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莫格街凶杀案》与《杨牙儿之奇狱》

从古代社会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演变与发展之后，人类迎来了近代社会的诞生。近代社会的一大特点即为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大幅度提升。工业化、技术化、城市化加快了人类进入近代繁荣的步伐。

英国是最早爆发工业革命的国家。以伦敦为首，城市化发展的速度亦相当迅猛。城市化带来了人口的激增，在欣欣向荣的发展背后，亦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犯罪率上升等负面因素。而为了遏制犯罪，英国率先通过了《大都市警察法》，并设立了首都警察厅。

犯罪与治安，这种对立机制的建立，为推理文学的发生与成立提供了必要的社会背景与有利条件。

小说《莫格街凶杀案》的发表，为世界推理文学开了先河。其作者美国作家爱伦·坡亦成为推理小说当仁不让的开山鼻祖。这部小说中包含的多种情节与要素为后世精彩纷呈的推理小说提供了必要条件与法则。“业余侦探”——杜邦的登场则为那些名满天下的私家侦探们塑造了不朽的原型。在这里有必要简要地回顾一下爱伦·坡的文学生涯与《莫格街凶杀案》作为公认的世界首部推理小说的一些特点。

《莫格街凶杀案》问世四十余年后，由饗庭篁村译介到了日本。这样的译介并非偶然之举。江户末期，日本积极引入外来文化与科学技术，其中也包括了对推理文学的译介。从最早被译介到日本的《杨牙儿之奇狱》的曲折译介过程中，兴许能窥见历史的一隅。

从工业革命到城市化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每一次科学技术的重大革新都促使生产力发生巨大的飞跃，由此促发生产关系内部产生变革。工业革命加快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类生活的方式、意识、状态得到了极大的改变，与此同时，来自外部的、直观的变革也悄然且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内在思想的发展，这种影响的意义极为深远，这其中包括人类在文化、艺术领域的思考和创新。

众所周知，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是一场通过技术的创新、能源的革新而爆发的产业革命。机械运作替代了手工劳动，大中型工厂代替了小型手工作坊，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的同时，人类社会开始由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步转向近代的工业社会。工业革命不仅为人类带来了产业技术上的突飞猛进，同时也给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工业革命的必然产物便是迅猛的城市化。而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激增又是使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原动力之所在。两者互相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打造城市文化，共同决定城市经济发展的轨道。

以工业革命的中心——英国为例。1500年时，伦敦人口只有5万人左右。而到了1600年，则增加到20万人左右。再过百年，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伦敦人口已经增加至60万人以上，成为欧洲最大的都市。进入19世纪后，伦敦人口的增长率虽有所下降，但依然呈现增长势头，超过了100万人。而至19世纪中叶，迅猛的城市化发展致使人口的增加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伦敦人口迅速激增至200万人左右。到了19世纪末，伦敦人口已经超过400万，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巨型都市。

然而，城市化发展中出现的人口激增现象也必然导致生活环境恶化、犯罪率上升等负面问题的产生。当时的伦敦街头完全可以用杂乱无章、乌烟瘴气来形容。单靠民众的自治团体早已无法维持伦敦的治安。当时名为《伦敦》的诗中有这么两句具有代表性的诗句：

晚间走在这城里，要做好死的准备。

若要去外面用餐，须先把遗嘱写好。

诗句虽然充满了艺术性的夸张，不乏揶揄与调侃，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伦敦当时的犯罪之激烈，治安之令人担忧的局面。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英国国会在1829年7月通过了《大都市警察法》（Metropolitan Police Act）。终于正式成立了俗称“苏格兰场”（Scotland Yard）的首都警察厅。

以上是18世纪中叶，当时工业革命的中心——英国的警察制度建立的历史与社会背景，那么再来看看美国的情况。

美国警察制度的建立，在时间与社会发展的背景上都与英国的情况类似。首先比较突出的同样是生产力提高、经济发展带来的城市化效应，城市不断向外扩展，人口数量猛增，从而导致犯罪与治安的矛盾上升并激化。

