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言
如果要问19世纪最后30年的重大发展究竟是什么，人们不禁想起人间事物具有连贯性的力量以及很少发生突然的变化。在这个时代中，人们在下列各方面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如物质力量和财富；工业主义和都市化；技术和科学知识；运输、交通和贸易；人口和人口迁移；中央集权制政府；民主政治；阅读与写作能力和教育；舆论和报刊等——所有这些发展在以1870年为终点的那个世代中，如果不是整个19世纪的话，几乎也是同样显著的；而这些相同的发展对于了解从20世纪初到今天的这段岁月，也同样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我们将这个时期简单地称作物质改善或工业发展或民主进步的时代，那就没有说出它的许多重要性。而且，这个时期还有另一特点，就是这些持续性的巨大发展，或其中的大部分，只发生在欧洲社会及其在北美和其他白人殖民地的衍生社会，但对这一特点进行探索，也无助于我们对这一时期做出更明确的定义。这种限制以及伴随而来的欧洲的势力与文明在世界上所占的优势，早在1870年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它们将延续到1900年以后。在1900年，欧洲对所有这些进步的垄断地位，还不曾受到日本发生的变化的影响，同时，欧洲社会与不够先进的社会之间的差异比以前变得更为明显了。在研究这个时期的这另一特点时，如同在分析更发达的地区发生的变化一样，第一个问题是给予这个时期在更漫长的一段时期中应有的适当地位，在这段更漫长的时期中，同一的力量和关系一直占有显著的优势，但却始终没有停止不变。
第二个问题也产生了。这个时期的某些主要特点之间的矛盾乍看之下令人惊讶。这些年代既有巨大的物质发展，也有经济萧条；既向世界经济更紧密的结合突飞猛进，也对自由贸易经济产生强烈反应；既提高了生活水平，同时也存在着贫困和社会上的堕落现象；既有迅速的社会变化，也有国家内政方面的停滞状态；既传布了民主政治，也加强了政府甚至专制主义；既维持了国际和平，但也在武装的状态下维持和平——另一方面，在思想上和文化上，这些年代既产生了宣布启蒙时代胜利的作品，也产生了触及深刻幻灭和绝望的作品。但是，任何时代的各种发展之间的矛盾或表面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时就显得突出，直到更细致的研究能顺利地对它们做出解释或加以解决。而了解这个时代的另一途径也就是对这些矛盾进行解释或予以解决。
从经济和物质的观点看，这个时代的特征由于两个事实而变得显著。这个时代比任何更早的世代，在更大的程度上，见证了近代的工业在地理上传播到它的发源国家以外，以及科学和技术被应用于工业和农业；结果，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总额，在前所未有的更大的规模上，如果说不是在更快的速度上，有了增长。这一点不难解释。它不是把这个时代与某些其他时代区别开来的特点：物质生产的增长和扩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整个近代时期，一直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自发的过程。第二个事实要显著得多。由于物质产量比以前需求增长的幅度更大更快，因此，这些年月也是价格、利润和投资收益一律下降的年月，以至被称为“大萧条”时期。
1870年，只有英国和比利时的经济可以说是高度工业化了；在这一年，即便是英国，在开矿、采石、金属工业、工程和造船业方面的总劳动力，仍然赶不上纺织工人和成衣工人的数目，或农业劳工，或家庭佣工的数目。在以后的30年中，工业在美国和西欧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中占有优势地位，而在欧洲其他地区和日本，发展的程度则较慢。从这个时期开始，在比较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中，产生了崭新的工业——电力工业和化学工业。这些工业是完全由于科学上的发现而兴起的第一批工业。它们的起源，空前的发展速度以及在增加工业生产并使之多样化方面所产生的直接效果，只不过是关于工业、技术和科学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互相紧密结合的最显著的例证，尤其是电力的发展，为热、光和动力提供了全新的来源。多数的早期发明是那些仅有很少科学理论知识的实践工匠们取得的成果。现在，整整一个世纪在纯科学，特别是热力学、电磁学、化学、地质学方面的缓慢进展和重新陈述，开始与实际的机械工程，尤其是工作母机的生产以及工业方法的迅速发展结合起来。所有这三者的相互影响变得逐步增加，以至难以区别彼此的因果关系，而在这三者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不仅新的工业得到发展，新的动力来源被提供出来，如内燃机由于热力学理论的发展而产生，它仅比电力次要。而且，无数的现有工业，都得到了改造并扩展了，其中采矿和筑路、炼钢、农业、石油、橡胶、混凝土只是少数几个实例而已。无数的新产品如近代的自行车、电话、打字机、漆布、气胎、廉价纸、人造丝、铝、现成衣服和鞋首次制造出来，并在市场上销售。正是在这个时期内，机械化首次成为一般工业的特点，虽然传统的、经验主义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被摒弃，而且在某些工业中仍占优势，同时工业产品的范围达到了与现在相仿的广度。
随之而来的总产量的增长是巨大的。在1870年至1900年间，世界工业生产增加了几乎4倍。[1]世界生铁产量增加到三倍多，从1225万吨增加到3700万吨以上。在1830年至1850年间，它增加了将近两倍，从大约160万吨增至447万吨；在1850年至1870年间，它增加将近两倍，从447万吨增至1225万吨。在1870年至1900年间的增长率不如在1830年至1850年间或1850年至1870年间那么大，但增长的数量却大大超过以前的40年。世界的煤产量增加了两倍半，从大约2.2亿吨增至约8亿吨。在1830年至1870年间，它增加了大约6倍，从3000万吨增至2.2亿吨，增长率每10年为60%—70%。因此，同样地，早期的这种增长率在1870年至1900年间并没有保持下来，但增长的数量却大大地超过了早年。棉锭的数量在整个欧洲和美国几乎增加了1倍；在德国、意大利和俄国则超过了1倍。
如果生产增长率随着工业化扩展到新的地区而下降，则它在开始实现工业化较早的那些国家中，下降得最为显著。英国的工业生产大约增长了1倍，结果，英国在世界总产量中所占份额从1870年的大约1/3降至1900年的1/5；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被美国超过，在20世纪最初10年中被德国超过。在1871年至1895年间，法国冶金工业的产量实际上没有增长，而在德国则增加了3倍，在美国增加了4倍。但在较老的地区，特别是英国，使得工业基地和社会本身变得日益复杂和多样化的这一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这个相对的下降。在较新的领域里，产品有了很大的增长。这在轻工业方面是由于技术的进步而变得可能，而在消费品如肥皂、巧克力、浓缩牛肉汁和廉价报纸等的生产方面，则是由于分配方法较前低廉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变得可能，正如在这些最先进的社会中，从事分配工作、办公室工作和专业工作的人员数目有了很大的增加。
总的财富随着总的生产而增长。在英国，资本投资并未能按照1873年以前的30年的同一比率增长，但在以后的25年中，它像在法国一样，还增加了1倍，而在德国则增加了3倍，在美国增加了3倍以上。在英国，每人的实际收入在1851年至1878年这一整个时期，增长了大约30%，而在1870年至1900年间，尽管总人口日益增加，每10年则以17%至25%的比率增长。这个比率在以前从未保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而在以后的年月里也没有保持下去。在其他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里，根据在一个工业社会的基本设备如铁路、船坞和城镇方面仍然需要大量投资的情况，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较慢，但同以前所经历的情况相比，速度仍较快，程度也大得多。
生产和财富的增长，不限于工业以及已经工业化和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欧洲的海外投资，甚至在1870年以前就使得一些海外地区能够为世界市场生产粮食和原料，而这时仍继续增长。英国的海外投资，如同它的国内投资一样，并没有保持早期的增长率，但在这个时期中，却增长了几乎3倍，而在某些地区，它们的增长要大得多。例如在阿根廷，在1870年至1900年间，它们增长了10倍。法国的海外投资总额增加了一倍多；德国的海外投资从一无所有，增加到英国的1/3。这些增长率代表着输出资金的数量的巨大增长。英国的海外资金在1855年的总额大约为2亿英镑，在1875年为10.5亿英镑，在1885年大约共计15.3亿英镑，1900年大约24亿英镑，1907年接近27亿英镑。而且，欧洲输出的不仅是资金。
欧洲人口向海外的迁移，有了很大的增长。欧洲人对于外部世界的地理和地质情况的知识有了巨大的进步。在1821年至1924年间，从欧洲向海外移民的5500万人中，有2100万人是在1870年至1900年间移居的，其中半数前去美国，半数去其他地区，如拉丁美洲、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个数字没有考虑下列事实：随着交通的改进，也许多至1/3的移民这时又回到了欧洲，而且，经常做短暂的和季节性的移居的人们所占的比例日益增加。迁移的人数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正是在这同一的30年中，世界上许多未开发的农业地区被开发了，而且随着地质知识的增长，世界上许多重要的矿产地区也被发现，尽管不是全部都已经加以开发。许多移民，尤其是来自英国的移民，是熟练工匠，对于接受他们的那些国家的工业的创办和扩展起了显著的作用。但是，将那些国家开发为基本供应地区，则是这种移居、随着移居而发生的资金转移以及在知识方面和长距离运输与交通方面同时取得的巨大跃进所产生的主要影响，而运输和交通方面的巨大跃进，对于刺激人口向海外移居和资本输出，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论在历史上任何时期，世界都没有如此迅速地在自然财富方面获得如此巨大的增长。在1869年以苏伊士运河开航和第一条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通车作为开端的一个时代里，由于铁路在效率上有了改进并扩展到欧洲以外的地区，由于世界航运从1870年的1600万净吨位增至1900年的3000万净吨位，并且世界航运的运载量在同一时期内增加了4倍（世界轮船吨位到了19世纪90年代中期与帆船的吨位相等，一艘轮船的载运量与一艘比它的净吨位重4倍的帆船的载运量相等），以前的外围地区开始以过去难以想象的规模进行生产和输出，而从新地区运到旧世界的食品和原料则不断增长。直到20世纪初期，供应品中除了羊毛以外，均以美国所提供的为主，但是到了19世纪末，其他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南非、阿根廷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开始大规模地向外输出。最初，增加的物品主要是谷物、羊毛和腌制食品。美国达科他地区和阿根廷1880年在小麦生产方面并不占重要地位，到了1887年，则分别输出6200万和800万蒲式耳小麦。1897年，阿根廷输出1亿蒲式耳小麦和玉米。1877年，第一艘冷藏船装载羊肉离开了阿根廷；1882年，第一艘满载新西兰羊肉的船抵达英国；到了1890年，随着采矿和冷藏船的发展，输出品中有石油、矿物、肉类和乳类制品，热带和亚热带水果，以及各种不属于体积过大和容易损坏之类的物品。
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不论在耕种面积以及应用机械去开矿和耕作方面，还是在人口方面，都有了迅速的增长。由于这些新地区对欧洲产品的需求也在扩大，因此，它们作为输入者和输出者，在刺激那些更先进国家的工业化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们的发展为旧有产品和新型的制成品提供了新市场，同时也增加了财富和产品范围，从而也增加了较老的社会内部对货物的需求。它们也在世界贸易交流中承担了比以前更大的份额。阿根廷的对外贸易在1870年至1900年间增加了两倍，印度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增加了一倍多。1860年，对外贸易在许多国家的经济中是一个不重要的因素，但在1870年至1900年间，随着制造国和初级产品生产国之间分工的加强，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它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了。这个发展在西北欧国家的经济和美国的经济之间尤其显著。但是，一个单一的大西洋集团的更紧密的经济结合不是唯一的结果。在欧洲本身，有新的专业发展，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木材和铁矿的生产和输出扩大了。遥远的初级产品生产国的范围，从北美洲、罗马尼亚和俄国扩展到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以及比它们更远的澳大拉西亚[2]和南非。以前是独立自给的贸易地区和贸易联系融化为一个世界规模的单一经济。金融和财务服务的改进以及通信联络的改进（随着海底电报的扩展和在本时期末无线电报的开始使用），同时将世界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制造了一个单一的、多面的国际支付体系。一个由世界价格支配的世界市场第一次出现了。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世界上更多地区在经济上和财政上，比以前或许也比以后的任何时期，都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
