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福和他的城市

丹尼尔·笛福到他写作《瘟疫年纪事》时，已经是一个多产而著名的作家了。到六十二岁这个年纪，他做过的职业有商人、密探、政治记者、宗教和社会讽刺家、诗人、旅行作家、经济学家、品行读物作者以及长篇小说家。他出生于王政复辟那一年—1660年（这我们十分确信）的伦敦，父母亲是詹姆斯·福和爱丽丝·福。（丹尼尔到1695年加上了贵族气派的笛［“De”］。）他的父亲是个卖牛油烛的商人。这一家是英国国教的反对派，追随他们的牧师塞缪尔·安纳斯利离开了克里普尔盖特的圣迦尔斯教堂，因为后者不肯在1662年的《统一宣誓法》上签名，该法规要求尊奉教会条款。笛福的早年岁月因而得以耳濡目染宗教的不宽容和宗教迫害。瘟疫在1665年扫荡这个城市，当时他大约五岁，1666年继之以那场大火，三天之内将伦敦中世纪中心的五分之四摧毁。笛福余生的显著特点，将是机运的曲折坎坷和大起大落。

作为非国教教徒（正如所有的非圣公会成员），笛福被禁止在英格兰的普通学校和大学里就读，学的是像天文学和地理学这样的“现代”科目，取代传统的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古典教育。他放弃了当个牧师的想法，成为一名袜商和葡萄酒商人，1684年娶了玛丽·塔夫莱（及其3 700镑嫁妆）。（他们生了七个孩子。）1685年，他加入蒙默思公爵的叛军，后者是查理二世的私生子，在国王驾崩时希望让自己登基，取代查理的兄弟詹姆斯。这场反叛失败，但是笛福毫发无损地逃脱了，而且没有被查出来—1688年骑马去向新国王威廉三世和王后玛丽二世致敬，成为他们的非正式顾问。然后事情变得动荡起来。1692年他破产了（不是最后一次），因负债17 000镑而被投入监狱——在一个仆役也许一年挣8镑（带房间和膳食）的时代，这是一笔巨额款项。坐牢期间他写了《设想种种》（发表于1697年），在文中勾勒了国家发展的各种值得重视的计划，诸如英格兰中央银行、水手和士兵的生命健康保险、公路税、女子学院。到了1695年他作为商人和作家又东山再起，在埃塞克斯开了家砖瓦厂，1701年发表《纯正英国人》（一首颇受欢迎的诗作，讽刺那种反对荷兰、反对威廉的意见），还有《铲除非国教教徒的捷径》（一篇不太成功的讽刺诗文，讽刺英国国教的严酷；这让他因煽风点火的诽谤罪而被投入纽盖特监狱）。1703年他又破产了——就在“大风暴”之前损失了砖瓦厂；他写了这场风暴的经历，为所有那些屋顶损失的所有那些瓦片，包括死于非命的男人和女人的伤心故事而哀叹。

到了1704年，笛福开始了职业生涯的公开从政阶段。他出版了《观察》——定期发表关于新闻、政治和报告的文章——直到1713年。他以“安德鲁·莫莱顿”的名义，经常为首相罗伯特·哈利去苏格兰旅行，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促进政治和经济联盟，因此在1707年产生了“大不列颠”。他还开始写作并发表“品行读物”——诸如1715年的《家庭教训书》和1722年的《虔敬的求爱》——详加阐明每个家庭成员的相互关系以及与上帝关系的正当责任和行为。然而到了1719年，政府易手，而笛福由于替对立的双方写文章，成了不讨人喜欢的人。于是在五十九岁的年纪，他决定写一部小说：《鲁滨逊漂流记》。此书出版即刻大获成功，在历史上当然取得了偶像地位。接着在1720年出版《骑兵回忆录》和《辛格莱顿船长》，在1722年出版《摩尔·弗兰德斯》和《杰克上校》，在1724年出版《罗克莎娜》，这个时候笛福又一次改弦易辙。1725年他出版了《英国商人大全》——一部为伦敦初涉买卖的零售商所撰写的极为妙趣横生和老谋深算的实用指南（还包含场景和对话），自此以后这本书一直对经济历史学家和文化历史学家有用。1724—1726年，三卷本的《周游大不列颠全岛》面世，他在书中记录了这个国家所有不同地区的地形、建筑、商业和社会习俗。接下来的几年里出版了其他一两本重要著作，但是到了1730年笛福又负债在身，躲避各种债主。他最终死于昏睡（可能是中风），在伦敦的娄普梅克巷。葬在邦西尔·菲尔兹——和“H．F.”（或许是笛福的叔叔亨利·福）葬在一起，正如《纪事》神秘地指出的那样。从这种旅行和写作的漫长一生，我们看到笛福是何等熟知他的历史，热爱他的事件，为他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尤其是为这个国家的首都伦敦所着迷。

