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分析单位与地方国家研究视角的提出
一、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分析单位：以县为中观分析单位
在研究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时，可以从三个层面切入：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但是，从宏观或微观层面切入，在研究中往往会陷入两难境地。从宏观层面（国家）研究中国的国家构建，存在的问题包括：其一，从这一层面检视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常受到材料、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往往容易流于静态的法理性分析和描述，结果使研究要么存在于理想状态下，要么只是政治哲学的价值判断，不能展示中国国家构建的真实生态，并缺乏实证的个案分析。其二，容易套用某些“官语”。“官语”是指来自传递、贯彻国家各项政策的行政系统的政治话语和政治文本。如果在国家构建的研究话语中使用这类政策性话语，就会陷入注经式的研究路数，或满足于重复某些先入为主的定论。
从微观层面（村庄）研究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则会面临如下问题：由于乡村属于非正式制度范畴，连起码的国家机构规模也没有，因此不能直接以此观察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学者们在研究中常常把视野从对村庄的微观研究中拉出来，采取在乡级与县级的空间视野中展开论述的方法。这样的做法很难将国家构建与村庄叙事有效衔接，使得研究中的对象交织和转换比较零乱。[58]
为此，以县这个中观层面作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分析单位，能有效地因应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理论与现实课题的需要。
首先，从历史上看，县在中国一直是最稳定、变动最小的次省级行政单位。自秦统一中国，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后，县成为中国的基层政权组织与区域。经历两千多年的帝国—官僚—集权体制，虽发生多次王朝战争与外来国家力量的破坏，县的基本政治区划与名称虽有些许演变，但其行政地位异常稳固，几无变化，展现出异乎寻常的稳定性。当前，在全国两千多个县级行政单位中，仍有一些县与秦汉时期同名。县作为基层最完备的国家体制一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是整个制度稳定存在的基础构件。长久以来，中国沿袭“皇权止于县”的传统，地方实行乡绅自治。因此，县是中国国家政权体系中最完备的基层单位。两千多年来，县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治理单位。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县拥有一定的人口和地理规模，具有完整的政治行政功能，可以较好地反映国家行为的一致性和制度的整体性；县在国家统治层级上介于中央和基层之间，直接面对基层社会，又关乎国家统治与管理的形象，因此有“郡县治，天下安”之说。
其次，在国家构建框架中，县是最全面的微观单位。县的人口和地域规模决定了职能的完善和行为的制度化，使其有足够的条件发挥地方国家的作用。县处于国家与社会的交接面上，与微观社会组织的联系更直接。可以说，县在整个政治体制中扮演着承上启下的角色，不仅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整个体制的运行和变迁，而且能够较集中地体现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国家是由多层次的组织实体构成的，在县这个层次，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的三个基本要素——领土、人民与权力。因此，透过县这一层次可以清晰地考察1901年以来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演变、组织建设和职能转变。[59]
最后，近代以来，随着地方自治观念和制度的引入，县在整个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开始得到各方面的重视，被视为现代政治的基础。1978年后的分权和市场化不仅复苏了县作为一级利益主体的自我意识，而且为各县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提供了空间和激励，使得县成为制度创新的重要单位。对此，经济学、政治学、公共行政学领域的学者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县域经济功能和作用一直是应用经济学领域所重点关注的，县被视为一个活跃的经济主体，特别是在资源的整合与组织层面。[60]公共行政学关注县一级的行政结构与运行机制。[61]政治学者则对县的功能与角色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内容涉及市场、分税制改革、政府角色、政治发展与法制以及以县作为“政治试验场”的具体改革方案。例如，徐勇提出“强县扩权”[62]；于建嵘、蔡永飞提出按地方自治的原则建立县域政治，并按照分权原则建立县域司法制衡体制；[63]吴国光、郑永年、蔡霞、储建国、贺东航提出，国家政治改革要从县政改革开始。[64]