1833年，在费城首先出现了由二十四名白昼警察与一百二十名夜间警察组成的专业的警察组织，并形成制度。但由于财政支出等客观原因，这个制度在维持了两年后遭到废止。1838年，波士顿也形成了类似的警察组织与制度。警察组织的建立、制度的完善，在极大程度上遏制了犯罪的发生，使城市的治安管理行之有效。因此，不久之后，纽约、费城也都相继成立了同样的自治体警察的组织并建立制度。

综上所述，工业化、技术化的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由此而产生的经济效应，是18世纪中叶后人类迈入近代社会的最显著的标志。经济的逐步发展造成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动，由此带来城市范围的扩展、人口的迅猛增长等城市化的结果。而这一结果又造成了犯罪增长、治安恶化等负面因素。为了缓和由此而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遏制这些负面因素引发的社会风险，以当时因工业革命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欧美国家为代表，确立了警察制度，并使之得到不断完善，这也可看做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产物。

一方必须遏制、打击犯罪，维护道德与法制，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而另一方则试图放纵欲望，无视道德，突破甚至超越法制的界限，去掠夺、攫取法外之物。这种良善与邪恶之间的争斗，人欲与道德法制之间的角力，是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之中，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的、亘古不变的主题之一。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些我们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警句背后，无处不隐含着激烈的智力角逐、殊死的脑力搏斗。

推理文学便是在这样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之中，在整个社会大环境的推动之下，开始逐步崭露头角。作为反映善恶角逐、欲念争斗主题的文学，推理文学可以说最直接地反映了人伦的矛盾、人性的复杂。同时，推理文学曲折而引人入胜的情节，加上匪夷所思的奇谋妙计，对读者来说又具有绝大的吸引力与可读性，因此，独具深刻内涵、无穷魅力的推理文学在浩瀚无穷、异彩纷呈的文学世界之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并逐步巩固了其无可撼动的文学地位，成为世界文学大家族中极为重要的成员。

命运多舛的爱伦·坡

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于1841年4月在其担任主编的《格雷厄姆杂志》（Graham's Magazine）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莫格街凶杀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爱伦·坡一定不会想到，这篇当初并未引起文学界重视的短篇小说竟然会在日后被公认为世界第一部推理小说，而自己也当仁不让地成为了世界推理文学的开山鼻祖。

爱伦·坡于1809年1月19日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父亲大卫·坡（David Poe Jr.），母亲伊丽莎白·阿诺德·霍普金斯·坡（Elizabeth Arnold Hopkins Poe），两人均为戏剧演员。爱伦·坡是家中次子，有一个长兄威廉·亨利·雷纳德·坡（William Henry Leonard Poe），与一个妹妹罗莎莉·坡（Rosalie Poe）。早在爱伦·坡的婴儿时代，家庭就发生了一些变故。在他出生后第二年，父亲即离家出走，不知所踪。而母亲也在生下妹妹后不久，于1811年年末因患肺结核与世长辞。失去双亲的三个孩子，除了长兄继续留在父亲的老家之外，幼小的埃德加被父母的友人、住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爱伦家收养，而妹妹则被爱伦的朋友家抱走。从此，埃德加·坡的名字中加入了养父母的姓氏，成了埃德加·爱伦·坡。

爱伦·坡的养父从事贸易业，是个颇为成功的商人。1815年，因生意上的需要，六岁的爱伦·坡随养父举家迁往英国，在养父老家苏格兰住了一段时间后，第二年又迁往伦敦。之后又因养母的健康问题，不断更换疗养场所，幼年的爱伦·坡也只得随之不断更换学校就读。1820年，养父在伦敦的生意以失败告终后，又举家迁回美国，回到了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爱伦·坡进入学校修习法语、希腊语、拉丁语以及古典文学，这段时间里爱伦·坡展现了优秀的语言天赋，并开始创作诗歌。

