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综述与学理反思

一、“宋代骈文”解题

从批评史来看,“骈文”是后起的概念,出现于清代,宋人惯常使用的称呼是“四六”。以“四六”指称骈文,自柳宗元《乞巧文》 “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已开端倪,其后李商隐用以名集,称《樊南四六》,于是这一提法渐渐流行开来。到了宋代,“四六”遂成为人们对骈文的通用称呼1。

关于“骈文”与“四六”之关系,学界的意见略有分歧。一类观点认为,作为文体意义的四六文与骈文是同质的。如吕双伟《清代骈文理论研究》导论中的“‘骈文’之名与实的演变”部分就持这样的意见2。另一类观点则强调二者的区别。如蒋伯潜、蒋祖怡《骈文与散文》认为:“一般人以为四六即是骈文,这是不对的。……骈文较为自由,四六却更为工整,骈文未必一定即用四字一句、六字一句的。”3这是从表现形式上强调二者的区别。但这种观点太过绝对。前代骈文也有极其工整者;而宋代四六文虽存在工整的趋势,却也并非仅用四字、六字为句。

将两类观点综合,可以得出对“四六”与“骈文”更为立体的理解4。从根本上说,四六与骈文都是相对于散体文而言的,二者并无本质不同。但从文体风格上说,宋代四六文在表现形式、整体风貌上的确具有一定的时代特殊性,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因此,“宋四六”在一定语境下具有体派学的意义,可以指代一种体派和风格,如诗歌之有“唐体”“宋体”一般。清代骈文就有“宋四六”一派,专学宋四六文的表现特点。

宋人虽言“四六”,但就创作实践而言,并非谨于四字六字律令,反而是许多突破四字六字律令的文章,成为了宋代骈文的代表。若以“四六”称之,容易造成误解。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清人总结出来的“骈文”概念,不但紧紧扣住了“骈俪”的基本特质,而且已成为与散文相对的文体的通用称呼。因此,在标举宋人对骈文的历史称呼时,在指称一种特定的骈文风格时,不妨使用“宋四六”的提法;而在整体研究中,“宋代骈文”的提法具有更好的适用性。

二、宋代骈文研究的创获与局限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骈文被视为形式主义的代表,致使相关研究相对滞后。随着近年学界对此种观念的突破,骈文日渐受到关注,并形成了六朝骈文、清代骈文、骈文理论等几个研究热点。就宋代骈文而言,近年研究有不断增多的趋势,取得了不少创获。不过,与宋代诗词等其他领域相比,骈文的论述角度与观照视野仍相对单一,有待于丰富和拓展。

宋代骈文的研究专著,目前并不太多,仅汪菊松《宋四六文研究》(华正书局1977年版)、施懿超《宋四六论稿》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曹丽萍《南宋骈文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版)等数部。汪著前三章分别讨论骈文流变、宋四六体裁与风格、宋四六作法,第四、五章介绍南北宋四六文作家和作品。其观点基本延续民国诸家著述;列举骈文名家名作的行文方式,则近于骈文选摘,对骈文发展演变的诸种问题并未展开深入讨论。施著是大陆第一本专以宋代骈文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具有开创意义。该著尤长于宋代骈文文献的整理,对现存的宋人骈文总集、别集、类书以及四六话等做了系统的考察,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论的部分,偏重作家专论,选取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汪藻、李刘等几位名家进行了分析。曹著重点关注南宋骈文,主要讨论了陆贽对南宋骈文的影响、南宋骈文的格律化、理学家的骈文观念及创作、杨万里的骈文创作等几个问题,乃是专题研究的架构形式。

若将标准放宽一点,则沙红兵《唐宋八大家骈文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翟景运《晚唐骈文研究》 (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两部专著亦涉及宋代骈文研究。沙著以唐宋八大家的骈文作品为研究对象,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宋代骈文名家有较为专门的论析。翟著虽以晚唐骈文为主要研究对象,但作者认为晚唐骈文上承六朝、下启两宋,故而设置了专门的章节讨论北宋前期骈文发展的状况。只是限于其研究主题,宋代部分篇幅有限。此外,管琴《词科与南宋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是值得重视的一部专著。尽管该著的重心在南宋词科,但词科与骈文关系极为密切,故该著对南宋骈文的发展趋向及风格特色有颇为精切的论述。其对政治、制度、思想与文学之关系的把握,对词科与文学之互动图景的立体勾勒,亦具备研究方法的启示意义。

