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影响和群体过程

实验室中的从众压力：谢里夫的似动研究和阿希范式

让我们从所罗门·阿希的著名实验开始，来讨论一系列能够说明群体影响和从众（conformity）的最有名且最引人注目的实验。这些实验被视为个体盲目服从群体规则的最终证据，这很讽刺。因为至少在最初，阿希试图证明的恰好与此相反。阿希最初的目的是澄清穆扎费尔·谢里夫（Muzafer Sherif）所做的一系列富有想象力和开创性的实验所造成的（阿希所认为的）误解。穆扎费尔·谢里夫曾从土耳其移民到美国，是一位不囿于传统的年轻心理学家。

谢里夫的“似动效应”范式

谢里夫的实验（Sherif, 1937）旨在说明群体规范的产生和延续。他使被试相信自己参与了一个相当深奥的心理物理学实验。被试坐在一个完全黑暗的房间里，前方不远处有一个光点（他们无法确定实际的距离，甚至不知道房间有多大。事实上，缺少任何客观的“参照框架”是后续论证的一个重要条件）。被试盯着光点，过了一会儿，他们突然看到光点在“移动”，然后消失了。此后不久，一个新的光点出现，移动并再次消失，这一过程重复了多次，直到被试完成了多个这样的“试次”。然而，事实上光点是静止的，只是看起来似乎在移动，这种明显的移动现象是一种错觉，被称为“似动效应”（autokinetic effect）。

谢里夫给被试一个简单的任务，让他们在每一个试次中估计光点移动的距离。当被试单独完成任务时，估值在个体间的变化很大（即从1英寸[1]左右到几英尺[2]），并且至少在开始阶段，从一个试次到下一个试次之间的估值也相当不稳定。但是，当被试成对或者三人一组完成任务时，结果就大不相同了。被试的估值开始趋于一致，并很快形成了一个群体规范。此外，尽管不同的群体形成了完全不一样的规范，但是任何两人组或三人组的成员，似乎都不愿做出与自身群体规范相差很大的估计。由于缺乏评价个人判断是否适当的客观依据，群体成员便取而代之成为评判的社会性依据。

在一项研究中，谢里夫在实验中加入了一个实验者同谋——在那个纯真年代里，几乎没有人了解欺骗性实验，因此没有被试会对此产生怀疑。这个同谋与一个不知情的被试一起参加实验，同谋给出的估值要么一直比被试高很多，要么一直低很多。被试很快接受了同谋的高或低的标准。这个结果表明，社会规范不必源于有善意但没有把握的真理寻求者们的共同观点；社会规范可以由一个没有强制力、并不专业或权威的个人强加而来，只要这个人在面对他人的不确定时能够始终如一和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观点。

谢里夫和之后的研究者报告的其他结果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实验者同谋强加引起的，还是源于群体趋同，似动规范一旦形成就很容易内化。即使实验时的同伴并不在现场，被试也会遵守这些规范，甚至一年后仍然忠于这些规范（Rohrer, Baron, Hoffman, & Swinder, 1954）！当被试加入一个判断标准不同的新小组时，他们甚至会继续忠于“旧”规范。实际上，正如雅各布斯和坎贝尔（Jacobs & Campbell, 1961）多年后指出的那样，似动规范很容易由一“代”被试传给下一“代”被试。雅各布斯和坎贝尔的研究在每一系列试次后，都会换上一个新被试来取代一个老被试，因此一段时间之后，所有被试都是完全不熟悉情况的新被试了，但新被试仍然会严格遵守被试代代相传的群体规范，即使最初规范的制定者已经离开很久了。

谢里夫的结果意味着，不仅在不确定或模棱两可的情境中，人们会重视同伴的判断，事实上，人们对世界最基本的知觉和判断都受到社会的制约和支配。一位长期从事知觉和社会影响过程研究的学者所罗门·阿希（Asch, 1940），用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实验程序取代似动范式对谢里夫的这一激进观点率先提出了质疑（Asch, 1951, 1952, 1955, 1956）。

阿希范式

与谢里夫的实验一样，阿希范式中的被试来到实验室后，被告知将参加一个视知觉实验。他们以7～9人为一组完成一系列试次，要求指出房间前面显示的三条“比较”线条中的哪一条与标准线一样长。每个人按顺序回答。当然，现在每一位学过心理学导论的本科生都知道，在每个试次中只有一个真被试，即排在最后的回答者才是真正的被试。其他所有人都是实验者的同谋，他们的判断是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脚本进行的。

