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宏观视野：基于制造强国战略的文化研究
（一）理论与宏观政策研究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42]建设制造强国既是国家战略，也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技术发展的刚性推动，更需要文化力量的柔性支撑[43]。《关于推进工业文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工业文化在工业化进程中衍生、积淀和升华，时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社会行为及价值取向，是工业进步最直接、最根本的思想源泉，是制造强国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是打造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44]。在行业主管部门的大力推动下，之前长期滞后于实践的工业文化研究渐入佳境。
1.重点论证工业文化柔性支撑作用
研究者格外关注工业文化对于制造强国建设的柔性支撑作用，普遍认为，中国工业化进程已进入需要以工业文化作为重要支撑的新阶段[45]。王新哲（2017）提出，坚定文化自信，大力推进中国特色工业文化建设，既是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有力举措，又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途径[46]。孙星（2018）提出，工业文化在支撑制造强国建设中，既表现出规范、凝聚、调控的制约作用，又体现了包容、浸染、渗透的润滑功能，这种影响更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具有持久和潜移默化的作用[47]。严鹏（2020）认为，制造业产业链、国家政策与社会文化交织在一起，形成制造业生态体系。虽然企业是制造业生态体系的主体，但是各级政府、行业协会、高校与科研机构等同样不可或缺，它们具有企业所不具备的功能[48]。
2.以问题为导向开展工业文化研究
部分研究者发现，创新不足、专注不深、诚信不够、实业精神弱化等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工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的严重障碍[49]。付向核等（2016）提出中国虽然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但很多企业的产品质量不高，企业过度追求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的即时利益，忽略了产品的品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工匠精神缺乏足够的认知和实践[50]。Li Jinhua（2018）提出，中国制造的质量提升主要依靠基础设施的完善、尖端技术的突破，大多数企业对工业文化发展关注不够[51]。王曙光等（2021）认为，我国当前存在产业链高端环节占有不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充分等突出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与升级的瓶颈[52]。
3.持续探索工业文化赋能产业途径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制造业发展做出明确部署，“十四五”规划纲要将“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单独成篇[53]，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54]。工业文化如何赋能制造业使之高质量发展成为研究者关注的新热点。2020年9月，中国工业文化赋能制造业发展论坛在沈阳举办，提出工业文化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包括工业物质文化的支撑机制、工业制度文化的保障机制、工业精神文化的引领机制[55]。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基于传统手工业的“工匠精神”“天下为公”“自强不息”的理念、近代工业的“自强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自力更生、改革开放的自主创新，形成一种不同于现代化先发国家的新型工业文化；通过这种工业文化塑造的国家形象，对内能够增强认同感与凝聚力，使国家进一步富强，对外则能够展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新文明的责任与担当[56]。
（二）工业史与工业精神研究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57]。许多研究者试图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工业发展史及世界先进工业国家的工业化历史中，探寻工业文化和工业精神形成的历史依据，阐释工业文化、工业精神的核心内涵。
1.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研究
中国的工业化可追溯到清末的“洋务运动”，到现在已经有150多年历史，大发展则始于1949年[58]。许多研究者从中国工业快速发展的历史里挖掘经验、总结规律，为走好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理论参考。孙星等（2020）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设想萌芽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59]。陈洪昭等（2021）梳理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工业发展的主要成就与基本经验[60]。史丹等（2022）则认为我国工业化走过了有别于工业化先行国的“压缩式”道路，在缔造了后发赶超的大国工业化奇迹同时，“短而快”的增长路径和粗放的发展方式导致我国存在工业化基础不够扎实、工业整体技术水平不高、工业布局不尽合理、工业企业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提出新发展阶段中国工业的新使命，包括“进一步改善市场环境，促进公平竞争”“尊重企业家精神，以多层级、多元化的市场主体支撑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工业生态系统”“以工业文明助推生态文明建设”等[61]。
有经济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对中国工业化进程做出重大判断。例如，胡鞍钢（2017）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在2016年已经提前实现“基本工业化”的目标，进入后工业化时代[62]；黄群慧等（2021）通过科学测算，做出中国已于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判断[63]。
2.工业史溯源探寻文化基因
不少研究者将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的工业文化作为研究对象。李彩华（2005）提出，毛泽东在工业化建设中始终强调，激发人们的革命精神是给经济发展提速的关键[64]。阳勇等（2007）提出大庆的成功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关注和思考，在全国掀起了工业学大庆运动[65]；王纪一（2012）论述了在毛泽东思想的鼓舞下，中国“两弹一星”科研人员在极端压力下迸发出来的韧性[66]；曾斌（2013）指出，毛泽东始终致力于创造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业发展路径[67]；李民骐等（2016）[68]、胡国栋（2016）[69]对“鞍钢宪法”展开研究，还系统梳理了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关于工厂管理制度的探索，指出主人翁精神和激发员工的主人翁行为，是对中国工业文化的创新；韩润华（2018）则概括了工业文化在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的历史地位，并探究了其当代价值[70]。
