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的轮廓

1933年8月，在重庆北碚，中国植物学会成立。

学会的成立，可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此前数年，植物学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为民国时期中国科学的重镇，并赢得了国际声誉。无论是研究者队伍的壮大，还是研究成果的获取，包括标本采集的数量，都堪称相当可观。

1934年8月，在江西庐山，召开了学会成立后的第一届年会，胡先骕当选为会长。

这次年会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正是在此次会议上，胡先骕有一个编纂中国植物志的提案。他提出：“现在国内治植物分类学者渐众，理应着手编纂《中国植物志》，拟征求植物分类学者同意，凡编纂各科植物专志者，应同时编纂中国志之该科，并共同选举总编辑人，总持编纂事务，至于发刊，曾与国立编译馆商定，由该馆负担。”

会议讨论并认可胡先骕的提议，决定“由本会通知植物分类学者征求意见”。

此次会议，可以看作是着手编纂《中国植物志》的开始，是梦想之光第一次明亮地照射在地面上，是目标在天际显现出的轮廓，虽然遥远而模糊，但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

但是，会议之后，这项提议并没有立即得到组织实施，仅就相关研究者的研究范围，进行了一个大致的分工。这并不奇怪，每个与会者心里都明白，当时的情况是标本不足，文献稀少，财力匮乏，交通不便，手段落后，远远不具备立即实施这一宏大工程的条件。能够明确地提出这个目标，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当时，全国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的共有一百来人。

我记得许多年前，为了更好地欣赏达·芬奇的画作，我去查阅资料了解他的生平，不禁为他多方面的成就惊愕不已。他除了是美术大师，还在音乐、建筑、数学、几何学、解剖学、生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气象学、地质学、地理学、物理学、土木工程等领域都有显著的成就。但进一步了解之后，又觉得并不奇怪了。因为在他生活的十五六世纪，科学的整体水平还很低，甚至比不上今天一位中学生需要掌握的水平，科学知识体系也还是处于一种综合的状态，学科间的界限十分模糊，一个人可以穿行驰骋于不同的学科领域。

但进入近现代以来，就完全不同了。科学研究领域越来越呈现出分工的高度专业化、精细化。即使是同一门学科中，也发展出不同的研究方向，仿佛一棵树，先长出树干，又不断分蘖出新的枝条。许多研究者都是穷其一生，倾注心力于某一个特定的领域，仿佛是树上的某一根树枝，甚至是某几片树叶。

下面所列出的这些名字，都是植物分类学领域知名的甚至顶尖级的专家。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植物学会成立之时，就已经开始了他们的专业研究工作，有的人当时就已经名声斐然。其后数十年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孜孜矻矻，耕耘不息——

秦仁昌：蕨类植物；

胡先骕：安息香科、桦木科、榆科、山龙眼科、山茶科；

陈焕镛：壳斗科、樟科、苦苣苔科；

郑万钧：裸子植物；

汪发缵、唐进：百合科、兰科、莎草科；

耿以礼：禾本科；

俞德浚：蔷薇科、秋海棠科；

方文培：槭树科、杜鹃花科；

何景：五加科；

单人骅：伞形科；

陈封怀：报春花科；

蒋英：番荔枝科、夹竹桃科、萝藦科；

裴鉴：马鞭草科、薯蓣科；

吴征镒：唇形科、罂粟科；

周太炎：十字花科；

钟补求：玄参科、桔梗科；

侯宽昭：茜草科；

林镕、张肇骞：菊科；

匡可任：胡桃科、杨梅科；

孔宪武、简焯坡：藜科、蓼科；

…………

对他们来说，每个人所关注的每一个具体的植物科属，都是一个极为广阔的世界，有着无穷的奥秘。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漫长的时光，像田野中的农夫，勤恳地劳作，用心血和汗水，换来一次次收获，一次次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