二、地方国家研究视角的提出
在建立一个宏观的分析框架和多学科的研究视角的基础上，县域政治研究成绩显著，但总体上仍然承袭县政改革的研究思路，面临许多研究困境。[65]
当前，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呈两极分化的局面：一方面是研究宏观的政策与制度，另一方面是研究农村、工厂、居委会、学校等低层次的微观单位。然而，这两个层次的研究都面临一定的困境。在微观领域，从20世纪90年代起，关注农村的地方性知识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一些政治学者在这一领域开辟研究阵地。但是，在农村发生的一些现象并非政治学者所擅长的。为了更好地解释和分析乡村社会，政治学者不得不援借人类学、社会学和地方社会经济史的学术资源。[66]就农村研究领域而言，政治学本体的学术原理，如政治关系、政治行为、政党政治、政治体系、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没有派上用场。同时，由于乡村属于“非正式制度”范畴，历来擅长“正式制度”研究的政治学者难以发挥优势，也难有施展空间。此外，长期的宏观研究过多侧重于理论的演绎，且受西方话语的影响，大多侧重于用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的现象，并没有中国研究的自身话语。[67]
正是基于此，本书提出政治学研究的中观层次——地方国家研究视角，在研究视野上真正扩展县级研究的领域，虽仍以县作为研究对象，但更重视地方性研究，将地方史研究纳入研究的范围，从而实现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结合；在研究方法上，运用国家构建理论，将县视为地方国家，从而实现对县域进行国家能力研究、地方国家—社会关系研究、地方国家的合法性研究，并为县域自治研究提供了更富基础性的政治学理论支持。换言之，本书力图在县域研究中挖掘国家的因素，整合县域经济、县域社会与县域政治研究，这超出了基于传统县域政治的研究视野，也会尝试将宏观与微观研究进行整合。
本书选取地方国家的研究视角也得益于多位学者的理论启示。杨雪冬在《市场发育、社会生长和公共权力构建——以县为微观分析单位》中最早提出“地方国家”的概念，但并未作深入系统研究；[68]徐勇提出“接点政治”的概念；[69]公共管理学者对县域治理展开研究；[70]人类学学者也试图从微观层面透视国家的存在，如王铭铭在对福建南部溪村社区历史的叙述与分析中，揭示了“社区文化的记忆”与“国家发明历史”的复杂权力结构关系。[71]他们的研究成果给笔者提供了区域性研究的地方国家研究视角。[72]另外，从实践层面来看，由于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实施“放权让利”战略，县作为一级利益主体的自我意识得以复苏并有了独立的行为模式，使得学界也有了新的学术“生长点”。
从时间上说，1949-1978年，中央国家没有从制度上承认地方各级政府的利益主体地位，此时的地方各级政府只不过是在替中央政府执行更多的职能罢了，因此笔者将这一时期的地方政府称为“地方层级”。1978年以来，随着国家的有意识放权和市场的发展，地方政府作为利益主体的地位逐渐在制度上被明确下来：第一，在自我利益诉求的制度保障上，后者得到了明确的制度确认。第二，在行为角色和行为意识上，后者越来越带有能动者的色彩。第三，在行为上，地方各级政府越来越具有能动性和相对独立性，各地政府的行为特征与差异也更为明显。
地方在推动治理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完善政府结构，改变政府管理模式，提高政府效能。具体而言，在横向上，强调立法、司法和执行部门的权力平衡与制约；在纵向上，强调合理划分事权与财权，在政府部门内部强调科层制的结构合理性。第二，行政效能提高与公开性。具体而言，实行窗口办公，即设立统一办事窗口，集中办公，统一收件、咨询、发证，将受理与审办分离，改分散办理为集中办理，变暗箱操作为公开办事，在权力机制上增强了地方自主性。从乡镇长公推公选、妇代会直接选举、行政审批权改革、建立社会矛盾调解中心到政务公开等创新，都反映了地方国家为适应变化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现实而作出的治理努力。
基于这一研究视角，本书还将分析地方国家与中央国家、地方社会与全球体系的关系，这四个分析单元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地方国家的政策制定与实现，事实上取决于这个关系网络之中各种社会、政治及经济利益的协调努力与表现。如果地方国家想扮演一个关键和主动的角色，它必须在这一关系网络之中超越其领域界限的格局，将所有参与的组织与利益尽可能联结起来，强化它们合作与协调的运作机制，以便提高地方治理的质量。
借助地方国家这一分析框架，还可以通过区域空间的展开为地方政治结构及其变迁的研究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政治运作时空，并使得历时性的变迁研究所需要考虑的行动者能够悉数进场，笔者由此能够较好地表达地方政治的生态结构，清晰地认识到政治变迁的地方性逻辑。地方国家研究视角的建立有助于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援借，可以提升政治学者对于中国地方政治研究的想象力，丰富我们的表达语汇，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并带动政治学研究者走向政治学实证研究，以第一手资料为素材，表述当代中国地方政治的现实。
