出现了迷失和转折，表现为受美国单极霸权影响过深的法式新保守主义：法国重返北约，重拾已经失去历史语义的阵营逻辑；发动新干预主义的法式反恐战争，折损了其南方主义的友善形象与实利；以惩戒外交为名强化寡头治理的排斥行为，主动走向了俄罗斯、叙利亚、伊朗、利比亚等国的敌对面。究其根本，法国仍秉持着旧秩序下的自助逻辑，追求已过时的“中等强国”地位以自我安慰，仍幻想退回肩负“特殊责任”荣光的寡头治理时代，这反而降低了法国对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变化的解读能力与适应能力。2015年11·13恐怖袭击事件，也被称为法式“9·11”，给法国不合时宜的行为与政策敲响了警钟。
抗议行为体的独行能力
在寡头治理体系的另一端，昔日被排斥和轻视的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积聚了日益强大的抗议能力，正在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定义并真正主导着今天的国际日程。在国家行为体中，俄罗斯是最不甘、不应该而且无法被排斥在治理体系之外的。尚且不说俄罗斯有参与欧洲列强寡头治理的历史经验和传统，有捍卫大国地位的意志和魄力，而且俄罗斯从未真正接受冷战“战败者”的身份。仅在进入21世纪后的十几年间，俄罗斯就恢复了在国际社会中硬实力的存在感，而且利用新兴国家身份构建了新的联盟，在格鲁吉亚、克里米亚、叙利亚等国际事件中向西方证明了自己在全球治理中的不可或缺性。以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为代表的新一代“新兴国家”，虽然在发展全面性、均衡性、可持续性上仍有各种问题与不确定性，但已经明确地不满足于一种卑微的国际地位。它们不仅有参与国际治理的明确诉求，而且利用其发展的不充分性与地位模糊性积极塑造“发展中国家代言人”“抗议领袖”的形象。这些国家继承了万隆会议的精神与不结盟运动的遗产，同时以更少意识形态色彩、更多务实高效的方式构建着南南轴心，与七国集团分享、争夺着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力。
此外，在刚果、索马里、萨赫勒以及中东等所谓“国际热点”地区，战乱的机理要归因于国家建构与社会整合的失败，而这一失败需要向长期推行工具主义政策和新殖民主义双重标准的西方大国、寡头治理者追责。西方国家不仅没有向这些“进口”其现代国家形式的“被保护国”“扈从国”提供必要的资源和帮助，反而支持专制、腐败，甚至极权、暴虐的当地统治者，利用这些国家的“衰弱”谋利，延续本应终结的保护逻辑与依附关系。结果是加剧了合法性缺失，制度赤字，国家机器与本土社会分离，市民社会萎缩，发展停滞，集体挫败感、痛苦、屈辱与怨恨情绪积聚，以及社会认同碎裂。这些“病症”为激进主义、极端主义和暴力主义提供了温床，培育了哈马斯、真主党、“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不断升级的“暴力领袖”，催生了内战、族群冲突、文明冲突与国际争端交织混杂的“多层战争”。这些新型冲突牵动着联合国的神经、大国的行动与资源，而且在这一恶性循环中，自以为掌控国际秩序的“寡头们”越来越只是被动应对，承担其自以为是、自私自利的自助逻辑以及傲慢的排斥逻辑的后果。巴迪不无辛辣地指出，仅就21世纪以来的前15年而言，真正能够先发制人采取行动的只有本·拉登和巴格达迪，他们引发的颠覆性影响比世界上所有政府能做的总和还多。
由此，巴迪总结“后两极”国际格局各种问题的根源在于，无论是霸权国、寡头治理者还是抗议者，在面对全球化与互相依存的世界时，仍顽固地奉行着起源于17世纪欧洲的、霍布斯式的国际体系自助逻辑，视野中似乎世界上只有“我们”自己，不顾及他者的利益和情感，无视他者的文化与传统。这种“弹子球”式相互碰撞的国际政治已经不再适合今天相互依存的全球化世界，无法再像当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一样提供一种有效的“共存”之道。因此，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演变要求用他异性逻辑取代自助逻辑，即走出自我封闭与狭隘自利，正视和尊重他者，维护文化多样性、开展文明间对话，重塑国际秩序的平等性和公正性，聚焦人的发展问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构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间性纽带，再一次以“集体的”方式走向国际社会的未来。这需要真正的国务家的担当与卓识，需要超越既定思维框架的智慧和勇气，需要重塑外交作为对话协商艺术的作用，最根本的是要承认：世界上不再只有“我们”。
四、国际关系研究的“法国学派”：未开发的资源
巴迪关于国际秩序的另类思考作为当代“法式国际关系研究”的一部代表性作品，对于深化本学科专业的知识和理解、启发学科未来发展路径具有独到的贡献，也说明在国内学术界熟知的“美国重心”的学科发展脉络和理论框架之外，还有注重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综合性思维方法、具有自成一体的研究传统的“法国学派”这样尚未充分开发的资源。从该书主要内容和观点的介绍中不难看出，巴迪这部作品以及从中反映的法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特色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注重概念的反思与重构，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和批判主义理论基底。