1826年，爱伦·坡进入弗吉尼亚大学，除继续修习上述外语之外，还开始学习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并开始大量阅读古典文学以及德国文学。然而，这种安定的学习生活却好景不长，因养父未及时寄出生活费，拮据的爱伦·坡为了赚取生活费，开始频繁进出牌局，却最终一败涂地，负债累累。养父帮其偿还了生活上的欠款，但坚决拒绝为其偿还赌债，十八岁的爱伦·坡只得中断了只持续了一年都不到的大学课程，在1827年3月辍学后出走波士顿，靠打零工勉强度日。在波士顿过了两个月穷困潦倒的生活，正当难以为继之时，正好有机会加入军队。为了生计，爱伦·坡谎称自己已满二十二岁，用假名加入军队，成了一名士兵。同年9月，爱伦·坡以“一个波士顿人”为名，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这本只有四十页左右的小诗集收录了爱伦·坡的十首诗作，据说仅印了五十册，自然未引起任何反响。

1829年，原本应该服役五年的爱伦·坡，萌生了退役的念头。2月，在获知养母去世的消息后，爱伦·坡回到了里士满。与养父的关系稍微缓和后，养父准许其退伍，并同意将爱伦·坡送入西点军校继续学习。然而，这个时期西点军校的入学名额已满，需等到第二年方可入学。爱伦·坡不愿与养父共同生活，便投奔长兄。在这期间，爱伦·坡创作的长诗被好几家杂志社刊载，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他在12月出版了第二本诗集。1830年7月，爱伦·坡顺利通过了西点军校的入学考试。然而入学之后，爱伦·坡才发现，自己并不适应严格的军校生活。恰逢此时，因养父私生活的问题，爱伦·坡与养父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吵，终于被养父断绝了养父子关系，剥夺了遗产的继承权。爱伦·坡心灰意冷，故意频频违反校规，于1831年1月被开除出了西点军校。

在学习的道路上屡战屡败的爱伦·坡，在文学的征途上倒是稍有了点起色，渐渐迈上了正轨。离开西点军校以后，爱伦·坡赴纽约谋求新天地。一家与西点军校颇有渊源的出版社青睐爱伦·坡的才能，在西点军校时代的战友们的资助下，爱伦·坡出版了第三本诗集。

在这之后，爱伦·坡寄居位于巴尔的摩的姑母家中，文学创作的中心则开始由诗歌逐渐转为短篇小说。1833年，爱伦·坡的短篇小说《瓶中手稿》（Ms．Found in a Bottle）获得了巴尔的摩当地报纸《星期六游客报》举办的征文比赛一等奖。这次获奖对于爱伦·坡来说意义重大。担任评委的是巴尔的摩当地著名政治家，同时也是作家的约翰·P.肯尼迪（John P．Kennedy）。经由肯尼迪的推荐，爱伦·坡开始为里士满的《南方文艺信使》杂志写稿，后升任杂志主编。同年，爱伦·坡向表妹弗吉尼亚求婚，虽一度遭到姑母的反对，但终于在同年9月由法院正式认定了两人的婚姻。之后，爱伦·坡举家迁至里士满，由其主编的《南方文艺信使》杂志也从原来的五百册左右的销量猛增到三千五百册，一跃成为南方地区主要的文艺杂志，显示了爱伦·坡不凡的编辑能力。1836年5月，工作上迎来巅峰期的爱伦·坡与妻子弗吉尼亚正式举行了婚礼。

然而好景不长，爱伦·坡与《南方文艺信使》杂志的创刊人因意见不合发生争执，遂辞去工作，举家迁至纽约谋求新的天地。在纽约，爱伦·坡在工作上虽未如愿交到好运，但完成了其唯一的长篇小说《亚瑟·戈登·皮姆的故事》（The Narrative of Arthur Gordon Pym of Nantucket）。第二年7月小说出版后，被全美二十多家报纸、杂志争相介绍，成为轰动一时的话题之作（后来，法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Jules Gabriel Verne］在1897年以《南极的斯芬克斯》［Le Sphinx des glaces］为题撰写了这部小说的续集）。

