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黑格尔把真正历史的发展限定于西方，而马克思则把它限定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过程

尽管黑格尔把亚洲文化（中国、印度、波斯和埃及）写入了他的历史哲学以及宗教与哲学的专门史之中，但他却仍然这样反复地强调，从历史进步的意义上讲，“东方精神”并没有什么历史。例如他在《哲学史》一书中指出：“在这里（即东方），思想完全是抽象的、实体的，没有进步，没有发展，更确切地说，现在与过去、与几千年前完全一样。因此，它并不是我们的第一部分，毋宁说，它只是某种预备性的东西，我们不过简短地提及一下。”[1]虽然在《世界历史哲学》中，黑格尔花了几次课的时间对亚洲帝国进行了介绍，但他也在这里强调，在这些国家中，“雕像般的永恒再现之物代替了我们称为历史的东西”[2]。

黑格尔认为，东方缺乏历史发展的更深刻原因在于，在亚洲的这些专制政体中，没有个人自由，没有主体自由。个人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意识）最早开始于希腊。“在西方，我们立足于真正的哲学土壤之上”，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只有在这里才有客观的科学知识和可以辩证阐释的历史发展。哲学是自由城邦的产物。哪里有个人自由，哪里才能进行科学思考和哲学思索。专制政体的“历史”似乎还是自然史，因而它也可以像自然事件一样（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在不断的循环往复中消亡流逝。只有在（政治意义上的）民族自觉地塑造它的共同体生活的地方，才会有作为发展进程的历史。“这也构成了一个民族的存在，它知道自己是自由的。按照这种自我认识，它形成了它的世界、它的权利法规、习俗以及所有其他的生活。”[3]这实际上意味着，在自由的希腊城邦出现之前，根本不存在什么民族。在《法哲学》（在提及斯图尔的《论自然国家的没落》［柏林，1812年］一书之后）中，黑格尔把这些仿佛是史前的东方国家称为“自然国家”，并任它们在对外的“原始的怒吼与破坏”和“沉沦于衰弱和疲惫”之间来回摆动。[4]

黑格尔和马克思一致认为，真正的（进步的，在发展趋势上包括整个世界的）历史应限定在欧洲，正是以欧洲为出发点才有了全球范围的发展动力。马克思概述了一种“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这种生产方式以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缺失、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和个人权利普遍无保障为特征，是一种极为静态的生产方式。从1853年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大量书信中对这一既与古代奴隶主社会迥然有别，又与欧洲封建主义截然不同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进行了研究。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1853—1859年）撰写的一些报纸文章中，马克思反复探讨了这种生产方式的特征。最为详细的论述可以在《政治经济学机制大纲》（柏林，1953年）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5]一节中找到。在那里，马克思明确否定了这样的论点，即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能够自动地达到更为发达的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态。在一篇题为《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6]的文章中，马克思概括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典型特征。第一，马克思把由“气候和土地条件”所决定的“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看作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一个特征，它构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由于文明程度低微，幅员极其辽阔，人工灌溉（与诸如佛兰德和意大利等地相反）“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对（以专制君主形式出现的）中央权力的颂扬赞美，以及单个的村落对中央权力的全面依赖，是这些社会的典型特征。第二，这些村社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它们靠耕作和制造业的原始形式为生，在那里，村社的制造业者可以定期获得一定量的食品和原材料。不存在什么商品生产。这些生产形式纵然经过几千年也很难发生些许改变：“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10年，无论印度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曾经造就无数训练有素的纺工和织工的手织机和手纺车，是印度社会结构的枢纽。”[7]第三，在这个停滞不前的社会中，社会革命只能从外部通过暴力传入：“不列颠的蒸汽机和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彻底摧毁了农业和制造业的结合。”“英国的干涉……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摧毁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8]尽管马克思对英国人在印度的行径予以了道义上的强烈谴责，但他也从世界历史的高度赋予英国人以使“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自给自足的村民以及他们的迷信、他们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得以解体的功绩。马克思认为，随着印度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把传统的、素朴发展的社会状态当作一成不变的、自然赋予的命运来忍受的现象也将不复存在。当马克思谴责自然崇拜的有关尊严时（因为它使“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母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9]），他亦清楚地表明了欧洲基督教的价值尺度对他而言是多么的不言自明。如果说，黑格尔把个人自由的缺失看作亚洲各民族相对来说缺乏历史的原因所在，那么马克思则在僵化刻板的社会经济结构中看到了这个原因，正是这种结构导致了那种奇特的“忘我无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再次详细地描述了国家供水与作为东方专制制度基础的相互隔绝的村社之间的结合：“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有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