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批评对浪漫主义诗歌的基本态度一览
进入20世纪，英、美浪漫主义研究界逐渐从维多利亚时期对浪漫主义文学价值的肯定（以穆勒对华兹华斯的阅读体验为典型代表）逐渐让位于以白璧德（Irving Babbit）和摩尔（Paul Elmer More）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对浪漫主义的否定性评价。英、美新批评的浪漫主义研究基本上是在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浪漫主义研究基础之上展开的。对于浪漫主义文学的总体评价，新批评与新人文主义一样，都持负面态度。但是新批评主要是从文学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入手来展开其浪漫主义研究的。因此，就对于浪漫主义文学本质——如浪漫主义诗歌语言中的含混、反讽和悖论等——的揭示而言，新批评的浪漫主义研究要远胜于新人文主义对浪漫主义运动进行的空洞政治批判。但是，正如伯恩鲍姆（Ernest Bernbaum）所指出的那样，新批评的问题在于他们所提出的新批评文学理论在根本上是为了捍卫他们自己所喜欢的诗歌流派，如17世纪英国玄学诗和现代主义诗歌。因此，浪漫主义诗歌并非新批评关注的焦点——新批评家们仅仅是偶尔涉及浪漫派的个别诗歌作品，而且基本都是持坚决的否定态度，肯定性评价很少——这都是由新批评基本的理论主张所决定的。[12]
伯恩鲍姆这个判断并不完全准确。浪漫主义诗歌的确非新批评派所钟爱——至少没有像玄学派诗歌那样备受新批评家所钟爱。但是，这种否定浪漫主义诗歌的立场只是新批评派在评价整个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时候才出现，而当新批评家们在进行浪漫主义诗歌作品批评实践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的态度并非完全是否定性的——这一点我们下面将会清楚看到。因此，新批评派对于浪漫主义文学的态度事实上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面相：一是对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和浪漫主义诗人总体上的否定，二是对浪漫主义具体诗歌作品的相对肯定。这种矛盾态度构成了新批评派浪漫主义研究的一大特色。
让我们来简要梳理一下新批评对于浪漫主义诗人和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否定性观点。总体来看，对于浪漫主义诗人，新批评的攻击靶子主要是强调想象的华兹华斯和雪莱以及情感过于夸张的拜伦；他们也攻击科尔律治，但奇怪的是，新批评派却从科尔律治那里挪用了许多非常有创建的文学观念（比如科尔律治对于“异质中的和谐”的论述就构成了新批评的“异质诗”这个主要论点）——当然，正如伯恩鲍姆所指出的那样，“新批评派却往往扭曲科尔律治的观点以便为他们所用”[13]。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中，只有济慈逃过了新批评派的火力——这大概是因为济慈的“消极能力”论恰恰启发了新批评所持的“不动情”主张。在笔者看来，艾略特的“逃避情感—逃避个性”理论与济慈的“消极能力”说肯定存在师承关系——虽然艾略特自己从来没有承认过。
对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新批评派是彻底否定的。新批评派认为，一方面，浪漫派“是厌世的、物质主义的和怀疑主义的，对人类生活状况感到迷茫和绝望”，因而造成了“浪漫主义文学（包括莎士比亚）都显得太滥情、太绵软（too emotional, too soft）——即，不‘干燥、坚硬，不古典’（not‘dry, hard, and classical’）”。另一方面，浪漫主义对于“人类天性能够战胜邪恶又太过乐观”，而且浪漫派还“太执着于将人类经验简单化为一些容易被理解的模式之中、太轻信表面看起来是异质性的宇宙的内在和谐，尤其是，对于想象力与理性的结合能够在美中展示出这种真理的信念太过确信”。因此，新批评家们对于浪漫主义文学的观点就是：
