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经济状况
突然的变化不是历史上经济发展过程具有的特征。在许多方面，甚至到了19世纪，人们还在比以往大得多的规模上，探索从较早时期承袭下来的一些方法的逻辑性。19世纪和以往若干世纪愈来愈不相同，因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把先进地区发生的经济变化这一手段，传送到落后地区，无远弗届；而且，它传送范围的广泛，也可以用来说明这一世纪经济发展所取得的速度，以及它的节奏和规模。先进地区向不发达国家出售（多半是采取贷款形式）资本设备，其中有铁路、机车、车辆、采矿装置、水泵和各种机械。这就加快了这些国家内部经济安排和社会结构的改造速度。由于贸易的内容不仅限于货物的交换，而且意味着一种永久性的投资关系，一种新型的政治经济关系随之涌现，这种关系给人们在物质方面带来了无穷的希望，在政治上却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英国在1900年，许多方面仍不失为一个主要的经济大国。它的大部分对外贸易所依赖的，是和一些国家签订的合同，这些合同的目的是以最简单的条件，帮助那些没有能力用往来账户支付资本设备的国家，通过借贷的方式来添置设备。这些交易是以这样一种设想作为基础的，就是认为这种交易所创造的机会，可以使借方有能力将来连本带利偿还贷方。
这种现象在1870年并不新鲜。但是在19世纪中叶以前，欧洲大陆开始进入铁路建设时期，这种现象曾有新的突出意义。在这一世纪的最后25年中，由于人们修建新的铁路，用钢轨更换旧有的铁轨，这种现象继续蓬勃发展。英国在当时作为主要的制铁厂商和铁路技术的先驱，已经成为世界各地修建铁路所需的人才和材料的出口国。路轨和车辆是由英国制铁商承造的，铁路通常是由英国承包商修筑的，筑路的资金是英国投资者借给的。有时候，这些任务由一方全部包下来了。19世纪中叶，南威尔士的制铁厂商同意那些购置铁轨的铁路公司，用它发行的债券来支付厂商们向北美出口的铁轨的部分费用。这一情况最能说明当时所谓“资本外流”的性质。这是英国和它那些充满发展前途但又缺少现金的主顾做生意的唯一途径。到1900年，英国在海外积累储存的资本，在20亿至25亿英镑之间。其中大概有1/5是对北美铁路事业的投资。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印度、南美、近东——它对铁路事业的投资比例究竟有多少，不大清楚，但无疑是十分巨大的。它对矿山、煤气、自来水、电车、电话，还有有线电报等企业提供设备并进行开发。这在发展国际资本信贷制度方面，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一制度本身，加上这一制度所促成的货物与劳务的借出借进，日益成为一种推动变化的巨大力量。重商主义的思想家们从不掩饰，他们对于允许那些潜在的竞争者购买或借贷英国早年在工业上赖以取得高超技艺（主要是纺织业）的工具和机器所造成的结果，表示担心。然而，铁路比起珍妮纺纱机或蒸汽纺织机来，却是更为强大的变化动力。运输技术既是物质进步的基础，也是最终发生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的基础。它的直接影响也扰乱了那个普遍提供资金的重要国家本身的经济。在1870年后的一二十年中，英国目睹它和美洲、欧洲的关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这种变化是通过它自己的资本和创造发明，在它们的经济之中造成的。
美国的经济在1870年至1900年间起了根本变化，因为这个最大的食品和原料生产国，也变成为第一流的工业生产国。在这段时期内，从事工业生产和运输业的美国人所占的百分比，超过了务农人数的百分比。在西弗吉尼亚州有一些采矿业城镇，在新英格兰有机械制造业城镇，在宾夕法尼亚州有炼铁业城镇。到1900年，有1/3的美国人住在这些城镇，那里的人口增长，比整个国家的人口增长要快。这一新兴的工业社会的主宰者就是那些巨头，就是美国民间政治神话中那些“强盗大王”。他们具有精力充沛的而往往又是冷酷无情的创业精神，替美国的民间传说创造了一些半是英雄、半是恶棍、难下定论的人物：洛克菲勒家族、哈里曼家族、希尔顿家族、摩根家族、卡内基家族，以及其他一些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直接或间接以铁路起家成为巨富的，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新美洲就是靠铁路才得以兴起的。J.P.摩根的事业也不是出于偶然，他是靠他的家庭和伦敦的关系而开始的。他决心要在英国投资人中间（这些人拥有在美国的外资投资总额60亿美元的一半以上）保持他这家商号的信誉，从而使他的事业达到顶峰。1873年以后，北美的铁路系统日益使用酸性转炉钢。苏必利尔湖的矿砂，现在可以经由铁路，越过这个大陆的1/3的土地，被运送到新的转炉中去。美国到1886年，凭借着基本上是英国的一些创造发明，取代了英国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钢国家。美国的炼钢厂商，就像许多制造其他产品的厂商那样，乐意拆除旧有的工厂，投资去盖新厂，这种做法使他们突出地成为一个资本消费国，正如他们早已以其他许多商品的消费国著称一样。
欧洲的主要铁路系统到1870年亦已建成。铁路绕过比利牛斯山脉的两端，穿越了阿尔卑斯山脉。甚至俄国也修筑了1万英里以上的路轨。在随后的二三十年中，这一进程还在继续。欧洲的铁路网的密度增加了，许多铁路被连接起来——有圣哥达和辛普朗那样十分重要的隧道，有通往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加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长途铁路运输。[1]1900年，西伯利亚铁路竣工，它在欧洲那一端是在1891年开始修筑的；约有4000英里的路轨是由国营企业花费1亿英镑筑成的。如同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以及美国的铁路那样，它的作用是把东西两端连接起来，开辟一个不冻港，并把大西洋和太平洋连在一起。典型的事例是，俄国在主要的国家中是地处最东面的国家，而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则是最不发达的国家，但到了这个世纪末期，竟成为修筑铁路最快的国家；促成这一快速发展的原因，不仅由于如维特伯爵这样的大臣们的新重商主义的抱负，而且，因为那些亲斯拉夫者和泛斯拉夫主义者，对于西方的制度和思想都一致反对；在他们看来，这个铁路系统是把俄国从西方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一个手段。然而，古怪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反而把俄国和它的西方邻国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这些国家的铁路系统同样也在扩展。比利时仍然是欧洲铁路服务最好的国家；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和瑞士加入了这个铁路国家的大家庭。德国增加了约3万公里的轨道；法国增加了约2.5万公里。
德国的铁路系统是国内资本迅速积累的佐证，给人的印象至为深刻。到1875年，它那与日俱增的人口——包括劳工，由于农村产业的衰落而引起过剩——使得铁路的建筑费用相对地低廉。法国的厄运同德国的兴旺是分不开的。德国的一位经济学家在1903年写道：“可以这样说，通过战争赔款，法国替我们完成了我们的主要铁路网。”推动运输方面这一巨大进展的工业基础，是在19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中迅速而坚定地奠定的。普鲁士在色当战役后的4个繁荣的年头里建立起来的制铁企业和各种工程企业，其数量要比这一世纪的以往所有年代的都多。但是，大跃进是在80年代来到的，德国人在这方面的成就，全靠一个名叫西德尼·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的年轻的伦敦化学家。此人和他的表兄弟P.C.吉尔克里斯特发明了一种炼钢除硫法。这本是贝色麦和西门子无法解决的问题。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炼钢法，为广泛地发展以阿尔萨斯—洛林矿砂为基础的钢铁制造业打开了大门。自从1871年把阿尔萨斯—洛林从法国人手里夺来以后，由于这里的矿砂含磷，一直无法利用。从此以后，欧洲的钢铁生产，依赖这一矿床和鲁尔的焦煤的比例数字日益增大。英国的钢产量从1880年的370万吨，上升到1900年的600万吨弱；法国的产量从140万吨，上升到190万吨；而德国的产量则从150万吨增长到740万吨，而且，以后增长得甚至比这还要快。这一增长反过来为各种冶金工业的上层结构，打下了基础。德国到1900年已为自己建造了接近150万吨数的钢制汽轮，供它的商船队之用。这也是它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取得进步的一个标志，当时德国汽轮的吨数比不上法国，甚至也不如西班牙。
