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微观视野：基于发展保护视角的应用研究

（一）区域工业文化研究

1.东北老工业基地

东北地区曾经是中国工业的摇篮和重要的工业基地，拥有一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资源、产业、科教、人才、基础设施等支撑能力较强[100]，包括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五市盟地区[101]。在东北振兴的背景下，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工业文化研究内容十分丰富，既包括工业旅游资源开发、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又包括通过影视剧、大众媒体对东北工业文化进行传播，以及工业文化品牌开发和传播。

利用工业文化为城市建设和发展服务是研究者最感兴趣的领域。例如，发展工业旅游，打造特色城市形象。殷世华（2015）对大庆独具特色的“城企一体化”的工业旅游发展模式进行了研究[102]。范晓君等（2016）在研究沈阳城市旅游形象时提出，一方面，要突出工业文明特色，保存工业文化物质载体的整体意象；另一方面，要塑造老工业城市文化记忆，保留非物质的工业文化氛围[103]。张剑桥（2018）通过实地调研长春工业遗产，提出整合长春优势工业资源，打造工业主题旅游路线[104]。孙志伟（2020）提出东北工业文化旅游融合开发的具体路径，建议工业旅游与工匠文化、军工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城市文化、地域文化融合[105]。

挖掘工业遗产当代价值，推动活化利用。有研究者提出，工业遗产承载着工业情感和乡愁记忆，唤起并强化老工业基地的地方记忆，提升民众的地方依恋与情感认同，对助力辽宁的新一轮振兴计划具有重要意义[106]。朱妍（2019）以辽宁省鞍山市为对象，重点研究在工业文化城市视角下的工业遗产活化策略，避免对于工业遗产的单一保护[107]。也有研究者清醒地看到当前存在的问题，例如，孙晓雪（2021）认为，东北工业遗产保护始于政府的主导与介入，总体还处于起步阶段，远远没有形成系统和完善的保护措施与体系，存在价值保护理念模糊、总体保护规划欠缺、执行主体不够明确等问题[108]。

东北工业题材影视是国内工业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贺庆玲（2020）梳理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桥》《光芒万丈》《高歌猛进》等优秀工业题材电影，指出这些电影作品紧跟时代脉搏，传递着不惧困难、奋力拼搏、团结协作、锐意进取和精益求精的工业精神[109]。朱博文（2021）对转型期（2000—2020年）的东北工业题材电影进行研究，发现工业文化与红色文化依旧是当下东北电影的历史文化底色，但社会的急剧分化、重组也导致了失序与迷茫，对东北工人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110]。

工业文化品牌开发与传播是东北工业文化研究的新兴热点。李静（2013）提出，打造辽宁特色工业文化遗产品牌，但没有探讨品牌如何传播[111]；温婧（2019）对有关辽宁地区工业文化的新闻报道进行了梳理，发现人民网上的相关报道在2016年开始明显增多，这与当年中央出台全面振兴东北政策有直接关系；而北国网[112]上的相关报道在2018年才出现，并在2019年显著增加，意味着辽宁对于自身工业文化的宣传“虽晚但到”，对外传播的主动性开始提升[113]。徐畅（2018）提倡系统打造辽宁工业文化品牌，包括以创新精神为核心的物质文化品牌、以奉献精神为核心的精神文化品牌和以合作精神为核心的制度文化品牌[114]。耿仲恺（2019）创新性地提出将工业文化动画化，以宣传短片的形式让年轻群体接受并了解传统的工业文化[115]。贺庆玲（2021）提出挖掘和宣传辽宁工业建设的先进典型、引导和扶持工业形象的正面传播、创办和发展新型文化产业项目、打造和强化工业文化城市品牌等建议[116]。

2.川渝“三线”地区

“三线”建设主要是指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期，以备战为目的，以国防科技工业为主体，在我国西南、西北13个省（市、自治区）进行的大规模工业建设[117]。川渝地区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118]。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三线”建设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部分“三线”企业因各种原因搬迁或者破产，遗留下大量的工业遗产，类型多、分布广，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119]。