在骈文史著述方面,宋代骈文的基本特征得到了清晰的勾勒。 20世纪上半期曾出现一个骈文研究的热潮,正是在这一热潮中,出版了一批通史、通论性的著作,如谢无量《骈文指南》 (中华书局1918年版),金秬香《骈文概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钱基博《骈文通义》 (大华书局1934年版),瞿兑之《中国骈文概论》(世界书局1934年版),刘麟生《骈文学》 (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中国骈文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金茂之《四六作法骈文通》(大通图书社1935年版),蒋伯潜、蒋祖怡《骈文与散文》 (世界书局1941年版)等。这些通论性的著作,对宋代骈文往往有综合性的描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刘麟生《中国骈文史》,其中的第八章“宋四六及其影响”认为,“宋代文学作风,率趋于散文化,不仅骈文为然,特骈文其尤甚者耳”,对宋四六基本特点做了精彩概述。后来人论宋代骈文的特点,大体不出这一范围。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内骈文都被视为“形式主义”避而不谈,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才重新关注骈文,通史、通论性著作再度涌现,如姜书阁《骈文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于景祥《中国骈文通史》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尹恭弘《骈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莫道才《骈文通论》 (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叶农、叶幼明《中国骈文发展史论》(澳门文化艺术学会2010年版),谭家健《中华古今骈文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外加70年代台湾学者张仁青的《中国骈文发展史》(台湾中华书局1979年版)等,显示了骈文史的书写热潮。这些著作承袭了20世纪上半期研究的主要观点,进一步丰富了骈文史的叙述细节。

而在宋代散文研究的相关著作中5,也有了骈文的一席之地。如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宋代部分论及杨亿、汪藻等人的骈文。杨庆存《宋代散文研究》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则涉及以徐铉为代表的五代派骈文和以杨亿为代表的西昆派骈文。只是限于篇幅与写作主旨,散文史中骈文依然处于整体框架中的边缘地位。

总之,在文学史领域,宋代骈文史叙述脉络趋于凝定,这是展开骈文研究的重要基础,同时意味着骈文研究正期待着新的突破。

在单篇论文方面,宋代骈文研究收获了不少成果。从数量上看,宋代骈文的单篇研究论文,虽然远不如宋代诗词散文研究的数量多,但确实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这在硕士论文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就笔者管见所及,近年来以宋代骈文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不下二十篇6。从研究内容看,作家研究为数最多,其中又以骈文名家的研究为主。欧阳修、苏轼、杨万里、王禹偁、洪适等名家骈文皆有专文研究7。宋代骈文风格的描述、重点作家作品艺术特色的归纳等方面,也积累了颇为丰硕的成果。不过,这类研究中机械化、平面化的倾向也颇为突出。一些论文仍停留于对创作情况及作品特色的惯常归纳,或停留于对宋代骈文基本特征的重复论证。

其他类型的研究数量虽不如作家研究,却也形成了一些相对集中的话题点。宋四六话的研究算得上是个热点,这方面的成果相对较多8,与近年兴盛的文章学浪潮此呼彼应。骈文文献沿着深度整理的方向持续发展9;一些文献甚至引起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形成互为参照的讨论10;亦有学者将眼光投向域外,丰富了宋代骈文文献的类型11。对类书与骈文关系的探讨,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从中窥见南宋四六走向社会日用的现象,剖析骈文背后的知识世界,揭明骈文的程式化发展道路等12。有的研究注重结合思想文化语境对骈文进行考察,从宋学与骈文、词科与骈文、理学与骈文等角度展开了观照13;也有对特定时段、特定创作群体的深细考察,进一步充实了宋代骈文的发展轨迹及演化细节14。