最初看来觉得奇怪的是，当工业与农业的扩展和多样化增加了世界的财富和生产时，当交通、通信和财政方面的巨大改进一同使世界经济结合起来时，这些情况却没有使世界贸易总额的增长率比以前得到更大的发展。世界贸易总额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增多了。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的30年中，它的黄金比值也许增加了一倍多，每年从大约28亿英镑增至50亿英镑，而且鉴于价格的下降，它的数额可能增至3倍。由于价格和贸易额在1896年至20世纪最初十年中期上升很多，因此，1873年至1896年间，在价值和数额方面的增长，比这个全面数字所表示的要小。当时它的价值也许从28亿英镑增至39亿英镑，数额大约增至两倍；这个数字虽然还是相当大，但在价值上却比1860年至1872年这段时期（只相当于上述一半时间）的增长要小，而且用价值或数额来衡量，其增长率比19世纪2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低。[3]但这种降低了的增长率，则是工农业的扩展和改进的必然结果。这些过程发生得如此迅速，以至世界工农业的生产暂时增至超过世界需求量增长的程度。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贸易重又按照 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的速度迅速增长（在1898年至1913年间它的价值增加了1倍），但在这些日期之间，正是这种超额生产把价格降低了；而降低了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世界贸易价值增长率的降低。这也降低了贸易量的增长率。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在工业扩展和工业生产增长的地方，其后果是供应以前由国外来供应的国内市场，从而增加了国内的商业活动，但却降低了工业国之间的贸易量的增长率。英国和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作为它们对外贸易总额的一个部分，在1880年后一直不断地下降，英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在1890年后也同样下降。由于同样的情况，在工业化地区和新的农业地区之间的贸易，也由于国家保护农业和工业这一决定性的倾向而受到了阻碍。
总的形势的影响，尤其是采取关税措施的影响不应过分予以夸大。世界贸易，尽管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之间，比以前或以后时期增长的速度放慢，但在绝对数额上仍然有了可观的增长。在主要的贸易国家中，只有法国的输出额在1895年比 1875年或1883年要小。生产的扩大迫使贸易总量上升的程度比它限制贸易增长率的程度更大，而向保护贸易主义的倒退则被国际贸易中不断扩大的机会大大抵消了。而且，这种倒退并不如有时设想得那么剧烈和广泛。也许因为国家和商人的自然倾向是要实行保护贸易主义，所以贸易自由化的倾向在早期一直是缓慢的，而在19世纪70年代保护贸易主义重新恢复时，贸易的自由化远远没有完成。要消除对国际贸易的障碍，需要依靠许多条件，其中包括各国在其他税收来源正在扩大而国家支出也在增长的时候，是否有能力经得起关税收入的损失，或者找到一种替代的收入。同样地，在欧洲，经济的自由化和自由贸易与政治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而政治自由主义是享有特权的统治阶级所深恶痛绝的。曾经有过实行低关税的倾向——例如在德意志关税同盟、美国和法国——但这只是在1850年以后的情况。虽然在那一年以后，有明显的倾向要降低进口税，而且没有多少增加关税的实例，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只有在罕见的实例中才有完全取消税收的情况。甚至在英国，税收的削减和取消在19世纪20年代已经开始，但在1870年，还存在着17种可征税的进口货物。另一方面，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某些国家抵制了增加关税的措施。
然而，这些国家是些例外，它们坚持自由贸易是有特殊原因的。在英国和比利时，工业和商业的利益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性超过了农业的利益，而且，工业发展到如此先进的地步，以至保护关税主义将会降低、而不是刺激国内外对工业的需求。在荷兰，如同在英国和比利时一样，商业占有极大的优势，使保护关税主义难以实行。丹麦对农产品出口的依赖，使自由贸易成为必要，并且相反地，迫使它采用专门的农业耕作来逃避新的农业竞争。在土耳其，关税只有在获得大国的同意时才能提高。它们的政策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同一发展过程，在一个水平上，使世界总产量产生巨大的增长并使其经济结合起来，而在另一个水平上，则有助于脱离自由贸易，而且，这个时代是一个关税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世界经济日益结合为一个整体的时代——这一情况如此明显，以至那些例外的国家，特别是世界最大的国际贸易国英国，在大多数国家正在采取日益严格的保护关税政策时，如果不向一切国家的进口货大开方便之门的话，世界经济就不可能取得实际上取得的发展。
这是因为供给与需求之间正在变化的全面关系，不但限制总的贸易中的增长率，而且是在地理上的距离正被大大缩短的时候，在一个变化中的地理结构中发生的。它正在制造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个别的国家之间重新调整供给与需求，这些国家不能迅速采用专业化经济，或者轻易地实行国际分工。人们不禁要假定，保护关税主义，对于经历了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战争而现在维持着武装和平的那一代人来说，具有一种特殊的政治吸引力。事实上，采取增加关税的决定，对于政治局势或政治目标，没有多大直接关系。英国尽管深深地陷入国际政治纠葛，却仍坚持自由贸易，而美国尽管对世界政治采取疏远态度，它的关税却比欧洲任何国家都高。美国关税从1869年的47%上升至1890年的49.5%，而且（经过一些减轻以后）在1897年升至57%。加拿大和其他英国自治领，在政治上甚至比美国更无关联，却筑起极高的关税壁垒。甚至在拉丁美洲，也采取了关税手段来保护新建的工业，如果工业界由于力量强大而提出了这个要求的话，例如在智利的情况。在欧洲，关税战并不总是和政治抗衡相一致的。1879年后，当俾斯麦渴望保持俄德两国之间的友谊时，德国对外国谷物设置阻碍，在俄国引起了严重的埋怨。而且，按照合乎理智的水准，政治抗衡很少用来作为采取保护关税主义的理由。人们适应改变了的经济形势，正如他们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要求实行自由放任政策那样，他们对此提出同样的要求，不论是有很多理由，还是没有多少理由。如果使一些国家避免遭受其他国家的剥削，从而保证所有的国家都能达到享受国际和睦和物质福利这一幸福目标，这就会使全人类都获得益处。当人们对这种改变了的形势加以考虑时，则很难避免这一观点：如果一些国家处于和平状态，它们就会回到实行关税措施上来，甚至像早期的战争和自由贸易的倾向相巧合那样，而且，除了像在那些特殊的国家里有特殊的经济情况予以抵消的时候，很自然的情况是，人们会比以前更容易认定，没有国家的保护，他们就不能繁荣起来。
问题究竟是什么，结合农产品来看，就显得特别清楚了。以前，农业繁荣几乎自动地伴随着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因为不断增长的需要在当地得到了满足。英国的农业在19世纪40年代和70年代之间曾经迅速发展，尽管谷物法已经废除。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世界其他地区农业的精耕细作，世界的生产尤其是谷物生产，迅猛地增长，它超过了人口的增长，而且确实增长得过分迅速，以至不能以令人满意的价格轻易地被世界市场吸收；同时，产品经过长距离的运输而所需运费低廉，大陆与大陆之间的运费并不高于一度在省与省之间的运费，从而使整个欧洲面临农业危机的威胁。于是，在19世纪70年代，欧洲最早的关税增长中对于农业就有某种保护，而在1885年后，大部分的进一步增长都是为了农业利益而实现的。即便如此，在1871年和1895年间，欧洲的小麦价格下跌一半。其目的是要在下列这种经济中保持平衡，关于这种经济，英国由于自己坚持自由贸易已经把它丧失，但是对于有些社会来说，将它加以保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这些社会尽管实现了工业化，却仍比英国更着重于农业。工业也获得保护，这里的动机是，需要防止其他地区迅速工业化造成的后果，以及希望促进国内的工业化。朝着这个方向首先采取慎重步骤的，有这样一些国家——例如美国在1875年，俄国在1876年，西班牙在1877年，意大利在1878年——虽然这些国家的工业已有了一个开端，但仍处于萌芽状态。采取这些步骤的时候，正值1873年开始的工业不景气情况，由于工业化较高国家大量倾销其产品而被弄得严重起来。嗣后，为了保护工业而提高关税，从既适用于工业而又适用于农业的1879年德国高关税开始，关税的增加仍然是由于下列情况；虽然工业化正在扩展，但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工业之间，它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和效能水平。但是，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关税增加，那就会刺激工业化，而且保护现有的工业。因此，关税的增加对于这些萧条情况的持续起了促进作用，萧条情况的产生，不论在工业或农业中，都是因为生产的扩展和加强超过了世界的需求直接吸收其结果的那种力量。
然而，萧条状况限于价格、利润和投资收益的范围。这个时期不是一个全面经济萧条的时期。如同上面已经表明的，根据对生产、消费和收入的考查，与对价格和利润的考查相反，这是一个发展和繁荣的时期。而且，价格的下降并不全是萧条的症状。在前一个世代，经过不断上升以后，价格向下移动，直到19世纪90年代初期，这时的价格一般比1873年低40%，而且直到1896年，才又重新恢复上升。但是，这种下降既因为运输费的大大降低，技术的改进和生产规模的增大，同时也由于生产超过了需求。正是由于方法有了改进，生产有了增加，加上运输上发生了革命，这才迫使粮食和原料价格下降。仅举工业上的一个例子来说，方法的改进、生产的增加以及原料费用的降低，使欧洲的钢轨价格在1872年至1881年间降低了60%，并使得美国的钢轨在1898年的销售价格仅是1875年销售价格的1/10稍多一些。同样地，铁的价格与一般的趋势相反，在前一个世代曾经下降，从1825年的每吨10英镑降到1866年的每吨3英镑。当时曾经是例外的情况，这时变为一般的，即便不是普遍的倾向。而且，由于所有这些因素都被牵涉进去，价格的下跌并不一定同时伴随着利润幅度的下降。运输费和原料价格的降低、方法的改进、市场的扩大和生产的增长等有利条件，能够引向相反的结果。
然而，一般利润也同价格一样下降，而且几乎达到同样的程度。它们的下降作为大萧条的重要特征是由于两个原因。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部分是由于暂时生产过剩的因素，而生产过剩也是（尽管同样也部分是）价格下降的原因。这主要是由于这一事实，当时的有利条件被每个市场和每个领域中日益增长的竞争性公司所利用。关于在交换日益扩大和增长的时候，重新恢复关税的解释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日益参加整个交换；对于大萧条的解释是，在总的生产和总的利润增长时，个体公司的利润——虽然有例外，但那是在开发新领域中迅速适应和开创的结果——一般都随着企业的激增和竞争的增长而下降。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繁荣的；国家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也是繁荣的，其繁荣程度取决于它们参加并适应正在变化中的世界经济的程度；但是对于数目迅速增加的个体公司来说，境况是日益艰难了。
物质的发展和日益增长的竞争二者结合起来，在国际范围内既使世界经济更成为一个整体，又使保护关税主义较前增长；既使产量增加，又使利润下降。这也是在更先进的社会中所发生的变化的基础。这些变化反映了一个摆脱自由放任政策的明显趋势，而倾向于在经济企业中实行联合，在雇佣劳动者中实行集体自助和在经济领域与社会领域中实行国家管制。如同为实现更多的物质生产的运动以及在技术上和生产方法上取得的进步一样（这些都是与下列倾向有密切关系的过程），在人们中间，作为专门团体和作为整个社会向更大的组合发展的倾向，在整个近代时期几乎一直持续不断，而且其重要性不断地增加。但是，在1870年以后的这一代中，当这种倾向由于各个社会所面临的更大问题和更大机会的相互作用而大大地加快时，上述那些形式和态度才第一次明显地变为今天存在的形式。
问题不仅是物质生产的增长和经济竞争所造成的。虽然这些问题在更先进的社会内部以及国际上表现出来，但它们也是由于在增长的人口中实现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进程所造成的日益复杂和迅速改变的社会结构中产生出来的。人口在这些国家比以前的任何时候都增加得更快。即便考虑到向海外移居人数占人口自然增长率的40%，但欧洲的人口在1870年至1900年间仍增加了30%以上，即增加了1亿——从3亿至4亿。而与此相对比，在1850年至1870年间则增加了3000万，即11%。由于移民的帮助，欧洲在南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的海外边远地区的人口，甚至以更快的速度上升，在同一时期内增加了6000万。在这些地区中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人口涌往城镇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城镇和郊区人口的增加，与总人口中这种巨大的增加相等。在其他地区——阿根廷、巴西和智利、俄国的欧洲部分、奥地利和澳大拉西亚——同样的发展仍造成巨大的即便是孤立的城市人口增加，如同在这些地区以外的印度和日本，那里的人口也迅速增加，但工业化程度甚至更低。[4]德国在1870年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有8个，而到1900年则有41个。除了在法国——那里的人口增加特别慢，但在这些年总的人口增加中的几乎半数，大约80万人，都是在巴黎自然增加的——以外，同样规模的都市化也在西欧和美国发生。即便在俄国的欧洲部分，这类城市的数目到了1900年也从6个增加到17个。到了这时，美国人口的1/3住在工业中心，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的1/10集中在伦敦，德国的城镇化率从1870年的36%升到54%，而柏林、维也纳、圣彼得堡、莫斯科、纽约、芝加哥、费城、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东京、大阪和加尔各答作为拥有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而与伦敦和巴黎并列。而且，事实也不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情况：人口迅速增加，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引到工业区和城市区中去。
工业的组织和工业中的工作条件变得更为复杂。工业与整个经济之间、都市地区与它们所在的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在组织工业生产和处理它的产品中所涉及的越来越多的具体困难，以及工业组合如要发挥它们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就必须完成的日益复杂的任务——这些与人口密集的广大地区的扩大而造成的社会问题，以及由于工业中竞争加剧而引起的经济问题同时并存。