从历史中汲取工业文化的智慧和力量。有研究者提出，先进中国工业文化的基因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来自老一辈缔造者的“工业精神”，来自工业化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汲取和借鉴[71]。严鹏（2013）通过1900—1957年间机械工业的演化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工业化进程[72]。赵军（2014）通过对近代山西省机器纺织业的考察，肯定了近代“产业合理化运动”思潮在企业生产技术管理中起到的积极作用[73]。严鹏、关艺蕾（2020）通过梳理世界主要工业国家产业政策的历史流变，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研究各国工业文化的特点及其如何促进了本国制造业的发展[74]。
3.弘扬工业精神驱动新发展
赛迪智库（2018）曾提出，要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就要培育以工匠精神、劳模精神为代表的工业精神，培育保护企业家精神，通过待遇驱动、发展前景驱动、情感驱动等多维度实现人才向实体经济回归[75]。本书所述的工业精神主要指1949年之后在工业行业领域形成的，以“三线”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等优秀工业精神谱系。
“三线”精神。朱云生、何悦（2020）认为，“三线”建设孕育形成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来源于“三线”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民族精神的强力塑造、中国共产党红色革命精神对民族性的深度浸染构成了“三线”精神的底层逻辑；特殊历史时期“保家卫国”的家国动员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强烈的时代感召共同催生了“三线”精神[76]。
“两弹一星”精神。1999年9月，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的大会上，首次提出“两弹一星”精神的科学内涵并强调，“两弹一星”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活生生的体现，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财富[77]。关于“两弹一星”精神的基本内涵，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江泽民所概括的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为核心的崇高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探月精神等都是“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期的拓展和延伸[78]。
劳模精神。王新哲（2015）提出，劳模精神是工业文化软实力的具体体现和重要内涵，具体包括劳模坚定理想信念、以民族振兴为己任的主人翁精神，勇于创新、争创一流、与时俱进的开拓进取精神，艰苦奋斗、艰难创业的拼搏精神；淡泊名利、默默耕耘的“老黄牛”精神，甘于奉献、乐于服务的忘我精神，以及紧密协作、相互关爱的团队精神[79]。于春玲等（2019）认为，劳模精神是劳模文化的本质内核，在多样化的载体承载传递中不断发展，呈现自身鲜明的特点[80]。
工匠精神。付向核等（2016）对近200年来的德国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分析，认为工匠精神是其强国之路的重要内在支撑[81]。还有研究者认为，制造强国建设是技术创新、匠艺精进的过程，弘扬工匠精神，不仅是对传统的传承，而且是提高工业主导力和竞争力的有效保证[82]。
企业家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市场活力来自人，特别是来自企业家，来自企业家精神。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全面阐述了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及培育要求，包括增强爱国情怀、勇于创新、诚信守法、承担社会责任、拓展国际视野[83]。从最早的近现代工业萌芽，从张謇到陈嘉庚，我国的企业家与实业救国、与中华民族命运紧密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有胆识、勇创新的企业家层出不穷，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民族特色、世界水准的中国企业家队伍[84]。
（三）行业文化研究
有研究者提出，工业文化是一个地区的产业企业在长期的工业活动中所创造和提炼的文化价值观念的集合，它往往与特殊的时代、特定的人物和特色的行业活动密切相关，有着丰富的精神和文化内涵[85]。被关注较多的有新兴的绿色工业文化，以及矿业文化、航空工业文化、军工文化等。
1.绿色工业文化
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湖州市安吉县考察时，对余村主动关停矿山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86]。在“两山”理念的影响下，绿色文化逐渐成为热点。宋晶（2013）将绿色工业文化视为后工业时代的新兴理念，提出以生态文化为导向，建设绿色循环低碳可持续发展经济，改变原有高污染“灰色”工业生产方式，发展新型绿色工业[87]。吴海霞（2020）将绿色工业文化定义为人们在工业化过程中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而创造的一系列文化成果的总和，并提出发展绿色化学工业文化，引导人们走向“绿色工业时代”[88]。
2.矿业文化
刘烈武（2015）对“世界锡都”个旧展开个案研究，提出以锡矿开釆、冶炼文化为中心的矿业文化，在2000余年锡矿开釆历史中，锡业经济已与人民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矿业文化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的作用，是系统间的良性互动[89]。赵腊平（2021）将矿业文化分为4个层次，分别是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和精神（心态）文化层。其中，物态文化层如矿山、矿区遗址、矿工服（帽）、矿山博物馆、先进设备、智能化矿山、制度文化层如“鞍钢宪法”、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矿长下井制度、《加强职工文化生活的决定》，行为文化层如敬业守纪、勤俭节约、患难与共、“绿色、安全、和谐、智能、高效”，精神（心态）文化层如“两山论”、以国家利益为重、铁人精神、独立思考[90]。曹宇（2019）进一步提出“矿冶文化景观”概念，认为矿冶遗产是矿冶活动过程中孕育矿冶文化的载体[91]。
3.航空工业文化
新中国航空工业被认为始于1952年《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韩建昌（2016）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演绎我国通用航空工业文化的精神特征：自由、探索、创新、人本、开放、服务、法治[92]。周国强（2018）认为，“航空报国”的家国情怀是航空工业文化与生俱来的精神基因[93]。孙清漪（2019）将航空工业文化分为两部分：“物”，包括早期的航空工业建筑场景、航空产品及机器设备、文件内容和图片等；“人”，参与航空工业、承载工业文化精神的相关人物[94]。刘姣瑶（2021）认为，航空工业文化是人们在航空活动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所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95]。欧阳杰等（2022）通过研究沈阳东塔机场建筑和航空工业建筑群的建设背景、演进过程，提出航空工业遗产保护和再开发策略[96]。
4.军工文化
军工文化是国防科技工业战线的特殊文化。李晓义（2017）提炼出新时期军工文化建设应当遵循的基本理念：坚持主流、尊重多元，强军富民、追求卓越，以人为本、改革创新，适应市场、持续发展[97]。易玉洁、曾立（2021）将军工文化的历史演进分为救国、兴国、富国、强国4个阶段[98]。孙利、赵平（2022）则提出，军工文化在长期发展实践中形成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是渗透到国防科技工作中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法规体系和行为规范的集中反映，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生动体现[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