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资料说明
在进行一项学术研究之前，确定恰当的研究方法与收集可靠的资料是必要的。本书从多个视角对“国家构建”进行研究，吸收多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史料档案、政府文件、地方报纸和公开宣传品的收集和解读，同时通过实地访谈、调研获取研究资料。
一、研究方法
研究“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这一课题首先涉及方法论层面的问题，面对这样一个关于政治发展时空交叠性的课题，必须采用历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历史政治学分析法是按照事物的发展过程，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研究政治现象变迁的一种研究方法。任何政治现象的产生、发展都有其历史根源和发展规律。因此，要研究政治现象并从中发现规律，就必须历史地考察政治现象，从而解释、揭示政治现象的发展规律并预测其未来走向。首先，要将政治现象放到相应的历史环境中考察和分析。即研究政治现象背后的历史背景，从中找出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原因。其次，从历史的因果联系中找出政治现象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横向上分析政治现象与特定历史条件下其他社会因素的因果联系；二是纵向上分析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政治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最后，从新的历史高度出发，再认识政治现象。每一政治现象的产生都是时代的产物，而时代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不能仅仅拘泥于过去的历史而忽视了现在或将来的时代发展情况。
杨雪冬指出了重新认识中国政治发展需要在方法论层面有所改进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理解中国政治的时空交叠性，笔者完全认同这一观点。由于对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百年史的研究是一种后验地重建历史存在的“构思过程”，因而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的学术思维习惯和哲学素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迄今为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范式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以17世纪以来形成的近代经典物理学的哲学思维为前提。这一前提的核心是事物应该具有确定性、实在性和定域性。举个例子，我们可以测出物体的速度和位置，这是它的确定性；事物的存在不依赖于观察者，并按照自然之道运转，这是它的实在性或客观性；定域性说的是两个互相远离的地点或事物不可能产生瞬时的超距离作用。因此，在对中国现代国家研究的知识谱系中，不少学者以线性发展的模式套用中国现代国家的演变过程是可以理解的。[77]
与经典物理学不同的是，随着量子力学的诞生和概率论在科学研究中的广泛运用，或然的因果决定论和选择论成为当代科学研究重要的思维方式，科学研究更为注重事物发展的或然性、多元性、相对性和模糊性，强调共时态的结构性分析。在量子微观世界里，非确定性、主观性和瞬时超距作用是其主要特征。海德堡提出的不确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是量子力学诞生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一原理认为，在量子世界中不可能同时知道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它的速度，如果试图知道粒子的确切位置，便会丧失测量其速度的能力，反之亦然。粒子位置具有不确定性，表明微观世界的粒子行为与宏观物质很不一样。不确定性来自两个因素：其一，测量行为将会不可避免地扰乱那个事物，从而改变其状态；其二，量子世界不是具体的，粒子的状态基于概率。这种不确定性原理鼓励着我们始终接受着其他可能性，这样或可以将之提升到独造性的高度。从根本上讲，要经由概率的规律而不是“普遍规律”或“普世价值”，才能理解量子理论在看待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的意义。[78]
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及其与自然世界关系的一大科学体系，当量子理论投射到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便产生了“量子社会科学”（quantum social science）[79]，通过量子力学理论中使用的正式模型和概念，研究社会科学的广泛领域中的问题。量子力学理论与社会科学的“互补”应用，将会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哲学、心理学、经济学、金融学、决策学、人类学、行为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学科领域中的复杂问题。当代社会科学研究表明，社会现象存在人类想象不到的、内在的不确定性；社会现象不是独立的，而是与人类的认知、意识交织在一起的；人类参与到社会现象之中，而非仅仅是观察者，其中存在多种不可观测到的微观因素。这说明，人类需要确立以概率因果性、不确定性、非定域性等为核心表征的思维方式，而不是一种确定性的、固定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这些观点为人类运用量子力学理论深入探讨复杂的社会现象、寻求社会现象的内在规律提供了新的概念和基础。例如，美国政治学家亚历山大·温特在《量子意识与社会科学》一书中提出了“波函数”（wave function），指出人类社会现象的波动性、周期性、跃迁性、态叠加性、纠缠性等量子特性。[80]