在巴迪看来，国际秩序、两极格局、权力、霸权、战争、冲突、安全等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核心概念，越是进入学者和实务者的日常生活语境，越容易形成思维定势与内容依赖，久而久之演变为一种智识懒惰——即使面对变化了的现实也不想或不愿去更新这些关键概念的内涵，面对新情况和新问题仍局限在既定的概念框架中寻找出路和对策——表面上看是政策缺乏适切性，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认知框架与思维方式的滞后。巴迪主张对这些核心概念要进行与时俱进的反思、重读、重构，不被“经典定义”在历史社会学意义上的时空局限性所束缚，特别是要超越国际关系整体的现代性，以适应全球化、后现代世界政治的发展。巴迪也因此被称为20世纪90年代兴起、21世纪初获得国际声望的法国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代表人物。9而且，他改变了法国国际关系学者一贯我行我素、自愿孤立于大西洋两岸理论建构之外的态度，以反思主义支持者的立场加入了9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三次大辩论，在批判和超越现代的“普遍主义”这一点上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建立了沟通对话的桥梁。10
同时，巴迪的后现代主义思考具有强烈的自我批判性。他虽然不声称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但非常清醒自觉地超越自身所属的西方和欧洲视角。巴迪对单极霸权幻象的无情嘲讽，对寡头治理模式的深刻剖析，对发达国家新殖民主义虚伪性的揭露，以及对国际体系统治者与“无产者”的二分法描述，体现了一种刀刃向内的冷酷和马克思式的阶级批判。这让人联想到，巴迪1975年在巴黎政治学院获得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就是《冲击下的法国共产党》，也让人想起福柯说过的，法国哲学曾经一度是马克思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11在理论视角和底色上，以巴迪为代表的法国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的作品与中国学界熟知的英美学者的作品有显著区别。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巴迪的批判主义分析提供了更加中立、中肯的观察和论证，他关于“权力失效”“弱者效应”“多层战争”“无极格局”等论断独具新意，具有开拓思维空间的作用。这对于力图超脱“美国重心”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研究者来说，更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第二，注重社会建构与理论超越，具有社会学与政治学融合的学派风格。巴迪对国际关系和国际现象的分析继承了雷蒙·阿隆的传统，具有鲜明的社会学特色。他把国际关系视为被编织在社会关系与社会意义网络中的社会事实，具有建构性和流动性。12这意味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元行为体、多种理性、多重规范与多样的行为逻辑，而且没有哪一个“变量”能够独立发挥作用或起主导作用，也没有哪一种单一的因果链条能够充分解释社会现象中的相互联系、影响与建构。因此，巴迪不赞同国际关系理论过多向经济学、统计学以及数学等学科借鉴思维方法，比如对于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两极之一的消失如果用“二减一”的公式去理解则必然导致谬误。国际关系研究应该借鉴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整体主义方法，把各种行为体和变量放在一起观察和思考，重要的不在于找到某个起关键作用的变量，或某条“规律”，而在于理解社会因素之间多层多维的复杂联系与动态演化，把握世界政治从国家间性向社会间性转变的本质。巴迪在1993年与玛丽-克洛德·斯莫茨合著的《世界的逆转：国际关系社会学》中提出，要以国际关系社会学的方式思考，才能够在国际现象的“迷宫”中读懂各种变化、失范与逆转。13这部著作被巴黎政治学院通识课程“世界空间”（即全球政治）用作基本教学参考读物，反映出法国学界对构建国际关系社会学有很高的认同与共识。14
进入21世纪以后，将政治哲学、国际政治学、比较政治学与社会学、人类学融合的国际关系社会学已经成为法国学术界独立存在的一支跨学科学术流派。这一流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吉约姆·德文指出，国际关系社会学是与“国际关系理论”并行的研究传统，而且可以说是对理论的超越——因为理论，特别是元理论所追求的范式、变量、因果联系对于复杂的国际社会现象而言过于单薄而难以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力，侧重历史和事件分析与诠释的政治社会学路径具有更扎实的“理论价值”。15巴迪在这部著作中又一次提出要构建一门“精致而准确”的国际关系社会学，以满足时代的挑战和要求。他指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主流理论体系都有自身无法逾越的理论困境，出路在于正视和承认世界政治的非单一性和非普遍性，克服智识懒惰，由追求“理论建构”转向注重实证研究与理解诠释，从而吸纳兼容两大主流理论视角，同时使国际关系学科重心不再仅仅聚焦简单机械的“权力分析”，而是真正关注国际社会的问题、病症与变迁，使之成为一门研究“‘社会构造’的科学”。虽然国际关系社会学的建构仍是正在进行时，但无疑能够为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大理论沉寂”提供启发，为学科发展注入新动力。