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的物质上的进步，有一个方面并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应归功于冶金和电力这两项技术。风帆的“黄金时代”是在1851年的博览会至80年代后期的不景气之间的这些年代。这个时期，即维多利亚鼎盛时期的中叶，帆船的效率达到了顶峰。它极力斗争以保持它对动力推动的船只的优势，这些动力船只当时还有尚未解决的技术问题，因而在发展方面受到了阻碍。即便是铁壳船，经营起来仍然是所费不赀，因为船底黏满了海藻、贝壳之类，航行缓慢，延误时日，而且清除船底也要花钱。因此，用铜包底的木帆船仍然有许多可取之处。联合王国1870年的帆船吨位仍有450万吨，而蒸汽铁壳船的吨位才超过100万吨。帆船继续载运体积大的货物——铁、煤、麻、大米、羊毛、小麦、硝酸盐——环绕着半个世界航行。即便铁路在19世纪70年代中开发了中西部的草原，但是几乎所有运出的谷物和鸟粪以及回载的货物煤，都是用帆船装运横渡大西洋的。1882年，有500多艘几乎全部是英国的帆船，从美国西海岸装运谷物去欧洲，虽然这时新的设计已使50年代的装货舱位扩大了1倍，因而制造铁壳船并装上钢制船桅变得合算了。从19世纪60年代起，由于轮船引擎要想和风帆做有效的竞争，需要更大的压力，人们对于由此而引起的问题，正在进行研究。这些问题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才得到解决。这时，由于改进了钢锅炉和钢管道，造船商们因而能够制造出一些装有在150磅或以上的压力下进行工作的三次膨胀引擎的船只。1881年阿伯丁白星航运公司的“阿伯丁”号轮船在格拉斯哥下水。这标志着帆船在这场顽强的竞争中已成为强弩之末。1883年，英国的轮船吨数已和帆船的吨数相等。10年后，全世界的吨数也达到同样的情况。
轮船引擎的效率与日俱增，这是其他一些方面的发展促成的。影响最大的是苏伊士运河，它把西欧和中国之间的距离缩短了 3000英里。正像过去多次那样，这一次也是法国人提出了开凿这条运河的想法。然而，别的国家从德莱塞普斯的远见和勇气中得到的好处，要比法国为多。查尔斯·迪尔克爵士曾预料说，法国将会发现它“花费了好几百万法郎开凿了一条运河，却供英国使用”，这番话说的不是不中肯的。7年后，欧仁妮皇后于1869年亲自主持这条运河的通航典礼，对于法国的威望来说，这是一次胜利；当时还演出专为这次典礼而创作的歌剧《阿依达》。迪斯累里及时地买下了埃及统治者的股份，使英国政府成为主要的股东。此后，这条运河主要是由英国的船只使用，直到20世纪时止。新的巨型轮船也需要改进港口、码头的设施。这就要求投入巨额的资本，加深航道，建造更大的码头、更大的货栈以及挖泥船、起重机和升降机。1872年，鹿特丹的一位工程师卡兰德修造了一条把鹿特丹直接和北海连接起来的“新水道”。1887年至1895年间，连接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基尔运河建成。曼彻斯特的“通航运河”接着于1894年凿成。这些运河和苏伊士运河相比，微不足道，但是，在西欧的生活中，它们对于方便和刺激商品的流通这一任务，是极其重要的。
海底电缆在连接世界各地的市场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不亚于这些运河。在这方面，主要的所有权又属于英国人——甚至在1900年，世界上的海洋电缆有3/5是属于英国所有——但是，最初的发明既归功于英国，同样也归功于德国。不论从科学方面还是从商业方面来说，威廉·西门子都是一个主要人物。他是来自哈尔茨山区的一个农民出身的德国移民，是德国技术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一个杰出学生。1843年，他作为他的家庭所经营的买卖的代理人前来英国。19世纪，有一些德国科学家对英国的经济产生了影响，西门子便是其中之一。到1863年，他在伍尔威治已经建立了他的海底电缆厂，就在德莱塞普斯开凿苏伊士运河的时候，西门子正在敷设他的第一批海底电缆。1871年，印度至欧洲之间的电缆完成了，它从洛斯托夫特开始，经过北海海底通往德国，穿过中东，经德黑兰至印度。到1874年，已敷设5条电缆，横贯大西洋。到1883年西门子去世时，西门子兄弟公司已经制造并敷设了将近1.3万英里的重要海底电缆——足够绕地球半周还多。
发明和技术，尤其是动力和冶金方面的发明和技术；陆路和海上运输及其辅助交通体系的发展；以及国际资本投资机构的成立——这些都是促使世界贸易的性质和规模发生彻底变革的因素。其中某些因素到19世纪中叶，甚至在更早时期就已经发生作用；但是，所有这些力量合在一起，对欧洲和欧洲以外世界的经济生活产生影响，却是19世纪最后25年中的事。任何一种概括或统计学的解析，都无法说明已经深深渗透到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经济的以及政治和社会的习惯做法中去的这些变化的全部影响。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国际贸易增长的数字。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的30年中，国际贸易的价值以黄金计算，大概翻了一番还多。如果把价格下跌这一因素计算进去，贸易额很可能增加了两倍。
而且，这种贸易的性质及其规模正在起变化。17、18世纪的国际贸易主要是纺织品占支配地位。即使到了1900年，棉毛织品和其他纺织品仍然是英国出口商品单上数量最大的一项。但是 1870年以来，无论是单独地还是和金属、机器的出口相比，纺织品的价值，都在下降。这一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英国经济特有的问题——关税的影响以及新兴工业国的竞争。但是，这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德国出口的钢铁以及用钢铁制成的商品和机器，到1900年就已超过英国。事实是，对外贸易在19世纪的前半叶，在大多数的欧洲国家的生活中，还是一个不重要的因素，而到了1900年，新兴的运输业已使对外贸易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体积庞大的货物，现在可以轻易地搬运到很远的地方。因此，在欧洲制造业国家中心集团和位于遥远外沿的生产初级产品的国家或地区之间，便产生了一种分工；那些初级产品生产国或地区，如美国的南方各州、中西部草原、印度、马来亚、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俄国，到80年代全都向欧洲供应食品和原料。法国需要的煤有1/3依靠外国供应；德国几乎要全部进口它所需要的原羊毛；英国需要的小麦有4/5要从外国输入。这3个国家全都依靠对外贸易来提供和支付所有输入的棉花、橡胶、黄麻、大米、几乎所有输入的锡、铜和矿物油。英国特别依赖进口食物，法国和德国在步它的后尘，甚至美国也愈来愈倾向于使它的食物输出与输入保持平衡。德国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把它食物的输入值加了1倍。英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有这样一个差异：它买进的是主要的食物——特别是小麦——而其他国家买进的有一大部分是奢侈品，必要时，可以取消进口。英、法、德三国依靠进口工业原料的程度增加得很快。
工业国和初级产品国之间的这种分工，使工业化的国家日益依赖热带和亚热带的国家。它们不再是欧洲商人偶尔过访的边缘地区，也不只限于一年一度地把它们的货物运往西方。就像中世纪每年举行的集市让位于17、18世纪的贸易中心那样，这些中心——它们的皮货、香料、细布、酒等交易虽然比较经常但仍然是间歇性的——现在却让位于一年四季几乎没有间歇的国际贸易交流。收成可能仍然会影响物价，冬令会使加拿大和俄国的河流和港湾的货运受到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一般来说，贸易往来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大自然的支配了。而且，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资本投资有助于缩小出口货与进口货价值之间的差距，并导致高度的互惠性，这就可以使国际支付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商业银行业务的广泛开展（大部分业务受伦敦的管理）减少了贵金属作为偿付手段的重要性。金条和金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银行家的最终的储备；硬币在国际收支平衡中，只是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通常总是在情况十分不妙的时候才加以使用。当贸易按正常的途径进行，不受战争、战争谣言或紧急危机的干扰时，金银的流动减少到只是涓涓细流。伦敦的银行日益频繁地协助远在半个世界之外的买卖双方的商品贸易筹措资金，而这些商品却从来也没有到过欧洲附近。