事实上，伯恩鲍姆所总结的新批评派对于浪漫派的态度主要是新批评理论奠基者休姆的观点。在《论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该文被公认为新批评派的理论基石）一文中，休姆毅然决然地声称，即使是“浪漫派中最优秀的诗人我也是坚决反对的”[15]。休姆对浪漫主义的反感与白璧德和摩尔等新人文主义代表对浪漫主义的反对出发点是一样的，那就是，都认为浪漫主义的自我扩张和膨胀，未经理性节制的、无度的想象，个人主义的神秘幻象等问题都是病态的现代社会的症候。因此，白璧德号召应该以一种“内在节制”（inner check）来制止浪漫主义无度的冲动和对无限的渴望。因此，在如何认识浪漫主义的问题上，两者都以古典主义为皈依（正因为如此，从新人文主义到新批评的过渡是非常自然而顺畅的）[16]。也就是说，新人文主义和新批评两者的精神气质都是古典主义的，其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新批评比新人文主义更关注文学作品、更注重作品形式研究而非政治批判。休姆指出：“浪漫主义全部的根子在这里：人，个人，是无限可能性的储藏所；假若你们能够摧毁那些压迫人的法律，这样重新整顿社会，那么这些可能性便会得到一种发展机会，那么你们就会进步。”与此相反，休姆接着指出，古典主义则认为“人是一种非常固定的和有限的动物，他的天性是绝对不变的。只有（文化）传统和（社会）组织中，才能够见出人的得体和优雅”[17]。具体到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在文学创作上的不同，休姆指出，由于“浪漫主义认为人是无限的，因而他们总是喜欢讨论无限。但是在人希望实现的理想与他的实际能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于是浪漫派到了后期往往显得相当消沉沮丧”。而古典主义则不同，即使
但浪漫派却走向了一个与古典主义完全相反的道路，像雨果这样的浪漫派“总是在飞翔……他的诗句每隔一行就会出现‘无限’这个词”[18]。
正是出于对无限的无度追求，浪漫主义著名的想象论因此产生。休姆以罗斯金为例来阐述他对浪漫主义想象论以及由此而来的浪漫主义诗歌显著的修辞手法——浪漫隐喻的论述。罗斯金说：想象
休姆指出，罗斯金在《现代画家》中所论述的这种对于不可言传的无限、神秘、终极本质的想象以及用于表达这种想象的修辞语言就是隐喻：这是一种“精神的黏土……纵使不能说明那种本质上不可言传的直觉，还是能给你一个类似的东西……”[20]显然这种作为不可言传的“精神黏土”的隐喻手法与古典主义主张的诗歌语言的逻辑明晰性是相悖的。休姆指出，诗歌语言“不是数学性的语言（a counter language），而应该是看得见的、具体的语言”，应该让我们在具体感知感受物的物性，而非在抽象的直觉中体会神秘的无限。[21]具体而言，休姆所推崇的是一种质地“干燥坚硬”（dry and hard）的古典主义诗歌语言（这预示着意象派诗歌的出现），而浪漫主义诗歌语言在休姆看来则因为想象和滥情而质地“濡湿”（damp）、臃肿和轻浮，因为浪漫派“永远是在围绕着无限这个词进行滥情堆砌”[22]。
艾略特也是反对浪漫主义的急先锋。在著名的《传统和个人才能》一文中，艾略特提出了反对浪漫主义在诗歌中表现诗人个性和情感的诗歌观，因为在他看来，“诗人有的并不是有待表现的‘个性’，而是一种特殊的媒介……通过这个媒介，许多印象和经验，用奇特的和料想不到的方式结合起来”。因此，艾略特指出华兹华斯的“在宁静中被唤起的情感”之说是“一个不准确的公式”，因为“诗歌既不是感情，也不是回忆，更不是宁静……诗歌是一种集中，是这种集中所产生的新东西。诗歌把一大堆经验集中起来……诗歌的集中并不是有意识的或经过深思熟虑的……”[23]在他的《诗歌和批评的用途》一书中，艾略特对浪漫主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该书第四章题为“华兹华斯和科尔律治”，第五章为“雪莱和济慈”。对于科尔律治，艾略特评价不高，认为科尔律治如果要成为一个好的诗人的话，他最好多读一些游记探险之类的书籍，而不是他自己所喜欢的“玄学和政治经济学”。在艾略特看来，正是科尔律治对“玄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浓厚兴趣造成了他诗才的迅速凋零：当写作《文学生涯》时候，科尔律治“已经是一个颓败的诗人了”。