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当时”之“重事”与“嬗变”之“风流”

一、“当时”之“重事”

宋末元初刘壎《骈俪·总论》有云:

朝廷制诰,缙绅表启,犹不免作对。虽欧、曾、王、苏数大儒,皆奋然为之,终宋之世不废,谓之四六,又谓之敏博之学,又谓之应用。士大夫方游场屋,即工时文;既擢科第,舍时文即工四六。不者,弗得称文士。大则培植声望,为他年翰苑词掖之储;小则可以结知当路,受荐举,虽宰执亦或以是取人,盖当时以为一重事焉。2

刘壎指出,骈文写作贯穿于宋代朝廷制诰与官宦文章中。哪怕是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这些世人眼中的古文大家,也都不废骈文。对士大夫而言,骈文是结交士人、培植声望的有效手段,也是顺利实现仕途晋升的必要基础,故为“当时”之“重事”。刘壎关于骈文的讨论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历史面相,即在宋代士大夫的仕宦生涯中,骈文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

尽管古文运动在宋代取得了胜利,但骈文并未因此消歇,反而在制诏、表、启等特定文体中愈益占据主导地位,与散文形成二水分流的格局。正如宋人吴奂然在《圣宋名贤四六丛珠》序言中所说:“施之著述则古文可尚,求诸适用非骈俪不可也。”3关于这一点,古人是有自觉认识的。倒是现当代的文学史研究,容易重古文而轻骈文,忽视了骈文之于宋代士人乃至宋代政治、思想与文化的独特意义4。“著述”与“适用”的分途,散文与骈文各行其道,体现着文学分工日益精细化的发展趋向。“适用”的含义及具体的领域,也在宋代社会文化语境中得以重组。

唐宋之际,中国社会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进士科创立以后,社会的领导阶层即士大夫阶层,也开始了一次深刻的变革:从血统决定的门阀士大夫,转变为考试决定的科举士大夫5。门阀贵族是以家族婚姻与地域势力作为支撑,科举士大夫则依靠其对古典经史知识的掌握及诗文写作的能力。这一变革趋势自中唐以后变得鲜明起来,随着世袭贵族日趋消亡,科举出身的士大夫逐渐进入政治舞台的中心。这一格局的最终奠定是在宋代,不但科举制度完全定型,职官选任制度也日渐成熟。与此相应,参加科举、进入职官选任体系、加入士大夫行列,成为宋代士人6普遍追求的人生道路。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骈文在朝廷政治运作和士人仕途生涯中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在朝廷政治运作的层面,制诏王言始终坚持骈体写作形式。骈文的礼仪性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凸显。越是庄重的王言,越是讲究整饬华丽的形式。“质而不文,则不足以行远而昭圣谟;丽而不典,则不足以示后而为世法。”7这是宋人对王言的基本认识。王言承担着宣扬君威、颁布命令、实现统治的任务,也是维持朝廷形象、实现文化统治的需要。骈文的形式与风格,吻合着政治文化语境中的礼仪诉求,也有助于政治文化功能的实现:用以赏罚除授的制文,通过典重温雅的字句实现对大臣的赏罚褒贬;承担两国邦交重任的国书,借助从容婉转的文辞实现两国情谊的沟通……在特定情况下,制诏王言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最典型的例子是靖康事变徽、钦二帝被掳后颁布的《隆祐太后告天下手书》。手书痛陈京城失守、二帝蒙尘的事实,揭明康王继承大统的必要性,号召大家同心协力重振家邦。这封骈体写就的诏书,情深事切,感染人心,在当时的情势下起到了引导舆论、振奋人心的作用,因而被称为南宋“中兴之一助也”8。

从士人的层面来看,既然科举士大夫以古典经史知识的掌握及诗文写作的能力为立身依据,那么骈文写作也就成为士大夫政治生涯中的一种必备能力,是才华施展、仕途晋升的重要保证,也是宋代士大夫践行其政治思想和治国理念的途径之一。在宋代士大夫的政治生涯中,骈文几乎始终相伴左右。虽然宋代科举几经变革,但在大多数时候,诗赋都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诗赋创作与骈文功底息息相关,但凡参与科举,就有必要经历骈文的写作训练。而在科举及第、进入仕途以后,许多职务仍然需要撰写骈体公文。特别是两制词臣,他们担任着代拟王言的任务,“以文章为职业”9。故朝廷在选拔词臣的过程中尤其注重考察文章写作能力。由馆职迁除知制诰,需要经过中书召试的程序,召试内容为制诏三篇,皆用骈体行文,通过者才能获得任命。南宋的博学宏词科,甚至就以选拔擅长骈文的两制词臣为设立目的。担任馆职,进而为两制词臣,再由两制晋升执政,这是一条尤其理想的升迁途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周必大等众多宋代士大夫,可以说都是经由这样的道路展开他们的政治生涯。