工业和其他形式的企业必然对这些变化做出反应。更早世代的大部分工业、商业和金融方面的扩展，都由家庭公司和小型合伙公司在比较简单的技术和社会条件下进行的，所有合伙人负有无限责任，而能干的人则享有无限自由。现在在商业组织和商业方法中发生的从小单位和无限责任的原则向大型合股企业的过渡，其程度容易被夸大。股份公司自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在经营公用事业方面——运河、铁路、自来水和煤气供应、银行业和码头——证明变得日益必要，而在19世纪50年代，私人公司和有限责任等原则已经牢固地确立了。在1900年以后很久，家庭营业和小型公司在各国都仍处于支配地位：在德国，在20世纪开始时，有93%的工业企业仍由个体业主经营，而产业工人中有1/3仍被不超过5名工人的作坊所雇用；1914年在英国，甚至在62762个活跃的股份公司中，有4/5都是以新的姿态出现的私人公司、家庭公司和私人合伙企业。另外，虽然有限责任最后成为通过证券交易所为工业筹措资金的一个新方法，但是，直到1890年后，它才开始在大范围内被用于这个目的。然而，在1870年以后，小公司越来越被大型有限责任公司所取代，这种大型公司现在第一次进入工业、商业和金融领域。
到了1900年，在工业化国家中出现了一种二重性的经济——一个未曾被组织变革所触及的庞大的传统部分，与一个有限的但经济上却占优势的近代部分，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上述近代部分包括主要工业和一大部分商业金融企业，其典型单位是一种具有相当规模的有限责任的企业。这是由于比较大型的公司的规模和资本有了增长以及一些公司进行了合并而产生的。补充这些过程的还有：为了取得一致的价格而形成的联合公司，为了追求垄断而建立的托拉斯——最早的是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1882年）——以及建立卡特尔，通过卡特尔，一种工业的公司设法控制有关的和附属的工业中它们所依靠的部分。这些发展在国际范围和各国内部发生。1883年，在英国、德国和比利时的钢铁公司之间达成了一项关于均分市场的协议。这个协议的寿命不长，但接着在工业家和银行家之间，为了分配生产者，确定航运量、回扣和运费，做了许多类似的安排。军火制造商如阿姆斯特朗、克虏伯和勒克勒佐达成了关于均分外国市场的协议。1886年，诺贝尔成立了第一个国际托拉斯——甘油炸药托拉斯有限公司。在19世纪90年代，科茨股份有限公司把与它竞争的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的公司加以合并后，对棉线几乎取得了世界性的垄断。因为这些都必然是不连续的发展——这类发展一旦进行以后，不能重复或继续很长时间——所以，19世纪末期不但和较早时期而且和1900年后的那个世代之间的区别，在于这些发展当时产生的范围的大小。
这些发展是企业及其经营所在的那个社会的复杂性迅速增长所造成的后果，也是这种情况所带来的更大困难与更大机会所造成的后果。公司随着生产的扩大和技术的应用而成长，由于这些过程，公司就必须要有更大的规模和数额更多的资金。公司越大，它就越容易指望能合并其他公司，而且依靠技术上的突破和社会日益增加的一体化，它也就更容易控制价格并取得垄断。诺贝尔、洛克菲勒和其他大企业的先驱们所积累的财富，都表明抓住这种机会所能获得的成功的实例，而且无疑地，这就是那位伟大的个人主义者洛克菲勒心中所想的那些机会，当时他声称：“合并的日子将在这里保持下去。个人主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当公司迅速地成倍增加，当传统方法由于革新而被废弃不用的事实正在变成工业生活中的一个持续的而不是偶然的特点时，困难就如同机会那样时常发生。每有一个公司扩大了自己的规模或企图将别人合并，就会不只有一个公司由于不能扩大或者不能幸免于新的竞争而被别人加以合并。与每个寻求联合和垄断，以便扩大市场和利润的公司相对照，另一个公司被引向这个方向，则是因为它需要保住这些市场和利润，因为它对安全更加关切，而这种关切的根源是，在日益增长的竞争情况下，必须要有更多数量的资金。这是在农业生产者中间要求组织起来的运动后面的主要推动力量。由于不能按照制造商或金融家的形式集中，各地的农业生产者都对改变了的条件做出了反应（在法国和丹麦从19世纪80年代初期，爱尔兰从1889年，其余地方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建立了越来越多的合作社，以便提供信贷，为防风险提供保险措施，以及为产品进行加工和在市场上销售。
旨在实行组织和联合的运动不仅限于雇主和生产者。1880年后，在雇佣劳动者和消费者中间，由新的立法所保护的互助会和合作商店成倍地增加，遍布英国、西欧和美国各地。互助会在英国于1875年后受到立法保护。1885年，它们的会员约有700万人，1910年约有1400万人。合作社于1876年在英国得到法律上认可，1900年全国有1400多个合作商店。互助会和合作商店在美国和欧洲的发展程度与此极其相仿。在同一时期，这些国家的工会有了增加，而它们的性质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890年后，这些发展传到其他地区、欧洲的其余部分和拉丁美洲。工会最后在法律上也获得承认，例如在比利时于1866年，在奥地利于1870年，在英国于1870年至1876年，在西班牙于1881年，在法国于 1884年（1862年曾获得部分承认），在德国于1890年在反社会主义立法失败以后获得承认，然而，在俄国，直到1906年，它一直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工人的违约行为已从刑事犯罪项目中删去。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新工联主义”随着立法而产生了。
工会以前是行会组织，其会员主要限于个别行业的熟练工人，其职能限于为防止疾病、事故和死亡提供互相保险并在雇主和雇员之间作为调解机构。“新工联主义”寻求一种全国范围的和按工业划分的、而不是地区性的和按行业划分的工人阶级组织。这是为了适应这样一种形势：随着国内交通的改进，一度曾是局部性的地区和职业正在变得互相竞争了。为了适应工业变化的强大影响和初等教育的传播在增加半熟练工人的比重和提升机会方面所产生的作用，“新工联主义”不仅吸收熟练工人，而且还吸收不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参加。同早期的工会相比，这个运动在目标方面更具有战斗性和政治色彩，同时与政治信念，特别是社会主义或社会观点更密不可分，如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德国和比利时由天主教赞助的工会，以及19世纪90年代在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的情况一样。
如果工会开始具备它们的近代特性，则它们在这些年增加的会员数目要比互助会和合作社少得多，而且在1900年以后，增加的数目也比它们慢得多。在1886年至1900年间，工会会员数目在英国从125万（在1875年约有100万）上升至200万，在德国从30万上升至85万，在法国从5万上升至25万。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在1900年只有50万会员。到了1913年，在英国，工会会员增至400万（大部分增长数，从250万至400万，是在1906年后发生的）；在德国，增至300万；在法国，增至100万。在美国，美国劳工联合会到了1904年，拥有150万会员。它们在20世纪初期以前在新的职能方面，也没有多大进展。这些事实部分通过所增加的问题，部分通过当代正在改善的条件而再一次得到了说明。
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发展，虽然使工人具体地比较容易组织起来，却也在生活条件方面引起了大量意外的、不愉快的巨大变动，使人遭受新的暂时性和周期性的失业——这是更迅速的、连续不断的技术变化和工业改组所带来的后果。人们毫不奇怪：在这种情况下，日益增多的实行集体自助的可能性，被唯一能提供这种自助的越来越多的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通过互助的福利计划，主要应用于为家庭和个人提供物质供应的问题；或者，不熟练工人中的工会会员（他们在某些行业中是可能的竞争者，在境况不佳时被迫在雇主面前抢饭碗，愿拿较低的工资）在19世纪 80年代暂时成功地被组织起来，加入一般工会后，又迅速地脱离，直到20世纪最初10年中才恢复。而且，一般工会和最强大的工会（即代表特殊行业的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的工会），重又继续为各地区或个别的行业在相互间的利己主义的竞争中进行谈判，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00年以后；它们没有朝着合作或联合的方向发展，以便实现代表全部工业的全国性行动，更谈不到制定政治纲领和建立政党，以便代表工人向政府施加压力了。而这不仅因为永久性就业的不可靠性诱使他们继续为自己寻找生路。朝着这一方向的进展，需要对工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有一个新的认识。虽然它们有必然的前途，但工会在这个时期仍然是群众中间的组织，而不是群众自己的组织，因为公共舆论，包括工人本身的舆论，由于它们要注意更直接有关的事务，而不能迅速认识到劳工有权为强制实行它们的要求而团结起来。正因为这个原因，工会在一些较新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就比在欧洲发展得更快。
另一方面，在美国，几乎同样一个新的国家，工会的发展却比在欧洲要慢。这是因为在这两个地区，有利的环境延缓了它们发展成为社会上的一个主要力量，尽管从程度上来说，在美国比在欧洲要大一些。虽然这些年是暂时失业增长的岁月，但是，尽管属于工作年龄的人口有了很大的增加，总的就业还是很好地保持下去。在英国，总失业的增长率只是从4%或4.5%增至5%，尽管工人人口在1870年至1901年间从1000万增至1450万。总体来看，除了少数情况外，长期性的不充分就业让位于非经常性的和有限的失业。这些年是实际工资增长的时期，这在美国特别明显，但在所有的工业国家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在英国，实际工资上升了大约75%，在美国超过了这一数字，在法国和德国比这个数字少些。这是既同以前它们增长少得多的那个世代相比（在英国，1875年至1898年间的增长，比1853年至1873年间的增长大6倍多，在美国大12倍多，在法国则大一倍多），又同1898年至1914年间它们处于停滞状态的那段岁月相比。这是由于物价下跌，由于在多数工业中，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对不熟练工人的比例，报酬较高的职业的比例有了不断增长。在1850年至1888年间，熟练工人的比例在英国增加了1倍，嗣后至少以同样的速度继续增加。熟练工人和不熟练工人之间的工资级差也稳步增长，到了1900年，熟练工人的工资为不熟练工人的工资的1倍。随着较好的就业水平和工资的增加，价廉的消费品范围也日益扩大，而且一般家庭的规模也正在缩小。在1860年至1885年间，英国每个家庭有5.71个孩子，而在1880年至1905年间，则减少到4.66个孩子。在这些年间，生活水平有了提高，因此，人们就逐渐地不大需要让孩子去工作，逐渐地不大需要让结了婚的妇女为挣工资而去工作，同时也逐渐地可能出于自愿增加闲暇而减少了工作时间。
在所有这些社会中，国民收入增长中的一个最大份额，归于少数人，不过，却归于数目扩大了的少数人，归于比较富有的中产阶级，而不是贵族。但是，在雇佣劳动者阶级中间正转入报酬较丰的职业的人数不断增长，从而扩大了中产阶级。除此以外，广大的雇佣劳动者以他们在1870年前的收入来对比，甚至比中产阶级更改善了地位。在整个这一时期，这种相对的改善，持续地即便是缓慢地进行下去。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也许从来未曾有过一个时刻，物质状况如此之好；而在接踵而至的那一世代，情况就不继续这样好了。有数目可观的少数人却未分享这种物质状况的改善。也许，随着都市化的发展和不大富于营养的廉价食品的销售，最贫穷的人们的生活不是改善了。而是变得更苦了。但是，他们在社会上所占的比例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小了，尽管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们在绝对数目方面减少了。较好的环境使大多数人而且数目越来越多的人适应他们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中的变化。而且，在推迟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发展方面，同样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在这些年中，人们看到工人阶级的命运由于国家的直接行动，第一次有了相当大的改善。
近代国家这个题目正如中产阶级的兴起一样，十分容易将人引入歧途。近代国家的发展史是漫长的，因此，人们有时无可奈何地下结论说，近代国家一直在兴起中。但不容争辩的是下面这些事实：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政府不是在甚至更近的时期发展起来的话，那么，在19世纪最后的1/3时期内，它第一次从事于对社会的全面管制。虽然在这个方面还有更早的步骤，因为所有这些发展都是经过长期的酝酿，缓慢地成长起来的。但按上述这个意义所说的政府在1870年[5]，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存在。在那个日期以后，政府除了衰落和垮台以外，只要它发展，它就开始具有这个特性，并且迅速地采取这种行动。比较先进的国家在以后的30年中，都看到政府的权力和职能有了空前的增加，而且，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些发展并不因为从此以后这些权力和职能继续增加和这些关系朝着同一方向继续变化，就变为次要了。
如同想要在一个国家之内，也就是说，要在雇主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实现进一步组织的那些运动一样，上述过程的产生是由于越来越紧迫的问题和处理这些问题的更大的可能性二者同时出现所造成的。它比那些其他的运动发展得更深入、更迅速，而且它的进展也部分推迟了它们的发展，因为这些年的特点之一就是，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具有如此专门的特性和如此复杂的内容，因此，集体自助办法，尽管在企业单位、互助会和合作社以及工会的发展中取得了进展，却越来越不能处理那些问题。另一方面，却又出现了新的方法，而只有国家才能加以利用。自愿的私人组织的情况如此，地方政府当局的情况亦复如此。虽然这些地方政府经过改善和改革，虽然有些地方政府（如伯明翰在1873年以后，维也纳在1890年以后）在公共计划和管制方面做出了重要的首创工作，虽然其他城镇，至少在欧洲，也跟着它们这么做，或更经常的是由于中央政府的行动强迫它们这么做，但是，如果没有中央的帮助和控制，它们就变得软弱无力。在国内运输革命、工业发展、人口迁移、城市地区的扩大和社会的复杂化等方面的每一个更深入的阶段，都使地方当局的力量变得更加不足，除非其担任中央政府的代理人。而这主要是因为在有关科学和行政的知识方面的每一个进展都表明，如果这种知识要加以应用的话，只有中央政府采取行动才能够办到。