在实验开始时，研究者告知被试在实验过程中彼此不要沟通，要独立做出判断。其实这个要求和其他实验程序的细节最初似乎都不重要，因为被试能非常容易地进行判断——容易到他们认为前几个试次很无聊，没有一点意义，因为所有9名被试依次重复了“显而易见”的正确答案。但在第4个试次中，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次的判断与前几次的难度没什么差别，但第一位判断者毫不犹豫地给出了一个明显错误的答案。面对1.5英寸的标准线，他没有选择相同长度的比较线，而是选择了一条0.5英寸的比较线（另一个选项是2英寸）。毫无疑问，真正的被试会吃惊地瞪大眼睛，快速反复地检查判断者的反应是否真的那么不靠谱，面对同伴的愚蠢而紧张地傻笑或表现出不安。然而，当其他组员都跟着说出同样的错误答案时，他感到更加难以置信和紧张不安。最后，轮到真正的被试作答了，他要决定是遵从大多数人的判断，还是保持独立。

在实验结束前，在总共10～18个试次中，有5～12个这样的“关键”从众试次，试次数量视具体情况而定。每一个关键试次中，被试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要么从众，否定自己的判断，要么在意见一致且看似自信的多数人中保持独立。值得注意的是，阿希最初预期，面对多数人的一致意见，绝大多数被试能够保持独立，从而表现出他们坚持自己的判断的勇气（至少会相信自己的感觉）。然而，结果表明这种预期是错误的。尽管这个知觉判断任务在本质上是简单而具体的，但被试通常体会到明显的冲突感和不适，并且常常在判断中从众。事实上，50%～80%的被试（实际比例因研究而异）至少出现了一次从众，即服从错误的多数派的意见，总的来说，在超过1/3的关键试次中都出现了从众。

在后续研究中，阿希很快发现了两个重要事实。首先，在他的范式中意见一致的多数派规模不需要很大。实际上，阿希发现当实验者同谋的人数从8个减少到3个或4个时，从众率并没有明显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谢里夫早期的研究，由一个被试和两个实验者同谋组成的小组相对而言很少出现从众现象；当小组中只有一个实验者同谋时，他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影响）。其次，错误的多数派必须全体一致。当被试发现有一个保持独立的盟友后，从众的比例和频率都会急剧下降——即使在该被试和盟友两个人，面对着七八个与他们意见相左的判断者时也是如此。

对于该结果，阿希一开始很惊讶，但他从未想过得出这样的结论：对物质现实的基本知觉可以由社会影响决定。为了捍卫自己原来的观点，阿希指出，大约1/3的被试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从众行为，还有1/3的被试反对多数派的次数多于让步的次数。更重要的是，阿希坚持认为，社会影响下被试出现的从众行为，不是因为其对物质世界的知觉真的发生了改变（实验后的访谈支持了这一点）。被试不顾自己的个人知觉而选择从众，可能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认为自己的知觉是错误的，而多数派的知觉是正确的；二是不愿意独自一人表达反对意见，即使他们非常确定多数派是错的。

阿希的解释令人信服，他后续的研究也很具启发性，他发现的基本实证结果（如此多的人宁愿否认自己确凿的感觉，也不愿独自对抗群体）引起了与他同时代人的关注，直至今天仍挑战着人们的想象力。20世纪5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很快就把阿希的发现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那个时代似乎有着前所未有的主流观念——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和效忠宣誓，同质的中产阶级城郊，以及几乎一致的企业文化。当时很少有人能预料到，冲突和社会对抗将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并在抗议美国越南战争的活动中达到高潮。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评论家抱怨，持不同政见者相对较少，且往往会付出高昂的代价。社会评论家哀叹着现在的美国人，已经失去了早期美国特有的独立精神，也放弃了个人主义中的顽强精神；痛斥着那些在公司和城郊家里都乏味无趣的“穿着灰色法兰绒西装的男人”，他们每晚回到家中，面对的也是个个干净整洁、思想正确和崇尚消费主义的一家人。对这些评论家来说，阿希实验似乎警示了同伴压力的危险性。

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特别是旨在探索群体动力学和社会影响原理的勒温学派（Lewinians）中，阿希实验被用来论证“从众压力”的影响。在阿希实验中，被试的任务是容易且客观的，并且群体相对缺乏奖惩的权力，这些因素应该有助于减少从众压力，但从众还是实实在在地出现了。相比实验室情境，当人们在日常生活的群体中讨论模棱两可的观点时，他们理应尊重彼此的判断、害怕受到责难，这时难道不会出现更明显的从众吗？