笛福的绝大多数小说是以伦敦为中心；甚至更确切地说，是以街道为中心。摩尔、罗克莎娜、杰克上校和H．F.，全都熟知那些街道；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存活——在两种意义上讲，都是依靠内心化了的城市地图及其图例说明。笛福时代的“伦敦”大致可以是指四个区域：泰晤士南岸的索斯沃克；西面的威斯敏斯特，国王和宫廷所在地；城中心的“市区”，以四法学协会、德鲁里胡同和伦敦大菜市的剧院区为标志；还有那个故城，一度是罗马人修建的围墙和城门，中世纪期间向围墙外扩展。附录的地图对比显著，旧城蜿蜒曲折、紊乱纠结的城市式样和西边更加开阔、几何形状的街道边界线。笛福的人物住在这个古老的中心，其带状街道因它们的行业和特征而得以产生和命名：约翰·斯托，该城最早（而且是最一针见血）的一位人口学家，在其1598年的《伦敦概观》中解释道，常春藤胡同就是“所谓的常春藤生长在那些先期弯曲的房屋墙壁上”；膀胱街是指“在那个地方出售膀胱”；递杯儿街，是指“那儿的酒屋，杯儿从桶口递到桌上，从桌上递到嘴边，有时递过头顶”。特别是在1665年，在那场大火摧毁五分之四旧城之前，知道街道的名字还有其错综复杂的式样，意味着真正知道拐角那儿会有什么——店铺或集市，监狱或医院，商人或工匠，安逸或险情。

十七世纪六十年代，行走在这片城市空间，会让人的身心感到扑朔迷离。街道狭窄而且蜿蜒曲折，有时只有几步之宽；马拉的大车和客车会轰隆隆驶过，不顾行走的游客，溅起阴沟的污秽；房屋盖着稻草的楼层突出，差点儿碰到头顶，有女仆也许正好从上面倾倒便壶。正如笛福的一个同时代人所描述：

1665年的瘟疫期间的伦敦，我以为，或许和［1719年］瘟疫开始时的马赛一样人山人海；时疫流行期间的伦敦，街道非常狭窄，而且据我所知，绝大部分都没有铺路石；房屋一层叠一层延伸突出，使它们几乎在阁楼上碰到，因此街道里面的空气郁积，而且没有一条该有的自由通道，让它自己清洁起来，像它应该做的那样。

仅有的照明物是灯笼，从日落到夜间，户主们得要将它们张挂出来——可他们并不总是这么做的。没有灯光，没有空气，没有空间，——而且没有门牌号码。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伦敦的建筑才有了名字和地理方位的确认：黑马和野兔客栈，金朝鲜蓟，三丸；地址是“舰队街对着太阳的圣邓斯坦教堂”；“新交易所下行道”；“鲍尔斯教堂墓地的梅登——海德”。大而沉的油漆招牌在头顶上方悬吊吊地晃动着，用来取代房屋或建筑门牌号码，通过图像而非文字，告示买卖或商品：竖琴和花冠表示乐器，油炸锅表示铁器商，金狐狸表示金匠。当时没有为普通人制作的地图，引导他们穿越这个城市。你是凭眼神，凭记忆，凭历史，凭指教，凭方位——还有凭运气，走着自己的路。

