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前言

我格外荣幸向中国读者送上这部出版于2016年的作品，当时传统国际关系分析正处于一种深受震撼的危机背景下。5年来，这种危机进一步深化，但性质没有变化，即使今天重写，我可能也不会做什么改动。必须承认，随时光倒流而回望，国际关系这门1945年以来发展起来的科学，始终受双重因素影响：一是学科诞生的背景，二是行为体和实践者不断参与其中的漫长发展史。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科学确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深深烙上了大国的印记，因为它们合力击败了纳粹狂魔，拯救了苍生。于是国际关系科学几乎自然而然地赞颂新生的美国霸权，而且这一新学科最早的专家几乎全是美国公民。至于浮现于他们分析笔端的历史，其实是一个欧美世界的历史，这个世界自认为通过著名的、1648年终结了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创造了国际生活的现代性。这是出现于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现代性，孕育了最初的欧洲国际体系。

这是一番不证自明的道理：欧洲世界——随后催生了美国——以最初的国际体系的创建者自居，而这一国际体系只能不断普世化，扩展至世界所有角落，因为它不仅建立在启蒙时代的普世理性基础上，还有欧洲的主导地位、无论是否以殖民方式主导，及其经济与技术的巨大成功来支撑，而且欧洲的主导地位与其经济技术成功相互提升。不需再有任何疑问：欧美模式是“世上之唯一”。这一幻象却很快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无法理解去殖民化进程，也不知该如何引导这一进程，闭锁在冷战和两极格局的旧图式中，误解了正在出现的全球化的意义，错以为可以工具化利用全球化来巩固昔日霸权。国际关系作为一种美国科学反映出这种天真，继续透支旧概念，特别是权力的概念，用权力的视角看待世界上的他者，好像他们只是自己的一群毫无生气的复制品。

本书的写作计划有三重立意，而且至今仍然如此。首先，要走出自我、放眼世界，以更好地相互理解。国际关系主流科学的谬误在于总是忽视西方政治体系创建的独特方式，这使之从根本上区别于其他人民的历史。西方世界倾向于将自己的历史路径视为一种普世进程，于是自行创造了一些概念，仿佛它们能够脱离自己的历史而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把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多元与谦卑引入并创新国际关系理论是至关重要的。

本书写作的第二个目的在于思考他者能够为当今国际关系带来的贡献：自柏林墙倒塌和两极格局终结以后，战争、安全、国际合作的意义再也不同于以往。特别是冲突，再也不像昨天那样，而且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不像过去几个世纪，尤其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以来的数个世纪那样了。冲突不再是国家之间、常规军队之间、以严格的国家利益之名进行的对抗：此后，社会行为体、宗教、社群、犯罪网络，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而传统的国际关系科学理论和实务者们对此很难理解。

最后，也是尤为重要的是，本书的努力是为了让国际关系重新融回于世界，正如书名所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学学说的失败要归因于从未真正将全球化纳入其分析框架，一直停滞在基于诸多旧概念的“威斯特伐利亚”世界观，这是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所推崇的，把国际关系比作主权国家之间永无止境的斗争，按照一种类似于角斗士之战的模式。三个谬误由此产生：战争被塑造成为国际游戏永恒的宿命；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和交流仅作为边缘性因素纳入考量；非国家行为体，人民、社会运动、社会或仅仅是个人的怨愤，在理解国际关系现象时可以被忽略。更重要的是，在传统的观念建构中，世界并不是如实存在的：世界几乎从未全面地展示其存在，只是通过国家利益的线索呈现；在这样的世界中，安全仅仅被视为对国家而言的安全，而我们今天知道，所有主要的威胁都是全球性的，影响的是人类整体，无论是卫生、环境、或与贫困相关的挑战，还是其他一些因素，它们的致命性比所有战争和所有恐怖主义袭击造成的伤亡总和还要强很多。

事实上，我所说的是一种语法的变革，触及了国际关系主导性科学的基本范畴。本书主张三个根本性变革，分别是关于权力、霸权和领土性。权力不应再像过去那样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主要的权势大国无法如昔日通过一场场战争来巩固地位，它们今天已经无法赢得战争。这就是美国在越南、伊拉克、索马里，苏联在阿富汗，法国在其殖民战争以及今天的萨赫勒地区所处的境遇：军事上的胜利很少见了，权力越来越少地带来收益，而且旧的政治学对此很难提供解释！

权力的消解动摇了霸权的概念。自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以来，霸权概念就极受重视，直到在经典国际关系理论学说中被视作神圣。它描述一种权力地位，不仅凭借资源的格外丰富确立，而且还要汇集两项优势：一是被一群寻求自我保护的小国需要并拥护，二是享有能够维护国际体系稳定的公开声誉。本书想要展示的是，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充满复杂性的全球化，“极”和“阵营”都消失了，随之消失的还有结盟与追随的游戏，而反霸权的行为比霸权本身还要醒目，因为霸权难以施展。霸权远远无法像过去那样发挥稳定性的作用，而是变成了混乱失序的根源。

同样地，全球化也颠覆了领土性原则，这一原则在欧洲历史上、自16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以来、曾一直被集体一致地视为现代国家建构的基础。当时这种新的政治权威形式要求按照领土划分职权，在领土范围内行使法律统治。边界成为一项基本制度，既是权威与主权的属性，也是此后严格分立并存的国家间关系的支柱。这一在科学上和行为中均被视作永恒的建构物今天遭到了双重挑战，我们甚至无法为之作什么真正的辩护。一方面，一些文化对领土有不同的解读，比如昔日的帝国拒绝接受西方推介的严格的边界观念，或是非洲社会，他们历史上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对他们而言边界的适宜性是相对的。另一方面，相互依存的逻辑使领土概念更具相对性，交流代替了边界，交易取代了对抗，流动性取代了静止性。

在我看来，这些变化的重要性足以证明新思路的价值，即“走向他者”，那些外在于欧洲历史的他者，目的是对自己有更好的认知，也对自身的经验有更为相对的看法。走向他者，以更好地构想一般性，全球化的推进需要这种一般性，但它不属于任何一个个体。走向他者，不仅是为了新建一种包容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不把任何人拒之门外，而且，尤为重要的是，把国际关系理论建立于整体的人性观念之上。

这就是本书想要探讨和成就的意义。旧世界是一个竞争性的国家按照霍布斯的角斗士模式周期性对抗的世界：安全不可避免地被描述为国家安全，人性的观念属于乌托邦的范畴。今天，世界上主要的致命性威胁都是全球性的，比如气候、卫生，甚至技术或经济。它们赋予人性概念以双重内涵：人性具有团结的力量，体现在应对那些真正的共同挑战中；人性不以国籍或护照而定义，而是界定为共同的社会需求，以及由这些需求而产生的人类公共产品。今后，团结互助不再只是一种道德，而且还是实用的：归根结底，世界不再只有“我们”。

伯特兰·巴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