紧随海外资本投资而来的，是日益高涨的商品流通的浪潮，而使这一运动顺利进行的，则是劳务。英国虽然在提供商品和劳务这两个方面仍然领先，不过，现在德国和法国也参加进来了。这种商品浪潮再加上这种劳务，就产生了一个新现象：一个受世界价格支配的世界市场出现了。同时，它也带来了支付的新问题。过去多少是自给自足的贸易地区（例如英国—印度—中国之间的贸易）已经和范围更为广阔的世界经济相融合，因为中国、印度和日本开始在世界市场上销售货物。英国和这半个世界的有形贸易有逆差，但和另外半个世界的贸易有顺差，足以取得平衡。英国这一维持逆差的能力，成为国际支付机构的中心支点。从19世纪 80年代起，由于北美富饶的自然资源，英国对美国的逆差稳步上升。美国对欧洲和亚洲的逆差就由英国来偿付；美国对加拿大和阿根廷的顺差日益增加，这就使它能够有钱从巴西和印度输入货物。英国除了对美国有逆差以外，对其他国家还有巨额逆差。由于资本投资带来了硕果，生产和出口有了增加（比如说，阿根廷从19世纪90年代起，它和英国之间的贸易从逆差变为顺差），这些新兴国家常常把它们的顺差用于别的工业生产国家，而不是花在英国身上。英国看到它和南北美洲、欧洲和自治领在贸易上的顺差消失，同时由于关税和竞争的关系，英国的产品更加难以向海外输出，它也必然愈来愈依靠它和一些不太发达的国家如土耳其、日本，最主要的是印度仍然保持着的顺差，来偿付它和欧洲以及美洲的逆差。据说在1914年以前的三四十年中，英国敞开大门让世界各地的货物输入，因而对于世界经济的顺利运行，做出了最重大的贡献。英国在国际支付中的多边格局，愈来愈取决于它和印度之间的经济关系；印度对欧洲和美国的出口，帮助印度弥补它对英国的逆差。通过这一办法，到1900年时，英国对印度的顺差大概可以用来支付英国对其他国家的全部逆差的2/3。这一多边体制，对于国际贸易有很大的价值，而且，尽管要求改革关税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体制的受益者无疑地包括许多英国出口商在内；其他工业国家通过这一体制，可以不必输出工业品作为双边的偿付手段，来取得它们所需的食品和原料，这就使英国制造商在他们欧洲以外的市场上，不会遇到可能的竞争。可以说，几乎人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惠，只有英国的农场主除外。从这一世界贸易体制所引起的偿付义务，有一个以伦敦为中心的主要机构来进行结算。这个机构接受各个大陆买主的交款账单，把它当作支付的款项。北京1894年通过英格兰银行向东京偿付战争赔款，是世界经济新秩序最生动不过的象征。
在国际贸易总额日益增长的情况下，经济均势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中，尤为突出。英国在1870年的优势是无敌的，但是到了1900年，虽然它在许多方面仍然保持着首位，但已受到挑战，在走下坡路。英国在1880年到1900年间的份额，从25%降到21%；法国的份额，从11%下降到8%。相反地，德国的份额，则从9%上升到12%，美国从10%上升到11%。用外贸的价值来计算，当时人们认为在前一时期，英国和英国殖民地的对外贸易超过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三国的总和。到1880年就不再如此，尽管到1890年，英国的贸易仍然超过法、德两国加在一起的贸易。到1900年，德、法两国的贸易总额加在一起比起英国来，如果还有差别的话，也少不了许多，而在某些方面，比英国还要多些。
在美国，情况正在变化，但是美国的制造业仍然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广阔的国内市场方面，那里如果资本不算充足，原料和劳力的供应都是无比充足的。美国作为一个输出国，直到转向20世纪，仍然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初级商品和食物——棉花、粮食和烟草——向工业化的欧洲出售方面。当时在国外市场上，它的竞争还不足以引起英国制造商的严重担忧，不过，那些在美国旅行、较有眼光的英国实业家在19世纪90年代就已忧心忡忡地看到，那里的技术和干劲正在迅速地把美国的许多工业变成现代化、经济实惠而又有效率的样板。那里有一个庞大而又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它那显然无穷的需求，促使美国钢铁业巨擘把生产计划的规格提高到英国不可能实现的地步。产量在上升，价格则下降。1875年，钢轨的成本是每吨160美元，而到1898年，只是原来价格的1/10稍多一点。南威尔士马口铁制造商发现，美国的石油和食品罐头工业给他们的订单，转向一项新兴的蓬勃发展的工业，这种工业是在威尔士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在1890年的麦金莱关税法的保护下成长起来的。这个发展的背后存在着这样一些因素：制造商的进取心，一支放弃怠工、信心十足的劳动大军，经常把资金用于省工省料的装备，通过广告来探索并开辟市场。这些因素在这个世纪末就被人们看到了，当时的心情是既感兴趣，又有点担心。但是，这种担心还不是剧烈的。美国在把它的注意力转向外部世界以前，在国内还有许多事情要办。只要美国的创造性集中于生产那些用来制造鞋靴、廉价的纺织品和英格索尔先生的名牌表的机器，人们的议论就可能是温和的。
法国和美国一样，并不站在制造商寻求新的扩展中的市场这个竞争的前列。但是，就它本身的情况而言，这是因为它的工业化的进度较慢，且有明显的困难。直到1890年前后，法国工业中的动力机器发展缓慢，产量增加也慢，说明这个国家只是勉强地接受了从乡村的个体生活方式中转变过来这一事实。这绝不是说，法国人创造性天才的火焰不如别人的那么光亮。在科学方面，有如人文学科方面一样，都有大量的证据，说明法国人的活力。18世纪，那种创造发明的传统，看来和过去一样的旺盛。水下潜望镜、柴油引擎、照相平版印刷术、陀螺仪以及其他许多发明，不都是起源于法国吗？第一次驯服阿尔卑斯山两侧奔腾而下的“白煤”的，不就是后来成为水力发电的鼻祖、法国格勒诺布尔地方的造纸商贝尔热吗？法国人勒瓦瑟生产了近代汽车的雏形。巴斯德和居里夫妇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发现，使法国成为新医药业的不容争辩的创始人。法国确实是个“伟大发明的国家”。但是，从发明到用于工业的发展速度来说，法国则比其他国家的人民缓慢。直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它的工业化的进程是缓慢的。从此以后，它加快了速度，但是，比起德国来，步伐还是慢得多。到19世纪末，法国的钢产量，一年不到200万吨，只及英国的1/3，德国的1/4。纺织品产量——特别是棉、毛和丝织品——因采用动力而增加得很快；而法国的蒸汽动力在90年代中增加了一倍多，从不到100万匹马力，增加到200万匹马力左右。但是，和同时期的德国工业的奔腾步伐相比，它只能算是慢步徐进。
法国的竞争是独特而有限的。同时，美国仍然忙于国内的市场，因此，只剩下英国和德国能在世界市场的制造业方面一争短长。德国从一个农业国一跃而为欧洲最先进的工业经济国，这个转变一直是经济史上的奇迹之一。这个突然变化，对于经济史这门学科来说，是少有的。同1816年普鲁士相比，新的德意志帝国的农业特性迟至1871年，不过略有减少，而工业化的程度也只是稍有提高。随后，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所有刺激工业发展的力量合在一起，发生了作用。在这些年代中，人口从4100万增加到5600万，住在城镇里的德国人，在同期内从36%增加到54%。这些数字给人的印象是“举国一致涌向城镇”[2]，而最大的人流则是涌向最近的城镇。现在具有吸引力的，不是宾夕法尼亚或是中西部，而是柏林、埃森、多特蒙德、杜塞尔多夫和莱比锡，这些城市吸引着来自东部的工人和矿工，使得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的农场缺少所需的劳动力。整个社会这种剧烈的调整，给社会造成了负担：工资按英美的标准经常是较低的，伙食和劳动条件很差；德国工人是世界上食用廉价的黄油代用品最多的消费者；劳资关系带来了难以对付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就如特赖奇克所说的那样），铁路把德国人的潜能释放出来了。