三、关于个案县的说明
晋江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东濒台湾海峡，西接南安市，南与金门隔海相望，北邻泉州市。这个看似普通的沿海县级市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民营经济成就，同时也促成国家、市场与社会的良性互构。如何理解“晋江经验”？从这一县域如何看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与成长？在对这个个案进行深入挖掘前，有必要对其基本的地理、行政与经济环境以及历史特征、发展现状进行简要说明。
晋江的陆域面积为649平方公里，海域面积为957平方公里，海岸线长121公里。它三面临海，港湾众多，岛礁多而紧靠大陆，滩涂面积大，浅海水域广阔。晋江地质上属“闽东滨海加里东隆起带”的构造，主要地貌有台地、平原和丘陵三种类型。其中，台地占陆域面积57.50%，平原占陆域面积35.60%，丘陵占陆域面积6.90%。域内最大的农业耕作区是位于东北部的晋东平原，面积约58平方公里。全市地势略呈阶梯状，具有西北向东南海滨倾斜的趋势。
晋江历史上有过频繁的移民迁入，规模最大的三次发生在西晋末年、唐末和两宋之交。除上述三次大规模迁入外，尚有由于经商贸易、为官作宦、传教播道、打工谋生等原因迁入晋江的移民。尤其是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发达，贸易兴盛，一些外国、外地商贾来泉州经商，很多即在泉州、晋江长期定居。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民营企业发展迅猛，吸引了全国各地到晋江务工的外来人口。连续多年经济实力居福建县域第一的晋江，容纳了100多万外来人口。在外来人口最密集的陈埭镇，本镇人口约7.6万人，而外来人口超过30万人。[73]
历史上，晋江的行政区划有过多次变迁。自唐开元八年（720）设县始至清朝，晋江一直为泉州州府衙门驻地。1951年，划晋江县城关，成立泉州市，晋江县政府迁至青阳镇。因此，本书有时会用“晋泉”来表示“晋江”。1949-1985年，晋江属晋江专区管辖，晋江专区辖晋江、惠安、永春、德化、安溪和泉州市。1986年年初，晋江专区行署被撤销，晋江被划归泉州地级市管辖。1988年，原归属晋江县的石狮、蚶江、永宁和祥芝四个乡（镇）从晋江析出，独立为石狮市。1992年3月6日，晋江正式撤县设市（本书关于晋江的论述亦伴随之而有具体变化）。
晋江濒海靠山、航运条件便利、耕地稀缺等特殊的环境条件赋予该地区的人以特殊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最初只是作为一种经济手段影响外部环境，后来逐渐形成一种区别于其他区域的地方传统。
首先是海洋型商工文化。长期以来，晋泉地区“人稠地狭”矛盾严重，晋泉人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利用浩瀚的大海寻找新的生存之路，利用沿海条件发展海外贸易，海洋型商工文化传统由此形成。环境的挑战与晋民的应战推动着晋泉地区“逐末”社会环境的形成，也推动着晋泉“逐末”地方传统——商工文化的形成。以晋江人为主体的古泉州人就是在这样一个挑战—应战环境中生成了自己独特的海洋型商工文化，塑造了这一区域人群精明能干的经商素质和开阔的视野。现实是历史的延伸，1978年改革开放后，昔日晋泉人的历史潜能得以充分释放与发挥。
其次是较为完整的家族传统。晋泉地区是家族制度保留得较为完整的区域之一，这一点已为不少研究者所注意到。[74]在社会生活中，晋江人具有强烈的族源意识，形成以家族公有制、祠堂和族庙为中心的家庭祭祀形态和以家族族亲为网络的社会交换关系，这使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家族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晋江民间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很容易从家族制度的复兴角度理解晋江民营企业的勃起，而两者在时间上的重合大大增强了这种思考的合理性。
最后是侨乡社会结构。晋江地方社会结构有一个重要的特征——侨，这使得晋江有别于一般地域。源远流长的海外移民在其祖籍地晋江形成规模极大的归侨、侨眷群体。晋江人大量出洋是在清代，曾出现几次向外移民的高潮。“清初战争日烦之时，兄南弟北……奔走吕宋外夷。”[7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有大量的归侨、侨眷陆续以出国探亲、就业等多种方式客居境外。就分布状况而言，海外晋江人绝大多数集中于东南亚各国，这是晋江近代海外移民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其中，以菲律宾为最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次之。晋江县侨务办公室198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四国共有晋江华侨、华人86.5万，集中了总数的90%以上。[76]他们在改革开放之初为晋江的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