这种知识，和这些问题一样，也很快地取得了发展。这部分是科学自动发展的结果，而在公共卫生的范围内情况尤其如此。在1867年以后的10年中，如果没有像巴斯德、李斯特、微耳和科赫这些预防药物创始人成功地确定，许多疾病都是由于细菌造成的，可以用例如无菌操作和接种等简单的预防措施和方法加以防止的话，那么，现在在公共卫生领域内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就不大可能实现。另一方面，上述知识的发展，也部分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专家（自命的改革家或官员们）对社会新条件的实际经验的积累所促成的。检查人员和行政人员在管理工厂、矿山和公共卫生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如同在监督教育方面一样，是一种十分强大的影响，促成了政府的行动并把政府的注意力扩大到越来越广泛的领域。但是，科学家的工作和个别改革家的鼓动，如同官员的经验一样，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力量作为后盾的话，则不会有多大效果。
如果这些考虑为政府制造了机会，如同社会的都市化和工业化制造了或至少增加了问题那样，则政府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抓紧了这个机会，因为中央的行动正变得更加可行和更加必要了。社会的变化正在制造这些问题，同时也使得处理这些问题的办法变得更加可行。坚持在密集的人口中以及由快速运输工具为之服务的人口中提供用水、环境卫生、医院和道路等条件，比在分散的和联系不便的居民中采取这样的行动更加容易，同时管理和监督像工作条件这类事情也变得更加容易。而且，采取这种做法也更有必要了。例如，在群众集中居住和集中工作的条件下，当防止流行很广的疾病或不卫生的工作环境已成为一项有关公共效能和政治需要的事，而不是出于个人需要和私人良心的时候，即便通过国家采取的行动，也是可以防止的。正是由于这两个原因，结果对于70年代以前的大部分19世纪的历史所做的说明，则是政府不能或不愿按照社会变化必需的速度，也许不能或不愿按照由于知识的增加而使之可能的速度，来调整它们的态度和扩大它们的活动，而现在的一些政府的态度和活动则开始符合更紧迫的问题了。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工业化、都市化和知识的发展，或者寻求工业化、都市化和对知识的使用的更迅速发展，如在奥地利和英国、在日本和拉丁美洲以及欧洲的情况那样，迫使政府按照不同社会中的不同变化速度和不同的政府效率，做出不同程度的反应，但又不大考虑政府的政治状况的时候，政府的统治便发生了同样的增长。地方当局的代理人中开始由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参加进去并加以监督；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官员要求中央政府认识到需要大量增加立法和扩大它们自己的权力：政府开始使用最严厉的强制权，以实现社会目标与公共目标，而“普通立法的基本原理获得了强制实行这一新颖的优点”。[6]
这个过程在四个领域中发展得最快也最深入，而截至1870年，不论在什么地方，在这些领域中只是采取过最踌躇的步骤。这四个领域是公共卫生、初等教育、工作条件规则和政府对公用事业的占有或控制。在这些领域中，上述过程在不同的国家内，按不同的速度发展。
在以后的30年中，在整个西欧、北美和澳大拉西亚，以英国在1860年至1875年间通过的一连串关于食品饮料标准、环境卫生、健康和居住条件的法令作为开端，在公共卫生事业中，继续通过了关于这些问题的立法，继续发展了管理和执行机构。尤其在城镇中，这种效果是惊人的，而且是这些地区内人口巨大增加的重要原因。早在1880年，为消灭重要的致命疾病——瘟疫、斑疹伤寒、伤寒、天花、霍乱、猩红热——而展开的战斗正获得胜利，而城市在历史上第一次正变得比农村更加卫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死亡率在1870年为22‰，与1840年一样高，而对某些城市来说，则比整个国家要高一倍，但1870年以后，几乎每5年下降一次，在19世纪90年代降到18.1‰。在20世纪最初10年，降至15.2‰。在同一时期，平均寿命增长了10年以上。在所有这些地区内，取得了类似的进步。作为对比，在俄国，1890年的死亡率仍为35‰，在欧洲是最高的，而在欧洲以外地区，死亡率则更高。
在上述这些地区（在这个范围以外，例外的情况是在日本），由于经济和社会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对于熟练和半熟练劳工以及办公室人员的需要日益增加，甚至对于不熟练工人，也要求给予更好的训练。这就需要（而且看来也需要）对于提供免费的义务初等教育给予同等注意。1870年，在英国，儿童中的很大一部分，在日本，也许全部的儿童，都仍然处于一种愚昧无知和未受教育的状态。从这个状况出发，国家教育制度发展得非常快，到了1895年，除了迅速发展的城镇以外，在英国，每个儿童，而在日本，61%的儿童都有上学的地方，并且，到了1906年，日本95%的儿童都上了学。这些数字是衡量所有先进国家截至上述日期所取得的进步的一个尺度。提供的教育仍属于最简单的一类。中等教育的发展缓慢得多。但这一变化对于社会和个人产生的影响，不论怎么估计，也不是过高的。
伴随公共卫生和教育的进展，在大部分这类国家中，政府扩大了对工作条件的管制。19世纪70年代在比利时、荷兰和瑞士，从1883年开始在奥地利，从1886年起在意大利和西班牙，90年代在法国，通过了工厂法。凡是已经有了工厂法的国家，则对它加以扩充，如1878年、1886年、1891年和1901年的英国工厂法令所做的那样。最后两项法令把委托立法原则引进英国，准许内政部不经过进一步的立法，就可以对规章做进一步的较大改动。这些改动涉及商店、洗衣店以及工厂，涉及男女以及儿童的工作时间，涉及对职业病的控制以及比较简单的安全措施。一个更新颖的做法就是开始为工人施行对事故和疾病的强制保险。在这方面，德国做出了榜样。在1887年至19世纪结束时期，俾斯麦的1883—1889年的保险方案被许多欧洲国家所仿效，奥地利于 1887—1888年，瑞士于1890年，丹麦于1891年和1898年，比利时于1894年和1903年，意大利于1898年分别加以采纳。在工业化的国家如英国（在那里，国家至少强迫雇主赔偿工人因事故而遭受的损失）和美国，上述方案未被采纳。这是因为私人企业和强烈的自由主义传统在较早时期的发展抵制了国家的干预，而这种抵制是不容易克服的。
由于这个原因，同时也由于为个人提供的机会现在正迅速地扩大，美国在发展有关工厂和保险的立法方面，以及在发展有关违反自由契约原则的其他措施方面，则比英国和西欧落后。然而，甚至在那种情况下，由于个人自由得到强调，国家为了进行报复，不得不设法对有利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加以管制。虽然在1900年以前进展很慢，但1887年通过的关于管理铁路的法令和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带头使托拉斯约束自己，不得进行不合法的贸易，并使企业界有遭受中央政府代理人起诉的危险；甚至在美国，尽管有联邦制、政党分赃制以及对职业文官制度（被当作一种贵族制）的根深蒂固的反对，但是，特别在1883年以后，在扩大中央政府的权力方面，以及为了这项和其他任务而在发展职业文官制度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中央政府和文官们比美国历史上以前任何时期都做出了更多的工作，因此，国会的委员会有必要增多。
由于同样的理由，美国以及英国在较小的规模上，都在下列过程中落后了。这个过程是政府由于经济扩展和公共效率的需要，被迫将较复杂的公用事业国有化，或以其他方法予以控制。在英国，由于地方当局的早期发展和私人企业继续保持力量，接管电报和越来越多的电话业务，是对中央政府直接提供的各项服务所增加的唯一重要的项目。在美国，甚至这些仍控制在私人手中；两国的铁路也是如此，虽然它们接受政府津贴的帮助，并开始受政府管制的初步措施的限制。在英国（但不在美国），地方当局在中央的贷款和拨款的帮助下，它们的职能远比以前更扩大了。到了 1900年，地方当局强行取得了国家大部分的自来水厂以及许多煤气、电力和电车企业。然而，在后面几个领域内，私人企业继续兴旺发达，而一些最大的、发展最快的公司都是私营的，而不是市办的。另一方面，在许多欧洲国家，在比利时、挪威、奥地利、德国、意大利、俄国、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电报与电话业务和铁路，从这一时期开始，就由政府接管，而中央政府在提供其他公用事业方面，给予私人企业较小的自由，同时，对地方当局也给予较少的自由处理权。在欧洲和欧洲以外的不发达国家，在日本和拉丁美洲，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以及在努力使自己更加发达的任何地方，有关公共卫生、劳工立法和义务教育[7]的进展，由于经济和行政管理的落后状况而变得困难并且收效不大，但在上述其他方面，却朝着中央管理的方向，甚至迈了很大的步伐。在印度，铁路和广大的灌溉系统（这些发展在改善公共卫生方面有了间接效果，因为印度在1880年至1943年间消灭了由于饥饿而造成的死亡），在拉丁美洲，不仅铁路，而且有煤气、电力、水和其他事业，在俄国和日本，不仅公用事业，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工业、金融和商业都划归中央所有，或由中央严格管理。
如果卫生、教育、企业工作条件和公用事业最迫切地要求给以注意，而且在这些不同的程度上和不同的环境中获得了最大的注意，那么，对于在迅速变化的社会中正在扩大的政府来说，在更必要或次要的任务之间，就没有明确的分界线了。而且，“不断扩大和改善政府机构……日益应用一种新的集中制”[8]的趋势一旦开始以后，它本身就变成一个几乎自主的力量。它在条件所必需的情况下，在具体困难及社会习惯和政治利益造成的阻力所允许的范围以内，尽量迅速地、尽量向远处蔓延。在俄国、东欧和南欧的部分地区，在欧洲以外这个趋势确已开始的许多地区，甚至在迫切需要的领域内，它也由于人们的落后状态和反对而受到了限制。在美国，除了在被认为是个人权利的教育领域以外，它同样受到限制，但由于固有的传统，联邦结构和私人企业的上升趋势所造成的限制却比具体困难造成的限制要多。然而，在英国和西欧，国家对社会的有效干涉，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通过中央管理地方当局的途径，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和更广泛的战线上建立起来：设置并监督监狱和教养院、疗养院和医院以及学校；提供津贴并为了佃农的利益，强行规定固定的地租和为了进行改善所需的补偿，以及规定工厂条件；而且同样重要的，采取征收所得税的手段，来支付社会服务事业不断增加的支出，并且把征税办法本身（分级征收所得税和资本税）作为实行社会改革和控制财富的一个手段。
直到1870年前后，在英国，中央政府的大部分岁入都来自对消费品征课的间接税，而一半以上的支出，则用于支付国债利息和处理国债所需的费用。它的主要财政任务是把一小部分来自穷人的国民收入重新分配给富人。在其他国家中，这种情况甚至达到更大的程度。虽然在同一方向的变化，从20世纪最初10年开始，发展得要快得多，但到了19世纪结束时，在这方面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所得税在英国，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已不再被当作一个不幸的应急措施，而且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一些欧洲国家，如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挪威和西班牙第一次被采纳。所得税，由于对它要求更多，开始分成等级，以便使较重的负担由收入较高者承担，并且在英国，在80年代以后，特别是1894年以后，在法国，从1901年开始，用征收遗产税的办法来加以补充。在英国，除了来自对财产所征的地方税的岁入，从1870年开始比来自国家税的岁入在比例上要大得多以外，所得税在总税收（地方税和国家税）中所占的比例，也从微不足道的数目上升到30%。在欧洲国家中，变化的速度和程度都比较低，而较大一部分增加的支出则仍然依靠对消费品所课的间接税来偿付。越来越大的支出对于这类国家中的某些政府来说，也许和正在变化中的世界经济形势同样重要，成为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采取较高关税的一个理由。但是这些国家以及英国，正是在19世纪最后这些年才在对待税收与支出的旧态度方面，做了第一次突破。
实际上，到19世纪结束时，在这些国家中所完成的工作如此之多，因此，对于那些尚未完成或尚未尝试的工作加以详细说明，是很重要的。在公共卫生方面取得的进展，主要由于对自然环境进行了控制，只是到了1900年以后，才在医疗事业和卫生实践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改进，这二者共同使死亡率，尤其是婴儿和老人的死亡率进一步下降。在1891年至1901年间，婴儿死亡率同19世纪40年代同样高；对于超过45岁的人来说，死亡率减少得很慢，而这主要是影响到35岁以下的成人。由国家或市政当局为工人阶级提供住房问题仍待将来解决；在1914年时，提供住房的规模仍然很小。扩大的工厂立法只处理工作时间、年龄限制和安全与健康标准；而且，工作时间尽管稍有减少，仍然很长。在英国，从1870年以来，工作时间由每周60小时降至55小时，但最低工资还必须等待更关心社会的一代来确定。采取最低工资率是脱离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正统观念的一个主要做法，首先在英国于 1909年、1912年和1914年实行。与事故和疾病保险相对的失业保险，与雇主和雇佣劳工出钱的保险相对的国家保险，在1911年以前的各种保险方案中没有它们的地位。不论在什么地方，公共的社会政策都没有对贫穷问题表示关注，也许这个时代的最大失败是，贫穷现象竟被允许在富足中继续存在下去，如果不是更增加的话。没有一个国家这时具有50年后在许多国家中一同使得经济管理和防止失业成为政策主要目标的那种知识或见解。有关提供普及的义务初等教育的措施涉及行政管理，建造校舍和培训师资等庞大方案，这些只能慢慢地进行。在1900年，在任何地方，这些都未完成，而且，不论在什么地方，与个人积极性和私人捐助相比，国家对于大学和中学教育没有提供很大的援助。征收所得税，甚至分级所得税已经实行，以满足政府不断增加的支出，但即便在最先进的社会中，每英镑征收1先令2便士的所得税，在1901年被人们认为这在和平时期几乎是无法忍受的。英国的所得税从1875年开始不断上升，直到1885年达到8便士。它从这个数目再没有上升，直到19世纪末布尔战争爆发时，它达到了1先令3便士。布尔战争结束后，它又回到1先令，但在1910年至1914年间，曾经回到1先令2便士。许多国家仍然主要依靠直接的消费品税，特别是依靠关税，这些税收由穷人和富人同样负担。然而，由中央政府供给社会需要和控制社会问题，尽管其规模受到这些限制，至少在最先进的欧洲国家中，到了20世纪初，在30年中有了如此巨大的进展，结果如论述1888年英国地方政府法案时所说的，它们已经“改变了生活的……结构”，并把“一般生活的全部过程，从诞生，甚至从生前一直至安葬时止……都纳入公共关心和注意的范围以内”。[9]
这些政策，一旦被采纳后，不能撤销或搁置一边，而且，如果不能倒退回去，则同样不可能停滞不前。从20世纪初期开始，在比较先进的社会中，循着同一方向的进一步发展，是日益迫不及待地对受欢迎的政府所进行的考验。没有多久，在世界其余地方的政府，将面临的选择是招致政治上的混乱，还是试图仿效。在1870年至1900年间，事情还不是如此。与经济、技术和社会等方面变化的潜流形成强烈的对比，而且也是由于这些变化的缘故，这个时期是国内政治比较稳定，宪法领域的发展无足轻重和政治观点方面采取保守主义的一个时期。
