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干预的抑制

勒温建立的情境主义传统中，一些最优秀、最有趣的研究最初往往来自对现实世界事件的仔细分析，而不是来自一般性理论。20多年前，约翰·达利（John Darley）和比布·拉塔内（Bibb Latané）进行的经典旁观者干预研究，也许是这一传统中最负盛名的例子。

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许多事件让人们觉得美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崩塌。引起达利和拉塔内注意的是一连串针对女性的袭击事件，这期间没有任何人帮助受害者，其中的一起事件尤其受到全美国的极大关注。该事件发生在纽约皇后区一个名为秋园（Kew Gardens）的中产阶级地区，姬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女士遭到袭击，这场袭击持续了30分钟，袭击者用刀反复刺伤吉诺维斯，尽管她当时不断地大声呼救，并且至少有38人听到了她的呼救或看到了这一暴力事件（警方事后证实），但没有任何人伸出援手加以干预，甚至没有人报警！

新闻媒体从来不觉得人类行为难以解释，对于此事媒体的报道一致认为，邻居们没有进行干预是因为大都市居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和淡漠。受过情境主义和主观主义传统训练的达利和拉塔内则有着不一样的见解。他们猜测，在这起事件以及许多其他类似事件中，旁观者未能帮助事故、疾病或犯罪的受害者（甚至在毫无危险或其他成本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可能不是因为冷漠，而是受到了一些重要的社会情境因素的抑制，尤其是现场还有其他人可以作为潜在帮助者，以及其他人显然没有干预的事实。

达利和拉塔内认为，群体情境通过两种方式抑制旁观者的干预。首先，显而易见的是，他人的存在淡化或分散了每个个体所感受到的责任（“如果别人都不插手，我为什么要插手？我愿意尽我的一份力，但我不想承担所有责任”）。第二种方式没那么显而易见，是解释或社会定义（social definition）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总体性介绍）。这一点是说，当情境不明确或应对这一情境的合理方式不明确时，其他人的不作为支持了个体偏向不干预的情境解释（“这一定是家庭纠纷”或“她看起来伤得并不重，也没有那么危险”；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进行干预不太合适，甚至会有危险，谨慎老练的人一般会回避”）。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恶性循环由此开始了。他人在场抑制了快速及时的干预，而最初无人干预的情况又支持了人们对该情境的消极解释——干预没必要、不明智或不合适，进而使人们进行干预的意愿更低、行动更迟，循环往复。相反，如果只有一个旁观者，没有其他人分担责任或作为定义情境的参照，这种恶性循环就绝不会开始。

达利和拉塔内开展了一系列研究，试图证实该假设最极端的情况，即相比有很多旁观者，当只有一个旁观者时，受害者得到帮助的可能性更大。在他们的一项研究中（Latané & Darley, 1968），被试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男性本科生，被分为三组。一组被试单独填写问卷（单独组），一组被试与其他两名真被试一起填问卷（真三人组），一组被试与两名实验者同谋一起填问卷（假三人组）。这两名同谋要做的是，在预先安排的“突发事件”[6]发生时，保持不动声色并且继续填问卷。实验者设计的“突发事件”为：墙上的通风口涌入大量不明的“烟雾”，最终充满整个房间。单独组中，有75%的人离开房间向主试报告出现了烟雾；假三人组（其他两人即实验同谋表现得若无其事）中，只有10%的人这样做；真三人组中，只有38%的人采取了行动。

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展的另一项研究中（Latané & Rodin, 1969），被试分为三组。在单独组中，被试独自填写问卷；在二人组中，被试与一名实验者同谋一起填问卷；在三人组中，被试与另外两名真被试一起填问卷。然后，研究者让被试听到隔壁实验室中，一位女性实验者重重摔倒所发出的声音。结果跟上次差不多，大部分单独的旁观者（70%）进行了干预并提供了帮助；二人组中，在实验者同谋身边的被试只有7%提供了帮助；此外，三人组的结果表明，相比单独一人（70%的人提供帮助），在还有另两个旁观者的情况下（40%的人提供帮助），受伤者得到的帮助也会更少。

最后，研究者在纽约大学也开展了一项相似的研究（Darley & Latané, 1968），这次让被试通过对讲机与其他被试（实际上都是录音）交流，这时他们听到一个同伴（假装）突发癫痫。单独组中（两人交流组）有85%的被试干预了此事；如果被试认为还有一个人听到这件事（三人交流组），只有62%的人干预此事；当他们认为还有四个人听到时（六人交流组），这一比例会降低到31%。此外，当被试认为自己是唯一一个可能提供帮助的人时，他们提供帮助的速度更快（之前讨论的研究中也发现了这一点）。事实上，在事件发生（假装癫痫发作）的一分钟内，单独组被试中有50%的人赶来帮助发病者，但六人组（认为自己只是能够提供帮助的五个人中的一个）被试中，没有一个人及时提供帮助。

到了1980年，该领域已经进行了40多项后续研究——一些研究在实验室中模拟紧急状况，还有一些研究在街道、商店、电梯和地铁车厢等地，现场模拟事故、生病或者被窃事件。在大约90%的实验对比中，单独的旁观者比一群旁观者更有可能提供帮助（Latané & Nida, 1981）。正如20世纪60年代末达利和拉塔内在开创性研究中发现的那样，总的来看，相比有一群旁观者，只有一个旁观者时受害者获得帮助的总体可能性更大。

此外在实验后，研究者通过访谈被试证实了一种直觉，即如果潜在的干预情境具有模糊性，单独和成群的旁观者会产生不同的解释。比如说，通风口处冒出的烟雾，既有可能被解释为空调制冷剂泄漏，也有可能被理解为化学实验室的有害气体泄漏。受伤者的哭泣和呻吟也可能被归因为轻度扭伤而发出的抱怨与咒骂。因此，进行干预极有可能变成“闯入”，引起所有人的尴尬。有趣的是，群体情境可能在一开始就阻碍被试注意到突发事件。在“烟雾实验”中，单独的学生在填问卷时会频繁环视房间，通常在5秒内就能发现烟雾；当有一群人时，他们通常会更专注地填问卷，直到烟雾特别浓时才注意到，而此时距离第一股烟从通风口涌出来大约过了20秒。

达利和拉塔内的研究启示并不难理解，但在大城市喧嚣的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忘记这一点。电影《午夜牛郎》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天真的年轻人从牧场来到纽约曼哈顿的街道上。走下公共汽车，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他看到一个男人躺在人行道上。一开始，他弯腰想看看这个人怎么了，随后他看了看周围的行人。行人们像绕过乡间小路上的一根木头一样，绕过了这个躺在地上的人。年轻人感到很惊讶，慢慢地，惊讶变成错愕，然后他耸了耸肩，也像其他人一样走开了。

看到这样的场景，人们会想起自身在大城市中所体验到的冷漠。但扪心自问，当看到流浪猫、被困井下的矿工、受虐待和忽视的儿童，或是身患癌症的年轻运动员所遭受的困境时，纽约、波士顿或费城的人是否比苏福尔斯（Sioux Falls）、爱荷华的同胞们更加铁石心肠？我们都知道答案是否定的。一个人的冷漠与否是跟地区无关的。要想理解为什么城里人会绕过躺在地上的可怜人，或听到邻居家里的尖叫而不去追究或报警，我们需要从这些事件的具体社会情境中找寻原因，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事件发生（干预机会出现）时，人们明确或含蓄表达的行为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