截至2015年，晋江由13个乡镇、6个街道构成，各乡镇在经济上都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优势。
城区青阳镇位于市境北部，辖13个居委会、24个村委会，总面积27.8平方公里，人口13.22万人，主要产业有商贸、食品、服装、农机修配等。
罗山镇位于市境中部，辖30个村委会，总面积52.40平方公里，人口11.66万人（包括良种场0.12万人），主要产业有食品、农业、汽车和摩托车经营市场等。
安海镇是晋江著名的文化古镇、经济强镇和商贸重镇，位于市境西南，辖5个居委会、36个村委会，总面积69.22平方公里，居住人口将近20万人，核心支柱产业有三个：食品、机械和纸业。
磁灶镇是晋江历史悠久的陶瓷之乡，位于市境西北部，辖25个村（社区），总面积56平方公里，户籍人口近10万人，外来人口5万多人。该镇的主要产业为建筑陶瓷，是全国五大建筑陶瓷生产基地和全国建筑陶瓷市场之一。
陈埭镇位于市境东北部，总面积38.4平方公里，人口超过38万人，其中回民2.1万人。该镇的主要产业为鞋业，在2500多家企业中90%以上从事制鞋业和鞋材类生产，年产运动休闲鞋达7亿多双，被誉为“中国鞋都”。
东石镇位于市境南部沿海丘陵台地，地理位置优越，是闽南重点侨村和文化古镇。该镇辖5个居委会、29个村委会，陆地面积65平方公里，海岸线长28公里，常住人口10.55万人。全镇经济以外向型为主，以纺织服装、五金汽配、伞具制造、食品加工四大行业为支柱。
深沪镇位于市境东南沿海突出部，三面临海，一面依山，海岸线长18公里，是对台小额贸易试点和台轮停泊点。该镇辖7个居委会、12个村委会，总面积33.4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3万多人。该镇的主要产业有渔业、制衣等，荣获过“国家纺织人才培训基地”和“中国内衣名镇”称号。
金井镇是闽台贸易港口，位于市境东南端，其沿海突出部与金门仅相隔5.1海里。该镇辖2个居委会、20个村委会，土地面积56.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0万人，旅居海外侨胞、港澳同胞12万人。该镇的主要产业有制衣、海水养殖等，是福建省首批“小城镇综合改革建设试点镇”“综合实力百强镇”。
池店镇位于晋江下游南岸、市境北部，辖24个村委会，总面积23.8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6万人，外来人口15万多人，旅居海外华侨、台港澳同胞5万多人，是福建著名的侨乡。该镇的主要产业包括制鞋、服装、水产市场等。
内坑镇位于市境西部的低山丘陵地带，与安海、磁灶、官桥等镇接壤，辖28个村委会，总面积47平方公里，人口6.9万人，主要产业为农业、陶瓷建材业。
永和镇位于市境中南部，辖24个村委会，总面积49.6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6.8万多人。该镇的主要产业是石材，是晋江市主要的石材产区，并不断深化石材行业综合整治，向五金汽配、印刷包装和机械制造转型。
龙湖镇辖位于晋江东南沿海，是晋南主要的交通枢纽，辖42个村委会，总面积63.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0.9万人，素有“侨乡中的侨乡”之美誉。该镇的主要产业包括纺织服装、五金拉链、塑料玩具，是晋江市织造行业聚集区。
英林镇位于市境南部沿海，与金门隔海相望，辖20个村委会，总面积29.8平方公里，人口10万多人，其中常住人口4.63万人。该镇也是晋江主要侨乡之一，是全省主要服装加工基地和原材料集散地，曾获得“中国休闲服装名镇”称号。
紫帽镇位于市境西北部，辖8个村委会，人口1.54万人，总面积20.4平方公里。该镇依山傍水，有紫帽山和紫溪、紫湖两大水库。该镇的主要产业有果林、旅游、陶瓷建材等。
西滨镇位于市境东南部沿海平原，是晋江中心市区规划控制区，辖1个居委会、2个村委会，总面积2.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688人，外来流动人口7500人，是全省最小的乡镇。该镇的主要产业是造纸、制鞋、特色鞋材、纺织等，曾获“全国绿化造林百佳乡镇”、省百强乡镇第四名。
由上可以看出，晋江民营经济的增长与当地特殊的经济社会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那么，在晋江的发展中，国家构建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有人认为，晋江民营经济的崛起是当地社会结构和家族文化的必然结果，与国家关系不大。还有人甚至认为，是国家的缺位为晋江经济的增长提供了足够的生长空间。
笔者曾在晋江进行长期的田野调查，发现晋江进入“二次创业”阶段后，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政府影子开始随处可见：政府的业务量迅速增加，官僚体系的机构与人员增加，但并非机构膨胀，而是适应现代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角色的实际需要。由于理论界关于现代国家体制构建的知识积累仍有许多重大疏漏。理论与现实间的张力促使笔者持续地关注“晋江经验”，并尝试运用国家构建的知识体系窥视平凡而又特殊的“晋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