在研究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历史的过程中，政治学者的历史分析素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过去，由于受经典物理学的影响，纯然的因果决定论在科学认识中占主导地位，一些政治学者把线性历史观机械地套用在不同国家复杂的国家形态演变过程上。20世纪20年代以来，由于量子力学的诞生和概率论在科学研究中的广泛运用，或然的因果决定论和选择论成为科学领域最重要的思维方式，强调共时态的结构性分析。20世纪60年代，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对政治历史的研究更加注重发展的或然性、多元性、相对性和模糊性。
中国的国家构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且具有多层次、多维度等特征。在过去的研究中，一些政治学者将政治问题从历史现象中分离出来，然后在经院式中对这些问题进行非历史的、静态的分析。这种方法在面对“中国国家构建”这样一个与历史、文化、地理相关联的范畴进行研究时，显然是无力的。
在国家构建过程中，中国与作为现代化和市场化序列中的先行者的西方国家所遇到的时序是有明显差别的。在西方现代国家构建中，现代化和市场化产生的问题基本上是依次出现的，是历时性的。但是，中国在现代国家构建历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较多时序错位，是共时性的，往往众多问题同时迸发。此外，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就是从模仿开始的。为此，本书将运用历史的、动态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以期展现一幅细致而动态的政治发展图景，为读者提供更开放的阅读空间，而不是采取以先验为主的简单化的静态分析方法。特别是对本书中现代国家构建的分析单位——县这个层次来说，动态描述的作用更加明显，能够展现各种力量的互动关系，为揭示政治发展提供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
结构功能主义是现代社会科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流派。它把社会看作具有一定结构的整体系统，由各个子系统和具体部分以一定的方式组成，每个子系统和部分都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这些功能的发挥使社会整体得以存续。
阿尔蒙德在吸收了相关社会学者关于已有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将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运用到政治学领域，开创了政治学中的结构功能分析。他在《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一书中首次将结构功能研究方法运用于政治学，形成了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法。[81]
阿尔蒙德将政治结构分为体系、过程和政策三个层面：体系结构是维持或改变政治结构的组织和机构，特别是执行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和政治交流功能的组织和机构；过程结构是包括执行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等功能的组织和机构；政策结构是承担外交、国防、税收、教育或福利等政策制定、执行功能的组织和机构。
结构是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每一个政治组织都是一个具有明显政治目的的结构，选民、政府、政党、官僚机构、立法机构、利益集团都属于结构。结构是角色的组合，它由各种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角色组成，描述一个政治结构也就是说明各种角色之间的联系。
政党是由领导人、积极分子和普通成员等角色组成的更为复杂的政治结构。在中国现代国家政治系统的体系、过程和政策三个层面，都能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党不但在实施政治社会化、政治交流、利益表达和综合、精英甄补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对政策制定、执行及反馈等环节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具体而言，政党通过政治社会化，将政治态度、政治价值、政治技能传授给大众；政党促进了政治共同体的政治认知；政党通过实施政治交流（也称“政治沟通”），以一定方式向精英和民众发送信息，影响政治的沟通过程。在互联网信息时代，政治统治就是一种包括信息和情报的收集、储藏和传播在内的庞大的沟通过程。
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法在政治学中的运用主要是通过剖析政治结构和政治功能揭示政治运转的规律性，其任务是解释某种政治现象、政治行为模式和政治系统的特定功能。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法认为，整体由各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所构成，各部分之间及各部分对整体产生影响和作用，重要之处在于其中的动态平衡。结构与功能是密切相关的，任何结构都有其特定的功能。政治结构的不同会导致政治功能在利益表达、利益整合、政治沟通、法规制定、法规执行等方面的不同。因此，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法能够对政治现象进行综合、系统的认识。
