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在中国读者看来，《再会，公共人》所针对的问题可能会显得既陌生又熟悉。这本书的西方背景在于上一代的各种社会学争议。我希望本书更具普遍吸引力的地方在于它对个体主义和公共空间的论述。

当我开始写《再会，公共人》时，社会学界对公共生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政治方面，而我的途径更加接近于人类学和历史学。于尔根·哈贝马斯和汉娜·阿伦特是研究公共生活的欧洲理论家中的翘楚。前者认为公共领域是由经济利益和政治争论构成的；哈贝马斯的理论根源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以他着重强调利用政治力量来克服阶级分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强调最终变成他的“交往互动（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理论。与之相反，汉娜·阿伦特相信有一个纯粹的公共政治领域的存在，她认为在这个领域之中，无论属于哪种阶级、性别、种族或者民族，所有市民都能够平等对话。哈贝马斯将“公共”当成物质生活的产物，而汉娜·阿伦特则拒绝按照市民的物质环境来对他们进行定义。

我试图以大城市这种特殊环境为背景，来理解日常行为及其社会交往模式；就这一点而言，我的观点更接近唯物主义。我采用的方法来自人类学，这种方法就是对戏院中正式的表达模式和城市街头常见的表达模式进行比较。在学术界的黑话中，这在当时被称为公共生活的“戏剧学模式”，最近则被称为“述行性”。我主要研究了伦敦、巴黎和纽约从18世纪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演变，由此赋予这种模式以一个历史框架。

所以你们可以把西方对公共生活的理解当成一个精神的等边三角形。其中一条是哈贝马斯的边，“公共”的构成要素就是人们试图超越他们自身的物质利益的斗争；第二条是阿伦特的边，“公共”由一些特殊的市民组成，这些市民彼此之间进行非人格的、平等的对话，他们拒绝用他们的同一性语言来交谈。第三条是以我和我的学派为代表的边，“公共”是形象而具体的；它主要研究人们和陌生人说话的方式、他们在街道上所穿的服装以及室外空间与室内房间的对比；并且通过对日常行为和艺术领域中经过精心组织的表达进行比较，它厘清了这些具体行为的含义以及它们的表达性。

在我的想象中，有两点可能会直接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那就是个体主义和公共空间。“个体主义”远不仅是一种和经济竞争有关的东西。它涉及的是个体和其他人的关系的社会意义，还有个体对自我的心理学认知。从社会层面来说，我在《再会，公共人》中提出的观点几乎是一种不证自明的真理；大城市中的日常行为确实变得越来越和他人无关；就心理层面而言，我的观点也许显得更加激进。我认为由于人们将他们自身视为个体，心理体验变得贫乏了，人们也变成一些具备更少表达性的自我，受到亲密性的专制统治，缺乏陌生人与他者性的刺激。我认为非人格性能够并且应该丰富自我。

根据我本人在中国的游历，我想你们也面临着这样的文化问题，当然你们的问题从形式上来说与书中提到的文化问题十分不同。与欧洲一直以来的情况一样，对于你们来说，日常社会的“黏合剂”如今是一种问题，同样成为问题的还有非人格关系的“衰落”所带来的心理混淆和窒息。这些问题在我们共同面临的城市公共空间的质量问题中体现得更为具体。

如今说北京、上海和其他城市在建筑和户外公共空间的组织方面变得越来越西方已经是一种老生常谈。我的著作探讨了这种西方模式的缺陷：我试图说明公共空间变得统一和同质化的过程与原因，这种同质性给日常社会交往带来的窒息后果，以及物理的统一性所造成的那种心理错乱的特殊感觉。我利用我的方法对戏台和街道进行比较，从而作出了上述这些判断。我们用艺术来补偿伴随着陌生人在街头上、在现代城市的公共领域中出现的死寂与冷漠。

总而言之，我希望你们把我这本书当作另一种文化的公共生活史的描绘，但这种描绘和你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并非全然无关。我想感谢本书的译者李继宏让你们能够读到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