与以往挑战人们直觉和成见的经典实验一样，阿希实验也受到了外推性和意义性的质疑。阿希的结果是否只能在社会心理学的实验室中出现，与真实世界中社会影响的作用方式无关？即使这些结果不是实验室的人为产物，[3]它们在解释、预测和控制人类行为方面，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很久以前，阿希的研究发现就被证实不是实验室人为操控的结果。这多亏了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后文也将详细介绍他的经典研究），他认为阿希所证明的实验效应普遍存在，并不局限于大学生被试，也不受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正在参加心理学实验的影响。米尔格拉姆（1961）研究了成年人的反应，被试以为自己是来测试一种喷气客机的新信号系统。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要求被试判断比较音调相较于标准音调的高低。在一些关键试次中，前面的判断者（实验者的同谋）都选择了明显高或低于标准的音调，这时的被试是做出与他人一致的判断，还是保持独立呢？与阿希的结果一样，该实验也发现，人们选择与错误的多数派保持一致。因此，这一结果可以有效地证明阿希结果的外推性，即使在选择错误可能造成某些后果的真实情境中，仍然存在从众，这有效地回应了质疑者。

至于阿希结果更广泛的理论意义就相对复杂一些。我们确信，许多其他类型的刺激，包括数学问题、常识题目、社会和政治判断，也会产生从众效应（Crutchfield, 1995）。事实上，相关的后续研究较少使用简单的客观刺激，而是越来越多地采用了对事件的主观解释和观点。因为对主观刺激的判断似乎与日常的从众更接近，并且更容易进行研究，更可能产生从众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对被试能力的贬损也更少。这些研究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只要组成了群体，即使该群体没有权力去持续奖励从众或惩罚异议，也能施加强大的从众压力。

另外，即使证明了人们能相对容易地产生大规模的从众行为，我们也不应该依据阿希现象而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是盲从的，本性倾向于融入大多数人所在的群体，而不是突显出自己的与众不同。尽管阿希的同代人或多或少地持有这种观点，但这一结论正反映了本书一直批评的基本归因错误。为了反驳“人是盲从的”这一解释，我们需要提醒读者，就像阿希所言，他实验中的大多数被试在大多数时候都没有从众。另外也请注意，在阿希的实验情境下，当多数派（甚至是人数众多的多数派）的观点不完全一致时，从众行为会急剧减少。这两点都表明，人们往往很愿意表达少数派的观点。在最坏的情况下，当他们没有志同道合的人时，表达异议较为困难。但我们无须用实验室结果来证明人们在面对从众压力时能够而且确实会表达不同的意见。我们可以举出自己或其他我们熟悉的人愿意表达不同意见的例子——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持不同意见的潜在成本（至少在第一次考虑时）似乎要比阿希实验所预计的异议者潜在成本高得多。

罗斯、比尔布劳尔和霍夫曼（Ross, Bierbrauer, & Hoffman, 1976）研究了人们何时以及为什么愿意提出异议，他们根据被试的因果性归因分析了阿希实验的情境。罗斯及其同事认为，本质上那些必须在从众和提出异议之间做出选择的人几乎总能找到理由支持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他们能指出人们在目标、动机、可用信息或事前假设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既能使理性的人们产生异议，又能用于解释异议的合理性。相比之下，阿希实验的独特之处在于，潜在的反对者无法解释同伴们一致但明显错误的判断。对被试来说，正确的判断如此明显，只有傻瓜或疯子才会选错，并且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正确答案对同伴来说也显而易见。因此，提出异议将让被试面临显得无能甚至发疯的风险。最好的情况是，被试的异议对多数派同伴来说也是难以理解的，就像多数派同伴的判断之于被试一样。实际上，被试的异议构成了对同伴集体能力的挑战——当个体理解世界的能力突然受到质疑时，他尤其不愿意进行这种挑战。

为了检验这种归因分析，罗斯和同事重新设计了一个阿希实验的情境，在这个情境中，让被试简单判断两个单音的相对长度。研究表明，当错误的后果不同时，被试在关键试次中提出异议的意愿也不同。研究者告知被试在关键试次中，明显错误的判断如果碰巧是正确的，将带来丰厚的回报；明显正确的判断，只会带来非常少的回报。在这种情境下，从众率大大降低。罗斯和同事认为，关键试次中的回报呈现的非对称分布，让被试能够合理解释这种明显的判断不一致。被试可能会认为“他们的判断受到了丰厚回报的影响产生了错误，而我的判断没有”，甚至是“他们显然认为值得孤注一掷，而我不这么认为”。换句话说，引入回报的非对称分布消除了阿希实验情境中最独特和有影响力的特征，即被试完全无法解释自己与实验者同谋在知觉上的明显差异。

即使对阿希实验熟悉已久的心理学家们来说，思考这一研究的意义和影响从众的因素也仍然新鲜有趣。不论心理学家如何解释各种结果，所有人都同意，阿希实验惊人地揭示了情境的巨大影响力，在某些情境中我们可能做出大部分人确信自己永远不会做的行为——即使我们私下持有的观点完全不同，在公开场合也会同意多数人的观点而表现出从众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