虽然小说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爱伦·坡的经济状况依然未能好转。爱伦·坡再次举家离开纽约，迁往费城。1839年在费城，爱伦·坡完成了诸如《威廉·威尔逊》（William Wilson）、《厄舍府的崩塌》（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等具有鲜明爱伦·坡风格的短篇小说。之后爱伦·坡受杂志创刊者的委托，担任《格雷厄姆杂志》的主编。在1841年4月号上刊登了短篇小说《莫格街凶杀案》，成就了一代英名。当时的爱伦·坡自然不会想到自己的这篇作品会在世界文学史中熠熠生辉，占据重要的地位。但自其担任主编后，《格雷厄姆杂志》确确实实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一年半后，杂志的销量已经突破三万七千册，成为美国最畅销的杂志。值得一提的是，1842年3月，爱伦·坡与访美的英国文学巨匠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进行了会谈。同年5月，爱伦·坡离开《格雷厄姆杂志》。1843年继续创作了《玛丽·罗杰疑案》（The Mystery of Marie Rogêt）（继《莫格街凶杀案》后，侦探杜邦在本书中第二次登场）、《陷坑与钟摆》（The Pit and the Pendulum）、《金甲虫》（The Gold Bug）、《黑猫》（The Black Cat）等名作。除了上述短篇小说外，1845年发表的叙事诗《乌鸦》（The Raven）以优美的韵律与独特的表现力为爱伦·坡再次赢得了极大的声誉。

尽管在文学上已经获得了斐然的成绩，但生活依然没有特别眷顾爱伦·坡。赞誉与声望并未给他带来特别丰厚的财富，相反，长期以来一直希望拥有自己杂志的爱伦·坡，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未能如愿以偿。爱伦·坡又一次陷入穷困潦倒的生活，与妻子搬回了纽约。1847年1月，妻子弗吉尼亚因罹患肺结核在贫病交加中与世长辞。

两年后的1849年10月3日，爱伦·坡被友人发现醉卧于巴尔的摩街头，友人立即将不省人事的爱伦·坡送往医院急救。经过四天的昏迷，爱伦·坡于10月7日清晨溘然长逝。当时爱伦·坡因工作关系已经回到老家里士满，正准备开始第二次婚姻。那些天他本计划赴纽约洽谈自己选集的出版事宜。从里士满出发坐船到巴尔的摩后，却不知为何未直接去纽约，而在巴尔的摩盘桓数日。更为奇妙的是，爱伦·坡在街头被发现时穿的是别人的衣物，死前还反复呼喊着陌生人的名字。总而言之，这位文豪的死因至今不明，与其笔下的众多故事一样，充满了扑朔迷离的色彩。

爱伦·坡四十年短暂的人生中，共留下六七十部小说、五十首诗作以及一些散文等，还写过相当多、颇有见地的文学评论。大部分脍炙人口的杰作都是在1840年后到去世前的十年之间创作的。这其中最能代表爱伦·坡风格的便是《厄舍府的崩塌》、《威廉·威尔逊》、《红死病魔的面具》（The Masque of the Red Death）、《黑猫》、《丽姬娅》（Ligeia）等所谓哥特（Gothic）小说。哥特小说中具有的恐怖、死亡、神秘、超自然等特征，均在这一系列作品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还有一类就是科幻小说，从《瓶中手稿》、《莫斯肯大漩涡余生记》（A Descent into the Maelström）到《一千零二夜的故事》（The Thousand-and-Second Tale of Scheherazade）等，爱伦·坡同样是科幻文学的先驱者。除此之外，爱伦·坡短篇小说的另一个文学主题便是推理作品（the tales of ratiocination）。1841年发表的《莫格街凶杀案》现已被公认为世界第一部推理小说，而实际上从爱伦·坡整个创作生涯来看，除了《莫格街凶杀案》，以及可算做续篇的《玛丽·罗杰疑案》、《失窃的信》（The Purloined Letter）之外，再加上《金甲虫》、《你就是凶手》（Thou Art the Man），可称为推理作品的也就五篇，所占的篇数实在不算多。然而正是这些由奇思妙想所构成的一个个短小的故事，令爱伦·坡名垂青史，其作品也为后世提供了无尽的文学想象与创作空间，影响了世界各国一代又一代的文学爱好者，并孕育出许许多多杰出的文学巨匠。被称为“日本推理之父”的江户川乱步（Edogawa Ranpo）就是其中最好的例子。

