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现实出发来解释作为通向现实之路的欧洲历史

黑格尔和马克思明白，他们的历史阐释只有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中才成为可能。他们绝不会把他们的认识从根本上归结于自己的远见卓识，而是首先归因于自己所处的得天独厚的历史情境。对黑格尔而言，这个时代的独特优越性在于，从此时开始（继莱布尼茨、康德、费希特和谢林之后）有可能把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启示概括综合到一种“绝对知识”之中，这种综合使理性与现实的调和成为可能。对马克思而言，在这个时代，一方面工业资本主义按照历史发展趋势生产出了统一的世界市场、统一的世界文化（世界文学）和世界社会；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潜在地团结的阶级——工业无产阶级——形成了，这使得把迄今为止的历史解释成（不自觉的、无意识的）为世界革命创造先决条件成为可能。黑格尔与马克思明白，他们的思想不再可能是“在思维中得到理解的他们所处的时代”，尽管马克思在这里批判地补充说，这种从刚刚形成的产业工人的阶级立场出发所做的思想概括，看起来必定不同于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所做的思想概括。

为了说明历史发展的动态进程，黑格尔把立宪制自由与变为智慧的哲学这二者在历史上的完成过程追溯到以希腊为典范的欧洲历史之初。对黑格尔而言，（人、国家、宗教和哲学的）“概念”和它们各自的（与之不相适应的）现实之间的张力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黑格尔在《哲学史》中明确指出，他把当时欧洲现实的“发达状况”作为论述希腊城邦及其哲学的批判性基础。古代奴隶制与欧洲的自由观念是不相容的。“我们假定欧洲有一位君主，只按照自己的意志恣意妄为。如果他冒出了这样的想法，要使他的一半臣民成为奴隶，那么我们就会意识到，这是绝对行不通的，尽管他可以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每个人都知道，他决不能成为奴隶；他把这看作是自己的本质存在。虽然我们总是一成不变地睡觉、生活、做官；但我们知道，这只是暂时的；这不是我们的本质存在，当然更不要说做奴隶了。”[11]稍后不久，黑格尔又写道：“但是顺便提一下，在希腊，现实的自由还受到一种局限性的制约，因为如我们所知，希腊还存在奴隶制；如果没有奴隶，自由的希腊各城邦的市民生活就不能存在。”[12]黑格尔通过把“精神概念”置于历史（至少是欧洲历史）发展的源头，从而使得作为精神向自然现实“渗入”的历史变得易于理解了。在历史的（本质上被实现的）终点，不仅在按照宪法治理的君主制国家中实现了公民的自由，而且也达到了哲学理性与天启上帝的调和。“当今的世界精神就是精神从自身中创造出来的概念，这个概念维持并统治着世界，它是6000年奋斗的结果，是精神通过世界历史的劳作而带来的结果，是通过这种劳作而形成的结果。因此，我们要认识世界历史，看看哪些内容向我们描述了精神的劳作，精神是如何达到这些认识的，精神是什么，以及这是如何在具有不同条件的领域下实现的。”[13]在《哲学全书》的导言中，黑格尔再次以哲学史为例阐明了现实与历史之间的联系。“对已然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哲学，哲学史有时仅仅指出一种哲学……有时则指出，那些可以为某一体系奠定基础的特殊原则，不过是同一思想整体的分支罢了。最晚出现的哲学是前面所有哲学的产物，因此它必定包含所有哲学的原则；所以只要它是哲学，它就是最发达、最丰富和最具体的哲学。”[14]

但是，即使黑格尔在原则上把现实看作历史发展的“终结”（主要是因为它导致了基督教启示在辩证哲学中的思辨扬弃），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断言，当时所有的国家和个人在现实中都已达到了这一目的与终点。恰恰相反，对许多人来说，这种现象还没有在他们的认识中得到恰当发展。例如，这一点就适用于美国的对外政治（和文化）史领域：“北美现在的政治情况是，普遍的目的尚未设定为某种确定的东西，对固定联系的要求尚不存在。因为，只有当各个阶层之间已然出现差异时，只有当富有与贫穷都极为突出并且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大多数人的要求不再能够以他们所习惯的方式得到满足——时，才会出现真正的国家和真正的政府。但是美国还没有遭逢这种紧张关系；因为殖民的出路（这是指继西方国家之后的内部殖民——作者注）依然敞开着，大量的人在密西西比平原涌动。通过这种方式，不满的主要根源消失了，资本主义现状的继续维持得到了保证。”[15]因此，北美目前能够没有黑格尔意义上的国家，“市民社会”或者“需要和理智的国家”能够在没有真正的、“真实的”国家干预的情况下存在，因为这里不存在固定的阶级对立，不满的人能使自己像诺伊齐德勒那样独立自主。黑格尔预言说，只要存在这样的通气孔，北美就不会形成欧洲意义上的国家。但是，尽管美国看起来如此酷似“未来的国度”，不过，它的未来早已在欧洲开启了。反过来说也一样，“如果日耳曼森林依然存在的话……法国大革命也许就不会爆发”[16]。