这种释放出来的能量有其惊人的后果，它反映在煤的产量上。在1871年到1900年间，德国的产量（包括褐煤）从3800万吨上升到15000万吨；英国的产量从11800万吨上升到22800万吨；法国从1300万吨上升到3300万吨。这些，再加上洛林和卢森堡的矿床，构成了钢铁工业的基础。这个工业从1870年的小规模开始，到了1900年，超过了英国。而且，出口煤也成了一项行业，为这期间迅速发展的商船业提供了业务。德国人在工业设想和技术方面，并不是新手。相反地，农村工业，主要是粗糙的纺织业，从中世纪开始，就在德国普遍发展。中世纪德国的玩具制造商、钟表制造商、军火制造商的技艺，与制造发动机、各种机器、提高羊毛、毛纺、丝、棉工业产量的新工业之间，是有一种连续性的，对于这一点，谁又能怀疑呢？而且，有些古代的行业，如莱茵兰地区佐林根的刃具工人这一行，是通过德国在电力技术方面的绝技而保存下来，并得到巩固的，因为它在电力工业方面的技术，为那些小人物提供了工作需要的照明和开动车床、转轮和砂轮的动力。
从统计数字上来看，德国工业对它的出口贸易的贡献，不同于英国工业对英国出口贸易的贡献：因为英国的出口货，在传统上首先是以纺织品为基础的，而德国则是用相反的顺序来处理它的事务。首先是钢铁，随后是机器，再后是煤炭，接着才是毛、棉及其他纺织品。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德国的纺织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外国的原料。如果说英国人吃的要靠外国，那么，德国人穿的要靠外国。但是，这一事实不应掩盖它通过技术教育，通过德国特有的工业组织形式，正在发展中的一些新的变化过程的特殊性，即它的重化学工业和电力工业。它的化学工业在19世纪 60年代，还几乎是个空白，发展成现代这一方面的最大的工业的物质基础，就是普鲁士的萨克森丰富的盐和钾碱的蕴藏量。它的科学基础是国家的教育体制。一个国家出了利比格、本生、霍夫曼这样的人物以及其他许多杰出的化学家，它十分重视科学教育是很自然的。远在德国化学工业的规模形成以前，亨利·罗斯科曾对科学教育特别委员会说，在德国，“为爱好科学和知识而爱好科学和知识的情况，在大学里要比在我们英国的大学里普遍得多”。亨利·罗斯科只是通过自己艰巨的身体力行做出榜样，才制止了曼彻斯特的欧文斯学院取消他所主持的化学讲座。在柏林，一个学生一年只要花20英镑稍多一点的钱，就够缴纳学费和实验室做实验的费用；在其他地方就更加便宜。高等技术学校是和工业挂钩的，工业科学家们在这个学校里学习应用科学，而且水平要比英国的机械学院高。普鲁士1870年花在这些人身上的钱达 25000英镑；到了1900年，为117000英镑。这一笔投资及时地为德国化学工业源源不断地输送了一批批训练有素的基层技术人员，领导他们的则是一些大学出身的、具有创造才能的化学家和工程师等高等骨干。正当法国、英国的化工厂商日益感受到为过时的工厂所束缚——特别是作为化学工业主要基础的勒布兰制碱法——的时候，德国却在放手发展像索尔韦制碱法那样的新方法。德国的硫酸制造商可以任意侵袭染料和农用化肥的市场。在1870年到1900年间，各个生产部门都有巨大的增产——硫酸和强碱的产量增加了7倍，染料的产量大约增加了3倍。德国精细化工产品和合成染料工业是工业上的一个光辉榜样：它以英、法的创造发明为基础，依靠教育和进取精神，把这些发明创造实际变成了德国的垄断。到了1900年，推广使用化学染料合成法的一些德国小厂家，已经变成巨大的康采恩，其产量约占世界染料产量的90%。
电力工业的创立是近代德国最大的经济成就。某些基本发明的出现，又是比本章所叙述的这一时期为早。威纳尔·冯·西门子是1843年到英国去的一个年轻德国科学家的同胞兄弟，很有冲劲。他6年后设计并创造了德国第一台主要的电报机，这台电报机于1849年在皇帝选立后的一小时内，把这个消息传递给柏林，轰动一时。这就是西门子和哈尔斯基伟大事业的开端。这家公司多年来一直和威廉·西门子创立的英国企业有联系。1867年惠纳发明了发电机。1861年发明电话，几年内，德国成为使用电话最多的国家。继发电机的发明而来的，是传送电力和电力牵引的试验，试验成功后，又为德国城市提供了电力照明和电车。英国的旅行家看到德国在这些方面比英国远为先进。一个巨大的新兴工业的崛起，为新设备提供所需要的发电机器、电报材料、电缆和灯。1882年的人口调查中，还没有电力工业工人一栏，可是，1895年，电力工业工人就有25000人，到1906—1907年，则达 107000人。
电力工业和化学工业一样，由于集中（它为三家大公司所控制），说明了它的一个特点，这一特点正是大规模生产和耗资巨大的工厂所需求的。这一工业的大部分市场是在国外，如意大利、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些国家通过水力发电，现在能从天然燃料匮乏的情况下解脱出来。发电厂通常是在德国建造的，这就使德国为欧洲工业化的第三阶段提供了工业革命的手段，就像英国曾为第二阶段制造过当时工业革命的手段那样。
德国出口贸易的结构，它对重型生产资料的强调，它在1875年到1895年间的迅猛发展，西方的运输和公用事业发展所达到的先进阶段——所有这些，再加上德国的地理位置和传统的政治习惯，促使德国的工业对国外市场发生一种特殊的兴趣，特别是对中东和远东的市场。但是，不能完全（甚至主要的也不行）把新兴的德意志帝国主义归罪于德国的工业。新的重商主义和旧的一样，是许多种力量、动机、雄心的产物，绝不全是经济上的产物。那些以古斯塔夫·施莫勒尔为首的所谓“历史经济学家”曾经表达了重商主义的抱负。施莫勒尔1882年后在柏林大学任教授。对于他和他的学派来说，（在其他国家中，还没有类似的学派）世界上不存在任何时候都有效的经济规律。经济理论只是在和实践、历史和实际的制度发生关系的时候，才能有它的价值。而在德国，这些就要求国家干预并调整经济事务，以便促进国家的富强，这也就是这项政策的双重的、一贯相连的目的。1900年的海军法就有其思想上的根源，这就是25年来日趋成熟的一些学说。经济上的进步和国家政治制度的效率被等同起来。施莫勒尔在1884年写道：“正是由于这些政府懂得如何使得它们的舰队和海军部的力量，以及海关法和航海法这一套工具，迅速地、大胆地而且明确地为本民族和本国的经济利益服务，它们从而才能在这场斗争中，在财富和工业繁荣方面，处于领先的地位。”
前10年间的波动已经削弱了东部农业巨子——一般是玉米出口商——对自由贸易的信心。1877年以后，俾斯麦更加全神贯注地聆听西部工业界的抱怨，特别是因为他的财政部也已经感到萧条带来的拮据。从1879年起，德国实行一种计划经济，在这种经济的范围内，工业在国家的赞助和合作下，打算在关税的保护下取得稳定。德国的工业可以自由制定价格协议，组织它的原料供应，划分并组织它的市场。不论是个人主义的传统或政治权贵的怀疑，都没有妨碍德国工业建立大联合企业来保护自己避免萧条。而在英国，特别是在美国，在19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的艰难日子里，舆论都曾经起了妨碍的作用。投入那些新兴工业的固定资本数额是可观的，这意味着不能听任市场去碰运气，供求必须是“有组织的”。这一理论在工程、电气两项工业和它们的“主顾们”的关系之间，得到了合乎逻辑的最大限度发挥。那些“主顾们”本身就是一些公司——消费公司，它们是在供应公司的帮助下，建立起来购买它的产品的。这一过程只不过是把垂直联合企业这一原理，向前推进一步而已，通过这种垂直联合企业，每家商号成员把它的产品卖给一个离最终市场更接近一层的“主顾”。而且，也只有“联合体”这一极端的例子（这些联合体是通过贷款银行扶植起来的），在19世纪后期的德国衍生，恣意践踏那些即使不是所有的英国实业家至少也是英国经济学家仍然珍惜的自由竞争原则。德国的工业家和管理公共事务的政府公职人员，在观点上，并不存在什么显著的分歧。经济学本身是法律的一个分支，而作为行政管理法学家所得到的训练，同样可以在商界或一些专门行业里任职。18世纪的财政管理家，即皇室财库的经管人员，在德国往往行使在别的国家里是私人企业家行使的职能；这一传统直到俾斯麦时代的德国，仍然没有完全消亡。资源仍然是比较贫乏的，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经济学家，都不准备把开发资源这样的事，听凭那套放任自由的做法来摆布。容克地主、工业家、官僚和经济学家结成了联盟，这一联盟保证他们的新重商主义的无可争辩的统治；而卡特尔和托拉斯在美国和英国，不得不和舆论进行艰苦的战斗，而任何有影响的舆论，都不反对德国对卡特尔和托拉斯的需要。1900年的危机以后，达姆斯塔特银行指出，“大工业集团的共同利益，通过卡特尔这一表现形成，保障工业不像卡特尔建立前那样所费不赀和突然倒闭”。
它们所起的作用，实际上还不止于此。对于像梅维森（达姆施塔特银行的创始人）、威纳尔·冯·西门子、工程师哈尔科特以及其他几十个那样的人来说，为寻求世界市场而进行的工业斗争，看来就是为德国争取威望的一项使命。他们认为，他们有权取得德国国家的支持，如保护性关税、补助金、特惠货运价格等等。结果是德国错过了自由贸易这一时期，“几乎毫无间歇地从科尔贝尔[3]的时代，进入沙赫特博士[4]的时代”[5]。