在现代国家构建中，国家政权结构是一种最高的权力结构，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之间的权力关系，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政党结构、公民政治文化结构等。只有通过研究以上各种政治组织、政治设施之间的关系，才能系统地认识国家构建问题。中国国家构建是在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的互动下推进的。外部结构因素包括县与各个层次上级的关系、县之间的关系以及全球性变动产生的影响。内部结构因素指的是源于县内部的力量，包括本地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程度，领导人和官员的素质、能力、行为等。外部因素所起的作用是提供基本的制度框架和发展方向，内部因素则决定中国国家构建的具体路径和表现形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产生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过程中，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表征为党的领导。对这个国家结构，我们需要从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入手，将结构功能主义与历史分析法相结合，逐一考察并作综合联系的分析，以探明中国国家构建的过程。
政党对国家、政府、社会等领导格局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逐步扩散到国家政权建设，渗透到财经体系、行政体系、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乡村社会领域。透过历史演进的轨迹可以看到，党的领导与国家建设和发展并不构成冲突。例如，实行党小组领导体制可以打破部门间的壁垒，推动国家政策在地方得到更好的执行。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壮大，社会组织越来越多元化，党的领导对实现中国现代国家的平稳建设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但是，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法也存在一些缺陷。这是一种简约主义的方法，将政治活动简化为结构和功能的相互关系，而国家构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政治过程，这种方法对解释政党与现代国家互动的演进脉络、形态、嵌入逻辑等政治过程显然作用有限。此外，国家构建是一个变迁过程，而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法过分强调静态分析，缺乏对社会变革的解释力，再加上其擅长宏观性解释，因此本书还采用了个案研究法和微观研究方法来修补其不足。
个案研究（case study），是对客观世界的某个具有典型性特征的事件进行实际描述和理论分析的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其研究重点在于集中考察特定国家或主题的各种因素之间的互动、演化及其衍生出的特定场景，并在此基础上展开理论推论。[82]
个案研究经常用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在政治学研究的各种方法中，其实最早使用的就是个案研究法，但专论个案研究法的文献并不多，且散见于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如利普哈特的《比较政治学与比较方法》。[83]
一般而言，个案研究分为三类，即纯描述性专题研究、内部比较个案研究、带有比较意识个案研究。个案研究必须回答下述问题：发生了什么？如何发生的？是否某些特性尚不能用现有理论加以解释？能否总结概括出新的理论？个案研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寻求解答上述问题的过程，需要采取以下工作步骤：确定有意义的个案；深描个案的来龙去脉；分析个案中的各要素；归纳出结论以支持、发展或否定现有理论，并检验其普遍性。[84]
个案研究法是对典型个案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收集个案素材，描述其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分析个案中的各要素，从中推出结论。在政治学研究中，个案研究的对象不是随机抽样取得，而是根据研究需要选定某一特定研究对象，通过深描的方式对政治学知识体系作出解释并预测政治发展。如前所述，现代国家构建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挑战的政治活动，用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法有其局限性，而通过个案研究方法，确立东南沿海的晋江县级市作为案例点进行实证调研，显然有可能深化我们对新情况和新问题的认识，以解释发展规律并实现理论创新。
事实上，大多数理论都来源于个案研究。个案研究可以加强或削弱对受检验理论的信心，也可以补充或完善现有理论。在现代国家研究中，通过对个案各种环境因素的研究，可找出现有现代国家理论不能解释的偏常现象，可比较和深刻理解中国的治理之道，以理解中国政治发展具有独特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构建本土化的理论和概念。
在西方政治科学诸多研究范式中，最古老也最富生命力的是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甚至可以说，在政治科学诞生之前，政治学讨论的大都是政治制度问题。
制度分析法实际上是一种系统的说法，与其把制度分析看作一种分析工具，不如将它看成一种政治理论研究的独特视角。制度分析法触及政治学中一系列关键的理论和经验问题。旧制度主义过多注意静态制度层面的政治机构和法律条文，不太关注实际的政治过程究竟如何运行，忽视了对政治活动的主体——人的心理、动机的研究，因而被后人视为一种形式主义的研究。同时，旧制度主义以规范分析为主，忽视了实证经验层面，从而妨碍了政治学的科学化。新制度主义在理论的严谨性、逻辑的一致性方面作了努力，并大量借鉴其他学科的概念、术语、理论，强调政治制度具有相对自主的特征，重视制度安排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主张政治制度引导政治行为。制度分析法已被广泛运用到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中。与其他政治研究方法相比，制度分析法具有明显的优点。有的学者把制度主义在当代政治学中的发展概括为一场“范式革命”，显示出制度分析法成为剖析现代社会政治问题的有力工具。