围绕川渝地区“三线”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主要的研究成果如下。饶小军等（2008）从建筑历史角度对部分“三线”工业遗产进行了调查分析和研究，呼吁重视“三线”工业建筑保护[120]；刘瀚熙（2012）结合川东、黔北地区的“三线”工业遗产，引入层次分析法（AHP法）构建相应的价值评估体系[121]；许东风（2012）创新性地构建从整体到局部的评价城市工业遗产的方法，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60处重庆市工业遗产保护名录[122]；刘凤凌（2012）以“三线”建设时期长江沿岸重庆段的船舶工业遗产为例，分别对单体建筑、工业及单位、工业聚集区、沿运城镇进行价值评估和分级，提出构建工业遗产廊道，实现整体保护与利用[123]；顾蓓蓓等（2014）进一步提出构建西南区域范围内的“三线”工业遗产廊道[124]；胥雪娇（2015）针对朝阳工业遗址区建构了文化生态学思想下的保护更新策略[125]；付玉冰（2019）发现四川地区“三线”工业遗产存在生态环境问题严重、产业经济发展困难、土地资源利用率低、区域空间结构混乱、工业遗产保护欠缺等问题，最终用层次分析法和德尔菲法相结合，对“三线”工业遗产进行价值评估[126]；肖洪未等（2021）针对重庆工业文化景观遗产，提出空间价值的完整保护、时间价值的永续更新、文化价值的创新表达等价值传承途径[127]。

川渝地区已有不少“三线”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成功典型。例如，在原国营红光电子管厂旧址基础上改造而成的成都东郊记忆，利用重钢工业遗存建成的重庆工业博物馆等。李佳（2013）通过文化景观理论，解读成都东郊记忆独特的文化景观和旅游意义[128]。陈杰杰（2014）认为，在建设重庆工业博物馆是重庆市工业布局调整“退城进园”“退城进郊”过程中，抢救性保护重庆工业遗产的科学举措，也是新兴文化遗产活化利用模式的探索[129]。蒲培勇（2017）以攀枝花席草坪工业遗址片区改造为例[130]，王蜜等（2019）以成都市二仙桥华西物流片区改造为例[131]，丁小珊（2021）以重庆816核工程工业遗产改造为例[132]，分别提出不同的“三线”工业遗产价值再塑方案，但不约而同都强调提取“三线”精神内核，通过自然环境、人为环境营造场所精神，让参观者在环境氛围中产生情感共振，进而形成价值认同，实现记忆的复现与再生。

3.传统工业城市

工业城市是指主要由于工业的产生和发展而形成的城市，面对城市转型发展，工业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日益凸显，工业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任务尤为重要[133]。我国研究者热切关注的传统工业城市包括长沙市、武汉市、广州市、唐山市、南昌市、青岛市等。例如，杨帆等（2016）以长沙裕湘纱厂建筑群为例，分析了长沙市民国工业建筑遗产的时代特色及利用现状[134]；翁春萌（2017）[135]、王慧娟（2018）[136]分别对武汉市近代工业发展与城市形态变迁、龟山北沿江近代工业区展开研究，并提出具体的开发策略；曹幸（2017）通过对广州市13个旧工业建筑更新改造现状的调查研究，强调改造的目的在于发现、挖掘，并以适当方式延续旧工业建筑的核心价值[137]；张亚红（2018）提出唐山市工业旅游可利用的5种模式，包括科技知识传播型、形象观赏休闲型、购物体验娱乐型、节事会展文化型、度假全域型等[138]；徐文俊（2020）通过考察南昌市工业遗产留存现状并对其进行综合价值评估，提出工业遗产保护的科学有效路径[139]。此外，青岛市作为中国近代最早启动工业化的城市之一，既有海尔、青岛啤酒、颐中烟草、中车四方机车等现代民族工业，又有国棉一厂等灿烂深厚的工业文明记忆[140]，备受研究者关注。经梳理相关研究成果就有10余篇，例如，陈群丽（2009）提出，“品牌战略”使青岛市工业名牌频出，树立了先进、厚实、国际化、多样化的“青岛工业形象”[141]；张雪（2014）[142]、林伯玮（2020）[143]对青岛市胶济线工业遗产廊道的保护再利用与城市互动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徐雪松等（2018）研究了青岛啤酒博物馆将现代化理念融入青岛啤酒厂旧址改造的做法和经验[144]；张文浩（2018）实地调研了青岛市在德占时期所建工业厂区、设施等，提出基于青岛市城市特色的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基本思路[145]；刘源（2019）针对青岛市大量食品工业遗产面临着被拆迁破坏或闲置废弃的状况，提出城市、片区、建筑3个层面进行保护与再利用的共生策略[146]；林雁（2010）[147]、陈欣（2020）[148]、高颖（2021）[149]分别对国棉六厂、纺织谷及整个青岛市纺织工业遗产保护体系展开研究，还提出，在保护和保存老物件时不仅要做到物质传承，还要做到纺织人的精神传承；禚雪迎（2021）以中车四方机车为实践案例，运用城市工业废弃地景观改造利用方法，保护场地工业遗传价值的同时传承工业文化[150]；纪晓东（2022）梳理了21世纪以来青岛市政府在工业遗产保护方面的大量工作，包括编制胶济铁路等多个专项规划、完成《青岛市工业遗产图录》等[151]。