剖解《莫格街凶杀案》

那么，《莫格街凶杀案》到底具备何种要素，会使后世将这篇小说奉为推理文学的开山之作呢？

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我”寓居巴黎时，在蒙马特尔街的图书馆里邂逅了一位名叫西·奥古斯特·杜邦的名门之后。杜邦博览群书，想象力丰富，在与其交谈之中，“我”被其过人的观察与分析能力深深折服。某日，我们被报上刊登的一则案件所吸引。莫格街一幢房子四楼一室中一对母女惨遭杀害，死状凄惨。女儿被扼死，并头下脚上倒着被塞入壁炉的烟囱中，而母亲则被抛尸后院，身首异处，血肉模糊。室内被翻得凌乱不堪，但金钱细软一概未失。尤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房门被反锁，后窗则被钉子封住，没有进出的痕迹。第二天报上又刊登了多位证人的证词。好几个人在事件发生时听到两个似乎是凶手的声音。一个粗声粗气用法语喊道“真该死”“活见鬼”，而另一个尖声尖气的声音说着可能是西班牙语或意大利语或法语的话。案件毫无头绪，但警察很快就将其中一名直接接触过母女的证人抓捕入狱。这起离奇的案件引起了杜邦的注意，他批评警察，认为其传讯流于表面，并开始到现场进行独立调查。杜邦经缜密的调查分析，终于解开了房间出入的谜团，原来封住后窗的钉头完好，但钉身已折断。所以看似是被钉子封住，其实可以打开。杜邦又根据母亲手中紧攥的毛发来判断，凶手并非人类，而是一只红猩猩。而后杜邦设下计谋诱骗红猩猩的主人——法国水手来到其住处，迫使水手道出了整个事件的真相。至此，凄惨且离奇的案件终于告破。而被警察错抓的嫌犯也洗清了冤屈。

根据上述《莫格街凶杀案》的梗概，我们不难看出，这篇小说中有多处情节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换言之，后世的推理文学中往往有这部“开山之作”的影子。

首先，这篇小说突出了凶案的离奇性，所谓“诡异的开局”成为后世推理文学惯常的表现手法。同时，凶案现场被设计成毫无进出的可能，即所谓“密室凶案”，这种手法始出于这篇小说。这样的开局，如此的设定，构成了推理文学“解谜”的构造。读者从小说伊始便从情节中获取了各种线索，阅读的过程即与主人公杜邦并肩“挑战”案件的过程。这种形式成为后世推理文学的创作法则。读者与杜邦共同进行缜密的分析，并作出准确的判断，伴随案件的推进，抽丝剥茧，最终解开谜团。这篇小说中最新颖也是最重要的，莫过于将案情的分析过程明示于读者，加上爱伦·坡极为擅长的对凶案现场凄惨情景的描绘，构成了“哥特与推理”的结合，开创了“凶残与智慧”并存、“惊悚与理性”同在的小说构造。

其次，西·奥古斯特·杜邦这个人物在《莫格街凶杀案》中首次登场，成为后世推理文学中各路私家侦探的原型。杜邦在其后的作品《玛丽·罗杰疑案》《失窃的信》中再次登场，形成作品的系列化。这些都为后世推理文学奠定了创作法则。杜邦与“我”之间的角色分配，不得不令人联想起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与华生等。这种以平庸者的口吻来叙述整个事件的构造，也成为后世推理文学常用的叙事手法。另外，杜邦在小说中对警察的草率、鲁钝以及傲慢的态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与讽刺，这也是后世推理文学中经常可以看到的。

