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最让人担心的不是创新

中国经济的三个重要变化

最近几年，“新常态”的提法比较多。新常态究竟意味着什么？从我们研究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新常态本质上源于一种结构性调整。其中，有三个重要变化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第一是中国出口导向增长模式、无限扩张的时代已经结束；第二是中国工业化高峰已过，进入“去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的新阶段；第三是中国人口红利进入消退期。

对于出口导向模式，其明显的好处是需求不用取决于一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增长，可以更多地借力世界上其他国家收入的增长，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增长空间。但这样的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了，数据上已经明显出现变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出口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最高峰，接近35%，然后逐步下降，如今约为18%（图1-1）。日本的这一比例还有17%，美国只有10%。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比例应该还会下降。这意味着今后我们必须更多地依靠国内需求来创造经济增长的动力。

对于“去工业化”，仅从字面理解容易产生误解。这里，我用“去工业化”想表达的核心意思是中国工业化的最高峰已经过去，服务业已经成为连续多年的经济增长主力。在三大产业中，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农业就业占比就一直下降，服务业就业占比一直上升，工业就业占比在2010年之前还基本保持上升，之后开始下降（图1-2）。值得一提的是，21世纪头10年中国工业就业占比上升了10个百分点，相当于之前40年上升幅度的总和。换句话说，加入世贸组织这头10年，中国工业化走完了过去40年的路。今后，更多的劳动人口都只能依靠服务业。

“去工业化”的深远影响是：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放缓，因为外需下降，国内需求主要靠国民收入支撑，而国民收入的增长一般不会太快，就像发达国家以内生性增长为主，速度始终起不来；另一方面，和工业相比，服务业技术进步率比较低，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也没有那么大。当然，服务业的好处是使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占比能回升，收入分配格局会改善。国民可支配收入一般分成三部分，即居民可支配收入、企业可支配收入和政府可支配收入。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居民收入占比一直在下降，20年间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其中，政府部门收入占比变化不大，变化主要是老百姓的收入占比不断下降，而企业的这一比例不断升高。这是一种负向转移，使财富集中度越来越高。经过最近这些年的调整，普通老百姓收入占GDP的比重在回升，基尼系数在改善。老百姓收入增长自然会伴随消费升级，消费降级的说法在数据上确实不成立。

对于人口红利，中国在10年之前也仍在增长，而如今已经没有优势。过去几年的劳动力总数也开始下降，虽然每年下降的量还比较小，但趋势很明显。这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需要面对的挑战，我们对于老龄化的准备非常不足。

讨论中国经济增长问题时，总有人喜欢提出“中国特殊论”。事实上，从上述三个重大变化来看，中国并不特殊，与日本和韩国的经历极其相似。以消费占比来看，日本经济增长的转折点出现在1971年，之前也是出口导向为主。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加之1973年的石油危机，迫使日本像现在的中国一样从出口导向转变为内需驱动。

中国面临的两大挑战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未来的挑战，很多人担心创新能力不足。我对此不太担心，更担心的是老龄化和未来国际格局的不确定性。

当然，担心创新力也是有道理的。中国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到2049年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新当然非常重要。但我们也一定要清楚，光有创新并不足以支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日本在1973年以前的20年间，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2%，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的增长无与伦比，像中国经济增长一样被誉为“增长的奇迹”。但1973年之后，日本经济增速慢下来，而且跌下不止一个台阶，此后20年间平均增速只有2.8%，1993年之后几乎没有增长，进入“失去的20年”（图1-3）。

虽然经济增长减速，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仍然是各界眼中的日本高光时代，日本一度喊出“日本第一”的口号。在创新上，20世纪80年代全世界很多创新都来自日本，但即便是这样的创新表现，也只能支撑3%左右的增速。因为创新的难度非常高，需要的投入很大且风险很高，很难支撑整个国家的中高速增长。再加上日本创新底蕴不够深厚，20世纪90年代之后就被创新的瓶颈所困。美国的创新后来居上，而且底蕴更深厚，但所能支撑的年均经济增速也只有2%左右，另外1%左右来自人口增长。中国也已经在向这个阶段靠拢，不少中国企业其实已经达到世界前沿水平，比如华为、阿里、腾讯等都进入了无人区，可模仿的竞争对手没有了，增长就要靠创新，但创新所能带来的增速往往有限。

相比创新，我更担心的是另外两个挑战，即人口老龄化和国际格局的不确定性。

老龄化实际上是个“灰犀牛”，即大概率的风险事件。人们经常对于极有可能发生的事件心存侥幸，视而不见。老龄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即便现在全面放开生育，人口结构仍然会继续老化。15年之后，中国的老年（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将超过总人口的20%，达到日本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图1-4）。而日本当时的人均收入水平已达到美国的80%～90%，中国15年之后的人均收入预计只有美国的40%左右，确实是未富先老。

人口老龄化会带来两个主要问题。

首先，创新速度会下来。老人多保守，不喜欢创新，也难有新意。日本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创新跌落和人口老龄化有密切关系。其次，消费会下降，这个影响更大。日本股市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下跌过，连续30年上涨，不像中国股市有好几轮暴涨暴跌，偶尔还会崩盘。日本股市30年都没有崩过，但这一时期之后直线下跌。日本房价在20世纪70—90年代持续猛涨，之后也一路下跌，如今很多地区房屋空置成灾。所以，中国房价也不大可能创造永远上涨的传奇，没有持续的人口流入就不可能有可持续的高房价。