（二）工业遗产价值评估及保护利用研究

近十几年来，工业遗产相关理论与实践一直是我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研究方向包括工业遗产定义及价值评估、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工业遗产旅游开发、工业建筑景观改造、城市规划和更新、遗产保护法规研究等。

1.工业遗产定义及价值评估

单霁翔（2006）曾就工业遗产的内容和时限作讨论，并指出工业遗产涉及的领域十分宽泛，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并用广义的工业遗产指代工业革命之前各个历史时期中反映人类技术创造的文化遗产[152]。梁波（2008）[153]、叶子璇（2015）[154]、刘伯英（2017）[155]先后提出，国际通行的“工业遗产”概念容易导致人们理解偏差，实际已超越18世纪工业革命的时限，建议改用“产业遗产”一词，并且可以涵盖国民经济所有产业。

国内对工业遗产价值评估的研究非常多，分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种。定性研究成果如下：刘伯英等（2006）认为，工业遗产的价值包括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工业价值和经济价值，评价原则包括保护范围、历史性原则、价值原则、层次性原则、真实性原则、鉴定原则等[156]；张毅杉等（2008）建立了基于整体观的工业遗产价值评价体系和方法[157]；刘凤凌等（2011）从类型学的方法出发，探讨了“三线”工业遗产的分级价值评估体系，并以重庆钢铁厂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具体评估[158]；张宇明（2015）提出我国价值评估研究的目的主要是尽快开展工业遗产的认定与保护[159]；马雨墨、周岚等（2018）对国家工业遗产认定方式进行了探究，重点阐释了历史、科技、社会文化和艺术四大价值以及真实性、完整性评判在实际工作中的落实[160]。

CVM（意愿调查价值评价法）是近40年来西方国家评价非市场资源价值的最常用和最有效的量化工具，由David于1963年提出[161]。我国研究者将工业遗产的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谭超（2009）较早采用CVM（条件价值法）对北京焦化厂遗址进行评估，得出其非使用价值的货币化结果为每年3.33亿元[162]。崔卫华等（2011）采用CVM对辽宁工业遗产资源价值进行评估，并于2013年修订指标并再次进行了评估[163]。高鹤翔（2013）从资源经济学及工业考古学的角度对昂昂溪区中东铁路工业遗产的价值分类与评价方法进行归纳总结，并运用CVM估算其非使用价值[164]。

2.工业遗产保护利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及产业结构的升级，城市中出现大量的工业遗址和废弃的工业建筑。工业遗产是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后工业时代”，工业遗产的保护、转型、再利用成为各国共同的课题。通过创新改造、产业融合发展等方式，一些工业遗产在转型中展现新活力。[165]现有研究多从工业建筑和城市更新改造、工业遗产旅游开发、工业博物馆建设经营等视角展开。

工业建筑和城市更新改造。季宏等（2010）分析了“样式雷”设计的一座清末兵工厂——海光寺机器局的选址及设计[166]。周岚（2012）以798艺术区为对象，研究了老旧厂房改建为艺术社区的发展路径[167]。张强（2013）以杨浦滨江地区为案例，研究滨水工业遗产区的城市复兴与空间重构的规划设计策略[168]。彭飞（2015）从土地再开发的角度将工业遗产再利用分为城市旧区改造、历史街区更新、产业用地置换与更新3类主要模式[169]。韩平（2019）以杭州大河造船厂为实践案例，应用共生策略对废旧船厂船坞空间进行改造设计[170]。舒波等（2020）结合国内外案例，从功能适应、空间再生、文脉延续3个层面探讨仓储物流类工业建筑遗产的再生方法[171]。高坤铎（2021）则提出广州滨水工业遗存中公共空间日常性营造的策略与方法[172]。值得注意的是，周岚等（2011）[173]、韩强等（2018）[174]均提出工业遗产保护的精髓是工业文化和工业精神，应改变仅提供建筑载体的传统观念，着力挖掘中国特色，使之成为工业文化的宣传载体。