综观宋代骈文研究,数量不断增多,研究范围也持续扩大,这都是可喜的创获。不过,考虑到骈文在宋代士人生涯及文化语境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当下的骈文研究仍有更上一层台阶的迫切需要。近几年来,意识到这一问题的研究者,正努力拓展研究视野,寻求新的研究角度,渐渐开辟出多样化的道路。

三、研究思路的转向

在宋代骈文研究中,以作家为中心的研究最多,骈文史著的叙述亦往往围绕作家展开。既有成果得益于此,也受限于此。应用性、礼仪性极强的宋代骈文,其内容及风格在许多时候不是立异,而是趋同的。对单个骈文作家进行专门研究,固然让我们对作家本人的创作有了较为真切的感知,可一旦到了内容、风格等层面时,我们会发现,该作家的骈文内容、写作风格与整个时代的主流并无显著差异。这是单纯的作家研究难以取得更进一步突破的原因15。

以作家为中心的研究模式,固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基础,却并非展开进一步探究的最佳选择。要真正理解应于时用的宋代骈文,应回到其所处的历史语境中去。作为“当时”之“重事”的宋代骈文,其应用语境是与特定文体挂钩的。

所谓“文体”,是依具体功能和使用场合来定名的。而骈文则是行文的体式,是相对于散体文或者古文而言的,故有学者将其称为“语体”,以与“文体”相区别16。前文已提及,宋代骈文的形式与功能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结。其首要的表现,即“语体”与“文体”的紧密对应。骈文的行文体式,集中应用于制、表、启等文体中。而每一种文体,都有其特定功能及应用规则,也直接制约着作者的创作方向和作品的风格倾向。要想对骈文写作及文学特质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必须对相应文体的基本特征有整体的把握;而要准确把握一种文体的功能和规则,则必须结合其应用的历史文化语境做细密的考察。

因此,相较于作家研究,围绕文体展开的骈文研究会更贴近历史语境,也更有助于打开骈文研究的局面。对宋代骈文文体有着较为全面展示的,有曾枣庄《宋文通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其第三编专论宋代四六文,梳理了宋代诏令、公牍、表、启及其他各体四六文的书写面貌。近年文体学方兴未艾,也刺激了宋代骈文的相关探索17。尤其在近十年的研究中,以具体文体为中心而展开的探讨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18,也得出了不少有新意的结论。这实际上表明了骈文研究思路的一个重要转向——由作家研究到文体研究。

这一转向非常关键,显示了骈文研究视野的重要拓展。不过这一转向的背后有文体学兴盛的深刻影响,这是我们在回顾骈文研究时所不应忽视的。文体学的方法固然重要,但文体学研究与骈文研究当有不同目的,不宜一概而论。我们固然可以借助文体学的视角和方法,但最终需要回答的是与骈文相关联的问题。如若缺少骈文视角的问题意识,单纯套用文体学方法,容易带来另一方面的局限,即对“功能”和“风格”做一一对应的描述:某一文体具备怎样的功能,这一功能使该文体呈现出怎样的特点,从而导致研究的简单化和平面化。毕竟在“当时”之“重事”的同时,宋代骈文还兼具“嬗变”之“风流”,应用性与审美性之间,并非单纯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审美性如何呼应应用性、审美性是否会膨胀并越过应用性、应用性又将如何回应审美性的超越……这一系列的问题,在“功能—风格”的二维观照中,无法得到理想的回答。