在该书中，艾略特再次评价了华兹华斯。这一次，艾略特对于华兹华斯的评价颇高。他说，虽然不能够说华兹华斯的诗歌创作都优于科尔律治，但是，华兹华斯没有经历过科尔律治那种诗才和想象力耗尽的沮丧感，因为华兹华斯“终身都沉浸在人间的沉浸悲曲之中”，以及他的想象从来不像科尔律治那样“突如其来、恣肆任性和令人恐怖”。但是对于华兹华斯所主张的使用普通人的语言，艾略特评价不高，而且认为这个主张并非华兹华斯所独创——华兹华斯只不过是在重复德莱顿早就说过的话。[24]对于拜伦，艾略特非常藐视，仅仅一笔带过，认为拜伦的作品都仅仅只是一些“社会消遣读物”（society entertainers）。对于雪莱，艾略特注意到了《麦布女王》中雪莱所论述的素食主义思想（这个问题本书在论述浪漫主义的生态批评范式的时候要详细展开），但认为那些思想仅仅是一个“聪明而热情的小学生”的奇想。虽然雪莱自己的思想是严肃的，但是艾略特却认为雪莱那些乱七八糟的思想都是“幼稚的念头”（ideas of adolescence），因而认为他的诗歌是不成熟的。值得关注的是，艾略特对于济慈评价非常高。他说：“在我看来，济慈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尤其推崇济慈的《海披里安》、六大《颂歌》和书信等。[25]
I. A.理查兹的著作被公认为是新批评派最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理查兹的《文学批评原理》和《科尔律治与想象》两书被认为为新批评派提供了心理学和美学基础。在这两部著作中，理查兹从浪漫主义那里吸取了许多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资源来阐述他自己的批评主张。比如，在名著《文学批评原理》一书中，理查兹提出了诗歌“组织冲动”说。他认为，人类种种经验中存在着一种独特的经验，那就是审美经验，而诗歌——他援引雪莱《为诗一辩》说——“是最幸福最美好的心灵最美好最幸福时刻的记载”。也就是说，诗歌是审美经验的最高表达。[26]那么诗歌何以具有如此的功能呢？理查兹从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人类经验充满着各种复杂的冲动，这些冲动有的高尚，有的卑劣。因此，“任何个人的生活片刻都离不开极其错综复杂而在有限程度上又是极其理想的冲动协调”[27]。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有能力协调组织好自己的经验冲动——除了诗人之外，因为只有诗人才“具有整理经验的过人能力……通常相互干扰而且是冲突的、独立的、相斥的那些冲动，在他的心里相济为用而进入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那么诗人何以具有这样独特的组织冲动的能力呢？理查兹从科尔律治关于想象能力能够将各种异质因素组织成一个和谐整体的理论那里受到了启发。在《文学生涯》中，科尔律治有这么一段著名的论述：
理查兹说：“这一段表述……足以表明，科尔律治完全有资格比任何人更确切地指明诗歌以及一切有价值的经验的本质特征。”[29]这个诗歌的本质特征就是诗人组织协调异质因素和异质冲动的能力，即想象力。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新批评派后来所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如悖论、反讽、张力等，都能够在理查兹对科尔律治的解释中找到源头。
与《文学批评原理》不同，《科尔律治与想象》则是理查兹毕生所写的唯一一部浪漫主义研究的专论。在这部著作中，理查兹从语义符号学的角度对科尔律治及其想象论进行了语义—符号学分析。理查兹认为，对于科尔律治，研究者们有不同的定位：诗人、哲学家、布道家、政治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等等，“但是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他也是一个语义符号学家（a semasiologist）”。理查兹注意到科尔律治追问语词的意义，而“追问语词的意义就是追问一切”。理查兹敏锐地意识到符号学必将成为一门新学问而诞生。对于这门新学问，科尔律治的贡献功不可没，然而，对此，科尔律治研究界的认识仍然不够。[30]篇幅所限，在这里我们就不进一步展开介绍该书的详细内容，我们将在本章后面结合布鲁克斯和维姆萨特对华兹华斯的解读再来介绍理查兹在《科尔律治与想象》一书中涉及浪漫主义想象的某些观点。
