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的四个严峻挑战

2049年是重要的战略节点

2049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和战略节点。按照我们党提出的“两个百年目标”，我国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的2049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这个问题在2020年这个关键点讨论会比以往更加实在。从国际环境看，我国未来30年所面临的增长环境将和过去40年完全不同。“大象难以隐身树后”，但我们并没有全面做好大国战略，尤其是还没有为未来担当世界的领军者做好准备，整个世界也没有为中国的新角色做好准备，这可能会带来全新的挑战。

同时，在我国内部也存在着诸多新挑战。在人口方面，我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趋势，这一趋势的影响恐怕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9月22日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两个硬目标，这意味着未来我国的整个增长模式会随之发生巨大的改变。第一个硬目标是力争在2030年之前，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要达到峰值。现在我国碳排放还在上升，煤炭在我国全部能源中的占比仍然在60%～70%。我们在未来10年之内能否让二氧化碳排放达到顶峰，然后开始下降，这是一大挑战。第二个硬目标是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非常大的目标，给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不仅如此，我们国企改革和金融领域的改革都没有完成，下一步的经济增长需要更好的企业结构和金融结构。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开放的研究与战略的远见更加重要

北大国发院作为中国高校智库的领军者和国家高端智库的杰出代表，更有责任以全球开放的眼光研究中国重大且长远的战略问题。《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就是北大国发院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两年多前开始合作编写的。

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排名第一的智库，也是世界顶尖的智库之一。北大国发院之所以找布鲁金斯学会合作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希望我们的研究报告不仅在国内出版，而且要在国际上出版，而布鲁金斯学会有自己的出版社。这份报告的英文版2019年已由布鲁金斯学会出版，中文版2020年出版。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未来30年的挑战很大程度上来自国际环境的变化，希望了解从美国的角度如何看待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同时，我们和布鲁金斯学会的这种学术交流也证明，在中美关系恶化的前提下，中美两国的合作其实并没有停止。中美两所非常知名的智库现在仍然能够走在一起，共同为中国的远景做一些研究，这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如何看待我国近70年的发展

在这项有战略前瞻意义的研究项目中，我们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增长，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30年面临的挑战。

过去70年基本上可以分为前30年和后40年。那么如何看待这两个阶段的发展？是完全割裂开看，还是连起来看？我认为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总结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赶超经历，以及如何走好下一步的路都是有意义的。我们在这本书里提出来，应该把前30年和后40年连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去考虑，而不是割裂开看。

前30年为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虽然我们在这一时期犯了一些错误，但已有过很好的总结。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面写得很清楚，在政治上已经有了结论。

在经济方面，前30年至少有两方面的成就对后40年的经济起飞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是奠定了坚实的工业基础。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全世界造船业大概80%的吨位是在中国造的，我国的万吨巨轮是在20世纪60年代下水的。如果没有那时候奠定的重工业基础，我们不可能拥有今天在世界造船业的地位。前30年，我们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另一方面，前30年我们在人类发展指数方面也做得比较好。和印度比较，能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国在人类发展方面的成就。比如：1978年我国人均寿命已经达到66岁，印度比我们差10岁左右；我国识字率在1978年已接近70%，印度比我们少20个百分点。所有这些对于我国后40年的经济腾飞都有着积极的影响。

改革开放40年，是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灵活应用。

这40年的成功在于什么？当剥离开所有的东西，会发现万变不离其宗，我们的成功没有离开新古典经济学阐述的理论。比如储蓄，一个国家没有储蓄、没有投资，是不可能发展的。又比如人力资源水平的提高，包括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增加。再比如技术水平的提高。很多人说我国经济是在没有技术进步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主要靠的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这种说法不对，因为数据显示，过去40年里的技术进步（此处指在刨除劳动和资本的增长后剩下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效率改进）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是40%左右，这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从这方面来讲，可以把过去40年中国的超高速增长归因于比较明智地把新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经济政策建议灵活应用到了中国的现实当中。这一结论在经济层面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这本书没有展开讨论这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原因。

对于未来30年，我们应如何判断？放在什么框架中理解？我自己的理解是，未来30年将是中国一千年以来的高光时代。

过去的两千年，中国在前一千年是上升的，后一千年基本上是停滞甚至衰退。如果站在历史大维度上衡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1949年就已经开始，不是从1978年开始的。也就是说，到2049年，我们将用100年的时间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未来这30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后冲刺阶段，将是中华民族过去这一千年以来最高光的30年。

未来30年中国面临的四个严峻挑战

当然，未来30年我们面临的挑战也是严峻的，至少有四大挑战。

第一，社保能否支撑数亿人同步老龄化。

人口方面，中国到不了2030年就会开始下降，老龄化的挑战巨大。1962—1976年是我国的“婴儿潮”时期，这期间出生的人口有三四亿，这批人的老去将会给我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认为，这个挑战主要不在于劳动力的供给方，因为劳动力供给大概率会被AI（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所替代；挑战也不在于需求方，因为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比较低，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老龄化造成的消费下降，“未富先老”在某种意义上反倒存在一定的利好。事实上，老龄化对中国未来30年最大的挑战在于社保，会非常考验我国社保是否有能力承担数亿人的集体老去。

第二，产业结构调整能否支持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的硬目标。

减排方面，前面提到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明确提出的目标。以前我们搞环保和减排的要求是有一定弹性的，这次目标宣布之后就不会有任何弹性了，成为我们必须完成的任务，否则我们会对全世界失信。

我个人的判断是，未来5～1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会被提到非常高的高度，很多产业恐怕会因此消失，整个产业结构会发生重大的变化，我们的企业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第三，国企和金融改革任重道远。

国企和金融改革方面，虽然我们改革已经40年，但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产权结构。新一轮的国企改革在推进，已经提出国企改革的三年行动方案。我们是否能够通过三年的改革形成一个所有制比较稳定的结构，也是一个挑战。

在金融领域，我们的差距更大。可以说，改革最不彻底、对经济又极其重要的领域就是金融领域。我们的金融，无论是对外开放还是对内开放都比较缓慢。2010年之后，金融领域，特别是在影子银行领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效果并不如意，所以过去两年又有一轮“去杠杆”。那“去杠杆”之后，我们能否找到一个新的监管均衡？如何才能使我们的金融既保持活力，同时又不会产生类似2010—2017年那样的风险？在我看来，这都是巨大的挑战。

第四，在国际环境中有所作为，转变角色。

国际环境的变化包括两方面：一是美国对我们态度的改变，二是我国自己体量的变化。以前我们的战略是韬光养晦，但现在我国的体量已经太大，“大象难以隐身树后”，我们已经没有了韬光养晦的空间。环境已经完全变化，国际社会也早已经不允许中国继续韬光养晦。所以，我们的重点一定要转向有所作为，这也是中央已经做出的转变。

下一步的关键是如何才能更好地有所作为，特别是在迅速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有所作为。

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我们要从规则的追随者变成规则的制定者，这个挑战是巨大的，涉及很多方面的改变，甚至是哲学层面的改变。我个人认为，我们国家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这也意味着未来30年最大的挑战恐怕来自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中国以什么样的姿态参与国际环境的重构？中美之间这几年的贸易战和诸多摩擦、变化，再加上美国在大量地“退群”，从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参与制定和维护新的国际秩序的机会，但这同时也非常考验我们与全世界不同国家开放融合的定力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