工业遗产旅游开发。张晶（2007）[175]、张彩莲（2012）[176]都选取上海市杨浦区作为案例，提出工业遗产旅游保护性开发的发展策略。王芳（2013）以无锡市为例，提出城市特色文化视角下的4种工业遗产旅游开发模式和路径[177]。陈露（2017）结合武汉市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过程中的政府五大职能，提出可从提高遗产认知、完善制度法规建设、加强政策引导力度、提升宣传教育效果、促进公众广泛参与等方面进行优化[178]。刘璐（2021）从生态恢复、文化催化、社会激活三种模式入手，从延续文脉、激活经济、融入城市、重点保护、挖掘内涵等多方面进行本钢一铁厂的工业遗产保护与工业旅游开发设计[179]。

工业博物馆建设经营。吕建昌（2014）分析了美国工业博物馆的分类及发展历程，为中国提供借鉴[180]。王雷（2013）[181]、庄力（2013）[182]、李峰（2015）[183]、乔佳（2017）[184]、郭绘华（2018）[185]先后研究了沈阳工业博物馆的经营模式、展陈设计及文创产品开发。郝帅等（2019）介绍了首次全国工业博物馆摸底情况，并提出了新型工业博物馆的设想[186]。郑友等（2022）则介绍了重庆完善工业博物馆体系、探索工业遗产新模式的做法[187]。

此外，上海交通大学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先后聚焦黄浦江滨江工业遗产保护的共生策略[188]、上海废旧工业厂房改造型创意产业集聚区[189]、2010—2019年上海市工业遗产保护情况[190]、“还江于民”背景下浦东滨江工业遗产再利用[191]等课题，深化工业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的研究。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于2021年举办首届国家工业遗产峰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前主席郭旃、上海大学段勇分别做题为《探讨世界遗产》《洋务运动工业遗产申报世界遗产的可行性与紧迫性》的主旨报告，为国家工业遗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出意见和建议[192]。

（三）工业文化与产业融合相关研究

1.工业旅游资源开发

我国工业旅游研究的热潮兴起于21世纪初，最初以工矿旅游为主。李开宇等（2002）以江西省德兴铜矿为例，探讨了矿区工业旅游开发的条件与旅游产品的特点，认为矿区工业旅游在我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193]。依绍华（2002）对山西省大同市推出的井下工业旅游产品进行了分析，提出要侧重宣传其内在的现代工业文化[194]。吴相利（2002）从英国工业旅游的兴起发展，总结出对中国发展工业旅游的经验启示[195]。李蕾蕾（2003）探讨了世纪之交中国工业旅游发展独特的政经背景，以及从政务接待到商务接待的历史过程，提出中国工业遗产旅游开发的未来潜力[196]。刘雷（2013）研究了河南省工业旅游发展战略[197]。吴扬（2016）构建了工业旅游发展的“资源—业态—治理”分析框架，并对上海市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业态发展模式进行实证分析[198]。王青青（2017）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创新地提出工业旅游导向下工业园区产业体系的构建、空间布局模式的架构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方法[199]。刑程（2021）根据沈阳市新的功能分区规划，将工业旅游项目与沈阳市工业文化内涵进行深度融合，设计出工业旅游专属游览路线[200]。闵连星（2021）对川酒展开研究，提出工业旅游资源是分布于工业生产领域的各类旅游吸引物的集合[201]。

近年的研究者逐渐重视游客感知价值和游客体验满意度。牛状（2014）以天津港工业旅游为例，采用扎根理论提出工业旅游经营模式创新的4个途径：结合自身优势，提高资源转化能力；引导顾客界面，进行整合营销；深化体验设计，加深印象痕迹；嵌入关系网络，形成场域效应[202]。柏灵（2018）对阜新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的游憩者进行了满意度研究[203]。苏素萍（2020）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探究观光工厂游客体验价值各个维度、满意度与品牌形象之间的关系，证明游客体验价值、游客满意度均对观光工厂的品牌形象具有积极正向的影响[204]。黄修飞（2020）以东阿阿胶的“阿胶世界”作为案例地，得出工业旅游体验价值生成模型[205]。刘佳艺（2021）探究了沉浸式体验视角下青岛啤酒博物馆旅游体验的影响因素，并从环境设计、旅游服务、活动体验、文创产品4个维度提出旅游体验提升路径[206]。王拓宇（2022）通过实证研究，系统分析了工业旅游中游客的体验价值对游客满意度和重游意愿的影响程度[207]。

2.工业设计创新及产业化

工业设计是工业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新业态。我国工业设计研究的热点经历了从工业设计师、工业设计教育到工业设计企业应用、工业设计产业的变迁[208]。2015年，国际设计组织（WDO）对工业设计做出新定义，认为工业设计旨在引导创新，促发商业成功以及提供更好质量的生活，是一种将策略性解决问题的过程应用于产品、系统、服务及体验的设计活动[209]。