最后，“意外的结局”亦成为推理文学的法则之一。解谜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令人难以捉摸的不可能性，经破案者条理清晰、层次分明的解析后，逐渐转化为各种可能，而这些可能性所带来的最终的结局又必定具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些因素均令读者读罢小说后心怀钦佩，拍案叫绝。

虽然爱伦·坡在给友人的信件中对《莫格街凶杀案》并未寄予很大的期许，但小说发表后，各种评论对小说独辟蹊径的构造、叙事、情节、手法等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对《莫格街凶杀案》的译介

《莫格街凶杀案》于1841年4月在美国发表后，相隔四十六年，于1887年（明治二十年）首次被译介到了日本。将这篇作品介绍到日本的，是位名叫饗庭篁村（Aeba Koson）的小说家、戏剧评论家。

饗庭篁村原名饗庭与三郎，别号竹屋主人，出生于江户下谷龙泉寺町（现东京台东区龙泉町）。1876年（明治九年），饗庭篁村二十一岁时进入《读卖新闻》社担任记者，开始在报上刊登各种文章。饗庭篁村曾与古川魁蕾（Furukawa Kairai）、冈本起泉（Okamoto Kisen）并称为当时的“文坛三才子”，可见其确实文采斐然，笔下文章实有行云流水、妙笔生花之感。1886年（明治十九年），饗庭篁村与日本著名小说家、剧作家、评论家坪内逍遥（Tsubouchi Shoyo）相识。坪内逍遥当时发表了著名作品《当世书生气质》（当世書生気質）。受其影响，饗庭篁村亦撰写了长篇小说《当世商人气质》（当世商人気質）在《读卖新闻》上连载，小说语言平实、风格洒脱，广受世人好评。《当世商人气质》成为饗庭篁村的成名之作，其本人也一跃而成为坊间颇受欢迎的小说家。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饗庭篁村转投《朝日新闻》社，专事撰写戏剧评论。

《莫格街凶杀案》（ルーモルグの人殺し）正是饗庭篁村作为当时的畅销作家译介的作品。分别于1887年12月14日、23日、27日在《读卖新闻》上进行了连载。除此之外，饗庭篁村在同年11月以《西洋怪谈　黑猫》为题翻译连载了爱伦·坡的《黑猫》（这是爱伦·坡首部被译介到日本的作品）、狄更斯的《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日文题为：影法師）。不过，严格来说这些作品并不是由饗庭篁村“翻译”的。因其并不擅长外语，其实是熟谙外语的友人将故事大致译出后，再由饗庭篁村推敲改写而成。由这种“译”法再创作的文学作品在日语中被称为“翻案”小说。“翻案”小说的文笔固然生动，但在准确性上会打上一些折扣。

在饗庭篁村之后翻译《莫格街凶杀案》的是剧作家、法国文学研究者、翻译家长田秋涛（Osada Shuto）。长田秋涛参考了法译版本后再对其进行改写，并以《猩猩怪》为题，刊登在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10月的《文艺俱乐部》上。另外，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1月，《英语青年》上刊载了深泽由次郎翻译的《莫格街凶杀案》（日文题为：凍絶愴絶　モルグ町の惨殺事件）。

1913年（大正二年）6月的《新小说》上刊载了一篇题为《医院小巷的杀人犯》（病院横町の殺人犯）的翻译小说。这是《莫格街凶杀案》的另一早期日文译本。译者并非别人，正是明治文学代表人物之一的森鸥外（Mori Ogai）。在此之前，森鸥外已经在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8月号《文艺俱乐部》上翻译刊载了爱伦·坡的小说《莫斯肯大漩涡余生记》（日文题为：うずしほ）、在1912年（大正元年）9月号《趣味》上译介了《钟楼魔影》（日文题为：十三時）。这些小说都收录在森鸥外的短篇翻译小说集《诸国物语》之中。