由此出发,宋代骈文研究又开始酝酿另一个转向:由静态研究转向动态研究。

此前的骈文研究,大都关注“怎么写”的问题,却很少关注“怎么用”的问题。因此容易停留于平面的内容风格梳理、文体功能介绍,缺乏对骈文应用过程的细腻体贴和鲜活再现。对于以应用为本质属性的宋代骈文而言,仅仅关注“怎么写”是远远不够的,“怎么用”的问题,才是更值得关注的重心所在。正如近年来的历史研究者们指出的那样,过去政治史研究多关注制度、政令、法规的设定,而现在不只要关心古人的“说法”,更要关心其“做法”,唯有对制度、政令、法规的实施等做动态的考察,才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19。宋代骈文研究与此相似,不仅要关注“怎么写”,更要关注“怎么用”。事实上很多与“怎么写”有关的问题,会在“怎么用”的讨论中得到更完善的解决。活跃在宋代士人社会生活及文化舞台上的骈文,唯有结合应用语境对其动态发展做综合的考察,才有可能对其性质、地位、价值、艺术水平等形成合乎实际的判断。这样的研究思路,在近几年的研究中渐渐浮现20,显露了丰富的可能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1 参见莫山洪、余恕诚《“四六”的定名及其意义:从柳宗元到李商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莫道才《“四六”指骈文之形成与接受过程考述》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2 参见吕双伟《清代骈文理论研究》导论第一节,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18页。

3 蒋伯潜、蒋祖怡:《骈文与散文》,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55~56页。

4 何诗海《清代骈文正名与辨体》(《文艺研究》2018年第4期)对“骈文”“四六”概念的历史脉络有细致分析,值得参看。

5 此处所说“散文”是含括了古文、骈文的“大散文”概念,而非与“骈文”平行的狭义“散文”。

6 如刘彦《西昆之首,时文之冠——杨亿骈文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4)、李斐《王安石骈文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9)、陈满荣《夏竦及其骈文创作》(南昌大学,2010)、陆贝林《徐铉散(骈)文研究——以学者研究为切入点》(江南大学,2011)、潘洁《文天祥骈文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2012)、肖林桓《昆体四六文研究》(江南大学,2013)、谢卓杰《北宋骈文理论批评研究》(湖北师范学院,2013)、郭睿《洪适四六文研究》(广西大学,2013)、欧阳沉沉《刘克庄表启文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4)、李盼《杨万里骈文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4)、范春晓《真德秀骈文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5)、金婷婷《陆游启文研究》(辽宁大学,2015)、刘敏《綦崇礼骈文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6)、王懿《孙觌表启文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 2016)、马海毓《宋代表文美学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8)、王慧《南宋初期骈文研究——以汪藻、孙觌、胡寅为中心》(山西师范大学,2018)、杨晓彪《欧阳修骈文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9)、熊仁珍《欧阳修四六文研究》(湘潭大学,2019)、张力谦《曾巩骈文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四川外国语大学,2019)、李启帆《胡宿四六文研究》(河北大学,2020)等。

7 如尹占华《论苏轼的四六文》(《天府新论》1996年第6期),陈祥耀《苏轼与“宋四六”》(《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于景祥《欧阳修对骈体和散体的科学态度》(《辽宁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杨万里骈文的师古与创新》(《文学评论》2011年第6期),侯体健《南宋洪适四六文论略》(《文学遗产》2008年第5期),莫山洪《苏轼“以文为四六”与北宋中后期的骈散共存》(《柳州师专学报》2011年第1期),施懿超《王安石四六研究》(《柳州师专学报》2006年第1期)、《沿溯燕、许,风气初开:徐铉骈文研究》(《浙江理工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独开有宋风气”的王禹偁骈文》(《井冈山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朱迎平《读〈渭南文集〉表笺文札记》《读〈渭南文集〉启文札记》(分别见《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第3期)等。上文所列硕士论文更以作家研究为主流。

8 如曾枣庄《宋代四六创作的理论总结——论宋代四六话》(《宋代文化研究》第五辑,巴蜀书社1995年版),莫道才《论宋代四六话的兴起》(《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莫山洪《论〈诚斋诗话〉中的四六话》(《柳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2期)、《宋四六话的兴起与骈文理论的演进》(《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王竞《王铚〈四六话〉与古代骈文理论的发展》(《安徽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莫道才《“伐山”“伐材”之喻与“生事”“熟事”之法——王铚〈四六话〉的骈文典故理论探析》(《中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2期),曹丽萍《宋代四六批评的新发展——〈新编四六宝苑群公妙语〉》(《骈文研究》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另有专著如奚彤云《中国古代骈文批评史稿》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讨论了宋代四六话的特点,祝尚书《宋元文章学》(中华书局2013年版)有专章讨论宋元时期的四六批评。