不仅如此,骈文又是君臣交流的重要形式。臣子进呈给君主的骈体表文,实为君臣之礼的一种践行方式。从君主的角度说,骈体表文既彰显着君主的权威,又通过臣子的恭贺、感谢、请求等进一步维护君权的崇高地位。从臣子的角度说,骈体表文传达着臣子对君主的尊敬,同时也是臣子向君主剖白内心、倾吐衷肠的重要途径。骈文还广泛应用于士大夫的交际网络。如下级对上级的贺启、谢启,职位较低者向身居高位者的投贽或剖白等。在士大夫的往来酬酢中,骈文凭借其礼仪性,充当着士大夫交往的润滑剂,实现着士大夫人际网络的联结。

可见,骈文在宋代确实“为一重事焉”。在散文日趋盛行之后,骈文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领域和使命。正如宋人所言,“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搢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10,“大而丝纶之所藻绘,小而缄縢之所络绎,莫不以四六为用”11。皇帝所下的制诏诰命,臣子向皇帝所上的表章,官府所用公文,士人往来书启,公私宴会的乐语致语等,都需要用到骈文。骈文甚至被比拟为“食之醯酱”,“岂可一日无哉?”12与前代相较,宋代骈文被赋予了更鲜明的礼仪属性,也被烙上了更深刻的士人印记。它以应于时用的姿态,参与着宋代士人的仕宦生涯与日常生活,参与着宋代社会的整体构建。

二、“嬗变”之“风流”

伴随着礼仪属性的凸显和应用领域的变迁,宋代骈文在艺术层面也不断演化,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美学追求和艺术特色。

受散文发展的影响,宋代作家运散入骈,在骈文中融入古文气势,推崇叙事明白、议论朗畅的文风。与此同时,宋人在用典、对偶、格律等方面也都有新的尝试,促使骈文写作技巧进一步提升,最终形成了骈文史上独树一帜的“宋四六”。前人往往单列“宋体”或“宋四六文”,以与六朝骈文、唐代骈文相区别。如《文体明辨》将表文分为三体:“一曰古体,二曰唐体,三曰宋体。”13又如李兆洛《骈体文钞》自序云:“于偶之中,又歧六朝与唐与宋为三。”14可见宋代骈文的独特造诣。

关于宋代骈文的艺术特色,现当代研究者论述较多,意见也比较统一。最有代表性的是刘麟生《中国骈文史》的几点归纳:一曰散行气势,于骈句中见之;二曰用虚字以行气;三曰用典而仍重气势;四曰用成语以行气势;五曰喜用长联;六曰多用议论以使气15。除此以外,广博的学识基础、宏大的典章气象,也都是宋代骈文超越前代之处。这些特点,使宋代骈文在践行其应用属性的同时,生成了别具一格的审美风貌。

就文学史而言,宋代骈文既是骈文发展史上的光彩一笔,也是建构宋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从数量上看,宋人例能四六,宋人别集中往往有四六文,一些别集多数为四六文,甚至以“四六”名集。从质量上看,宋代留下许多骈文名篇,而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著名散文家,同时也是宋代著名的骈文家,留下了许多令人称道的骈文作品。

宋代还出现了专门的骈文批评著述,王铚《四六话》、谢伋《四六谈麈》和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王应麟《辞学指南》等,都是其中代表。此外,骈文批评亦散见于诗话、笔记等其他著述。宋代作者在创作的基础上梳理了许多经验之谈,为古代文学批评提供了可贵的理论资源。

在提及骈文的艺术成就时,宋人不乏自鸣得意之姿。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认为:“四六偶俪之文……至欧、苏,始以博学富文,为大篇长句,叙事达意,无艰难牵强之态。”16王铚《四六话》则认为,唐代以来“但山川草木、雪风花月,或以古之故实为景题赋,于人物情态为无余地;若夫礼乐刑政、典章文物之体,略未备也”,直到宋代“始以雄才奥学,一变山川草木、人情物态,归于礼乐刑政、典章文物,发为朝廷气象”,这才达到“规模闳达深远”的境界。17