德国的新重商主义有些什么影响，一直引起很大的争论。评论家们认为，德国在这些年中，是在建立一个危险的、头重脚轻的经济，拥有太多的勉强设立、受到各种照顾的工业，使它不堪重负。这些工业除了迎合那些闭关自守者和军事野心家的意志以外，对于德国既无需要，也非所长。即便把新建的工业需要保护、取得新的技术需要时间这些因素充分地考虑进去，这一代价肯定仍是很高的。于是，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又一次被压得比他们的技能和劳动本来应得的水平要低。其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实行保护关税、补贴和“共同利益”政策，以鼓励非经济投资并使之继续下去。1876年至1900年间，德国按人口计算的平均年实际收入，从24英镑增至32英镑。而在英国，则从28英镑上升到51英镑，分别增长33%和82%。工会运动的缓慢发展无疑与此有关。工会会员人数在19世纪，从来没有达到百万大关。在工人中间，社会主义思想广泛流传；在雇主中间，保守思想强烈。这两者难以使双方通过集体的讨价还价，达成工资协议。对德国经济的另一种批评，是说它有生产过剩的趋向，迟早要走向使用政治或军事手段来寻求出路。对于这一批评，更加难以评价。在某些德国工业家和蛊惑人心的政客（他们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开始左右德国的政治）之间，肯定关系密切。至于他们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究竟有些什么影响，仍然是看法各有不同。
与此同时，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的观察家们带着日益严重的不安心情，一直注视着外国工业，特别是德国工业竞争的崛起。从70年代起，英国驻在外国各地的领事们开始逐渐地发来警告。法国人开始争夺意大利的纺织品市场。比利时的铁开始在西班牙打开销路。罗马尼亚的农民开始对德国生产的犁有所偏爱。这一阴影当时仍然只有巴掌那么大小。可是到了80年代中期，这片阴影显然要比过去大得多。英国驻希腊的一位领事哀叹别国——现在无可争辩地主要是指德国——损害了英国出口商的利益而得到好处。他认为英国的制造商不能随着潮流而前进，也根本不去考虑外国消费者的口味和需求。相反，德国人“没有成见”，如果他们发现某一形状的货品，在任何一个特定国家能够立即有销路，他们就会去生产……“尽管这对他们自己的口味和需求来说，是多么不合适的”。这样的指责持续有好多年。不管是对是错，“贸易工业萧条调查委员会”1885年对于这种事实有着深刻的印象：“〔德国人〕在世界各地的竞争愈益严重，德国人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事业心，正在使人们对之有所感觉。在商品的实际生产方面，我们超过他们的长处，即使有，也不多。而在对世界市场的了解，在迎合当地人的口味和癖好方面，在一切可能的地方立定脚跟的决心以及在保持这种立足点的顽强性等方面，他们看上去是在胜过我们。”
英国人对于这些不利于他们的对比，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反应。那些最聪明的商人——如柴郡的路德维希·蒙德和他的伙伴、邻郡的威廉·利弗，或沃林顿的克罗斯菲尔德——都承认德国人的科学知识的价值，大量购进这种知识，或借用掌握这种知识的人。化学工业中的进步人士，在那些年中，充分利用了德国专家。其他工业较为自满。德国钢铁工厂的做法是把各个生产过程，尽可能地、继续不断地连接在一起，以节约热力和电力。英国的钢铁在模仿这一做法时，相对地说，是缓慢的。这些工业无疑地遇到了一些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实际上，在英国制造业中，真正的“大规模生产”堪称占支配地位的部门很少。相对来说，大部分工业都是小批生产，而且，往往是为专门的订货生产；各项生产过程和工厂仍然在许多方面受到手工匠和传统技艺的限制。“质量市场”的性质的形成缓慢——就毛织品而论，竟历时好几个世纪，私人买卖固有的个人主义，总是不鼓励可能影响质量的降低成本的革新。还有一种保守思想就更加说不过去了。它的根源在于纯属无知或漫不经心，譬如说，就像威尔士的马口铁制造商的那种保守思想。这种人对一项新的生产方法的反应，就是问；“是不是还有任何别的傻瓜，已经试用过这个方法？”
后来，天空的阴霾在19世纪80年代消散，商人天生的乐观情绪很快又重新振作起来。1891年至1895年间严重的经济萧条使议员们提出抗议。他们怒气冲冲地反对外交部购买巴伐利亚制造的铅笔，或者进口德国罪犯生产的廉价刷子。不过，在这个世纪最后几年中，贸易和就业在增长，这一情况看来又一次使英国的恐慌心情平静了下来。德国的竞争这时已经成为必须接受的一种现实。采取保护性措施，不大容易得到人民的支持。即使那些受到德国竞争打击最厉害的工业，它们要放弃一个信念，也是慢吞吞的，因为它们树立起这一信念，就曾花费了一个很长的时间。
只有英国和西欧的小国仍然是自由贸易者。法国步俾斯麦 1879年关税的后尘，从1881年开始，提高了关税。1892年，法国关税全面提高了。俄国在1881年和1882年也提高了关税。1890年的麦金莱税率和1897年的丁利税率，把美国的税率提高到最高税率之列。英国殖民地也征收了关税：加拿大和维多利亚在1879年采取高关税；1900年全澳大利亚采取了保护关税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真正蒙受持续的自由贸易之害的是农场主。他们两次遭殃：第一次在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是90年代中期。工业方面，英国在日益增长的贸易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一直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的后果就是出口市场中各种制造业的相对重要性有了转变。
纺织品和棉纱，特别是兰开夏的棉纱是制造业中的最大一户，它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约占英国全部出口值的一半。它最大的市场是印度和中国，但是美国、德国和中欧国家，特别是就那些高级纺织品来说，绝不是无足轻重的主顾。而难处也就在这里。欧美的关税增加了，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了——这一发展通常是借助英国的资本和资本货物而取得的——因此，英国在这些国家中的布匹市场不再存在了。到1900年，英国棉织品出口商被迫重返亚洲市场，可是，即使是亚洲，它也开始兴建棉纺厂了。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中，英国甚至在毛织品方面，也只能保持原来的局面而已。另一方面，就在日益增高的关税壁垒后面成长起来的工业，又需要煤、铁、钢和机械来装备新的工厂和提供能源。提供这些装备和能源的英国工业从而又得到了促进。下面表格中的出口数字，清楚地说明了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的情况。
英国主要出口货物的价值（以千英镑计）
英国工业的一个部分，正在向外国竞争者提供武器用来对付英国工业的其他一些部分，这是难以否认的。美国赖以把英国竞争者抛在后面的自动机器，大部分是英国发明的，有些还是英国制造的。装备主顾，使这些主顾不再向英国购货，对这一明显的蠢事是不乏批评的。煤炭出口——它是潜在的竞争者所需要的一项原料——也容易受到类似的反对。不过，在这方面，可以这样辩解：煤是必须外运的大宗货物，它可以为运进英国几百万工业人口所需要的粮食、木材和饲料的英国庞大的商船队节约经营费用。对于这些批评的真正的回答是：英国不可能指望在经济上的民族主义高涨的浪潮前面坚持下去并维持一个垄断性的、十分危险的专业化的经济。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广开门路。因此，工业多样化的过程，即使反映在各种工业兴起的时候（这些工业看来正在产生相互斗争的根源），也是最终补救办法的一个部分，尽管及时进行调整是痛苦的。
就在制造业仍然是英国经济的中心的时候，销售和处置货品的方法，正在成为一项更为重要的收入来源；早年贷出的款项所产生的日渐增多的进益，在英国的账册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自从拿破仑战争以来，英国有形贸易的逆差一直上升，到1871—1875年间，平均每年逆差达6500万英镑左右。但是，英国从它向外国提供的商业劳务中取得的收入——保险、货物的装卸、回扣、经纪贸易，更重要的是航运，却上升得非常之快，因此，每年仍可有大约2300万英镑的总盈余，这还没有把从英国累积起来的海外投资所得的每年收入大约5000万英镑计算在内。船运方面的收入非常可观，它从19世纪中叶的每年1800万英镑，上升到近乎5000万英镑。到20世纪的头5年中，这笔收入每年几达7000万英镑。英国在陆地上丧失领先地位很久以后，在海上仍处于领先地位。即使在19世纪90年代末期，英国船坞为英国船只制造的吨位，只比90年代初期的最高数字略低一些，而它为外国船只制造的吨位，则比过去要多得多。