与黑格尔相比，马克思更加明确、更加自觉地从他所处的现实出发，以便把它阐释为先前发展过程的结果。在那里，这种发展决不像我们所耳闻的那样表现为绝对必然的。毋宁说，所有的情况必定或多或少是偶然地同时发生的，因而，商品经济才能出现，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成熟。但是，只有相当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才能产生一些范畴，借助于这些范畴，它自身以及此前的所有经济形态能够被恰当地理解。只有当“普遍的”“抽象的”（不要求任何特殊技能的）的劳动在社会经济现实中大量涌现并且引起关注时，作为一切商品价值之基础的抽象的一般劳动这个核心范畴才能被人的意识所揭示。“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另一方面，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各种劳动组成的一个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17]正如只有当一般的、不具有特殊性的（抽象的）劳动在社会经济现实中出现时，抽象的一般劳动概念才能被阐明一样，工业资本的存在也是破解“剩余价值秘密”的前提。因此，资本、贸易资本和货币资本在历史上的种种较早形式只能从较晚的形式出发加以理解，反之则不然。较晚的、更高级的形式总是为理解较低级的形式提供钥匙。这一点也适用于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形态如封建主义、古代奴隶主社会甚至亚细亚生产方式等之间的关系。“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能够进行自我批判……所以总是……作片面的理解。”[18]只有在当时的现实与自身保持批判距离时，它才能达到恰当的认识。马克思认为，变得具有自我批判力的基督教神学就属于此种情况，因此，它才能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而发生批判转向的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也似乎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达到了顶峰：“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19]马克思并没有把资本主义绝对化，他能够把导致资本主义（以及还将导致世界泛资本主义化）的历史发展理解为迄今以来的历史的最终结果。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相对于先前所有形态的优越性，但他也已然看到了它的界限。

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在他的创作成熟期看到了各个范畴的内在逻辑次序与历史次序（黑格尔会称之为现象的现实性）之间的差别。在1857—1858年手稿的同一篇导言中，马克思写道：“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20]马克思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体系中的系统的秩序与处于支配地位的各个范畴的历史次序并不一致，而黑格尔却始终（徒劳无功地）竭力去证明历史发展的辩证逻辑次序。因此在某些时候，他就需要修正实际的情况。不过，尽管马克思区分了历史的联系与体系的联系，但他并不否认，只有关于发达的体系联系的认识才有助于恰当地把握历史的发展：“我们的方法表明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或者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因此，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但是，把这些生产关系作为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关系来正确地加以考察和推断，总是会得出这样一些原始的方程式，——就像例如自然科学中的经验数据一样，——这些方程式将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这样，这些启示连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这也是我们希望做的一项独立的工作。”[21]

与黑格尔一样，马克思也把现实理解为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他的理论中，这个结果并不是表现为从一开始就作为历史发展根据的某个计划的实现。现实（在马克思这里意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被理解为发展的结果，而这种发展也不必被看作是绝对必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依赖于方方面面的全部情况，它们同时发生并达到一定的程度，这在马克思看来是偶然的。货币（资本）的积累，一无所有的大众的存在，仅仅这两个方面还不足以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在1877年11月致《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写道：我的批评家“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让我们举个例子来看看。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命运。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独立经营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蕴含着大地产的形成，而且还蕴含着大货币资本的形成。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现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出现了占有已创造出来的全部财富的人，他们剥削他人劳动。结果怎样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白种贫民’更卑贱，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变（这是指，与17、18世纪英国的情形相类似。——作者注）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22]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恰好在英国首先充分发展起来，这依赖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的总和；不过，这种生产方式一旦确立以后便迅速战胜所有先前的（封建的、亚细亚的、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合乎规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可比拟的更为强劲的生命力使它具有绝对的优势，并导致了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蔓延。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而完全值得追求的）产物。与之类似，黑格尔也认为，在世界历史上，欧洲文化和宪法秩序的世界性传播与推行是不可避免的。不过，马克思的推断要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更为周详，更为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