第三，注重历史叙事与文化多元性，具有广阔的全球主义视野与人文主义情怀。巴迪的作品虽然被冠以“后现代主义”风格，但他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方式更接近国际关系研究的“传统主义者”，注重追索历史脉络、“厚重”描述与案例分析，给人的阅读体验犹如“在‘社会科学’之星高悬的寒冷冬天过后，披上了一件由老的历史主义和哲学传统织成的温暖外衣”16。他更多延续了韦伯“理解社会现象如何历史地成其为如此而非其他”的思路，17认为社会行为动机和理性形成于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背景中，所以要理解作为社会现象的国际关系，必须认真剖析历史和文化要素。18在这部作品中，巴迪通过追溯现代国际体系演变与扩散的历史说明，虽然非欧洲和非西方的社会、群体、国家等先后被纳入这一体系，但注定有水土不服的“病症”，以及与生俱来的矛盾互斥——这才是今天去殖民化进程遗患无穷、各种“失败国家”“无赖国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比如，欧洲的政治思想和实践建立在宗教与世俗二元性的基础上，这从根本上与伊斯兰文明“属灵世界”与“世俗世界”不可分割的信念相抵触，因此即使被后者进口或舶来，也不能发挥西方现代政治“思考、实践、调适变革”的作用。19巴迪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早期泛阿主义、泛亚主义、泛非主义运动，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冷战后的新兴国家、失败国家，甚至恐怖主义等统合进一个具有内在连续性的历史叙事中，有力地说明被排斥和忽视的屈辱、怨恨、痛苦是驱动国际秩序演进的真正重要的“变量”，也说明传统的、前现代社会未必会发展为现代和后现代社会，同样也没有理由必然成为某种秩序的边缘和附庸，非西方世界的发展路径和现代化模式是多样的，并非要以西方的现代性为蓝图。
可见，文化多元主义是巴迪主张“他异性”逻辑的根本动因。巴迪有一半的伊朗血统，会讲波斯语，掌握一定的阿拉伯语，曾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学习，除了拥有政治学博士学位外，还有20世纪世界历史学深入学习文凭（DEA，相当于今天的研究型硕士）。这些经历使巴迪对西方文化的“他者”具有高度的敏感与关怀，特别是对亚非拉等“第三世界”抱有深厚的理解同情，对因“他异性”缺失而产生的问题具有独到的见解。在相关研究早已汗牛充栋的中东问题上，巴迪发现了一个非常微妙但重要的因素，就是其地理上与欧洲的毗邻性和文明的厚重性使中东地区的苦难格外深重——被熟人，而不是陌生人羞辱带来的痛苦更难以让人忍受，而且越是拥有曾经辉煌的历史和回忆，越是会为“落后挨打”的现状感到痛苦。这生动地解释了为什么在人类文明发源地、三大宗教圣地，且与欧罗巴文明地缘接壤的中东，聚集着火山般的仇恨与暴力。只有走进每一种文化的历史和思想深处，才能够把握不同人民的认知偏好与心理特征，才能够理解其政治外交行为与选择——这要求一种全球主义立场和视野。事实上，全球主义在法国国际关系的教学和研究中是一个基本起点，而不是一种补充说明。对全球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强调，使巴迪和许多法国国际关系学者的作品也许在叙述论证上形式散漫不拘一格，但是都透射着人文情怀的温度——回归大写的“人”字，恰恰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初心使命。
五、在当今世界如何自处：对中国的启示
2021年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中国在重返和融入国际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已经走出整整半个世纪。习近平主席在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通话中表示，中方将继续支持联合国及古特雷斯秘书长工作，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在这一时间节点，我们的确十分有必要回顾总结、思考砺行，在庆祝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思考如何在风云变幻的全球化世界上自处，以更好地发展自己、造福世界。巴迪关于“世界不再只有‘我们’”的许多思维框架可以为我所用，为我们开拓新时代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中国格局、中国气派提供启发。
首先，需要充分意识到中国融入的是一种异己文化和异质体系，与时俱进地思考国际社会中学习与社会化的意义。正如巴迪所说，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带着不可避免也不可能从根本上祛除的西方文化特质和欧洲中心主义视角。对于体系的后来者、曾经的被排斥者、今日全球治理的“新兴”行为体，我们需要把融入全球化世界视为一个长期、持续的历史进程，而且这种融入必然要求对他异性的认知、理解、适应以至于主动利用。沟通交往的困难与相互磨合的痛苦不仅在改革开放、重开国门之初存在，在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阶段也不会轻松，甚至可能会遇到更加尖锐的矛盾和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保持定力、耐心和信心，通过学习和社会化来实现与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国际社会的“共同演进”（co-evolution）20。