在19世纪70年代的后半期，国家的账册上出现了一个根本变化。输入英国的货物价值急剧上升，有形贸易的逆差于是增加到每年约12500万英镑（约100%）。英国的工业品出口——逐吨计算——同1873年的萧条时期以前相比，收入少多了。也就是说，进出口货价之间的比例暂时的趋向，是不利于工业品生产国的，而英国在有形贸易和劳务方面的总盈余，在这些年中每年逆差很大，达3200万英镑。自从滑铁卢战役以来，账目第一次只能依靠海外投资的收益来平衡——海外投资这时已大大超过10亿英镑，每年给英国的投资人带来大约5500万英镑的收入。从1881年起，事情有些起色；随着进出口货价之间的比例有所好转，有形贸易的逆差下降了。可是，从1891年到1906年间，英国每年都不得不依靠它从国外投资方面的巨额收入，来帮助它自己支付亏欠。它也确实很容易地就能这样做到，因为它在这方面累积的收入本身，在1870年到1900年间，已经翻了一番，从每年5000万英镑，变成1.12亿英镑。显然，英国经济各界之间的平衡，以及它的境况和它的资本曾经帮助发展过的国家相比，正在改变。但是，这一变化也会被渲染过甚。完全不能肯定，这个“出口顺差”的时期到1875年，就像一些作者经常所说的那样，已经成为过去。相反，在1880年到1914年间的这些年中，英国仍然能够显示出，它在和世界其他各地进行的贸易和劳务中，是有盈余的。
对于有时被称为对外投资“政策”的批评，一直没有间断过。不过，一种表示自觉地指导事务的字眼，能否被正确地用来形容这样众多的私人决定，还是值得怀疑的。反对这种海外投资的主要理由是：第一，它无利可图；第二，它意味着，甚至需要对借钱的国家的事务进行新的、不受欢迎的干涉，换言之，经济的渗透和帝国主义是携手并进的；第三，输出的“资本”在国内可能得到更好的利用，而且资本的外流滋生了一个靠投资生活的阶级，它的主要利益是在英国国外。最近的调查表明，英国的投资者，特别是在1875年后，投资时通常是审慎的，而且是有利可图的。维多利亚后期的政府，是否支持早先历届政府所不会支持的帝国主义政策，看来是值得怀疑的。维多利亚中期的英国，把印度发展成为一个经济殖民地，把拉丁美洲发展成一个私人贸易和投资的范围，而在维多利亚后期，情况没有多大变化。投资源源不断地流向英帝国各国和英帝国以外的国家。在海外企业中，维多利亚后期的一些赫赫有名的企业家，如非洲的塞西尔·罗得斯、巴纳托和拜特或在埃及的卡斯尔，像在国内企业中的威廉·利弗或托马斯·利普顿一样，都称不上“典型”。但是，它们的“特点”在于它们是在开拓新的地理疆域，就好比那些新兴的工业家是在开辟国内消费的新领域一样。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那些比较老一点的地区，在这两方面都没有早先那样重要，那就错了，因为事实上，它们就像冰山的水下部分，只是不大容易被人注意到罢了。1888年以后对非洲的争夺，不应该完全转移历史学家的视线，使他们不去注意早先使印度、拉丁美洲和加拿大繁荣起来所产生的影响，这种繁荣，现在正在结出果实。
人们对资本“输出”的许多批评，都没有看出，这种输出和生产过程本身是多么深刻地、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如果投资者不愿把资本借给外国主顾，让他们用来购买这些出口货物，那么，出口工业就无法找到和维持它们的市场，更不要说扩展这些市场了。因此，南威尔士的制铁商接受了美国铁路公债，作为他们售出的铁轨货款的一部分。谢菲尔德、格拉斯哥和斯旺西的炼钢厂商，对西班牙铁矿区的发展进行投资，这些地方生产了英国当时所需要的矿砂量的一半。出口工业和资本外流之间的关系，当然不总是这么直接或紧密的，但是，其效果仍然是显而易见的。铁路的修建、汽轮和收割机带来了粮食的丰收——70年代末是从北美，1885年以后是从南美——这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英国工人实际工资增长的主要因素。资本输出促进了出口，从而增加了就业。它加速了食物和原料的进口，从而提高了福利、健康和生活享受的水平。这些事实本身就是对下述指责的部分答复：英国如果把它的资本留在国内，情况还会更好些。实际上，在19世纪的英国，当时没有其他的选择，因为无论私人企业或政府企业，都不可能为钢铁、铁路车辆、电报事业、机器等找到另外的出路。
在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时期，对外投资的一般好处，在英国似乎正在减少。看来，进一步的投资，不大可能降低进口货物的成本，从而也不大可能降低生活费用。相反，它却更有可能加剧外国的竞争。主要靠在原先是进口国家的关税壁垒保护下开设工厂的这种资本输出形式，这也许是最不容易受到抨击的一种资本输出形式。反正早先的那种出口贸易慢慢地被绞杀，已是无法的了。正如一个资本家所说的那样：“当关税超过了在别处经营和在别处设厂所花的成本的时候，那么，在〔购进〕国家设厂，将是经济实惠的，我们的主顾可以从这些厂家获得更为便宜的供应。”[6]这种做法在1900年以后是常见的。
投资也不是集中在国外。从19世纪80年代初期起，英国的生活水平在许多方面都有所提高，除了北美突飞猛进的经济所能达到的水平以外，它比其他任何地方所能达到的水平都要高出许多，这是国内企业经营和海外投资的直接结果。实际工资在1860年到1900年间增长了大约75%，而这一增长的1/4是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中取得的。这种增长基本上是由于财富的增加，而这些财富是从早年的经营和投资得来的。而工资增加范围的广泛，并深深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部分原因是因为比较便宜的食物和原料进口像回潮一样涌进，生活费用下跌。这些又是早先的海外投资，特别是在铁路方面的投资所带来的好处。同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工会对雇主不断施加压力的结果，是19世纪90年代“繁荣罢工”和一切形式的集体讨价还价的结果。由于必需品价格下降，可以省出更多的钱来买半需品，甚至购买奢侈品。总之，在一千多万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妻子中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一市场吸引了当时一些最活跃的商业头脑的想象力。正如一个富有观察力的新闻记者说的那样，这些人看到“工厂的家庭主妇节俭，爱清洁，健谈，往往是十分精明的”。一些规模很大的工业在80年代和90年代发展起来，主要是靠这些主妇挣得的和积蓄起来的一个一个便士。1860年，全国肥皂的消费和生产，大概 1年为10万吨，比1800年增加了1倍。到1890年，它就达到26万吨，而到了1900年，则是32万吨。还有其他许多工业，对于为新兴的手艺匠人创造更高的生活水平和享受，甚至是娱乐，都有所裨益。食品加工工业颇为突出，有巧克力、果酱、茶叶、人造黄油、牛肉汁、鱼和肉类罐头、香肠等等。联营的杂货铺，通过专营一两种商品，如黄油、人造黄油、鸡蛋，把价格削低，这在这些年中是很典型的。这一类的实业家人数颇多，首先要推托马斯·利普顿，他于80年代在格拉斯哥创办了他的店铺，到90年代，向南发展到伦敦及其周围6郡。正当利普顿为工人们的饮食操心时，像艾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思和阿瑟·皮尔逊这样的人便赶紧抓住国民义务教育所提供的机会，出版了半便士一份的报纸，传播政治新闻和那同等重要的赛马消息。这些新兴企业和那些旧有的企业，为争夺工人阶级的腰包进行激烈的竞争。那些旧有的企业，直至当时一直供应大部分工人阶级的饮食必需品，以及不小一部分工人阶级赖以消遣的东西——啤酒。
在社会阶梯的更上层，出现了当时很典型的另一套设施——迎合中产阶级市场需要的伦敦百货商店。正如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大工业的领先地位正在消失。于是，为了取得补偿，资本、劳力和智慧全都涌向轻工业、分配业和推销业。”[7]正是在这个方面，在这些新兴的工业里，塞缪尔·斯迈尔斯[8]的天然信徒，投机分子和广告业者大量涌现。他们对工业所做的贡献和他们的前辈所做的贡献不同，这些先辈的才智中具有更多的技术知识的因素。而这些人则侧重于推销货品，他们大力推广销售术，无意中扩大了他们和老一辈工业家之间的鸿沟，而后者对前者的那一套做法仍然是侧目而视的。这些新人中有一位这样说：“广告的全部目的，就是在货物的周围造起一道灵光。”这些人本身多半出身于专唱反调的自由主义分子，往往代表一种真诚的而又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社会启蒙运动，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生意的前途和他们的销售对象——上百万主要是工人阶级的主顾，息息相关。1879年设立的伯恩维尔和1888年设立的桑莱特港——利润分配计划和模范工业村——是他们在改善工业关系中所做的独特贡献。很难说，这类工业在总的生产中占有多大的比例。它肯定是在增加中，但这类工业仍然只是一个正在变化中的社会的“特点”，而不是“典型”。“基础”工业仍然是经济的中心。不过，这些新兴的工业，对于工业生产的方法和关系的改变，毕竟做了很大的贡献。而且，这些工业还有一个日见重要的特征：哪里可能出现一个潜在的市场，他们就可以相当轻易地在那里建立工厂。因此，这些工业能够而且确实通过在当地建立一套生产和供应的方法来避免征税。