从饗庭篁村首次译介《莫格街凶杀案》至今，日本介绍爱伦·坡文学作品的译作之多可谓不胜枚举。若无前人译者的积极推介，自然不可能有这些翻译作品的诞生。当代日本推理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与近代翻译文学的隆盛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若无下一章将会详细介绍的黑岩泪香等翻译家不遗余力的译介，日本极有可能不会孕育出江户川乱步这个“推理文学之父”。同理，若无森鸥外这样的文坛巨匠的积极参与、推动，日本的推理文学亦不会有如今万花争艳的发展局面。日本的文坛巨人们如何不拘一格积极参与、推动推理文学的发展，将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详述。

最早被译介至日本的侦探小说

包括《莫格街凶杀案》在内的爱伦·坡的作品是由饗庭篁村首次翻译引进日本的，但这并非译介到日本的首部欧美侦探小说。

首部欧美侦探小说登陆日本，或可追溯到饗庭篁村在《读卖新闻》上“翻案”连载《莫格街凶杀案》的十年之前，即1877年（明治十年）。

回顾这段历史之前，必须先要提及一位重要人物，即江户末期至明治初期著名的儒学者、汉诗人、报人成岛柳北（Narushima Ryuhoku）。

成岛柳北的祖上代代均为“奥儒者”，即专为江户幕府将军讲授儒学之学者。成岛柳北自己也于1856年（安政三年）正式成为一名“将军侍讲”，为第十三代将军德川家定、第十四代将军德川家茂讲授儒学知识，直至1863年（文久三年）因谏言未被采纳、作歌讽刺将军而被解职。成岛柳北学养深厚，不仅对汉学等传统学问造诣高深，而且与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等有密切交往，因此对欧美诸国的社会以及学问亦表现出极大的学习兴趣。成岛柳北在1872年（明治五年），作为东本愿寺的法主大谷光莹的欧洲访问团随员访问了欧洲诸国。旅欧途中与岩仓具视（Iwakura Tomomi）、木户孝允（Kido Takayoshi）等相识。回国后，与成岛关系亲密的木户等提请其出任文部大臣一职，却被成岛柳北婉拒。

1874年（明治七年），《朝野新闻》创刊，成岛柳北受邀出任报社社长兼主笔。成岛的祖上除了为江户幕府的将军讲授儒学之外，还担任编纂江户幕府正史的重要工作。成岛柳北家学渊源，完全胜任这份政论报刊的编辑工作。之后，成岛柳北与著名政治小说《雪中梅》《花间莺》的作者末广铁肠（Suehiro Tetcho）合作执笔，柳北洒脱的笔触与铁肠犀利的论调相得益彰，令《朝野新闻》在政论报刊中声名鹊起。

除了在政论领域获得极高的声誉之外，作为江户末期的传统文人，成岛柳北在文艺方面亦有相当高的造诣。比如1859年（安政六年），柳北在他二十三岁之时即以汉文撰写的《柳桥新志》（初篇）中，以风雅超逸的随笔记述了江户花街的种种风土人情，为后世之人怀想江户风情提供了极好的素材。比如初篇的最后，柳北如此感叹道，“若夫山川风月，绮罗弦歌之游，多多益善。岂有尽于此哉。况其妙筹奇诀，则在人人腔子里而存焉。寔非笔墨所得而形状也噫”（标点为引者所加）。《柳桥新志》的初篇加上柳北在1871年（明治四年）撰写的第二篇，于1874年（明治七年）得以出版。除此之外，成岛柳北的著作还有诸如安政时代的日记《砚北日录》、记述旅欧途中见闻的《航西日乘》等日记文学、纪行文学，上述文章均显示了成岛柳北高超的汉文造诣与洒脱的文章风格。

1877年（明治十年）1月，时任《朝野新闻》社长的成岛柳北创立了文艺杂志《花月新志》。这本杂志以刊登汉诗、和歌等反映传统文人趣味的内容为主，由柳北亲自编辑。杂志每月发行三期，共持续了七年，直到1884年（明治十七年）10月，在成岛柳北病逝前一个月最终停刊。最早登陆日本的侦探小说，就刊载于《花月新志》之上。

1877年9月至第二年2月，《花月新志》连载了神田孝平（Kanda Takahira）翻译的小说《杨牙儿之奇狱》（楊牙児ノ奇獄）。这篇小说即为最早被译介到日本的侦探小说。