在截至1875年的100年中，革命或企图进行的革命以及政权的剧烈变动，已经成为通常发生的事件，甚至在这一时期的最后 15年中，发生了美国南北战争、波兰起义、日本明治维新、法兰西帝国崩溃、西班牙君主复辟以及德意志统一和意大利统一所涉及的许多重新调整。从1905年以来，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国内政局也同样不安定。在中间的这一世代，至少在卷入经济和社会变革的那些国家中，情况并不如此。在古老的和主要实行君主制的欧洲，除了新国家（它们本身也是君主制）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巴尔干的民族主义和奥斯曼帝国的衰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在新世界（主要实行共和制）除了在巴西的唯一君主国的垮台，西班牙在古巴的统治由于当地的民族主义和美国的扩张的共同力量而被推翻，以及在几乎未被经济和社会变革所能触及的拉丁美洲较小的国家中继续发生内战和军事政变；在实行更新的制度的日本；在欧洲以外其他的白人的殖民中心地区——在所有上述这些地区都没有发生过关于政权方面的变化，或企图实现这方面的变化。这是它们在19世纪，以及在以往的150年中，所经历的最长的一个国内政治比较持续稳定的时期。
甚至在确立的政权组织以内，也没有多大宪法上的变革。在除了日本和俄国以外的所有这些国家中[10]，它们的宪法于1870年已经确立了一种议会；但所有这些议会，除了英国、比利时和美国的以外，对于行政部门只有名义上的权力。在这以后的30年中，除了在日本以外，没有建立任何新议会；除法国外，在任何国家中，立法机构都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来建立一种议会控制行政部门的制度，即一种可以同在更早时期英国、比利时和美国所发展的议会相媲美的议会制度。在其余地方，行政机构，不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都容易保持它的权力和地位或加以扩大。甚至在英国、比利时和美国，尽管议会的控制仍然牢固地确立，但立法机构在与行政部门的对比关系中开始衰落。美国在这个时期开始时，企图实现国会对总统和最高法院的压倒优势，但结果由于总统权力的扩大以及最高法院对国会通过的法案加以否决和进行解释的情况不断增加，国会只好退却。在英国，以议员享有独立地位和下院享有立法动议权作为标志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接踵而至的是政党组织的增加和控制多数党的内阁对议会事务的控制的日益增加。在比利时，利奥波德二世成功地使海外活动与政策不再受议会的监督，特别是通过他的国际非洲协会，建立了对刚果自由邦一种个人的、虽然不能说是专制的君权。
在政治的另一方面，由于行政部门与立法机构对比，力量继续增长，因此，许多国家的政党，或是成为猎取职位、脱离公众的寡头政治家和著名人士的小集团，或者如果成为像德国社会民主党那样的群众党派，则继续失去政治影响或掌权的希望。在这一方面，英国及其实行自治的殖民地、美国和法国的改治制度，也许是唯一经历过明显的内部发展的制度，这种发展是在政府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中产生的有机变化，而不是为了维持旧政治结构所发展的新策略。它们趋向政治观点上的保守主义，从而证明这个时代盛行的政治特征。
在英国，拥护共和体制的情绪在19世纪70年代并不罕见，在1880年至1885年间，一个任期很长的自由党政府掌握了政权，但在以后的20年，则由保守党进行了几乎不间断的统治。从南北战争到19世纪结束这一时期，美国这个一度曾是欧洲激进派的灯塔的国家，稳步地向藏在保守信念后面的一致性发展；日益变得保守的共和党的权势正蒸蒸日上；主张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激进的提案越来越得不到赞助；甚至这个时期平民党进行的鼓动，看来可能是对这些倾向形成了一个例外，但它却与这些倾向相一致，因为它基本上要求实行更多的统治。它抗议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对其统治继续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美国1880年后在社会改革和工业立法方面落后于西欧。在法国——甚至在法国——宪法问题几乎到处失去了它一度拥有的力量，关于它的分歧和武断见解，在机会主义的共和党人的决心面前已失去了重要性。这些共和党人奉行保守主义和经验主义，从19世纪80年代初到1898年间几乎不间断地执政，他们的决心就是要避免一切有争议的方案来进行统治，但他们为了坚持社会改革而提出的方案则不在此列。
在这些西方国家中的保守主义，将保存一个较早的自由主义时期的伟大成就；它的实践者们是在一个得到接受的和持续的自由主义思潮中工作。另一方面，在俄国和土耳其，正是针对这些成就和这样一种社会思潮，保守主义采取了比以前更进一步的反对态度。然而，上述那些国家也经历了保守主义倾向，即便那里的保守主义倾向，经过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由独裁政府施行自由化政策的时期以后，采取了反动的形式。那种倾向的另一方面，即自由主义的衰落，情况也是如此。这是一个过程，只要历史学家被名称（按照吉本的说法，人们被名称所统治）。引入歧途，它的广大范围就被掩盖了。所谓的“自由”党在几个国家中仍然掌握政权。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它们在任何一段时间内掌权，如在拉丁美洲、意大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那样，它们的观点和纲领便与传统的西欧自由主义的观点和纲领几乎没有相同之处。按照自由党遵循那个观点和那些纲领的程度，它们或者像在俄国和土耳其那样受到排斥，或者在其他情况下失去了影响、追随者和职位，经历了那种内部分裂，使想象力变得狭隘，有利于宗派主义和武断的信念，而这种分裂到了20世纪最后促成了它们的衰落。这一过程在整个西欧、英国，以及美国都可看到，而在美国，民主党比它的对手共和党更严格地奉行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衰落的不同性质如保守主义目标的不同性质一样，可能提示人们，即使是为了做出必要的概括而认为这类形形色色的国家都具有共同的政治倾向，那也会令人产生误解；而且，把那些倾向解释为产生于同样的原因，则更令人产生误解。事实上，证据表明所有这些国家从不同的出发点，朝着一个保守主义方向前进，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不同的水平上，它们都朝着同样的保守主义方向前进。关于这点，有一个主要原因：当它们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拥有不同的政治结构（这些都是它们以前不同的历史的产物）的时候，它们受到了时代的经济与社会变化的冲击。它们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这些变化。但是，它们全都经历了那些变化的重大政治后果，即近代政府的开端。如果它们也全都经历了一个政治稳定或停滞时期，如果在一个总的保守主义倾向中，自由主义在某些国家中消失殆尽，在其他国家中受到歪曲，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受到挫败，这主要是因为近代国家的兴起，不论其后果对于未来如何，这时却支撑住政府的现有形式——不论这些形式如何——而所采取的手段则是使政府的态度社会化，并增加政府的权力。
至于结局是稳定还是停滞，它的产生是更多地由于一个政府改变了的态度，还是由于一个政府依靠它所增长的力量，这决定于每个国家一系列的过去与现在的情况。在某些国家（总的说来，那些政治上最先进并经历了最迅速的社会与经济变化的西北欧国家和英语世界），政府态度的改变是至关重要的。在这里，要求政府进行政治变革的压力也减少了，因为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已改善了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这个事实有助于推迟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发展，并使他们不去进行政治鼓动，同时，结合对工人组织的危险性的恐惧，有助于使正在成长的中产阶级和保守主义政府结成同盟。这个事实在美国尤其有影响，因为那里总有某些事业比政治更有利可图，在德国也同样很有影响，因为那里的社会民主党尽管在鼓动上和纲领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然而，在实践中却变成了修正主义的，不过它却没有使中产阶级放心。它成为一个压力集团，它为工人在工业的利润中谋取更大的份额，而不是要削弱社会的基础或在国家的统治中为工人谋取甚至更多的地位。然而，除了在美国这另一过程被推迟以外，不论在什么地方，物质改善本身都不如下列事实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这个事实就是，政府已经先解决了那些不满，否则，这些不满将支持或制造对政治变革的要求。除了在美国以外，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扩大社会领域中的中央控制和干预都有两个共同点，它使社会上最需要改善的不大富裕的阶层获得最大的好处；它由于政府的主动而产生，而不是由于政治鼓动的结果。在英国，当时被认为自相矛盾的是，对于社会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而且在实行以后受到如此广泛欢迎的措施，在事先并没有多少公众提出要求。
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增长的情况，对于这些年来在这些政府活动的政治范畴内所造成的一项直接变化，即选举的民主化来说，也是适用的。虽然在20世纪以前，除了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外，不论在什么地方，妇女都没有获得选举权（在其他地方，芬兰和挪威于1907年开了先例），但是，普遍的平等的男子选举权在1870年只存在于美国（南方黑人除外）和英国实行自治的殖民地，这时在这些国家中它正被提到议程上来，而在某些国家中已经实现了。它在不同的国家中，在不同的程度上和不同的时候进行，但是选举权在不同程度上的扩大是由于政府的创议而产生的，不是由获得选举权的人们迫使政府做出的让步。有时，对于这种扩大产生了抵制，比对政府对于社会事务的干预进行抵制的情况还多。尽管有这个事实，有些政府仍然坚持实行。在这个问题上，如同扩大政府在社会中的职能一样，这些政府，不论其处境如何不同，其动机之间的差别却不易察觉：一般说来，采取创议的原因，如迪斯累里和俾斯麦在这个时期初所做的那样，是由于相信人数扩大后的选民主要将是保守的。另一方面，这个由政府采取创议，而没有发生政治鼓动的时期和下列那个时代之间的差别很大，那个时代认为，按照墨尔本勋爵的说法，“政府的全部责任是防止犯罪和保护契约”；而且，那个时代在英国产生了有关第一个改革法令、宪章运动和废除谷物法的斗争，并在欧洲引起了1830年至1849年间的革命。同时，对于政府采取创议和没有发生鼓动这二者之间的联系，不能有任何怀疑。正是主要由于政府采取行动来管理社会，实行直接的、分等级的征税并扩大选举权，阶级怨恨才逐渐减轻，并且在这些年间，普遍维持了政治稳定的局面。
在另一个极端，则是这样一些国家，它们对选举权没有加以扩大，如葡萄牙、瑞典、丹麦、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德意志的一些邦保留它们高度限制性的选举制，虽然奥地利1896年曾扩大它的4个等级的间接代表制度，以便将代表群众的第五个等级包括进去；或者，如俄国直到1905年的革命以后，或土耳其直到1908年的革命以后，选举权都仍然是不存在的。在这里，政府不大依靠预防不满的措施，而更多地依靠它日益增长的力量来压制不满情绪。在东欧，情况尤其如此。在这个地区，传统形式的政府，多年来没有受到多大变动，恰好同这样一种形势相合，即经济与社会变化制造了恶化的而不是改善的物质条件，同时又未能同人种区域相一致。同一人口增加，对于德国的工业革命做出了主要的贡献；而在俄国和东欧，则超过了工业化的速度，在那里，发生了在欧洲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情况，即农业人口较以前任何时候都增加得更快，造成了贫穷、土地不足和普遍的经济动荡。这些情况也适用于意大利南部、西班牙和葡萄牙，但规模较小，并且从这些地区向外国移居也比较容易。同一的社会与经济变化和同一的民族感情，在西欧使中产阶级同已确立的权威取得和解，但在这个地区，在不大发达的政治结构中，却导致那些阶级中至少某一部分反对上述权威，如半个世纪以前，西欧的情况那样。在类似这样的情况下，尤其显著地是在俄国和土耳其，那里不存在议会，而政党仍然被看作阴谋集团，严重的不满情绪只是依靠警察、军队和行政机构日益增加的效能，才能予以压制。缺乏政治上和宪法上的变化，在一些国家中主要是政府态度的改变和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改变，在经济条件改善的帮助下所带来的后果，而在这里，在社会与经济情况恶化的条件下，则主要是政府权力得到了较大增强所带来的后果。
在这些极端实例之间，还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在一些国家中，选举权只是稍加扩大。在意大利，1882年的立法，即这个时期的唯一的扩大，将选举权扩大到7%的人口；在日本，根据1890年选举法，选举权第一次给予大约1/10的人口，而他们主要是地主；在印度，英国政府在1880年决定按西方方式发展代议机构，到了1892年，选举原则从地方议会扩大到国家议会，尽管选民仍受限制。在其他国家，只是在这个时期结束时，一种高度限制性的选举制才突然被废弃，通常赞成采纳普选制：如1890年在西班牙，1893年在比利时，1898年在挪威，1900年在巴登，1906年在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同其他国家中的政府情况相比，在一些国家中，政府的社会活动更能与公众的思想同时并进，而且政府的压制行动也比较缓和。造成的某些结果是，如在印度的集权而又开明的专制主义，又如在日本和拉丁美洲的主张秩序和进步并且日益提高效率的独裁主义，它们往往以一些社会纲领和一种宪政主义的伪装来掩盖它们寡头政体和使用暴力的性质。但是，我们不能做一般性的结论，而只能说，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政府依靠暴力和改革的混合物来防止不满和维护秩序，虽然程度不同，但比起极端的实例的情况来，在程度上要大得多。
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把极端的实例的差别加以夸大，而这样做，将会把最先进国家的历史上这个时期的一些重要的特性掩盖起来。这些政府着手社会改革和扩大选举权，与民主政治的发展不是同一件事。如果关于采取这些步骤的决定通常是行政措施而不是政治策略（即运用确认的权威的实践，而不是为争取拥有权威的斗争所带来的结果），那么，这些决定在改变统治阶级成员方面至今还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它们在任何国家内，都几乎没有像在英国由于1872年的无记名投票法和1885年的选区重新划分法那样，同时也规定了关于秘密投票和公平地划分选区等办法。虽然由于创造了大批选民而扩大了选举权，这将有一天会改变政治的形式和制度，也就是说，将迫使政党将自己从寡头政体改为群众组织，收纳新人作为会员，采用新的演讲术和新闻技巧，促使选民去投票。但这个改变，由于上述原因以及议会与行政部门对比，议会的权力继续受到限制的缘故，而成为一个缓慢的过程。