当时的人们对于这种日趋成熟的经济成长状况和前景，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对舆论颇有影响的统计学家罗伯特·吉芬爵士认为，英国的经济正在迅速上升，对工人阶级特别有利。他认为，耐心将能治好在暂时性的波动中产生的大部分弊端；他对自由经济的信念，丝毫没有因为“大萧条”的变迁而稍减。他同意某些大工业的发展将会缓慢下来，但这种发展在人们不大注意的地方，正在继续进行。他在1887年写道：“工业根据一项自然法则正在变得愈来愈庞杂，而且由于人口的增长，这些庞杂的工业中被雇用人数的增长和在可称作精神职业中受雇的人如教师、艺术家等的增长，都是不相称的。这就阻碍了主要产品继续以过去那样的速度增长。”其他一些人，包括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内，不是那样肯定地认为一切都是顺利的。这两种看法都有一些不到之处。但至少在某些方面，正如那位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经济的历史学家所说的，新的竞争动摇了英国的保守主义，而“英国正在准备证明，它并不像它的敌人和朋友都经常说的那样，正在没落下去”。[9]最新的统计调查同样也做出结论说，19世纪的最后30年是英国经济持续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10]
对于这一时期，甚至应比近代史上最近的各个阶段做出更多的历史设想，其任务就是要了解经济成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存在于一系列的波动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一个稳定的发展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有些部门，如英国的农业，受到了挫折；有些行业，如欧洲许多农民的手艺，实际上是被扼杀了。但是，这一阶段整个来说，是增产的阶段，每一个周期阶段涌现出来的财富累积，比过去增多了，而不是减少了。经济波动本身并不新鲜。新鲜的是波动的幅度和普遍性。对波动的原因所做的调查，比绝大多数的经济调查更加证明，它是一个无底洞。周期的成因以及组成这些周期的各种经济现象的相互关系，在许多方面，仍然是假设性的。如果说，主要波动的发生，是各类发明之间巨大摩擦的结果，是大规模生产、投资、货币与货品供应、需求变化和战争的结果，那只是老生常谈。但是，如果只是为了说明，从表面上看，一种经济不大可能在迅速不断地发生变化的条件下，按照正常的节奏行事，那么，说明一下也是值得的。重资本货物市场，和消费品市场的表现不同。譬如说，在19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萧条期间，英国纺织业生产，相对地说，下降不多，而钢铁生产则大幅度下降，达1/3之多。1885年到1886年间——这是许多工业倒霉的年头——英国肥皂制造业协会的成员是如此富裕，以至要劝说他们有必要去参加会议，是不容易的。反之，80年代末的复苏，却没有他们的份。他们的命运几乎完全和原料价格联系在一起。厄运的发生在国与国之间也不一样：80年代中期的危机在英国比在德国严重：1900年的一次危机又恰恰相反。
这些年间周期性的进展大致可以归纳如下：1870年到1873年间，欧洲是处在一次历时很久的物价、利润上升趋势的末尾。资本仍然流向铁路建设，工业仍然为了适应这些和那些需要而在发展。雇主、银行家和农场主都享受一份繁荣，《笨拙》杂志竟然能刊载英国矿工喝香槟酒的漫画。接着，从1873年6月起，欧洲市场崩溃了。此后，大约有1/4世纪，投资的收益低，价格水平也低。相反，劳工的实际工资，以及工资收入带来的生活水平，在这一通常被称为“大萧条”期间却上升了。在特别坏的年头，特别是在和资本货物出口有关的行业里，英国失业人数上升，但是，90%以上的工人的工资，在1874年至1900年间每年增长2%。所谓的“大萧条”是指某些商业的价格和利润下降，在以前价格上升时期内迅速发展的重工业，尤其严重。铁路钢轨的价格在1872年至1881年间，下跌了60%。重工业这种暂时的过度发展，再加上由于早先的投资因而谷物以及其他物资的大量涌来，这就造成了物价的普遍下跌。在这时刻，财富造成了困境。
美洲的新发展在1879年至1882年间带来了一些复苏。南非的黄金、巴拿马运河计划以及美洲和英帝国的发展，在1887年至1890年间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是，这种繁荣在一片破产、赖账和失望声中消失了。风暴的中心是那个在南美事务中陷得很深的巴林家族[11]的垮台。直到1896年，才能重新辨认出一次重新上升的动向。它的基础是欧洲、美洲和英帝国各地对钢轨新的需求，但现在对于电力、化学、石油、汽车和其他一些新兴工业，可以供给新的装备，这一新的刺激一直持续到1914年。
经济波动的原因可能是由来已久而且是不可思议的。但波动的影响并非如此。这个世纪第三个25年的普遍繁荣中出现的不受限制的竞争，对于19世纪80年代的商人来说，气氛确实是太振奋人心了。在每个国家中，他们不但在国家关税的保护下，而且在旨在限制他们通常称之为“你死我活的竞争”的协议保护下，设法躲过阵阵的寒风。这些协议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协议，目的在于保持一些企业的主权独立——这些企业都已自动参加了限制竞争的合同。还有一类，它们的目的是要创立一个更大的企业单位，办法是把现有的各种企业的同一性，纳入一个更大的企业的同一性中去。前一种办法名目繁多——卡特尔、辛迪加、普尔（联营）、康弗伦斯（联盟）、康特瓦（同业联盟），但是，这一办法通常总是预示着政策相似。卡特尔的成员要一致同意，不在低于某一价格的情况下出售他们的产品，而且他们也完全可能做出安排来瓜分市场，或按地理区域来瓜分，或根据份额制。这就可能最终产生一个中央销售机构。特别是在英国，这种安排有时是从那些历史悠久得多的同业公会中产生出来的，而这些同业公会所表现的一般善行，往往是笼统的，但又是虔诚的。现在需要的，是更具体、更切实的东西。譬如说，肥皂业多年来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公会。但直到19世纪90年代，它才开始公开地确定价格。然而，即使到这个时刻，这种违背英国自由贸易传统的做法，仍足以促使公会的秘书辞职。许多小商业本性难移，这就意味着限制竞争的协议所取得的平衡，总是不可靠的。一旦情况好转，协议就被撕毁。因此，这些协议对消费者利益的威胁是非常有限的。对限制贸易有强烈偏见的法律传统，也无法帮助想出这些办法的人，根据人们客气地称之为“联合的原则”行事。
因此，寻求稳定的英国工业，宁愿建立一种更有永久性的联合体。就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危机和19世纪末之间，一些非常庞大的联合体组成了，如1888年组成的联合制盐公司，它包括柴郡所有的生产者以及其他一些生产者。还有1891年成立的联合制碱公司，它包括了所有用勒布兰法的纯碱制造商。这两个联合体是其中最重要的。纺织业大规模的合并开始于90年代中期。1895年，生产缝纫用线的J.和P.科茨公司和它的4个最大的对手合并。使用苏尔维法制造纯碱的大化工企业布伦纳—蒙德公司，1895年后，就把它的竞争者吸收到它的系统中。接着就是棉布印染公司、约克郡羊毛精梳机公司、英国棉花和羊毛染色公司等等。至于实现联合的具体办法——一家公司直截了当地把其他公司购买过来，交换股票，或成立一个新的控股公司——与企业单位的规模持久地扩大这一事实相比，就不是那么重要了。有些联合是要发挥更大的效率，有的是要迅速获利，少数的则是直截了当地要搞垄断。一般来说，凡是把它们自身组织起来，遵循一贯的经营方针的，就取得了成功。
一般而论，德国对这方面的发展，比起英国来，是更为肥沃的土壤。巴伐利亚的一处法院，1873年做出了一项裁决，支持某家卡特尔的合法性；从此，卡特尔的数目激增。这些卡特尔再加上1879年的关税率，大大地保护了德国工业，使之不受1873年对它造成严重威胁的那种外国竞争的压迫。有三家大卡特尔掌握了对于这一发展阶段中的德国至关重要的产品：这就是为了制止生产过剩而在1879年成立的钾碱辛迪加，1879年以后成立的威斯特伐利亚各个煤炭卡特尔，以及70年代以后成立的各个钢铁卡特尔。德国的卡特尔大部分是80年代创始的，它们是逆境的产物，和英国的同业公会一样，在生意兴隆的时候，就不太牢靠。可是，在某些工业中——如化学工业——这种卡特尔证明确是产生更具永久性的集团的场所。它们在德国比较容易组成，因为许多企业都互有关联，它们的董事都是由银行指派的。德国工业是通过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渠道交织起来的，这些渠道触犯了古典经济学的全部教条，但是，德国人却把这些渠道看作完全正常的。