李朔（2016）采用平行比较的研究方法，对英国和中国的工业设计发展历程轨迹进行互照、互比，研究各阶段两国差异背后体现的优势和劣势[210]。柳冠中（2019）通过对中国工业设计百年发展的回顾与总结，提出中国工业设计不仅是一种设计技能，而且是一种创新模式，而“工业设计产业”则是重组知识结构、产业链，整合资源，创新产业机制，以创造人类社会健康、合理、共享、公平的生存方式[211]。张凌浩等（2020）围绕基于数字技术的体验互动、基于历史叙事的新沉浸式理解、基于文化互动的新文化探究3个方面展开积极探索，创新中国工业设计遗产的发展策略[212]。李超鹏（2020）针对现代工业设计中如何应用虚拟现实技术这一主题，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多维度、全面深入的探讨[213]。刘宁（2021）结合阿里巴巴、小米、方太等实际案例，解析了如何推动设计服务向设计产业转变，以及在智能互联为产业发展趋势的背景下，如何构建设计创新力的新属性、创新驱动力的新生态、社会发展力的新关系、国际影响力的新姿态[214]。

3.工业文化数字化

工业文化资源的数字化目前主要应用于工业遗产保护和开发。研究成果有：王慕抽（2013）提出温州矾矿工业遗产数字化保护的方法，包括建立数据库和数字化博物馆，为地方工业遗产保护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范本[215]；徐拥军等（2016）建议借力创意城市和智慧城市，推进工业遗产的创意开发与数字化[216]；陈涛等（2020）[217]、谭圆媛等（2021）分别研究了数字技术在黄石华新水泥厂、汉阳铁厂工业遗产保护和开发中的应用[218]；王丹（2021）对工业博物馆应用网络信息技术创新文创活动进行了探讨[219]；孙淼等（2022）从文化经济学视角出发，将工业遗产视为兼具“流量”和“存量”特征的文化资本，并总结出数字化转型的五个层次：数字基座建设、数字平台搭建、数字内容植入、数字产品开发、数字产业发展[220]。

我国工业文化教育研究最初是从职业院校开始的。余祖光（2010）较早提出，“优秀工业文化进校园、优秀企业文化进课堂”是解决日益加快的技能革新、日益凸显的劳资矛盾的突破口[221]。荀莉（2011）提出校企合作是提升学生工业文化素养的有效途径[222]。李小苓等（2012）进一步提出要在主要教育环节中融入工业文化，实现工业文化进校园、社会实践进企业的无缝对接[223]。洪弋力（2018）从工业文化的推广和高职教育教学的革新入手，对工业文化融入高职教育教学的路径进行了探析[224]。严鹏等（2021）认为工业生产现场、工业遗产、工业博物馆、工业史与工业文学等构成的工业文化教育综合体，是开展劳动教育的重要课程资源[225]。卢菲菲（2021）探讨了吉林省工业文化遗产再利用背景下高校产教融合发展策略[226]。房风文（2021）新时代应重视中小学工业文化教育，内容包括工业精神、工业文化知识、工业技术、职业体验等[227]。

（四）制造企业文化建设研究

1949年以来，我国企业文化经历了从单纯学习苏联到自我探索创新，再到改革开放后企业文化建设系统化的过程，从早期重视基层劳模的示范作用，到近年企业家精神成为关注焦点，企业文化已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228]。学术界、企业界对企业文化的研究愈加深入细致，相关研究的理论成果逐渐转化为企业的发展成果。朱美荣（2013）提出，文化动力是制造企业核心能力跃迁的重要动力[229]。周璐（2014）提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发挥企业工人阶级的主体作用，用现代信息技术丰富企业先进文化形式，将西方的先进管理经验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等优化制造企业文化建设的路径[230]。孟敬琪（2016）通过调研大量吉林省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构建了企业创新文化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模型[231]。吕峰（2017）以重庆建设摩托为研究样本，从企业文化属性、内部环境、外部环境等方面影响因素入手，详细分析了当前制造业大型国有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成因[232]。邵强、王骁洋（2017）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石油装备制造企业的文化建设水平进行了评估[233]。贾海龙（2018）通过对某公司的案例研究，认为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是提升中小型制造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234]。廉瑞清（2021）提出，企业文化是推动公司稳健、和谐、持续发展的重要先决条件，并对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企业文化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展开实证研究[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