9 如施懿超《试论宋代四六类专门性类书》(《四川图书馆学报》2004年第6期)、《宋代类书类四六文叙录》(《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3期)等。

10 如沈如泉《〈新编四六宝苑群公妙语〉考述》(《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侯体健《中山大学藏明钞残本〈新编四六宝苑群公妙语〉考述》(《文献》2018年第4期),关注同一部古籍,考述角度有别,可互为参照。

11 如金程宇《记佚存东瀛的两部宋代骈体文选——兼谈日本禅林四六与宋代骈文之关联》(《文学研究》第2卷第1期,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将目光投向域外汉籍,进而考察宋代骈文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12 如杨忠《〈四六膏馥〉与南宋四六文的社会日用趋向》(《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慈波《宋四六与类书》(《济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侯体健《四六类书的知识世界与晚宋骈文程式化》(《文艺研究》2018年第8期)等。

13 这方面论文有:沈如泉《论早期宋学发展对于北宋骈文流变的影响》(《社会科学家》2006年第2期)、祝尚书《宋代词科制度考论》(《文史》2002年第1期)、曹丽萍《宋代理学家的骈文观》(《九江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与《南宋词科对南宋骈文发展的影响》(《北京化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14 如黄之栋《论两宋之际的四六文》(《浙江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张兴武《唐宋“四六”渐变转型的艺术轨迹》(《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2期),分别对南北宋之交、晚唐至宋初的骈文发展趋势做出考察。又如戴路《〈隐居通议〉与宋季盱江士人的四六文创作》(《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与《晚宋四六小集与莆阳三家的骈文创作》(《新国学》第十四卷,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对晚宋盱江、莆阳等地骈文创作的考察。

15 笔者这里只是强调单纯、平面的作家研究容易新意不足,绝非对骈文作家研究的一概否定。拥有宏阔的视野和对历史语境的充分体认,在此基础上选取代表性的作家进行深度剖析,同样是非常优秀的研究。

16 参见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13页。朱刚《从修辞到体制:扇对与八股文》(《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提出,可以将按功能分类的(如制、诏、章、表)叫作“文类”,而将按行文体式特征命名的(如骈文、八股文)叫作“文体”。这一说法也有其合理性。不过,考虑到古人对“文体”的认识有其约定俗成的传统(如《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为免混淆,笔者仍取《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的提法,以制、诏、章、表等为“文体”,而以“骈”“散”为“语体”。

17 宋代上梁文、致语皆以骈体行文,相关文体学研究会涉及骈文写作的问题。如路成文《宋代上梁文初探》(《江海学刊》2008年第1期)、谷曙光《宋代上梁文考论》《宋代翰林学士撰教坊乐语考论》(分别见《江淮论坛》2009年第2期、《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秋之卷)、任竞泽《论宋人教坊乐语的文体特征》(《云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等。

18 如施懿超《宋四六文体渊源及文体体制探析——以制诰文为例》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张慕华《上梁文与宋代文人构建的理想国》(《安徽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戴路《南宋后期荐举官制与四六启文的交际性》(《河南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等。拙作《论宋代骈体王言的政治功能与文学选择》《新型士人关系网络中的宋代启文》(分别见《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也属此类。

19 参见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序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3页。

20 如戴路《礼仪话语建构:南宋荐举制度与谢启的文体功能》 (《四川大学学报》2020 年第1期)探讨了谢启的文体功能及话语体系,“既联系士人交往酬答的实际场景,又兼顾文本形态和语言传统”,“力图使制度史和文体史研究‘活’起来”。侯体健《四六类书的知识世界与晚宋骈文程式化》(《文艺研究》2018年第8期)以专门性四六类书为立足点,考察士人的知识结构、交际网络及骈文的程式化趋势,亦侧重晚宋文学生态中的互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