德英两国企业联合的倡导人，都是以美国作为他们的样板的，特别是“美孚石油联盟”。约翰·D.洛克菲勒在1872年至1881年间，把美国的大部分石油工业并入这个联盟。洛克菲勒在石油方面，卡内基和摩根在钢铁方面，哈里曼和希尔在铁路方面，都创立了大托拉斯。这些托拉斯达到了它们限制竞争的目的，非常有效，以致引起了一阵抗议的风暴。竭力反对托拉斯的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1894年写道：“一批为数不多的人物，正在取得一种权力，除了他们自己，谁也不得向人民提供现代生活和工业所熟知的几乎一切形式的火，从火柴到火车头和电力。”自由主义派的忧虑，一部分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但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考虑——唯恐美国正在创立的各种组织如此富有，以致能败坏全部政治并永远毁掉自由社会的基础。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就企图遏止这一运动；但是，1900年罗斯福上台后，就无所作为了。甚至罗福斯的审慎，也遭到杜利先生的讥讽。他说：“这些托拉斯是可怕的怪物——一方面，我要把它们踩在脚下，另一方面，又不要踩得那么紧。”
销售和利润方面的波动，导致了主要是“水平面式”的联合体，也就是说，出售同一种或类似产品的企业之间的联合。同时，技术又使人设想建立一种“垂直式”的联合体。到了19世纪70年代，米德尔斯布勒的博尔考·沃恩在西班牙和非洲拥有12处煤矿和矿藏，还有成队的汽轮，雇用了数达1万名的人员，而且，正从炼铁业转向制钢业。凡是要求生产顺利“流动”的工业，在任何地方，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努力取得原料的稳定供应。化工制造商购买盐田以取得碱的供应，陶器制造商从事采掘瓷土矿，肥皂制造商则经营植物油厂。
这两类扩展所需的资金来源，都要比合伙经营或凭家族关系所能弄到的资金来源大得多。1875年《泰晤士报》商业栏的标题，仍然是“股票、铁路和其他证券行情”。这里，“其他”是指几家电报公司，还有6家工业单位。到了1900年，这些证券还包括南非的矿山，14家大酒厂，7家钢铁公司，化工、纺织和伦敦的大百货商店以及联营的杂货铺。这样，贸易循环加上技术，形成了工业的规模。规模需要资本，资本需要保证，而保证需要合并。制造商们往往仍然是真诚信奉自由经济和个人主义的。但是，规模愈大则愈合算这一点，也不容忽视。这将是经常出现的怪事；竞争总是扼杀竞争。
从早先的阶段开始，德国的工业就已经表现出极权和“集体”的倾向，和英国那种微小地应付当前需要的办法大不一样。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创业者就是像阿克莱和卡特赖特[12]那样搞修修补补的人。在一个财富相当分散的国家里，取得资金的种种问题，深深地影响着工业组织。重工业方面的企业家们，一开始就不得不向银行求助，而银行在1870年后建立公司方面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合股银行不仅是个信贷组织，而且也是一个把德国变成一个工业国的政治经济机构。19世纪80年代里，贷给钢铁业的资金带有投机性。1894年至1900年间，埃森信贷银行把它的资本增加了两倍，为的是向周围的采矿和冶金业贷给资本。在70年代和80年代建立的许多银行，如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帝国银行，就是发挥这种作用的。这种形式的金融组织不鼓励最大限度的竞争，这种竞争被英国的经济学家和商人（至少在理论上）认为是一种经济体制健康的准则。银行指派的工业董事，能够左右这一工业的政策，有时甚至通过出售这些银行的证券，来左右这一工业的股票价格。这些银行本身同时也在经历不断的组合过程。这一制度为政府提供了相当范围的干预和控制。德国的经济学家，一般也不反对这一制度的某些含义。资本家之间的联系，从通过卡特尔在价格方面达成非正式的协议，到完全结成一体的康来恩，没有被看成是走上邪路，而被认为是经济发展走向垄断这种正常情况所造成的一个现象。这一制度有它存在的理由，因为它提供了更大程度的稳定性，免得利润和就业发生波动。
集体自助这一趋势，不仅影响了商品，而且也影响了劳务。如果说一个工业社会的性质，使得工联主义显得更有必要，那么，它也使得组织工会这件事，变得更为容易。一道在矿井或工厂里工作的人们，比起分散在小屋或小作坊里工作的人来，更会产生一种休戚与共感，而且要实现它。但是，工会的发展有两个条件。第一，舆论、政治权利和法律，必须赞许工人提出的关于组织起来并行使他们的权利的主张。第二，这一劳动大军，必须是由具有工资工人这一永久性身份意识的挣工资者所组成的一个稳定团体。在大多数国家中，缺少这两个条件中的一个，或者两者都不具备。在法国，对于劳工联合的限制，直到1884年才取消，1895年成立的劳动联合总会，在20世纪以前，一直没有做出任何努力，使该会直接行动的宗旨付诸实施。比利时从1866年开始，允许成立工会，但仍然惩处罢工者。在德国，工联主义在1868年至1875年间取得进展，但在俾斯麦1878年对“社会祸害”宣战以后，有一百多个工会被取缔。作为补偿，又投下了诱饵，对疾病、事故、丧失工作能力和老年实行保险，而从政治上来说，这一诱饵并不是没有获得成功。在美国，这一问题有所不同：工人中间存在着高度的流动性——社会方面和地理方面的流动性。如果一个人不能被擢升，他随时可以另谋出路。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有稳定的工会。在不祥的日子里，早年的那些理想主义的工会全垮了。即便是劳联，它在1900年也只有大约50万会员。英国劳工运动的成就，比起美国这种逡巡不前的开端来，就显得斐然可观了。1875年通过的迪斯累里法，消除了半个世纪以来在法律上的疑虑，使集体交涉以及它所引起的事件合法化。19世纪70年代就曾出现了活跃的行动，有1871年的所谓“繁荣罢工”和1873年、1875年举行的反对削减工资的罢工。工联主义受到1889年码头工人大罢工的鼓舞，于90年代迅猛发展，它深入到整个工业劳工中去，而不仅是几个行业的工人，并且把他们组织起来。到了1900年，工会会员人数超过了200万人。工会通过停工、罢工，使人们感到它的力量。1893年损失的工作日就达3000万个以上。有些大工会，如联合工程师协会，碰上了针锋相对的雇主组织，如工程界雇主联合会，它在1897年至1898年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因此，1900年的世界，已在各个方面并在不同程度上，逐渐地离开了自由竞争，走向集体的或国家的干预。即便说，自由竞争在某种意义上，一直是若干经济学家心目中的“天堂”（这些人的想法，就是完全的自由和竞争，但在政治家、官僚和商人的“人间”，也只有微弱的反映），1870年以来的变化，还是一个现实的变化。但是，设想事物的经济性质会发生更大变化的思想家，是否不止寥寥可数的几个，这是值得怀疑的。即使那些被人雇来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和写作的人，他们的头脑里也没有这种趋向。对大多数的人来说，经济问题是直接的东西，必须用经验主义的办法来对待。在英国，就在19世纪结束的时候，在南非发生的战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比经济上的预言重要得多。黄金正在流入银行，货币市场看来也比过去更有希望。在德国，贸易非常顺利。但缺少运煤车辆。美国是繁荣昌盛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对于经济问题想得少，对其他许多事情想得多。人类历史上最革命的世纪结束了，它的告终所激起的想法，大概没有比下述的想法更为深刻的了：“贸易从来没有这样昌盛，工资从来没有这样优厚，失业工人也从来没有这样少。”《泰晤士报》1899年12月30日就是这样写的。
（任家桢 译）
[1] 欧洲铁轨里数的增长如下：
年份 1860 1870 1880 1890 1900
公里 51900 104900 169000 224000 283500
[2] J.H.克拉芬：《19世纪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第279页。
[3] 科尔贝尔是法国17世纪的一个政府官员，重商主义者。——译者
[4] 沙赫特博士是德国20世纪的金融家。——译者
[5] A.J.P.泰勒；《德国历史进程）（伦敦，1954年），第126页。
[6] C.威尔逊：《尤尼莱佛史》（1954年）第1卷，第99页。（尤尼莱佛〔Unilver〕为“利弗联合公司”的音译。——译者）
[7] G.M.杨格：《一个时代的景象》（1949年）。
[8] 苏格兰著作家，主张在个体企业和自由贸易的基础上，取得物质上的进步。——译者
[9] J.H.克拉彭：《现代英国经济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38年版）第3卷，第23页。
[10] P.迪安：《19世纪下半叶国民收入的最新估计》，《经济史评论》第2辑，第9卷，第3期（1957年）。
[11] 英国银行业著名家族。——译者
[12] 英国织布机等的两个发明者。——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