旧制度主义分析的一些元概念，比如国家、政体、民主、正义等，是政治学的“根本性议程”，也是国家建设要解决的“重大议程”。从现代国家构建的角度重新回顾这些政治理论，突破静态的概念本身，看背后的历史情境与知识来源，可以让我们观察早发国家面临重大政治议程时所进行的探索，对后发国家在进行道路选择和政体设计上具有启发意义。
20世纪60年代开始，新制度分析法出现，并成为新制度主义政治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制度主义者关注的焦点是制度自身的流变及其比较，重点分析制度的内在结构和网络联结，制度的产生和演变，以及制度与制度之间的比较、评估、移植和修补。三种新制度主义即历史制度主义、比较理性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在国家理论上的观点各不相同：历史制度主义在分析国家问题时假定制度在各个社会集团间对权力的分配是不平等的；比较理性制度主义从更功利或者说理性的角度分析国家；社会学制度主义把文化放到影响国家发展的重要位置。[85]
现代国家构建是现代性在全球普及的必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任何国家的构建都是在全球框架内进行的。这意味着国家构建存在着普遍性的规律和基本的制度要素，这些“现代性”制度是许多非西方国家在制度建设上必然要模仿和学习的。另一方面，国家构建也具有本土性特征，存在制度表现形式的差异。特别是中国1978年后的分权和市场化，不仅复苏了县作为一级利益主体的自我意识，而且为各地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提供了空间和激励。县成为经济发展、制度创新的重要单位。本书将运用制度分析法研究转型时期国家的制度变迁，同时分析经调查所收集到的地方制度变化的丰富资料。
二、关于资料的说明
要理解晋江历史发展的全貌，就需要掌握一个世纪以来晋江地方社会与经济发展历史状况的资料。这类史料有：晋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晋江市志（上、下）》《晋江年鉴（1996-2015）》（共二十大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晋江县（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写的《晋江文史资料》（内部发行）；中共晋江县委组织部等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福建省晋江县组织史资料（1927年1月—1987年12月）》；中共晋江市委党史研究室、晋江市档案局编写的《中共晋江县地方史大事记（1919年5月—1992年4月）》；中共晋江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晋江市地方史大事记（1992年3月—2002年4月）》《中共晋江地方史专题汇编》；宋桂选主编的《县（市）施政录·晋江卷》等。
晋江市档案馆保管着本级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档案资料90809卷（册），馆藏量居全省市（县）级馆前列，是省一级档案馆。其中，民国档案有11316卷。笔者查阅并整理了晋江市档案馆所藏的1930-2000年官方与民间部分档案目录。中共晋江市委党史研究室、晋江市档案馆（局）在2000年至2005年内部自行编印了一套《晋江重要文献选编》，目前已经编到第四辑，收录了1949年至1966年期间晋江地委、中共晋江县委、晋江县政府、人大、政协以及人民武装部的重要文件资料，许多内容都是第一次公开，为我们了解1949年至1966年的地方国家政权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
政府的正式文字材料包括各种政策法规、文件、考核、通知、总结、工作报告、统计资料等。笔者详细收集了1978年以来晋江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法规，从第一份简单的政策文件到目前较完备的政策法规体系，是经过四十多年不断发展的，而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凝聚了晋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重要内容，反映了政府成长的历程。其他正式文字材料也清楚记载了每一年度政府执行情况（如简报、总结）、各种问题分析（如内参、通知、报告等）、重要的历史事件以及政府管理体制的形成过程（如批文等）。统计资料包括年鉴和各科局的相关统计报表等。
地方报纸有中共晋江市委的机关报《晋江经济报》、晋江侨联主办的《晋江侨乡报》等，这些报纸的许多内容都涉及晋江地方政府的活动情况。
近些年来，晋江地方政府印行了各类宣传品。这些公开的宣传品包括中共晋江市委宣传部编的《解放思想、加快发展、努力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国晋江》，晋江市地方税务局编的“效能建设系列丛书”，中共泉州市委办公室编写的《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加快经济发展步伐》，中共晋江市委组织编写的《学习邓小平理论心得体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读本》《坚持科学发展观创造和谐新晋江》《习近平的“晋江经验”》，中共晋江市委办公室主编的《解放思想大家谈》，以及各种各样的小册子、小型报告、时事通讯、纪念册、会议公告等带有纪念性、临时性的宣传品。
早在1997年，笔者就开始赴晋江收集资料，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调查笔记，包括访谈资料、记录、观察心得、会议记录、专项调查和个案调查资料等。笔者曾设计过一份以地方政治精英（县市和乡镇两级政府部门的官员）为对象的结构性访谈提纲。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晋江社会四十多年间发生剧烈变迁的决策者和参与者，提供了大量的可供理解地方国家构建发展与变化的重要信息。笔者共访谈过二十多名不同身份的政治精英，整理了十多万字的个案材料。本书中引用了其中部分材料，以作为分析的依据。对笔者来讲，在上述资料中，调查笔记是最有价值的一部分，是投入较多精力取得的，主要是从政府机关的正式场合、个人互动的非正式的交谊场所甚或是从不经意间观察到的情况或现象中得来的。
其他资料包括机关办公制度手册、责任状、岗位责任目标考核表、县（市）政府及有关科局的大事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