很多人主要担心中国创新能力不足，其实需求不足更可怕。日本所谓的“安倍经济学”三支箭射出去，对经济并没有起到多少帮助，根本原因就是老年人没有消费意愿，想刺激内需也刺激不起来。日本执行的是实质上的负利率，按常理来说储户就不应该再去银行存钱，因为存钱不仅得不到利息，还得付给银行管理费。但日本老年人照样去存，而且存得更多。因为在没有未来收入预期的情况下，要保证生活水平就只能把钱存起来，然后再尽可能节省开支、压缩消费。老年人不会拿着钱到全世界各地去投资冒险，博取高收益。这是日本给我们的非常重要的启示，更何况中国经济的体量更大。前文就说过，未来再想依靠外需不断促进经济增长已经不现实，只能主要靠内需。等到内需严重不足，而且怎么刺激都不管用的时候，问题将非常麻烦。

中国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世界格局的不确定性大增。

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一个稳定且比较友好的国际环境。美国作为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创造者”和“维护者”，就是事实上的“老大”。这位“老大”还会时不时装睡一下，让日本、德国，以及后来的中国陆续崛起。日本、德国和美国始终不是一个重量级，但中国不同。中国抓住机遇期之后，经济体量一下子远远超过了日本和德国，直逼美国，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只是一个开端。美国其实有两个“政府”：一个是大家都能看到的民选政府；一个是大家看不到的隐形政府——美国安全部门。美国安全部门的威力超出很多人的想象，中兴和华为事件的背后都是美国安全部门在发力。

美国已经不会再“帮助”中国崛起，甚至转向主动抑制。欧洲也在转向，因为中国经济崛起对欧洲的挤压不亚于美国。只是欧洲还在摇摆，一会儿倾向于美国，一会儿倾向于中国，但总体上还是缓慢漂向美国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中国要学会做世界的领先者

中国确实有不少难题，但也有自己的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巨型国家，国土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的面积，人口是欧洲的2.5倍。中国很多沿海地区的城市已呈现第一世界的面貌，深圳在短短40年里从无到有，2018年GDP总量超过香港，人均GDP大概为香港的1/2。但同时，中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还处在欠发达国家的水平。地区发展不均衡固然是不能回避的问题，但内部趋同也是一种潜在优势和发展空间。我们进行过简单的推算：中国东部地区人均GDP目前是中西部地区的1.8倍，如果中西部地区要在20年之内赶上东部地区，增长速度就要超过东部地区3个百分点。如今也基本如此，整个东部地区在减速，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心城市增长速度还是很快的。东部地区经济总量目前占全国经济规模的60%，即便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率下降到6%，全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有望达到7.2%；等到东部经济增长率下降到2%，全国经济增长率也还有3.2%，大概是美国当前的水平。到那时，经济增长就完全靠技术进步推动，投资已经不起什么作用。所以我认为一味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和战略值得反思。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应该是“走进去”，即对内开放，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政府也应该给出一些优惠政策，让东部地区的企业迁移到中西部地区，而不是一味追求到国外发展。

中国经济增长率慢慢走低是大势所趋。2049年的经济增速很可能下降到2%（相当于美国目前的增速），以此推算未来30年的平均增长率应该是4.1%左右。这一增速目前看起来不高，但也已经不低。因为如果中国再保持30年平均3.7%的增速，到2049年的人均GDP就会超过美国人均水平的45%，进入高收入国家俱乐部（图1-5）。这看起来也不高，但要知道，全世界人均GDP能达到这一水平的国家只有36～40个（依照不同的统计标准有所差异），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和产油国。大家要记得中国人口总量惊人，如果折算成GDP总量，中国届时将是美国的两倍，而且比后面排名2～6位的国家的总和还要多。按照这个速度，到2049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总规模将有望恢复到19世纪前叶的水平（30%以上），同时人均GDP达到世界平均标准的两倍，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实现了。

不仅如此，未来中国和整个世界更可能担心的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列车长时间地停靠在中国，不再前行。众所周知的“雁阵模式”，即东亚地区以日本为领头雁率先起飞，然后是“亚洲四小龙”，再往后是中国东部地区，接下来是中国中西部地区。理论上，雁阵下一波应该转向东南亚，然后转向非洲。但这一趋势极有可能在中国就不再转移，因为中国的工业部门和生产设备都特别齐全，再加上自动化生产线，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兴起，都将极大弥补劳动力数量下降带来的短板，从而使经济生产总体不受太大影响。如今，青岛和上海的码头都是无人操作，很多工厂已经完全可以实现自动化，只是目前的劳动力数量还能接受，但自动化是一触即发的事情。

如果工业列车长时间停靠在中国，就回到了我前面讲的第二个挑战，即未来国际格局的不确定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在过去三五千年都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国人又抱负远大。整个世界都还没有适应中国不断上升的地位，中国自己也还没有学会如何做世界的领先者。

看看美国是怎么做的呢？它在二战之后GDP占世界的45%，对各国的优势都达到碾压级别。但它并没有一味强势，时不时会让一些弱小国家“占便宜”。美国愿意敞开国门为其提供发展机会，受益的包括日本、德国、“亚洲四小龙”，还有中国。问题是等到中国更强大了，再加上整个世界的工业都不需要再来回转移，别的国家去哪里寻找同样的发展机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如果都没有机会经历工业化，怎么才能过上富裕的生活？难道整个世界就一直让中国担任工业品输出国，不停地向中国买买买？中国要想为未来创造持续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这样的问题今天就要开始好好思考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