对于宋代骈文自成一格、度越前人的艺术成就,后人亦给予了极高评价。彭元瑞《宋四六选序》称赞宋代骈文如“增冰积水,有递嬗之风流;明月满墀,得常新之光景”18。汪用极《宋诸名家表》序云:“宋人妙处正在透彻玲珑,不事藻缋,随题结响,情见乎辞,而辞肖其情,寓行云流水之态于抽黄对白之中,真郁郁大雅之音哉!”19阮元《四六丛话后序》云:“以气行则机杼大变,驱成语则光景一新。”20程杲《四六丛话序》称:“宋自庐陵、眉山以散行之气,运对偶之文,在骈体中另出机杼,而组织经传,陶冶成句,实足跨越前人。”21种种评价,不可谓不高。

三、“应用性美文”及其研究价值

既是“当时”之“重事”,又具“嬗变”之“风流”,换言之,宋代骈文是典型的“应用性美文”。实用与审美,是古代许多文章兼具的两端。前代骈文亦兼具实用性与审美性,那么宋代骈文作为“应用性美文”的特殊性何在?

首先,宋代骈文的形式与功能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结。一般而言,实用性由文体功能决定,而审美性由文学形式决定。前代骈文虽兼具实用性与审美性,但实用与审美之间的关系是相对松散的。以臣子进呈给君主的表文为例,前代表文既有骈体行文者,亦有散体行文者,并无定制;而宋代表文则以骈体为绝对的主流。 “求诸适用非骈俪不可”,宋人的这一判断表明,宋代骈文的形式与功能有着更为直接的对应关系。

其次,宋代骈文的形式与功能,与外在社会文化语境有着更为复杂的联结。所谓“应用”,即应于时用,呼应着非常具体的需求。而种种需求的核心是礼仪性,而且是以士大夫阶层属性为底色的礼仪性。这些骈体写就的文章,或用于朝堂仪典,或用于官场交际,或彰显君臣礼数,或联结士人网络……以骈俪形式,实践着各类社会文化语境中对礼仪性的召唤。

总之,宋代骈文作为“应用性美文”的特点被异常鲜明地凸显出来。它的功能与形式、用与美,是如此紧密地缠绕在一起,并与外在的社会文化语境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结。这样一种充满复杂张力的“应用性美文”,鲜活映现着宋代文学生态的重要侧面,同时也真实投射着宋代作家的思维世界和心灵世界。深入宋代骈文,将有助于走进宋代士人创作的立体语境,感受宋人的礼仪取向与交际形态,理解宋人对社会关系的认知角度和应对方式,进而思索文学书写在应用语境中的动态展开。

1 陈寅恪:《论再生缘》,载《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72页。

2 刘壎:《隐居通议》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85年,第211页。

3 叶蕡编《圣宋名贤四六丛珠》卷首,《续修四库全书》,影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十一年王宠王阳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213册,第196页上。

4 这一研究格局的形成,一方面原因是现代以来特重古文运动,另一方面原因是骈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形式主义。然对文学史有综合观照的学者,往往会注意到宋代骈文的独特地位。如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为“宋四六”设置专章。近年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宋代骈文的地位与价值给予了新的认定,如曾枣庄《论宋代的四六文》(《文学遗产》1995年第3期)、沈松勤《论宋体四六的功能与价值》(《文学遗产》2009年第5期)、罗书华《论唐宋古文运动非以骈文为对立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等等。

5 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对这一问题有详细论述(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6 本书所说的“士大夫”“士人”,采用学界通行的定义。 “士人”取其广义,既包括以成为士大夫为目的的士人,也包括已成为士大夫的士人。

7 欧阳修:《谢知制诰表》,载《欧阳修全集》卷九十,李逸安校点,中华书局,2001 年,第1319页。

8 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三“建炎登极”条,王瑞来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283页。

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零三,宋仁宗天圣三年三月己酉,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第2378页。

10 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八“四六名对”条,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2005年,第517页。

11 《圣宋名贤四六丛珠》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213册,第196页上。

12 同上。

13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罗根泽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22页。

14 李兆洛:《骈体文钞》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附录。

15 刘麟生:《中国骈文史》第八章,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81~83页。

16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浮溪集》解题,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第526页。

17 王铚:《四六话》序,《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王铚的这番叙述从表面上是针对诗赋而言,但他说“世所谓笺题表启,号为四六者,皆诗赋之苗裔也”,实际上他所描述的进程仍是以四六发展史为基准的。

18 彭元瑞:《宋四六选序》,载彭元瑞、曹振镛辑《宋四六选》卷首,清乾隆四十一年刻本。

19 汪用极:《宋诸名家表》序,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刻本。

20 阮元:《四六丛话后序》,载孙梅《四六丛话》,李金松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序第3页。

21 程杲:《四六丛话序》,载《四六丛话》,序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