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山野

植物学教学和研究的对象及其基础是植物。植物标本的采集，是植物分类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在一个地区采集标本后，对标本进行鉴定分类，列成名录，进而编纂成图谱或植物志，这是分类学研究的第一步。然而，当时十分缺乏模式标本和文献资料，高等学堂生物系进行教学的腊叶标本，还多是从日本购进的。这显然不利于研究工作的开展。

中国植物学研究的两大机构，静生生物调查所和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标本采集，并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中，各自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也都有着丰硕的收获。

早在东南大学任教期间，胡先骕就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植物学虽然不发达，但可供研究的材料极多，很容易取得成果。但当时全靠欧美各国的学者采集研究，实在是中国人的耻辱。由于标本采集及整理工作普遍落后，当时国内中等学校的博物教师，经常为不能鉴定植物的学名而头痛，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大学植物系责无旁贷。为此胡先骕大力组织教师和学生到各地进行标本采集，数年后他到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任职后，也始终将此视为第一要务。

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所长刘慎谔，对此同样也有着深切的认识。他在受聘回国开创研究所事业之初，胸中就已经勾勒出了这项工作的清晰轮廓。从研究所成立伊始，他身体力行，带头一次次到山林田野中采集标本。随着时光推移，采集者们越走越远，探究的地域范围越来越广，甚至多次把足迹印在西域和南亚的广袤土地上。

这实在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年头漫长，线索繁多，难以给予详尽准确的梳理和介绍。撇开具体过程不谈，只提一下作为成果的这些数字吧：

从1928年成立到1948年，二十年间，静生生物调查所从华北、东北、四川、云南等地共采集到种子植物及蕨类植物的腊叶标本约15万号，淡水藻类、菌类标本共约3.5万号。

比静生生物调查所晚成立一年的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到1948年，共采集到标本15万号。

历经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的战火，不少标本遗失或损坏了，殊为可惜。下面提到的这些标本，都是躲过劫难得以幸存下来的，它们在1949年后，被中国科学院植物所标本室收藏保存，并有档案记录。

来自静生生物调查所的标本采集情况为：

王启无自20世纪20年代末到1934年在河北采到1万余号，1931—1936年在云南采到2万余号，1939—1941年与刘瑛在云南东南采到2万余号；

唐进1929年在山西采到9000号；

李建藩1929年在河北采到1万号；

汪发缵1930—1931年在四川西部采集到1000号；

蔡希陶率领陆清亮、常麟春、邱炳云等人组成云南生物采集团，1932—1933年在云南采到2万号；

俞德浚1931—1933年在四川西部，1937—1938年在云南西北，共采到2.4万余号；

刘瑛1935—1936年在河北，1938—1941年在云南西南和中部，1942年在湖南采集；

秦仁昌1939—1940年在云南西北采集；

…………

来自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的标本采集情况为：

刘慎谔1931—1934年在内蒙古南部、甘肃、新疆克什米尔、印度北部采到4500余号，1935年在山东、1938—1939年在四川峨眉山及四川北部采到2600号，1940—1946年在云南采到1万号；郝景盛1930年在四川北部、甘肃南部、青海东部，1932年在河南、陕西采集；

夏纬瑛1930—1940年在北京、内蒙古、宁夏、甘肃采集；

孔宪武1931年在吉林、黑龙江东南，1933—1937年在秦岭采集；刘继孟1931—1934年在河北、山西，1936年在陕西、甘肃，1939年在河南南部采集；

王作宾1933—1934年在陕西太白山、内蒙古，1935年在湖北西部采集；

傅坤俊1937年在甘肃南部、四川西北部采集；

钟补求1937—1938年在陕西南部采集；

林镕1942—1945年在福建采到标本数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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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集过程中，许多人都发现了新的属和种。如王启无根据他所采来的标本发现了3个新属：木兰科的拟单性木兰属，萝藦科的胡氏茶药属，毛茛科的毛茛莲花属。

可以说，每一份标本，都渗透了先辈们的血汗。

从20世纪初到1949年的40多年中，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采集了高等植物标本约80万号（其中苔藓类约2万号，蕨类约8万号），代表了2万余种植物，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在15个省市的植物学研究机构及大学建立了27个标本室，为我国开展植物分类学、植物地理学以及其他分支学科研究创造了基本条件，也为植物学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他们的辛勤努力，成就了许多地方植物志书，也为《中国植物志》的编纂打下了十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