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入华传教士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介绍

在来华耶稣会士对西方哲学的介绍中，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介绍。亚里士多德是希腊哲学的奠基性人物，也是对整个西方思想发展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他是一个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人，应和柏拉图一起被称为人类的导师，我们现在所讲的西方哲学的划分和产生都应当归于他。中世纪经院哲学最初的繁荣，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哲学界得到极其广泛的运用有关，而集中世纪经院哲学之大成的托马斯·阿奎那则正是通过注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发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而完成其哲学体系并确立其哲学地位的。

来华耶稣会士在宣扬经院哲学的过程中，“自然也夹杂了一些希腊思想成分在内”[112]。这种希腊思想的重要内容就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从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过程来看，“经院哲学家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作为外在的东西接受过来”[113]。这种“外在性”表现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一种以事物为其对象，均“高度明确、清晰的理智”[114]；另一方面，这种理智同时又是“思辨的概念”[115]。经院哲学在接受亚氏哲学时只接受了“思辨的概念”这一方面，这样，在经院哲学家们的研究中，“并没有健康的常识。健康的常识是不反对思辨的，但必定要反对没有基础的反思。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这种没有基础的反思的反面，正因为如此，它本身是很不同于这种抽象研究的”[116]。尽管这样，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作为人类认识之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还是以其抽象的形式发挥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它仍有其认识的价值，在以后的人类精神的发展中，“自我意识已经把那较神圣的、较高的教会原则汲取进自身之内了”[117]。

如果从中世纪哲学本身发展的过程来看，基督教的神学理论从以柏拉图的哲学为基础演进到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为基础，这本身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因为相对于柏拉图的哲学来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显然更具有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

如果从中西哲学的交流来看，尽管经过经院哲学改进后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与亚里士多德原本的思想有较大的差别，但它毕竟是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为基础的。尤其是对于中国哲学来说，它完全是异质的思想，正是这种异质性对中国哲学的传统思维造成了冲击，正是这种异质性才催生了中西哲学交流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进步的作用。文化交流史研究远胜于纯粹抽象的文化比较研究的意义正在于此。

因为纯粹抽象的文化比较研究完全忽略了文化双方相互接受的历史境遇，按照当代解释学大师伽达默的话叫作“历史的前见”。不从这种“历史的前见”出发，不从文化交流史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一般性地将苏格拉底与孔子比较，将黑格尔与朱熹比较，只有抽象的理论意义；用这种比较得出的理论去解释中西文化之异同，基本上只是纯粹理论上的比较研究。我们如果仅从各自文化单线性的发展来看，那么就不会理解为什么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会成为欧洲启蒙运动领袖手中的思想武器，这点我们在下面还要专门探讨。我们若不从具体的历史境遇出发，也不会理解为何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或者作为经院哲学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会成为明清间中国进步思想家们关注的问题。

无论是从意识形态出发，还是从抽象的文化比较理论出发，都无法解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发生的实际历史进程。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反思我们过去评价来华耶稣会士的那些理论，从那种纯粹抽象的比较研究中摆脱出来，在历史中发现真理。用新的理论来解释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所谓“误读现象”，在文化交流史中重新研究中西文化之异同，在历史的基础上展开文化比较的研究，这才是一条切实的道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耶稣会士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发挥的作用有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