即便在英国，由于议会的权力和秘密投票的措施，使这个改变很早就开始，但继续实行一人多选区投票权的办法（50万选民在1885年后仍然行使一人多选区投票权，某些个人享有9票之多），以及一个长期确立并得到承认的统治阶级的存在，延缓了这个改变，并保证民主体制不会迅猛地向前发展。统治阶级的社会结构在中产阶级增长时缓慢地变化：从1885年开始，在贵族中的工业家人数开始有显著的增长。但在政治上，1900年的形势和在19世纪70年代的形势没有什么重大的差别，当时有80名贵族的儿子在下院任议员，而内阁成员则有1/3至半数是贵族。德国社会民主党，尽管受到限制，却是英国和美国以外发展大量拥护者的唯一政党，它发现政府组织不准许政党的力量化为政治影响和权力。美国是久已确立具有这一意义的民主体制并确实使之得到发展的唯一国家，在那里，甚至对民主体制也有一种强烈的反应。在这一时期，在知识分子和富人中间，开始对民主体制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他们因为未能确立一个得到承认的统治阶级而感到懊丧。当时是1870年至1910年这段岁月，美国女继承人和欧洲贵族之间基于利害关系而结婚的现象特别常见。这个事实不论它如何阐明欧洲贵族的历史，却确实说明了美国富人中间的舆论动向。虽然普选权原则上是不可根除的，但要把它扩大到黑人，在实践中却由于宪法上的推诿予以躲避。正是由于害怕强大的利益集团实行多数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希望，即要尊重宪法而不是《独立宣言》，并将宪法置于选民力所能及的范围以外，结果使最高法院的权势比国会和联邦各州议会的权势，有了增加。
如果即便在独裁程度最低的国家中，统治阶级的组成没有多大改变，民主政治没有多大进展，而且对它还有某些反作用，那么，下列情况也是事实，即在那些国家中，如同在更加独裁的国家中的情况一样，权威的力量稳步地增长——正如在某些独裁制国家中，至少有一种要想治理和改进社会的努力。关于这个时期的所有扩张的政府，可以说它们不仅是为了社会的利益才在社会领域内进行干预，而且，也不仅在社会范围内才增加了它们的效能和力量。所有的政府，包括独裁程度最低和最高的，都在行政和管理效能方面有了进步；所有的政府都依靠这种发展：即依靠官僚、军队和警察的成长和专业化；依靠武器和运输的巨大改进；依靠通过对报刊的影响，越来越可能控制舆论和取得公众的效忠；依靠广泛实行征兵制和提供国家教育等措施；依靠增加中央集权的所有这些原因和结果来维持稳定的局面。这种依靠，按照它受到继承下来的政治结构和一种进步的统治态度的影响的多少，而达到不同的程度和采取不同的形式。但是，即便在独裁程度最低的国家中，它在维持秩序与政治稳定等方面也起了作用，这种作用，即便是间接的，也比以前要大得多，而且只是比社会改革、扩大选举权以及这些事情所导致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日益增长的信任次要一些。
这些事实对于了解这个时代的政治是至关重要的。即便在独裁程度最低的国家中，它既有增长权威，又有扩大民主的特点，而且，它的特点与其说是扩大民主体制并使政府民主化，不如说是走向政府政策的民主化，以及政府在其中活动的政治结构的民主化。正是这些事实说明了自由主义衰亡的原因——说明它在比较民主的国家中已经衰落，在不大民主的环境中遭到了挫败，而且在介乎上述两种情况之间的条件下，遭到了歪曲。
19世纪70年代，在西欧的先进国家中，当自由主义在它的欧洲发源地正达到高峰时，奉行自由主义的政府抛弃了自由主义对国家权力的反对，同时把国家看作是在改变了的环境中实现自由主义关于自由的概念的最有效的手段。这时，这些政府接受了关于不可避免地扩大政府职能的早期步骤，并对个人使用了前所未有的国家强制力量来实现社会目标——接受国家教育的概念，给予工会合法的地位，证明公共卫生措施的正确性，采纳了甚至保险立法与工厂立法。在这些国家中，事实上没有一个政府（不论其政治色彩如何）能够反对这些发展，然而，从19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这些政府在那些国家中，却被群众和近代国家这两个相关的力量的进一步发展所压倒和推翻。国家作用的每种扩展，社会问题的每个新方面，对于群众的出现的每种承认，政策的每个新转变（不论是转向保护关税主义和帝国主义，还是转向社会管制和扩大选举权）都同自由主义关于契约自由和企业自由、自由贸易、个人自由、公共经济和政府尽量少进行干预等信念发生冲突。作为自由主义的伟大贡献的宪政国家及其指导原则，即个人自由、法律平等以及同教会的冲突，根据它们在这些国家中已经确立的不同程度，已被具有更多的经验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政治家们接收过去。自由主义变得更加教条，更狭隘地同城市的和大企业的利益结合起来，甚至当工业组织本身，随着从个人控制转向社团控制的运动，正在摒弃自由主义的时候，也是如此。自由主义政党在这些当前的问题上分裂为温和的（民族的、社会的或帝国主义的）和激进的派别，并失去了职位。自由主义统治或其相等物于1885年在英国、1878年在德国、1879年在奥地利和荷兰、1880年在瑞典、1884年在比利时、1885年在法国告终。在德普列蒂斯与克里斯比统治下的意大利和在西欧以外的一些国家中，自由主义政党仍继续执政。但是，它们只在名义上奉行自由主义，开始实行保护关税主义和帝国主义，从事社会管理，而在旧有的自由主义信条中，只继续保持反对扩大选举权和教会的权利。在这些国家中，如同在甚至更加独裁的国家中，真正的自由主义仍然成为反对已确立的权威的一个有关的、即便是削弱了的基础。但是，即便在这个任务中，即便当它不受到日益增加的遭到压制的可能性的约束，它也注定要遭受挫败，因为对于社会管制和强有力的政府的需要日益增加，而且广大的群众也要求这些东西。
自由主义的衰落，在1880年后从保守主义政党获得的新生命中，从政局中新的教派政党的成立中反映了出来。这些教派政党中的大多数代表着一个天主教—社会运动，正如德国的中央党、奥地利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党、比利时、荷兰和瑞士的教权主义党、法国的“自由主义行动”和意大利的“大众行动”那样，它们全都以它们对传统制度的忠诚，对作为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基础的实利主义所进行的批评，和采取社会纲领以及同样地传播社会主义的观点，来提出一个民主的呼吁。保守主义倾向事实上由于社会主义的竞争而增强。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是自由主义的取代者，而且作为对现存社会的批评者和对抗者来说，在逻辑上也是它的继承者。这仅是因为它向群众进行呼吁：它本身将使用近代政府的一切权势和近代镇压措施的一切手段来实现它的目的，即便它相信，当这些目的实现后，对于镇压的需要和国家本身都将消亡。但是，社会主义迄今造成的恐惧，比它赢得的拥护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在独裁国家中，它由于受到压制而被延迟和挫败，在那里，有一天它将因此而更强烈地表现自己；在比较自由主义化的国家中，它由于人们主张宪政改革，甚至对君主权威进行妥协而失势，被经济条件的改善和政府采取的预先行动所延迟和挫败；不论在什么地方，它会由于一种十分精确而又全面的信条，在其追随者中间必然引起的那种教条主义的争吵，而被延迟和挫败。
战争及其带来的后果：道德上和物质上产生的纷乱，对于某些政府丧失信心，而另一些政府又失去权势，正是这些情况最后将为社会主义提供它的第一个机会和许多追随者。但是，在19世纪的最后1/3时间内，却惹人注目地没有发生任何大规模的战争，正如没有发生国内的政治与宪政的变化一样。
在1871年以后，而且一直持续到1914年，在各大国之间保持和平的时期，甚至比1815年至1854年还要长久，而这个时期尤其没有被一些比较次要的战争所扰乱。在1854年至1870年的16年中，曾发生过5次战争，涉及全部位于欧洲的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中的一个或几个：经过一段岁月，在这些国家的相对力量缓慢地发生了变化以后，现存的国际秩序（1815年和解方案中的领土安排和政治设想）已经不再代表力量和利益的真正分布。那些冲突中最近的和最重大的冲突——其结局是强使奥地利不得过问意大利和德意志；普鲁士击败法国；意大利未经宣战或国际会议的认可，占领了罗马和教皇统治的各邦；普鲁士未经一次会议或公民投票的认可而占领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证明是一个调整过程中的最后步骤，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不是开端。至少30年来，欧洲的新现状，正如它所取代的1854年前的形势那样，没有遭到挑战，并且广泛地得到了接受。只是在巴尔干半岛，疆界有所改变，或主权有所转移；甚至这些改变也是强加给那些不乐意的大国，而不是由它们引起的；甚至这个东方问题也没有严重地危害了和平，虽然它支配了欧洲关系，因为这些大国不能回避由于土耳其的崩溃而造成的复杂局面，但又不能同意采取瓜分土耳其的办法来加以解决。相反地，在欧洲以外，疆界和主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比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的变化，都更加迅速和更加广泛。这些变化的实现，没有在主要大国之间引起战争，或严重的战争危险。在这种流动性很大而行动方向未曾探明的情况下，外交活动证明是与它在旧大陆的拥挤而熟悉的道路上前进的时候，同样产生作用。而且，政府也证明是同样谨慎行事的。
在欧洲以外，如同在欧洲以内一样，这种情况基本上是由于欧洲主要国家之间新的力量均衡所造成的。欧洲以外的新国家正在兴起；它们为追求它们的利益，甚至能够正式向另一国家宣战，如日本于1894年对中国宣战，美国于1898年对西班牙宣战。但是，日本在击败中国后必须更加谨慎，美国在远东必须比在新世界更加谨慎，因为直到20世纪最初10年——直到美西战争，经过这场战争，美国占领了菲律宾，兼并了夏威夷，作为一个太平洋强国出现；而且也直到俄国在1904—1905年间的日俄战争中失败——欧洲以外的许多问题都由欧洲强国所左右，除了像北美洲那样的特殊地区被门罗主义和门罗主义所依赖的英国舰队封锁，以及像拉丁美洲那样，在中部和南部国家之间发展了地区的力量均衡。在那些国家中，只有英国，由于它的特殊地位，甚至对一个小国正式宣战，如对布尔人宣战；或者，如在法绍达危机时，甚至能够对另一个大国以宣战进行公开威胁；或者，如在1882年对埃及实行占领时，能够着手把当前的力量均衡进行严重的改变。俄国在19世纪70年代的近东危机时对土耳其宣战，虽然它公开宣称它具有基督教的和欧洲的目标，而不是自私的目的；它和其他欧洲国家后来都不能避免在欧洲以外的活动，甚至战斗。但是，即便在欧洲以外的范围内，而更多的时候是在欧洲内部本身，所有的国家都由于在它们中间存在的那种相互关系的体制而受到约束，不采取轻率的活动——不互相作战，不同其他国家进行正式战争，不为自己攫取那种其他国家不能攫取的利益。
柏林代替了维也纳和巴黎，成为那个体制的中心。新的德国的力量十分强大，足以保证使奥地利和法国都不能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改变形势，而且使它们得不到支持来改变形势。但是，这两个国家尽管遭到过失败，如同俄国尽管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受耻辱一样，仍然是大国，而当时正是大国与比较弱小的国家之间的鸿沟变得很大的时期。[11]许多同时代的人们早就盼望法国对德国进行复仇战争，在他们的眼中，对于奥地利和法国的恢复元气，并不存在明显的障碍，而它们的潜在力量也不亚于德国。如果有一些同时代的人们认识到或者担心它们的相对衰落，他们也同意或坚决认为，德国要想扩大它已经取得的优越地位，不能不冒很大的风险：对任何一个被削弱的国家进行袭击，必然会促使其他国家给予这个国家援助。俄国和英国本来对奥地利和法国早期的失败漠不关心地旁观，但在1875年却表示它们不会容忍普法战争的重演，正如它们不会帮助推翻普法战争的结局一样。而且，这也不是唯一证据来表明，最近的变化非但远远没有建立一种达到危险程度的德国优势，而且还使欧洲摆脱了随着拿破仑三世而重新出现的法国优势的威胁，同时却又没有让德国的优势取而代之。俾斯麦尽管进行种种威胁，却坚决认为德国是一个得到满足的国家，它只是经常特别畏惧别的国家结盟，企图安抚俄国和奥地利并孤立法国，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同样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最痛恨俾斯麦的花招的法国在内）认真地认为俾斯麦的花招，以及使他能够施展这些花招的从巴黎向柏林的中心转移，对于上述体制或者和平是危险的；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主要由于这些原因，在一种力量分布大体相等和总的方面达到均衡的情势下，列强选择了和平而不要战争。这种形势接近于、尽管不能完全达到那种完全的和平状态，“如果在世界上的一切地方，实力与实力并存，而且没有软弱点和腐朽点存在的话”[12]，这种和平状态将会存在。但是，这种形势不只是鼓励它们重新采取 19世纪上半叶的那种自我克制。它使它们能够继续奉行这样一些原则，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在较早时期建立了一种关于列强的集体主义和“欧洲协同体”的认识。这些原则，如条约不应当以单方面的行动而抛弃不顾，个别国家要取得利益，不能不得到普遍的同意，而且在通常的情况下，不能不给其他国家以补偿，列强对于欧洲的问题负有共同的责任，在1854年至1871年的战争中，不可避免地被停止应用了。但是，既然它们从来没有被解释为在战时可以适用（关于战争的法规同样地而且也合乎逻辑地是大家所接受的公法的一部分），它们在停止使用期间，却仍然限制了那些战争的目的：关于这些战争的显著的事实是，它们所造成的改变是有意识地加以限制的，尽管也谈到了在一定程度上煽起战争的民族主义所具有的爆炸力量。上述那些原则在战后也幸存下来：对它们继续默认，是广泛地接受新的现状和一同下定决心在1871年后保全和平这二者的基础，正如由于力量均衡而产生的现实考虑所引起的自我克制，也同样是它们的基础一样，虽然这两个因素是互相支持的。列强之间的力量均衡遏制了危险的活动，而自我克制的这个另一来源正促使力量均衡能够发生作用。