明治时代日语中的外来语需配上相应读音的汉字。所谓“杨牙儿”，其实是欧洲人名“Jongel”的日语音译。

小说讲述了如下的一起犯罪事件。

荷兰某所大学中，名门男爵之后杨牙儿（Jongel）将利用寒假回乡省亲。某晚，在友人们为其举行的欢送晚宴上，大家为了先前在大学艺术节上成功上演的一出喜剧中的台词发生了争论。杨牙儿拿出剧本对照，朋友们促其尽早出版。杨牙儿亦正有此意，打算带着剧本在回乡途中进行修改后，于年内出版。翌日，杨牙儿按计划踏上了归途，却从此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未见爱子归家的父亲来到大学找寻，但无人知晓杨牙儿的下落。想到爱子可能在归途中踩到薄冰失足坠下深渊，父亲遂在报上刊登启事，若有人能找到爱子遗体，将给予报酬。杨牙儿失踪的第三十七天，其溺亡的遗体终被发现了。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杨牙儿并非溺亡，而是被杀害的。由此，失踪事件变为刑事案件。侦探们利用种种线索进行了细致的排摸搜寻，但依然一无所获。这起凶杀案成了一桩悬而未决之案。

事隔一年半后，案情有了新的进展。杨牙儿的友人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官员，在杨牙儿失踪地附近的旅馆中竟然发现了一件令人瞠目结舌的东西。当时友人正打算写信，拉开房间的抽屉后意外地在深处发现了杨牙儿归乡时带在身边打算修改的剧本手稿。友人打开手稿，发现杨牙儿在封面背后用拉丁语记述了自己被贼人袭击并可能被害之事。友人立即将手稿带出旅馆，交与官府。官府旋即派人赴旅馆开展调查。在审问旅馆男仆时，其终于坦白杨牙儿是被旅馆老板夫妇与其一起杀害的。原来，被害前晚，杨牙儿目击了在旅馆被杀的流动商人的尸体，为了灭口，旅馆老板夫妇伙同男仆残酷地将其杀害了。这起持续了一年半的悬案终于就此水落石出。

据资料显示，《杨牙儿之奇狱》是荷兰人J．B.克里斯蒂梅耶尔（Jan Bastiaan Christemeijer）著作中的一篇。神田孝平将此书称为“死刑汇案”。书中共收录了十二篇案犯被判处死刑的罪案。翻译者神田孝平选译了其中两篇，即第八篇《荣格尔·范·罗德里克》（ヨンケル·ファン·ロデレイケ）与第九篇《青骑兵与其家族》（青騎兵並右家族共吟味一件）。

神田孝平乃江户末期至明治中期颇有名望的兰学者、政治家。所谓“兰学”，即江户锁国时代，通过荷兰传入日本的西洋文化与科学技术。神田孝平翻译过诸多数学、经济学方面的学术书籍。上述两篇刑事案件类文章译于1861年（文久元年），神田孝平将两篇文章合成上下卷，题名为《和兰美政录》。

当时，担任德川家茂的“将军侍讲”的成岛柳北对西学颇为向往。与神田孝平熟识的柳北打算向将军德川家茂推荐《和兰美政录》。于是神田将手稿借与柳北，后手稿辗转到了将军手中。然而遗憾的是，这份手稿却就此失落，再也不见踪迹。

无巧不成书，十多年后，成岛柳北的挚友安田次郎吉于东京某书店竟然发现了《和兰美政录》的影印本。虽然仅有上卷，但已令成岛柳北欣喜不已，弥补了手稿失落之憾。于是成岛柳北将上卷刊载于《花月新志》，并特地将此文失而复得之过程作序附于文章开头。成岛柳北认为原译文稍显冗长，便对译文进行了删减，又将原题《荣格尔·范·罗德里克》修改成《杨牙儿之奇狱》。

经过了上述的种种曲折，《杨牙儿之奇狱》成为日本第一部翻译的侦探小说而名留推理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