这意味着，一方面，学习不是建立在先进—落后、现代—非现代、优—劣、强—弱等二元论预设之上，向他者学习不简单地等于己不如人，而是一种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心态。要能够看到任何他者，包括远不如自己“强大”“先进”的他者，也会在某个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和智慧，可以提供启发借鉴，如此才能在技术、信息、观念日新月异的世界上保持不断进步。另一方面，学习与社会化的目标不是为了有朝一日变成某种他者，或占据国际秩序的某种“等次”或地位，这将会有落入静态思维与零和博弈的危险。学习与社会化归根结底是一种建立在自我完善基础上的与外部世界的良性互动，落脚点是增进与他者的相互了解与信任，在此过程中把自身的理念、诉求、影响转化为国际体系演进的动力与灵感。
其次，需要深刻认识世界政治中的复杂性、多重性、模糊性，塑造一种精致、有效而灵活的对外政策与交往行动。今天的世界政治难以用一张单一的“世界地图”来呈现，需要根据不同的议题领域、不同的立场视角绘制一套“地图集”，因为轮廓清晰、单一面向、线性进步等现代性特质逐渐被“混沌互渗”的后现代性侵蚀，甚至在某些领域被取代。特别是我们努力深入参与并试图发挥引领作用的全球治理，更是建立在行为体多元、议题维度复合、多重利益交织，而且富于流变性与模糊性的基础上，而且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利益、身份、诉求、认知、情感同样也是复杂多样的，不是单一、整全、固化的。因此，国家主义、权力中心的传统国际政治行为模式很难适应“社会间性”的世界政治，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策略决断也难以应对议题与场合的复杂微妙。还要看到，国家间政治中“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敌人的朋友也是敌人”的传统逻辑不再颠扑不破，在不同情况下会产生多种变体。因此，我们对国际形势、事件、关系、行为体及其策略逻辑的分析需要更加具体、精细，明确中心任务、主要矛盾和长远目标，尽量避免简单化、单向度的思维和行动，善于在复杂动态的国际格局中谋势开局、因势利导、趋利避害，营造积极开放而富有活力的对外交往格局。
最后，需要加强全球主义视野与他异性话语建构，更好地培育和展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心态与大国风范。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是一种“天下大同、美美与共”的美好愿景，全球主义视野和情怀是其内在要求。全球主义的本质是尊重差异性、维护多样性、坚持利他性、倡导团结互助性，是对现代性的系统、整体超越。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只是要将其作为一个概念术语写入政策文件，而是要将其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重塑我们的对外交往行为逻辑和话语实践。如同巴迪对法国和欧洲作出了要“走出自我”的批判性思考，我们也需要通过建构他异性逻辑来推动自我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既改变长期以来给外界留下的“事不关己、漠不关心”的印象，又纠正近年来外界对中国新外交等同于“一味强硬”的误解。我们要用多层次、多领域的具体政策、话语和实践展示“对话”诚意，支撑“互惠”主张，证实“共赢”成果，在持之以恒的参与和贡献中塑造自己期待、他者认同的角色与形象。特别是要更加重视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的作用，因为“世界上不是只有‘我们’”在多边舞台上体现得尤其直接，尤其具有现实意义。我们需要增加对非直接涉我，但在多边视角下具有重要性的议题关注，提升国际组织参与实践的外交专业化水平，增强多边政策与话语中的利他性考量与表达，以丰富开放的多边外交实践充实“负责任大国”形象，展示“仁智”大国心态与风范，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由己及人，潜移默化，滋养更加和平、持久、包容性的国际体系文化。
翻译巴迪的这部作品早已超越一份单纯的语言转换工作，而是启迪了一个学术探索与思考的历程。作为译者，本人在这一过程中的收获不可言喻。在此要衷心感谢敬爱的导师、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王逸舟对引进法国优秀国际关系学者及作品的热情鼓励、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这正体现了中国学者的全球视野、开放胸怀、文化自信与学术眼界，鼓舞并坚定了学生拓展非美国、非主流知识探索路径的勇气与信心。还要感谢巴迪教授对本人的信任，并专门为中译版作序。同时，巴黎政治学院的校友刘华胤、李杨、陆威对本书的翻译寄予厚望，一直陪伴鼓励。希望这部作品作为巴迪教授的首部中文译著，将会启发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法国学者和法国学派的兴趣，未来有更多有代表性、有特色的法文译著进入中国读者视野，增进中法两国知识界之间历久弥新的友好交流。感谢浙江大学吕一民教授对素昧平生的后辈小生的提携厚爱，平易近人而亲切温暖地接受为本书作序，虽然一直以邮件方式沟通，但字里行间透射出的大师风范与师者仁心让译者深为感动，必将以吕教授为榜样，做“有思想、有深度、有责任、有温度”的当代中国学人。本书的翻译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殖民扩张史料整体与研究”（21&ZD248）经费支持，同时也是该项目的阶段性成果。还要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王琪先生高效、细致的工作，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宝贵支持。最后，言语无法表达对家人无私奉献与倾心支持的感激，他们使本人每一点每一滴的学术工作成为可能。
