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可·波罗游记》的思想文化意义
《马可·波罗游记》无疑是西方东方学中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它是中世纪西方对中国认识的顶峰,西方人在对中国的认识上翻过这座山峰是在四百年后。但它对西方的影响绝不能仅仅从一种知识论的角度来看,还要从西方本身的文化演进来看。因为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是在其文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在本质上,它是西方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是西方文化进展中的一个环节。
如果有了这个角度,我们必须使用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理论。比较文学的形象学是“对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异国形象的研究”[60]。而这种形象的确立并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冲动,它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言说,我们只有在一种言说者的母体文化的广阔背景中才能揭示出它所创造出的形象的真正原因,才能真正发现“他者”的形象如何是一种“社会整体想象物”[61]。
马可·波罗的时代正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前夜,而《马可·波罗游记》正是在文艺复兴中才大放异彩的。意大利是欧洲近代文化的长子,它所倡导的文艺复兴在本质上是对世界的发现和对人的发现。《马可·波罗游记》的传播和接受,它的影响史,正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整体想象物”。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说明这一点。
首先,《马可·波罗游记》拓宽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念。
在中世纪时,“意大利人已经摆脱了在欧洲其他地方阻碍发展的许多束缚,达到了高度的个人发展,并且受到了古代文化的熏陶,于是他们的思想就转向于外部世界的发现,并表达之于语言和形式中”[62]。当时关于东方的游记基本上都是意大利人所写的,马可·波罗这个威尼斯富商的契丹之行,一下子把西方人的眼光拉到了大陆的最东端,它遥远而又神秘。这样欧洲的时空就大大扩展了,大汗的宫廷,行在的湖水,扬州的石桥,都进入了他们的想象之中。欧洲以往那种地中海世界的观念就被突破,罗马再不是世界的中心。它“打碎了欧洲便是世界的神话,把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呈现在欧洲人面前,令他们无比惊奇,以至于不敢相信”[63]。在14世纪,“欧洲某些思想最活跃的人开始按这位威尼斯旅行家提供的知识塑造其世界观。早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从前以欧洲和地中海为界的视域展宽了,包容了世界上大片新的地区。1375年的加泰罗尼亚世界地图就是马可·波罗的地理学的一个体现,它摆脱了中世纪地图学的幻象,构成了欧洲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里程碑”[64]。
其次,《马可·波罗游记》激发了欧洲的世俗观念。
文艺复兴造就了意大利人新的性格,“这种性格的根本缺陷同时也就是构成它伟大的一种条件,那就是极端个人主义”[65]。对世俗生活的渴望,对财富的迷恋,对爱情的追求,这些大部分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而《马可·波罗游记》满足了意大利人所有的这些冲动,大汗有数不尽的金银财宝,契丹的每座城市都远比威尼斯富饶。东方的女人美丽动人,奇异的风俗可以使你在契丹永远享受欢乐。
《马可·波罗游记》成为一种意大利所梦幻的新生活的象征,成为一切世俗追求的理想王国。
最后,《马可·波罗游记》催生了近代的地理大发现。
全球化的序幕开启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第一个驾着三桅帆船驶向大西洋的也是一位意大利人——哥伦布。而这位意大利的水师提督正是《马可·波罗游记》最热心的读者,直到今天,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市的哥伦布图书馆还存放着他当年所读过的《马可·波罗游记》。其实,当时迷恋着契丹的绝不仅仅是哥伦布,意大利的地理学家托斯加内里(Paolo dal Pozzo Toscanelli)也是一位着迷于契丹的人。他自己画了一张海图,认为从里斯本出发越过2550海里就可以到达刺桐港。
他在给哥伦布的信中详细描绘了富饶的契丹:
哥伦布在漫漫的航海途中面对重重困难,但他坚信托斯加内里的判断,《马可·波罗游记》也成为他战胜全部苦难的动力。当大西洋上的海风把他的船队吹到美洲的小岛时,他还认为自己发现的是契丹,他要“去京赛城,把陛下的亲笔信件交给大可汗,向他索取回信带给国王陛下”[68]。
契丹的财富不仅吸引着哥伦布,而且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五世也渴望着遥远的财富。他和哥伦布签了一个协议:国王授予哥伦布贵族头衔,任命哥伦布为所有他发现的地方的元帅,并可以祖祖辈辈地继承,他还拥有所有他发现的地方的所有财富的1/10,并一律免税,他甚至可以向他发现的地区的所有船只征收1/8的税。两个人都把希望寄托在遥远的东方,似乎哥伦布一到达那里就可以腰缠万贯,富比万家。哥伦布对契丹的向往使他和渴望契丹财富的西班牙国王一拍即合。带着西班牙国王写的致大汗书,带着《马可·波罗游记》给他的梦想,他将出航去寻找契丹,寻找那香料堆积如山、帆船遮天蔽日的刺桐港。
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的船队终于见到了陆地,这就是巴哈马群岛。在岛上他们见到了印第安人,这些人还处在原始社会的后期新石器时代,男女老少都一丝不挂。哥伦布认为这可能是亚洲的边缘地区,称它为大印度地区。10月28日,他们发现了古巴,惊奇地看到了男女老少都在抽烟,很舒服。西班牙人很快学会了这个习惯,并把它传向全世界。哥伦布认为古巴这个穷地方一定是契丹最荒凉的地方,契丹绝不是这样。他认为自己一定会发现马可·波罗所说的那香料堆积如山的刺桐港。1493年3月15日,哥伦布返回出发地西班牙港口帕洛斯。哥伦布向人们宣称,他已经找到了契丹。对欧洲来说,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一时,哥伦布名扬天下。
实际上,哥伦布至死仍坚信他所发现的国家就是亚洲的东海岸,就是契丹。“这种信念在哥伦布死后二十余年仍未销声匿迹。”[69]甚至在之后一个世纪中,仍有西方的航海家们不死心,如英国的许多探险家,他们仍然将契丹作为寻找的目标。《马可·波罗游记》对西方人的影响真是太大了。正如《英国十六世纪航海史》一书所说:“探寻契丹的确是冒险家这首长诗的主旨;是数百年航行业的意志、灵魂。”[70]
1605年耶稣会士鄂本笃第一次证实了“契丹”就是“中国”。他死后的墓志铭是“探寻契丹却发现了天堂”。哥伦布则是“寻找契丹却发现了美洲”,实际上也是发现了新世界。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