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要有中国视角

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是否应有中国视角，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现成的，也不是无须辨析的。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和看法的分歧，根源于不同的学者对西方哲学研究的学科特性和研究目的的不同理解。在既有的学科框架中，西方哲学研究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学科特性主要被理解为西方哲学思想的历史性研究，这种研究是对象性的，其目的在于客观地把握和重述西方哲学思想的具体内容和理论结构，在于在不同的层面对西方哲学思想的中文转述，或者说，研究的指向就是力图去说清楚作为研究对象的西方哲学是怎么样的。依据这种对西方哲学研究的学科特性和研究旨趣的理解，对西方哲学的解释和论述应不受研究者自身因素及其视域的干扰和扭曲，一句话，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应该是“无我的”。陈康对其西方哲学研究方法的自述，可以看做以上观点的典型表达，他所坚持的方法原则是：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中，“无论分析、推论或下结论，皆以其对象为依归，各有它的客观基础”。“人我不混，物我两清。一切皆取决于研究的对象，不自作聪明，随意论断。”[9]

若依据以上看法，则西方哲学研究的中国视角就无从谈起。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并不能因为自己置身于特定的生活世界和他的特定研究旨趣，而要求使自己的西方哲学研究具有什么特殊性。因为依据这种观点，决定研究工作的特性和目的的是研究的对象，而不是研究者。

我们以为，这种以客观理解和中文转述为目的的西方哲学对象性研究，自有它的价值和意义，它也可以依据客观性理想，在学院化和专业化的学术框架内为西方哲学研究的存在合理性提供辩护。但如果将此看做中国学者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唯一范式，则不尽合理，因为此种研究范式无法从根本上回答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中国学者为什么要从事西方哲学的研究？如果我们对西方哲学的诠释以悬置我们的关切和旨趣为前提，如果西方哲学研究与我们并无什么意义关联，我们在西方哲学研究中既不依据我们的历史性实存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也并不想分享什么东西，如果西方哲学研究根本无助于对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生活世界的哲学思考，那么，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还有什么必要呢？单纯的为知而知，或者试图在西方哲学的对象性研究中与西方学者一决雌雄的愿望，并不是中国学者有必要研究西方哲学的充足理由。当然，今天从事哲学研究的中国学者，毫无疑问有了解和探究西方哲学的主观愿望，但了解和探究西方哲学的主观愿望及对其必要性的认识，正是根源于研究者的关切和旨趣，根源于研究者的关切和旨趣得以生成的现实基础。换言之，脚下的“大地”乃是中国学者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真实基础，脚下的“大地”也从根本上决定着我们研究西方哲学的视域和关切。而悬置了研究者脚下的“大地”，悬置了由研究者脚下的“大地”所规定的研究视域，中国学者所从事的西方哲学研究也就被悬空了，西方哲学研究也就不再与我们自身及我们脚下的“大地”有什么意义关联了。而如果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在中国学者所从事的西方哲学研究中，悬置主体脚下的“大地”及其特定视域和关怀，那么，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就自然有着自己的角度、关怀和取舍，一句话，有着研究西方哲学的中国视角。[10]

中国学者所从事的西方哲学研究之所以要有中国视角，其理论根源还在于哲学的性质和哲学的存在方式。在通常的理解中，哲学被看做对普遍性和终极性问题的思考，哲学理论也具有普遍性的品格，哲学家仿佛只有超越和疏远特定的生活情景和具体的现实问题，才能进入真正的哲学思考，或者说哲学思想无论古今中西都是相通的。应该说，哲学无论中西，大多都具有一种普遍性的言说方式，但是，哲学思考和哲学的理论创构却从来都不是从什么普遍而又永恒的哲学问题出发，而是从此时此地的生活世界及其现实问题出发；不是先把自己抽象为普遍的人格，把此时此地的生活世界抽象为普遍的世界，再去研究什么普遍性的哲学问题，而是从特殊的生存经验和特殊的生活世界及其问题出发，才可能切实和有效地进行哲学思考，达到具有“形式的普遍性”的哲学言说，即哲学思考是由特殊上达普遍性的言说，而不是由抽象的普遍下贯特殊。也正因为如此，任何看似普遍性的哲学言说和哲学思想，都不可避免地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和现实的针对性。而且，要使以往的哲学思想与我们具有生命性的关联，也只能在我们的生存经验和此时此地的生活世界的基础上来解读和诠释它。这也就是为什么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努力和历史演进，哲学思考的理路和哲学思想的分歧和争论依然是哲学研究的常态，是哲学存在和前进的基本方式，哲学思想也并非像数学、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就那样，成为人们可以无分别地加以接受和分享的东西。古今中西之争依然或隐或显地存在于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之中，并构成它的场景和主线。而哲学的古今中西之别的主要根源就在于不同的哲学思想得以产生的生活世界基础及其现实问题的历史性和民族性的差异。立足于当下的生活世界及其现实问题，对历史上的哲学思想体系进行重新诠释和批判性阐发是哲学存在的基本方式，而在我们的生存经验和此时此地的生活世界的基础上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就不可避免地有其中国视角。

有些认可西方哲学的对象性研究范式的学者，不一定反对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中突显中国视角的必要性，但又认为我们对西方哲学的客观研究和把握已属不易，我们对西方哲学的客观认识和理解水平尚有待提高，又遑论什么中国视角。对此我们的回答是，在中国学者所从事的西方哲学研究中是否有中国视角，与我们对西方哲学的对象性研究水平的高低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西方哲学对象性研究水平的提高不会自发地导致中国视角的出现，对象性研究的不足也并非在西方哲学研究中拒斥中国视角的充足理由。中国视角乃是中国学者所从事的西方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