由于语言和专业水平的局限性，译作难免有疏漏和差错，这些责任全由译者承担，并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宗华伟
2021年7月22日于北京大学
注释
1．安德鲁·赫里尔在《无政府社会》序言中形容布尔之语，见《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第4版），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Ⅲ页。
2．[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第4版），张小明译，第18页。
3．[德]路德维希·德约：《脆弱的平衡——欧洲四个世纪的权势斗争》，时殷弘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4．[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影印版），肯尼思·汤普森修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118页。
5．袁明主编：《国际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9页。
6．[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苏长和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6页。
7．B．Badie，Marie-Claude Smouts： Le retournement du monde： Sociologie de la scène internationale， Зème Edition， Presse de Sciences Po et Dalloz，1999.
8．Frédéric Bozo：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de la France depuis 1945， Flammarion，2019.
9．庞林立：《法国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后冷战世界的认知和分析》，载《国际观察》2008年第1期，第100—111页。
10．严双伍、陈菲：《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法国学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7期，第59—65页。
11．[法]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5页。
12．安娜·莱安德：《贝特朗·巴第：改变国际关系态势的文化多元性？》，载[挪威]伊弗·B.诺伊曼、[丹麦]奥勒·韦弗尔主编：《未来国际思想大师》，肖锋、石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231页。
13．B．Badie， Marie-Claude Smouts： Le retournement du monde： Sociologie de la scène internationale， Зème Edition， Presse de Sciences Po et Dalloz，1999.
14．Jean-Philippe Thérien， “Le retournement du monde： Sociologie de la scène international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7， No.1， pp.205—206.
15．Guillaume Devin， Sociologi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Зème édition， La Découverte，2013.
16．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3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55页。
17．John Gerard Ruggie，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No.4，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t Fifty：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Autumn，1998）， pp.855—885.
18．安娜·莱安德：《贝特朗·巴第：改变国际关系态势的文化多元性？》，载[挪威]伊弗·B诺伊曼、[丹麦]奥勒·韦弗尔主编：《未来国际思想大师》，肖锋、石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231页。
19．同上书，第202—231页。
20．秦亚青主编：《实践与变革：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版，第9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