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何为中国视角

如果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应有中国视角，那么中国视角又何所指呢？有学者在讨论“西方哲学研究中的中国视角”时，认为中国哲学对于我们研究西方哲学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提出以中国哲学作参考系来研究西方哲学。并指出以此种方式来研究西方哲学，不仅使我们的研究具有了中国视角，而且与西方学者所进行的西方哲学研究相比，亦使我们的研究具有了中国特色。[11]这里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在以上的论说中，“中国视角”到底是什么含义？依据这位学者的看法，“中国视角”根源于研究西方哲学的中国哲学参考系，而这里的“中国哲学”就是指“中国传统哲学”，与此相关联，西方哲学研究的“中国视角”其实就是指蕴含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文本之中的思想、观点和视角。这样理解的研究西方哲学的“视角”无疑是“中国的”，也可以说是有中国特色的，但它却并不一定有其现实的主体归属和生活世界的基础，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当下的和我们的。而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之所以会有“中国视角”，就是因为研究者生存于此时此地，所以，西方哲学研究的“中国视角”只能是，根源于、生成于中国学者的特定生存经验和此时此地的生活世界的关切、视域和研究角度。这样理解的“中国视角”当然不可能是抽象的和非历史性的，也不可能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文本之中现成的东西。这种当下的和我们的“中国视角”，又是与根源于我们的生存经验和此时此地的生活世界的问题相伴而生的，“中国视角”规定着问题的思考方式和探究角度，而问题又是“中国视角”得以突显的切入点和入手处，“中国视角”与现实的问题是我们的历史性实存的思想体现。因而“中国视角”的有无，取决于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是否有真正的根源于此时此地的问题的引导。

如果研究西方哲学的中国视角根源于我们的生存经验和此时此地的生活世界，那么，正像我们拥有自己的生存经验和此时此地的生活世界一样，我们不就自然而然地拥有中国视角了吗？不然。在哲学研究中，现实常常是离我们最近又最远的东西，中国视角也一样。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对几种从不同角度对西方哲学的“中国读解”的考察，来达到更自觉的认识。

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是对西方哲学的“中国读解”的一种主要方式。这种比较研究可能表现为，在对现实的生活世界实施了“加括号的程序”之后，文本上的中西哲学思想在不同层面的抽象排列组合，或者说，在虚悬的比较研究中对中西哲学思想的贯通和融合。这种在比较研究中对西方哲学的“中国读解”，与“中国视角”是不相干的。进一步，这种比较研究可能表现为通过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和梳理，寻找重新肯定和认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西方哲学的学理依据，从而为自己的认祖归宗建立自信的心理基础，如发现儒学是“圆教”，发现儒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某家、某派在思想内涵和思维方式上如何接近和契合等。这种在比较研究中对西方哲学的读解无疑有其中国关怀，如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现代命运的忧虑，文化认同的强烈愿望等。这种忧虑和愿望是无可非议的，但问题在于，依据西方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内涵和思维方式等的“重新发现”，以及与之伴随的虚幻的心理安慰，并不是忧虑和愿望的切合实际的实现方式；忧虑和愿望只是阐发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意义，以及对西方哲学进行中国读解的必要前提之一，而不是它的充分条件和终极基础。所以，我们以为在此种深层的比较研究中，读解西方哲学的“中国视角”依然是不到位的。

另外一种对西方哲学的“中国读解”，就是在把西方哲学看做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参照系的前提下，在西方哲学中寻找研究和解说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分析框架。但是，近百年来依据各种西方哲学的概念、理论和思想框架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解说和研究，引发了持久的争论。后来者对前辈学者的批评也日益激烈，然而，争论的、变化的主要是西方哲学的哪家哪派应该作为参照系，而不是作为参照系的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定位和展开方式，不是西方哲学实质性的中国读解。所以，虽然在中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的“中国读解”是存在的，但研究西方哲学的“中国视角”却并非是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