作为理查兹的学生，燕卜荪以一部《含混七型》享誉英、美文学研究界。《含混七型》中也分析了许多浪漫主义诗歌作品中的含混（下文中我们要详细展开分析），但是纵观全书，我们会发现燕卜荪对浪漫主义诗歌成就的总体评价不高。在第一章论述隐喻的多义性产生的含混时，燕卜荪就明确宣称：“浪漫派诗人均非伟大的诗人。”[31]为什么呢？在燕卜荪看来，包括浪漫派在内的19世纪诗人都受制于一种“思想框架”（intellectual framework）的制约，因而写不出好诗。燕卜荪所说的这种“思想框架”其实就是主宰19世纪英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社会思潮和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19世纪诗人以及读者大众都意识到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对情感和人性的扼杀，因而都努力想要逃离这个思想桎梏。但他们逃避的手段则是沉浸到童年回忆中去——如华兹华斯诗歌的灵感总是来自儿时所见的山丘溪流、拜伦终身受困于对其姐姐难以割舍的乱伦固恋、济慈对死亡的向往和对母亲的追忆、雪莱不能够区分真实的世界和虚幻的世界、科尔律治经常依靠鸦片写作，等等。燕卜荪指出，所有这些都表明，浪漫主义诗歌的“旨趣与题材”都来源于“一种牵强附会的激情、一种无缘无故的热度、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感以及一种拥抱私己梦幻世界的虚幻感”。这体现在诗歌语言的运用上就是：浪漫主义诗歌中很难找到他所说的第一类含混（即隐喻含混）。在燕卜荪看来，浪漫主义诗歌不是没有含混，但浪漫派的含混更多是来自“他们幽深的心灵对意义的扭曲”。即，如果说浪漫派诗歌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隐喻含混的话，那么，浪漫派的隐喻含混主要是“心理意义上而非语法意义上的”。[32]也就是说，在燕卜荪看来，由于浪漫主义诗人太过专注于个人内在情感从而忽视了对外在事物的观察和对语言修辞以及思想之复杂性的探索，其结果就是：在浪漫主义诗歌中隐喻——尤其是隐喻含混——很少，即使有也远没有他们的前辈所用的隐喻复杂。这一点启发了维姆萨特关于浪漫主义诗歌隐喻逐渐让位于意象的论点（见下文）。
在美国新批评界，对浪漫主义的批评来自兰塞姆的《世界的身体》（The World’s Body，1938）与《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1941）、布鲁克斯的《现代诗歌和传统》（Modern Poetry and the Tradition，1939）与《精制的瓮》（The Well Wrought Urn，1942）以及艾伦·泰特的《疯狂中的理性》（Reason in Madness，1941），等等，此处不再一一介绍。总而言之，新批评派的理论预设以及他们对于浪漫主义诗歌的基本态度被大卫·戴绮斯（David Daiches）言简意赅地表述得非常清楚：“新批评派的基本观点是诗歌的本质和精髓在于悖论，所以，如果济慈要被证明是一个伟大的诗人的话，他的诗歌就首先得被证明具有悖论性。”[33]
当然新批评的理论基点并不仅仅只是悖论一种——除了悖论之外，还有含混、反讽、张力等。接下来，我们将主要从含混、反讽和悖论入手来展开分析新批评派对浪漫主义诗歌作品的解读。我们将会看到，虽然新批评在文学主张上否定一种宏观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想运动，但是在面对浪漫主义具体诗歌作品的时候，他们的批评态度还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即，对于浪漫主义的优秀诗歌作品，新批评干将们仍然是推崇备至的。或许，正如戴绮斯所言，只要符合新批评的诗学理论，作品本身是浪漫诗还是玄学诗并不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