然而，国际关系在性质上和1815年后较早的和平时期的国际关系不同。列强之间的均势及其在避免战争方面的共同利益——这些东西使得承袭下来的关于公法的即便是原始法律的概念持续下去；它们不允许回到、更不用说扩大“欧洲协同体”所体现的那种合作形式。列强的会议和大会如同公法本身一样，在1854年至1871年的战争时期已变得难以实行；与1856年的解决方案曾经采取列强会议的方式不同，1870—1871年的解决方案没有加以采用。在1871年以后，这个途径并没有立即予以抛弃。直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召开大会的方法不但加以恢复；而且为了回答近期发生的战争所引起的恐惧，还做出努力来改进它早期取得的规模。1871年的伦敦会议批准了俄国废弃黑海条款。然而，批准它时，却按照这一原则，如果没有列强的全体同意，不能获得好处；而这次会议也对“条约的尊严”加以重申。在下一次于1875年至1878年间由于东方问题而引起的危机中，俄国在它遵循列强取得协议的决定时获得了好处。在君士坦丁堡会议后，当土耳其不遵照会议的建议进行改革时，没有任何国家会采取行动来保护它不受俄国的袭击。但是，当俄国背离了这项作为“欧洲协同体”的基础的原则，把圣斯特法诺条约强加给土耳其时，它便使其他列强失去了忍耐；正是英国出面为东方问题是全体列强关注的问题这一原则进行呼吁，因而它在1878—1879年间的柏林会议上获得了辉煌的胜利。柏林会议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许多方面又回到维也纳会议的原题。接着，出现了格莱斯顿的决定，即在英国于1882年占领埃及后，把埃及事务置于“欧洲协同体”的监督之下，以及1884年在关于非洲问题的柏林会议上确立了关于有效占领奉开化国家的规章。然而，尽管做出这些努力，列强之间经常举行会议的做法日益在一种几乎普遍的感情下被放弃了，这种感情就是，每个大国必须独立自主——而且能够独立自主，同时又不会使上述体制遭到严重损害。1884年关于非洲问题的柏林会议，除了流产的1899年海牙会议以外，是二十多年来最后一次关于政治问题的大规模国际会议。在政治家中；只有格莱斯顿继续鼓吹联合行动，而不主张个别行动。俾斯麦和索尔兹伯里勋爵对于格莱斯顿的意见，从理智上加以蔑视。他们却更能代表那个时代。
如果这些人就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则结盟是它典型的外交手段。在19世纪上半叶，列强之间的协议曾是不明确的和暂时的——即谅解而不是结盟。从1879年的奥德同盟开始，产生了一系列以书面写成的许诺，具有曾经与旧的政府一同消失的那种细致特点。每个主要的欧洲大陆国家开始对某个其他国家做出正式保证并经常地予以更新。甚至英国，尽管它有特殊的地位，在1887年后，若干年也不能避免这种做法，当时，它在地中海协定中接受了一项比它20年后同法国和俄国订立的协议中所包含许诺更有约束性的许诺。这些盟约限于欧洲的意外事端，尽管它们时常遏制，有时刺激而经常影响在欧洲以外的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欧洲以外的国家迄今还未卷入。在两个方面，1902年的英日同盟是国际关系中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也是一个提示，它表明对于权力和均势的追求已经变为世界性的，扩展到欧洲列强的狭小圈子以外去了。
英日同盟也是1879年以来所缔结的一切同盟中的第一个同盟，这个同盟如果只是从日本方面来说，对于战争与和平同样有关，而且，既与改变现状又与维持现状有关。直到那时，如果国际关系与19世纪上半叶的国际关系不同，它们也不同于18世纪的国际关系。由于对于和平的决心更大，由于接受了18世纪几乎不熟悉的公法，新的同盟与旧国家的同盟（以及与1854年至1870年的战争时期的同盟）不同，都毫无例外地是防御性的。[13]许多同盟都明确地以保全现状作为目标；其余的同盟同样缺乏改变现状的意图。没有任何一个同盟是侵略性的盟约，即那些成为其他时期特征的盟约，而其主要目的是要在一场计划进行的战争中取得另一个国家的援助或中立。它们和1858年的普朗比埃尔条约完全不同，那是“19世纪第一个确切的战争阴谋”，是法国和意大利关于寻找一个战争理由的协议；它们不同于法国和俄国的1859年3月的秘密条约，那是规定在法国和奥地利开战时俄国保守中立；也不同于1866年的意普同盟，那是以下列假设作为基础，即如果战争在3个月内没有爆发，盟约将无效。在列强缔结即便是防御性的盟约与坚持它们的独立自主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富于讽刺意味，尽管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们对于这点，却敏锐地认识到了。直到19世纪90年代（在1891年，三国同盟过早地展期12年，而作为法俄同盟基础的1892年的法俄军事协定缔结的期限“将与三国同盟持续同样长的时间”），所有的同盟缔结的期限都是短暂的，通常为三五年[14]，其理由同样是因为这些同盟细致地处理确切的和防御性的意外事端：每个国家都不愿放弃它的行动自由。
在1890年后，和以前一样，每个盟约的谈判基调仍是勉强的情绪。列强不乐意缔结盟约中的第一个，即奥德盟约，从下列事实中可以看到：尽管这个盟约是“秘密的”，德国皇帝却坚持将一个副本送交俄国，以证明它的防御性质，而奥地利则通知英国关于这个盟约的存在。奥地利、意大利和德国关于缔结和展期三国同盟的那种勉强情绪，在三国之间不时发生变化，但在谈判过程中则一直是一个因素。法俄同盟在俄国和法国之间是一项声名狼藉、不受欢迎的交易，而双方的勉强情绪往往被误解为仅仅是由于沙皇制和法国共和制之间的互不信任。至少英国是极不乐意在1902年缔结英日同盟的，而且如果不是德国决心保持自由，这本来会成为一个英—德—日三国同盟。部分由于这种不乐意情绪，尽管这些盟约从法律意义上说都是秘密的盟约，但它们的存在和它们的内容往往对于所有国家的外交部来说，一般都是知道的。[15]由于盟约内容精确，期限短暂，而且根据法律意义来说是秘密的，所以，它们如同本来的意图那样，使列强除了对加以说明的、范围狭窄的意外事端以外，在其他各方面都可以自由行动。列强也使用了这种自由。如果认为同盟的体制是一个外表，除了在举行隆重仪式时和被易于受骗者加以重视以外，往往遭到漠视，那也是过甚其词。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除非强调它对于互相对立的同盟成员（奥地利与俄国、法国与德国、德国与俄国、意大利与法国）之间的了解，或者对于同盟者（意大利与奥地利、法国与俄国、奥地利与德国）之间的分歧不是一个障碍，否则，它的性质就不能理解。任何一个国家试图进行冒险，就会受到它的同盟者和反对者的同样约束。俾斯麦甚至同奥地利和俄国，同奥地利和意大利缔结不相容的同盟。曾经有过这种时候：英国政府不能想起它曾签订过地中海协定，或者不能决定这些协定是否已经过期。列强全都企图在事实上变为孤立主义者，如英国通常所能做的那样。它们的同盟关系证明它们希望独立自主，同样也证明它们取得独立自主的困难。
多疑的主权国家的存在包含着这个困难。由于武器和战争艺术的巨大发展，困难便增加了。奥德同盟的起因是由于俾斯麦决心要维护1871年的有利的现状，他害怕另一次欧洲战争不能局部化，可能以德国被削弱或分解而告终。为了防止这个危险，他除了依靠外交手腕，还依靠德国在军事上已做好准备。但是，正如第一个同盟不可抗拒地导致其他的同盟一样，如果军事上已做好准备，那就日益需要有一个同盟者了。将科学、技术和工业应用到战争手段，将国家日益增长的效能和官僚制度应用到军事机构，这就使得持续的准备、迅速的动员、庞大的兵力和普遍的征兵制，在抵抗那种使用近代运输工具和近代武器所发动的进攻时，成为取胜的必要条件。所有主要的大陆国家仿效德国在这些方面的榜样，第一次成为和平时期的备战国家。另一方面，这些发展的唯一最重大的后果就是武器的发展。从16世纪以来，武器的发展比移动能力的改进要快，并且使战术越来越静止不动，而这时它比以往更向前突飞猛进了。武器的射程在1870年时比拿破仑一世时期大10倍；到了1898年，则大40倍。武器的效能也同样向前猛进，尤其是19世纪60年代机关枪的发展和1889年马克辛式的真正自动机关枪的发展。但是，战场上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与由于铁路的发展而产生的日益增长的战略机动性相对照，却因为较大型的武器的产生而削弱，直到后来在1914年以后，将汽油引擎应用于战争。战场上的机动性与武器的威力相对比，变得比以前更加不相适应了。这是海军和陆军的发展在这个时期的巨大差别。海军在速度和机动性以及武器威力方面都取得了进展，因为海上的推动力量和陆上的自动力量相比，前者的发展早得多，而且取得了这么大的进展，结果它们遇到的困难，如1914年的大战所表明的，是如何使敌方的舰队来应战。
在向一个做好准备的敌人展开陆地进攻中取得胜利，即使这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结果也需要进攻一方对防守一方，在力量对比上拥有不断增长的优势。当列强不论如何全都做好了准备，当技术发展经常增加武器的费用及其报废速度，当日益复杂而有效率的总参谋部计划展开正面进攻（这是他们的习惯做法，而且，鉴于缺乏战术上的机动性，在某种程度上，以后还需要继续这样做），并且作为他们的职责，计划要获得胜利而不仅是成功的防御，另一方面，就在上述这样一个时刻，当各国政府在教育、福利和其他社会措施方面的花费越来越多，结果从财政上和心理上来说，负担十分沉重，以至列强感到不得不缔结同盟。如果这些盟约都涉及确切的意外事端，那么，它们在规定互相提供军事援助的细节方面，会达到最大的精确性。到了1892年，这个事实变得非常明显，结果那个最后变成法俄同盟的盟约起源于两个国家之间的一个严格的军事协定，缔结的目的在于同德、奥、意三国同盟的军事力量相抗衡，而法俄两国无意将它们的政策统一起来，同时也没有承担关于实行这种统一的义务。
如果只是因为它们直接由于军备形势而变为必要，那么，这些同盟，尽管因为它们使列强面临一个全面战争或全面和平的唯一选择，而加强了这个时代的防御性质，事实上却没有抵消这个时代在国际交往中的主要特征：每个国家最终依靠自力更生。俾斯麦开创了一个同盟网，因为他的各种同盟，不论其最后效果如何，都增加了他对国际政治的控制。由于欧洲的僵局变得更加全面，特别是在1892年后，这种局面鼓励列强在欧洲大陆以外寻求足以补偿的利益和消除差别的效果，从而加剧了它们的殖民活动。俄国日益转向波斯和中国北部；法国转向中国南部和非洲；意大利转向非洲；奥地利和德国转向土耳其方面。这些活动所占据的兵力，与用来保全欧洲的均势所做的努力和关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截至当时，而且直到俄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的序幕中弄巧成拙时止，这些活动一直从属于维持那种均势与和平，虽然有时，而且也越来越频繁地，只是在它们引起了国际危机以后才这样做。但是它们并不从属于欧洲盟国的希望或利益。正是由于这些独立活动超越了处理纯粹欧洲意外事端的盟约并且数量有所增加，结果才在1892年后特别有助于促使盟国之间日益增长的互相渗透。在这个时期结束时，当它们在国际关系中，随着致克留格尔的电报、法绍达危机和对中国的争夺的发生，已经造成一个额外的紧张局势来源，俄国这个首先发觉军备负担非常沉重的国家，建议召开海牙会议，以便讨论过多的军备和保全和平的手段。尽管所有被邀请的政府同意出席，但没有一个政府，按索尔兹伯里勋爵的说法，“十分认真地”对待这次会议，而且都一致同意德皇的话：“这个会议是乌托邦式的。”这些问题并没有被看作是需要恢复旧的“欧洲协同体”机构，或者采用任何新形式的国际合作，只是建立一个纯粹自愿的仲裁法庭，而且，甚至这个步骤也几乎促使冯·霍尔施坦辞去他在德国外交部担任的要职。除了政府以外，在19世纪90年代，对于防止战争的问题的关注显然地有了增加，但是，诺贝尔、卡内基、德斯土尔内耳、伊凡·布洛克所代表的流行看法仍然是，进步的政府能够采用联合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需要那种复杂的国际机构，以及对于主权的限制。关于这些，在18世纪早期曾予以鼓吹，而且在20世纪将重新予以鼓吹，并且以 18世纪的做法作为支援。
列强继续相信它们有力量不要一个机构也能展开工作，这如同“欧洲协同体”本身早期受到掩盖的情况一样，是当时最显著的发展的一个反映。这个反映在下列事实中更为显著，即正当自由放任原则由于国际机构之间的交往增加，同样也由于国家内部的发展而在其他方面变得过时的时候，它们却这样重新得到维护，作为国际政治关系的基础。据统计，关于这类事项的国际联盟和协定，从1878年至1880年间的20个增至80年代的31个，90年代的61个和1900年至1904年的108个。正当自由和个人主义让位于国内事务中的管制和组织时，而且正当世界必然经历着第一次大量增加国际立法和与各国均有关的行政技术事宜如邮政电报和公共卫生等委员会时，各国便以前所未有的态度，坚持国际政治中的自主地位；它们开始尽可能地完全依靠它们之间的一种均势来控制国际形势；它们开始相信在外交事务中，如同在关税这类事务中一样，每个国家享有的最大自由，将自动地产生对大家都是最好的结果。在国内机构和国际法及国际执行机构的成长背后的同一发展，即政府职能和权限的扩展以及每个政府与它的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改变，对于国际关系来说，具有明显的矛盾后果。它们使各国互相保持密切的和更持续的接触，甚至使各国在组织上彼此更加类似，但是，它们同时强调它们政治上的独立存在，并限制它们之间的政治团结。
君主间的团结的衰落是这种变化的一个征兆而不是原因。直到19世纪70年代，不论如何削弱，这种团结，在那些即便是在不同程度上却都防范着国内不同意见的政府中间，一直成为一种普遍的感情，而一种“欧洲协同体”的体制，就以这种感情作为基础建立起来。它现在却衰落了，而取代君庄政治或王朝统治的，不是一种将各国政府团结起来的新的忠诚，而是一个新的国家观念，按照这个观念，每个国家的政府宁可和它自己的社会结为一体，而不和其他政府并列来反对自己的社会。不论在什么地方，对于作为民族国家象征的武装部队的感情联系的加深，只是这个过程的一个表现。民族主义本身经过了一个变化。在中欧和东欧这些地方，至少在当时是民族主义感情浓厚和未曾得到满足的唯一重要地区，除此以外，对民族的忠诚在一般群众中让位于对国家的忠诚。在那个地区，反对得到确认的政府的民族主义运动，现在比较容易压制下去。有一点始终是真实的，即这类运动往往只有在一个坚强的政府加以接受，其他国家政府表示赞同的情况下才会获得成功；它们现在受到国家权力的更大来源以及下列事实的障碍，这个事实是，各个政府本身，而且包括尤其是以前从民族原则获得好处的德意两国政府，在现存的疆界内，实行强烈的民族主义政策。柏林会议甚至比以前的维也纳会议更忽视了民族原则。土耳其被剥夺了它一半的欧洲领土；但这是为了使列强的领土变得完整，有利于它们之间的均势，而不是为了解放少数民族的事业。撇开其他一切考虑，当各国政府在它们本国内，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赞成建立多数民族，竭尽最大的努力以同化少数民族的办法来制造同一民族的人口；当德国政府正在把波兰人和丹麦人德意志化；当意大利的中央集权制如同奥地利一样忽视少数民族和地方主义，当俄罗斯化与马扎尔化一样残酷，甚至更为广泛，那么，对于捷克人或波兰人，塞尔维亚人或波罗的海地区人怎能有同情，更不用说是支援了。甚至在英国，格莱斯顿发现，公众的情绪顽固地反对他关于给予爱尔兰自治的计划，甚至在小国——如在比利时，当地的法兰西民族对佛兰芒民族的优势稳步地发展——各国政府同样也采取一种中央集权和民族统一的政策。
这种转移，以及伴随而来的政府对于限制责任和维护它们自己国家安全的关注的增加，使得各国政府不愿甚至在与它们全体有利害关系的政治纠葛中，实行会议的方法。不仅在东方问题中，而且也不仅在俾斯麦看来，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这类麻烦和风险越来越被人们看作不值得为之牺牲一兵一卒。在这样一种气氛中，更加肯定的是，像格莱斯顿这类人所做的努力，目的不仅要恢复“欧洲协同体”，而且要加以扩大，使之回到会议体制，但这只会导致它的垮台。然而，格莱斯顿企图提交给它的问题如埃及的内部行政，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或解体，对非洲的开发等，则表明向同一方向发生作用的另一发展的重要性。如果各国政府比以前更不乐意在解决甚至是共同的问题方面进行合作，则下列情况也同样是真实的，即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问题，对一个纯粹欧洲国家的结构来说，不是共同关心的或至少不是同样关心的事。同时，尽管这些国家继续占有卓越的地位，但产生的某些问题并不仅仅是欧洲国家所关注的事。这个时期的问题，比以往在更大的程度上发生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内，由于这两种原因而不存在条件来应用一个欧洲协调机构，或甚至应用这类机构一度所依据的欧洲公法的一般概念，尽管在1884年关于非洲问题的会议中，以及对刚果自由邦地位的国际保证中曾做过努力，要将它们予以应用。