这个就是H．F.的伦敦，他对此非常熟悉。他说他自己的地址是“在埃尔德盖特的外面，大概在埃尔德盖特教堂和怀特夏普尔栅门的中段”，假如我们住在他那个时候的伦敦，我们就会清楚地了解他的所指：在怀特夏普尔街，圣伯托尔甫教堂（笛福是在那儿举行婚礼的）和伦敦边缘之间，有城门和栅栏为标志，在这条街的尽头。通篇小说他都是在街上不停地游来荡去，但并不是为了查明逃跑路线；他已经熟悉这些街道，因此能够非常、非常具体地描画这场瘟疫的进程。如此一来，对于他还有对于伦敦人来说，正是这种街道方面的了如指掌使得瘟疫的劫掠更为恐怖：它使已知之物成为未知。这种挥之不去的地理感就在第一段里出现，当时瘟疫的谣言刚刚传遍欧洲，然后打击来得更为靠近，“直到十一月的最末几天，要不是在1664年的十二月初……有两个人，说是法国人，在朗埃克死于瘟疫，确切地说，是死在德鲁里胡同北端。”对于1722年的读者来说，这种地理上的恐惧此刻包括马赛，险恶的瘟疫又要来临。在笛福有关过去的著作中，历史会特别让人浮想联翩，会特别合乎时宜。

H．F.的叙述某种程度上是有关街道空间的一部编年史，有关街道的连接和隔开、提供逃逸和死亡威胁的那种方式。H．F.讲述的绝大多数小故事，差不多是以其所在位置为框架：

我看见有两个火炬从麦诺里斯的尽头过来，然后我听见更夫敲钟的声音，接着便出现了一辆他们所谓的运尸车，从街上过来，这样我就再也无法抑制要去看一看的欲望了，然后便走了进去……［跟在车后面那个男子的家人的］尸体便乱七八糟地被抛进了坑中，这让他吓了一跳，因为他至少期望他们会被体面地放进去……他倒退了两三步，然后晕倒在地：那些下葬人朝他冲过去，把他扶起来，稍过片刻他便苏醒过来，然后他们把他拉开，带到与杭茨迪奇尽头相对的皮埃酒馆，那个地方好像知道这个人，他们便在那里照看他。

这种对于场所的熟稔，围绕但是不能包容发生在这些空间中那些新的、难以想象的恐怖。一帮常去皮埃酒馆的“可恶家伙”，坐在临街那个房间，观望运尸车将一车尸体倒进掩埋坑里，会透过窗户讥笑和嘲弄那些哀悼者，觉得这样做有可怕的乐趣，这是在污染客栈的空间和街道空间。但他们并不是仅有的反常状况。在这个文本的开篇，在那种恐慌开始的时候，H．F.注意到怀特夏普尔：

［在］我所居住的这条宽阔大街上……除了四轮运货马车和二轮轻便马车之外，其实一无所见，车上载着货物、女人、仆人、孩子，等等。大马车里塞满上等人，马车夫在伺候他们，然后匆匆离去；随后是空荡荡的四轮运货马车和二轮轻便马车露面，还有带着备用马匹的仆人，他们一看就知道是回来或是从乡下被派来接更多的人：加之不计其数的人骑着马，有些是独自一人，另一些带着仆人，总而言之，全都负载着行李，一副出门旅行的装备……这是一种让人看了非常可怕和忧伤的事情，由于我从早到晚不得不目睹这种景象；因为眼下除此之外事实上什么都看不见……

街道自然是作为通行的手段而设计的，但是瘟疫将它们转变为障碍或威胁；它们不是太满就是太空，不是容纳过度就是容纳不足：“……最让人感到吃惊的一件事情，便是看到那些街道，通常是那样熙熙攘攘，眼下变得荒芜凄凉，街上几乎看不到什么人，这样如果我是个陌生人，还迷了路的话，我往往要把整个街道……走上一遍，还看不到有人为我指路呢”。瘟疫扭曲这个城市，颠覆通常的期望：“我走到了霍尔伯恩，那儿的街上满是人；但是他们都走在大街的中央，既没有走这一边也没走那一边，因为，照我推测，他们不想和屋子里出来的人混杂在一起，或者是不愿接触到那些香臭气味，从兴许是被传染的屋子里飘出来。”那种空空荡荡使得“自然的现象”变得不自然：“城内的大街，诸如莱登荷街、毕晓普斯盖特街，康西尔，甚至还有那个交易所本身之类，都有青草从它们里面处处生长出来。”有时街道是“安全”的，而那儿的房屋是可怕的；有时情况刚好相反，正如H．F.所知道的那样，当时他不断地告诉自己要关起门来待在自家屋子里。（他并未遵守自己的忠告。）他熟悉他的伦敦，但是他的伦敦已经变得陌生，而他不得不去了解——每个人不得不去了解——如何阅读那些新的空间、新的征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