这第二个发展是其他两项发展的直接后果，世界上发达部分和不发达部分的差异正在变得尖锐。它变得尖锐的时期，正当欧洲的世界随着交通的巨大发展而缩小，而且也正当开拓不发达地区的可能性，正由于这个和其他的技术上和组织上的发展而大大地扩大。由于世界上不同部分的不同环境和以前不同的历史，工业与技术革命和近代国家的兴起（不论在何处发生，都表现为这个时期的这种显著的特点），并没有到处发生，而只在某些国家内发生，正如在它们确实发生的地方，并没有达到同样的程度和同样的速度一样。但是，它们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却很巨大。不仅新的国家在欧洲以外正在首次出现。从18世纪以来，在西欧和其他地区之间一直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差异，那些比较发达的国家不是第一次，而是比以前更迅速、更广泛和更直接地扩展（也许不能避免扩展）它们对于下述地区的干预和控制，而在这些地区，社会和政府仍然像它们在欧洲中世纪那样。这种情况，从1870年前后开始，发生在土耳其的欧洲省份和中亚；从大约1880年开始，发生在土耳其的北非领地、近东和波斯，在不发达的非洲和不发达的太平洋地区；从大约1885年起，发生在中国和朝鲜；甚至从大约1890年起，发生在新世界，当时美国从它自己的大陆扩展到加勒比海，从事于开凿巴拿马运河，并在门罗主义指引下，维护它在南美以及北美作为一个支配国家的权利。而且，当这个比较广泛的政治世界的问题没有一个涉及所有这些欧洲国家，当几乎没有什么问题以同样的程度来影响那些国家，当有些问题更直接地受到欧洲以外新的国家的关注，超过它们受到有些欧洲国家的关注，这时毫不足怪的是，这些发展证实了维护一个较老的、纯粹欧洲的习惯和合作体制是不可能的。或者，尽管美国、日本、中国、暹罗和墨西哥以及欧洲国家参加了海牙会议，它们也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鼓励一个比较广泛的体制的成长。
不论做出一个全面的分析还可能需要什么进一步的细节，这些发展已构成充分原因，导致帝国主义活动和帝国主义情绪的增长，使之成为本世纪最后15年或20年的特征。这种帝国主义的许多特性，而且无疑地还有它的进一步推动力，一方面来自大萧条的特殊经济条件和欧洲的国际形势，另一方面则来自日益增加的人道主义和传教活动。这个时代是一个基督教教会进行不断增加的传教活动的时代。这种传教活动由于物质上的发展（如运输的成长、廉价印刷的发展、对疾病控制的改进以及西方国家的财富的不断增长使这项工作不断获得的财政援助）而获得了便利，姑且不论这还归功于为了传播福音和照顾落后国家而继续显示的也许是不断增长的献身精神。19世纪70年代，拉维热里创建了白袍僧。1885年剑桥大学赴华传教团成立。随后，全世界的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团成倍地增加。到了1900年，基督教在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传教团体的人数，可以同任何一个大国驻海外的武装力量相比，共有4.1万余名天主教士、1.8万余名新教教士，2000余名东正教教士（以上数字均包括当地的教士）。他们的活动由于刺激了公众对海外扩展的兴趣，而且由于采用了更加直接的方法，无疑地刺激了帝国主义情绪。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现在在程度上超过了更早时期的帝国主义，这主要是因为世界上比较有效率的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差异正变得更加显著，而当时正值由有效率的地区进行扩展和开发的可能性，比以前增长得更快。因此，殖民主义的扩张至少比以前更为广泛，并且被数目更多的国家所偏爱。
人们不禁要假定这个事实增加了，正如人们不禁要假定这个时期的军备、同盟和关税战增加了国际关系中的猜忌和紧张状态。同样可以论证的是，猜忌和紧张状态是主权国家之间关系中的必要因素，帝国主义由于各国之间的抗衡既被限制而又被加速，正如这些其他的表现既被遏制而又被鼓励一样。如果国际紧张关系果真在1900年比1870年有任何增长——这个论点没有多少同代人会接受——那么，它由于有一个比帝国主义、同盟、军备和各国的经济政策更为基本的原因。各国之间的均势本身正在变化，它们抗衡的目标也在随之变化。
当这个时期，即以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变得明显而又不断增加作为特征的一个时期宣告结束时，另一个差异（即比较发达的各国、即列强本身之间的差异）正在变得显著。自从19世纪的60年代和70年代以来，这个差异正在出现。德意志的统一、美国南北战争的告终、俄国农奴制的废除、明治维新和1877年日本最后一次的封建叛乱的失败——这些发展已经在当时奠定了一个与近代一直盛行的体制不同的国际体制的基础。直到本世纪结束，尽管在这些基础上的工作正在迅速进行，而在德国比在其他地方更为迅速；尽管其他国家，如在1870年前发展得最快的英国和法国，现在正丧失它们早期的领先地位；尽管还有一些国家，如奥地利和意大利，发觉自己的机会和作为近代强国的资源受到限制，但力量对比的转移一直不迅速或明显，而且它被较旧的国际秩序的牵制与平衡所压倒。比较旧的秩序仍然和新的秩序一同继续坚持下去。德国在1870年已经比法国强大，而法国是第二个强大的大陆国家，德国拥有超过法国一倍的煤产量和几乎一倍的铁产量；它在1871年击败法国后，变得更为强大；嗣后，它不断地向前猛进，超过了法国和其他大陆国家。但是直到1890年，它在物质力量方面仍在英国之下，而且没有超过欧洲列强的联合力量。然而，到了20世纪最初10年，德国在欧洲内部接近取得的物质优势，是1815年来没有一个大陆国家所拥有的，而且牵制与平衡也无法掩盖的。10年来，尤其是从1895—1896年间的萧条结束以来，它在工业生产方面迅速增强它的领先地位，除了英国以外，超过了每一个其他欧洲国家。它很快地和英国并驾齐驱，而在一些重要方面，取得了领先地位。例如，在钢铁生产方面，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已取代英国，成为最大的生产者，到了1900年，德国取得了名列第二的地位，当时美国生产世界钢产量的1/4，德国为1/5，而英国则不到1/6。德国生产了740万吨，英国600万吨；对比之下，法国生产了190万吨。在同一时期，德国的人口超过了除俄国以外的每个欧洲国家。另一方面，虽然它的人口保持在5600万，它的出生率和西欧许多国家的出生率一样，开始下降，但从70年代以来，人口中最显著的变化是，俄国人口从7200万增至16600万，美国人口接近于8000万。更为严重的是，正是在19世纪90年代，俄国尽管仍然不发达，美国经过以前比较缓慢的发展后，开始经历德国已经经历了 30年的工业和技术的迅速成长。德国现有的优势地位，或它能利用这种地位的时间有限的想法，在这两个考虑中究竟哪一个对它更有分量，这是不容易决定的。但毋庸置疑的是，它受了两方面的影响。
自从1871年以来，尽管在某些方面，德国对一些个别国家享有领先地位，但它一直关注着它的当前弱点。它现在开始被它的最后危险所震惊，并考虑它的当前力量。从19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它以前的审慎政策开始具有一种反复无常的和不稳定的性质，而它的利益以前集中于欧洲和它的陆军，现在则鼓励它把欧洲与帝国结合起来，除了在它的陆军方面以外，还在海军方面做出努力。从20世纪最初10年的早期开始，它的政策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恐惧，招惹了报复，而它不断增长的相对力量本身在一定时候也会引起这样的后果。在嗣后的斗争中以及在国际历史上的一个新阶段中（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1945年，而在这个阶段，在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有效力量的分布中出现了严重的和正在改变的不相等状况，从而代替了欧洲国家之间以前的均势），德国寻求一个世纪以来任何一个国家未曾寻求过的那种对欧洲的霸权，同时所有的国家最后抛开了它们的一些原则和它们的集体感，而这些原则和集体感，尽管“欧洲协同体”本身已经瓦解，在19世纪最后1/3时间内，却有助于约束它们。尽管后来在国际组织方面有过许多实验，但这些却没有加以恢复。
（张自谋 译）
[1] 必须强调，关于这个时期的几乎所有数量上的估计都是近似值，由于许多统计数字不全或根本没有，因而很可能存在着错误。关于所有的引证数字，也应考虑到这点。
[2] 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一个不明确的地理名词，有时指马来群岛和大洋洲，有时专指马来群岛和澳大利亚，一般仅指马来群岛。——译者
[3] A.H.艾姆拉：《英国统治下的和平的经济基础》（哈佛，1958年），第189页，及以下各页列举了最近的估计数字，但它只能是近似值。按照这些数字，1873年至1896年间在价值上的增长，与1850年至1860年间80%的增长和1860年至1872年间几乎100%的增长相比，为1/3。这些较早时期都是价格增长时期：但是如果贸易以量来衡量，它在1800年至1840年间当价格下降时，增长了将近300%（每年7%），而在1840年至1872年间当价格上升时增长了约400%（每年超过13%），与此相比，1873年到1896年间当价格下降时它增长了100%（每年4%）。但是，在1898年至1913年间世界贸易重新以近乎早期的比率增长，在价格上增加了1倍，每年从39亿镑增至83.6亿镑。
[4] 这种人口增加不是世界性的。它在印度和俄国增加的速度与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中增加的速度几乎同样迅速，而且在那里它远远超过了其他发展，以至造成饥荒或饥荒状态。但在其他地区，物质条件仍然如此低劣，因此，人口停止增加（在非洲可能如此），甚至下降（如在中国，据估计，1850年长江下游一带人口比1950年要多，而且仅仅在19世纪70年代中，华北灾荒就使 1500多万人死亡）。
[5] 把1870年作为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在这方面（无论如何，这只是约略的划分），英国是唯一重要的例外。人们一致认为，大约从1830年起，在所谓“自由放任时代”，英国发生了“19世纪的政府方面的革命”，管理性的国家的萌芽体现在以下方面：建立首都警察（1829年），任命第一批工厂监督（1833年）和第一批移民官（1833年），国家承担关于初等教育的部分责任（1833年），设立济贫法委员职位（1834年）以及建立监狱视察制度（1835年）。但是，即便在英国，在19世纪40年代至1870年间，对集体倾向也有很大的犹豫以及某种倒退，而从1870年前后开始，在这个范围内有了很大的进展，在立法语调上也有重要的变化。
[6] 约翰·西蒙博士：《1866年英国公共卫生法令》，G.基特森·克拉克在《近代国家与近代社会》一书中引用，英国皇家学会记录汇编，第37卷（1959年），第561—562页。
[7] 但是，日本在这方面是一个很大的例外。参阅本书原文第20、179、472页。关于其他方面，印度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初等教育只有微小的进步，而其他地区则根本没有。
[8] A.V.戴赛：《19世纪的法律与舆论》（1914年，第2版），第306—307页。
[9] G.M.扬：《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的英国：一个时代的描述》，第151页。
[10] 在整个欧洲，其他不设议会的国家只是门的内哥罗、梅克伦堡—什未林、梅克伦堡—施特赖里茨（直到1918年仍保持中世纪的等级制度）和土耳其。在欧洲以外，在已提及的地区内，比较不重要的拉丁美洲国家是除日本外的唯一例外。
[11] 人们只需列举一些国家，就可看出这个差距有多大。1871年在欧洲，与德国、英国、法国、奥匈帝国、俄国和意大利并列的，有11个较小的国家：土耳其、西班牙、瑞典—挪威、丹麦、葡萄牙、荷兰、瑞士、比利时、希腊、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在这些国家中，只有土耳其、西班牙、瑞典—挪威和丹麦是完全的主权国家。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虽然是自治的，但法律上仍属于土耳其帝国。希腊保证遵照三个保护国的忠告，这三国是俄国、英国和法国。比利时受1839年大国强加给它的中立条约的约束。瑞士和荷兰受维也纳会议的同样约束。葡萄牙传统上与英国联合。在19世纪结束前，只有罗马尼亚（1878年）和保加利亚（1878—1886年）加入了这些国家的行列。在欧洲以外，只有美国在1871年被认为属于大国等级。但它和迅速兴起后的日本都不能说是在19世纪结束前已经被纳入国际体系之内。
[12] F.迈因克：《马基雅弗里主义》，第420页。
[13] 1873年的三皇同盟开始时是俄德协议，规定它们之间的一方或另一方受到袭击时实行互助，最后，奥俄两国取得了协议，即在受到侵略的威胁时共同进行商讨，于是，这个同盟便完成了。
1879年的奥德同盟是纯防御性的，主要是两个国家做出保证，共同抵抗俄国的袭击，而在任何不受俄国援助的其他国家发动袭击时，提供友善的中立。
1881年的三皇同盟是一个防御性同盟。在除了对土耳其作战以外的任何战争中，德国、俄国和奥地利互相保证只遵守友善的中立。而与土耳其发生任何战争时，他们事先一同商讨，在没有取得协议的情况下，对东南欧不做任何改变。在这最后一方面，它主要是德国强加给不乐意的奥地利和俄国的一个自我克制的法令。在这背后，则是所有三国的这一愿望，即急于想保护现有的征服地——阿尔萨斯—洛林，比萨拉比亚和保加利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882年的三国同盟，即由于意大利加入而予以扩大的奥德同盟，主要是防御性的。如果意大利遭到法国袭击，德国和奥地利将给它援助；如果德国被法国袭击，意大利将援助它；如果这些国家之一遭到两个或更多的其他国家袭击，所有的国家都会一同参加。意大利保证在俄奥发生战争时保持中立。在这个同盟背后，是急于保护现有征服地的愿望——意大利的愿望与德奥的愿望结合起来，以免其他两国在关于教皇国家的问题上支持教皇。
1887年德俄之间的再保险条约是两国所做的中立保证，但在俄国袭击奥地利或德国袭击法国时除外，这些保留一向存在，但现在使之成为正式的规定。
1892—1894年法俄同盟规定，如果法国被德国袭击，或被由德国支持的意大利袭击，俄国将使用全部力量反对德国，而如果俄国被德国或被由德国支持的奥地利袭击，法国将袭击德国。
[14] 1873年的三皇同盟（它是一种旧式的谅解，即神圣同盟或1854年前的谅解的一种再现）没有规定期限，而1879年后的一切同盟都故意是短期的（3—5年，有时10年，如1881年的奥地利一塞尔维亚同盟），但可以展期。
1879年的奥德同盟首次是缔结5年，每隔5年展期一次。
1881年的三皇同盟订为3年，1884年展期，1887年满期。
1882年的三国同盟订为5年，1887年展期5年；但在1891年未到期时，展期12年。
1883年的奥地利—德国—罗马尼亚同盟订为5年，时常展期。
1887年的再保险条约订为3年，1890年满期。
[15] 英日同盟的部分内容已发表，但它有秘密条款。直到那时，同盟都是秘密的。尽管如此，就其内容已被了解的程度来说，研究工作至今做得不够。显然，整体来说，内容是已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