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地理

提到地球，人们会想到很多词语：大地、地理、自然、环境、万物、地方、区域、地区、地带、景观……这些词语虽然含义不同，但都是用来描述地球表层景象的。人类对地球的认识，也是从其表层开始的。在涉及地球知识的众多词语中，“地理”是最古老且沿用至今的词语。

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关于地球的知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知识的大量积累，也为重新描述已知世界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东西方均出现了大量相关著作，其中一些就以“地理”为书名。现代学者也把这一类著作称为地理（学）著作。关于地球知识最早的一批经典著作，就形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

作为概念的“地理”

在众多的人文地球的概念当中，“地理”是最古老且沿用至今的术语。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地理”是指全球或者一个地区的山川、气候等自然环境，以及物产、交通、居民点等社会经济因素的总体情况。更多的时候，“地理”直接就等同于“地理学”。“地理”一词最早出现在《周易》中。《周易·系辞上》有“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此处的“地理”与“天文”相对应，指山川土地之形势。当然现在也有学者认为，这个“地理”是抽象概念，并非指山川土地。

《管子·形势解》中“地理”的概念则进了一步：“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圹地，故天予之时，地生之财。乱主上逆天道，下绝地理，故天不予时，地不生财。”在这里，“地理”与“天道”相对应，指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东汉时期王充（27—约97）在《论衡》中也有类似的论述：“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这里的“地理”，也是指地理环境。唐代的孔颖达（574—648）为《周易》作疏时，认为“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这里的“条理”即规律。当然，历史上“地理”也一度与“风水”相提并论。很多人认为地理学家就是风水先生。风水在中国古代还有个专有名字，叫作“堪舆”，但这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我们不作赘述。

古希腊也有“地理”的概念。赫卡泰撰写的《地球的描述》一书中有个章节，章节名就是“新地理学”。由于这本书只存留有部分残页，我们无法了解其中“新地理学”的确切含义。我们只能推测，既然谈到了新地理学，那么在此之前应该有了地理学，至少有了“地理”这个概念。

目前学界比较公认的，是古希腊学者埃拉托色尼最早合成“地理（学）”一词（其现代英语形式为geography）。从希腊语语源来说，geo指大地，graphy意思是描述，合在一起是描述大地。其词意中已经包含了人的认识，可以称为“地理学”了。

无论是古代东方还是西方，“地理”虽然有了基本的含义，却不是明确的概念，更不可能是具体学科的代名词，毕竟当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出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地理”与“环境”是同义的。直到20世纪初期，“地理环境决定论”还被称作“环境决定论”。进入20世纪下半叶，随着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环境科学出现了。此后，“环境”一词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地理”与“环境”才独立使用、不再互相替代了。

直到19世纪初期，地理学还基本上是地球科学的代名词。随着地球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分化，“地理”一词逐渐有了新的含义。但是直到今天，环境、自然、区域、资源、能源……仍然是“地理”所包含的重要因素。在“地质学”的学科概念确立之后，“地理”才由指代地球科学，转为与地质学并列的地球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

解释自然现象

当人的智识还没有发展到足以解答所观察到的现象时，很多解释就来自自然哲学的思辨方法。自然哲学，顾名思义就是思考人类所面对的自然界而形成的哲学思想。尽管早期的解释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但是对简单因果关系的渴求，是由人的生存本能决定的。这源于人对未知的解释需求和希望控制自然、减少灾害的意愿，是人类试图掌握自然规律在理论上迈出的第一步。

在古希腊，很多哲学家发现了感性认识的局限性和不可靠性，对于感官获得的经验知识抱着审慎和批判的态度，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唯理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强调对知识进行论证，认为感官只能获得事物的个别或表象的知识，力图用定理或者原理来反映其认识成果。

人类祖先首先关注到的自然现象，大多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风雨雷电、地震火山……众多的现象中最受关注的是破坏力巨大的自然灾害。中国和古希腊所在的地区都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区域。地中海处于欧亚板块和非洲板块交界处，是地震、火山频发的地区。中国位于欧亚板块、太平洋板块、印度板块的交界处，处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与欧亚地震带之间，也是地震多发的国家。面对众多的自然灾害和地理现象，古代东西方学者都在各自的理论框架内尝试着作出解释。

在古希腊罗马文明中，亚里士多德利用“干湿、冷热说”解释各种自然现象。他认为地震是由地球内部干湿混合作用造成的，地球本身干燥，受外界雨水影响而生湿气。在阳光的照射下产生地下风，风遇到地下火会剧烈燃烧，从而形成火山和地震。他也用同样的理论解释天气现象，认为水在太阳热力的作用下升到天空，干燥的烟状气体和潮湿的雾状气体在太阳热力的作用下，形成了云雾、雨雪、露霜。亚里士多德还利用同样的理论解释河流的形成、地表的变化等。他依据“干湿、冷热说”和纬度地带性思想提出了可居住区理论，指出温带是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这种原始的环境决定论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后来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历史源头，即为亚里士多德。

中国古代大多用阴阳五行学说解释各种自然现象。阴阳五行是中国古典的哲学思想，这种理论认为世界是在阴阳二气的推动之下不断发展变化的。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相生相克，构成了世界的基本属性。阴阳五行学说把自然界的异常现象，看作是阴阳之间的比例失衡。尽管这种观点的解释过于笼统且模糊，但相对于当时盛行的“天命论”，仍是一种进步。

与古希腊人用干湿解释地震现象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古人是用阴阳失衡作为解释依据。《国语·周语》中记载有周人伯阳父的解释：“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天气的变化也同样可以对应于阴阳二气，因为阳气暖而阴气寒，两者之间的起伏变化自然会造成温度的不同。《礼记·月令》根据五行说提出，一年四季的变化是由于春季“盛德在木”，夏季“盛德在火”，秋季“盛德在金”，冬季“盛德在水”。对于短期天气现象，古代学者多用阴阳失调来解释。《淮南子·天文训》认为，雾、霜、雪等天气现象的形成，是由于“阴阳相薄……乱而为雾，阳气胜则散而为雨露，阴气胜则凝而为霜雪”。

阴阳五行不仅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现象，它也成为人们对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进行分类的依据。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利用五行对全国土壤进行的分类。五行分为金、木、水、火、土，全国土壤也就依据五行，分成了白、青、黑、赤、黄。正因五类土壤与五行相对应，五色土也就有了文化内涵，成为华夏文化的典型符号。历史上五色土多用于诸侯建国立社、帝王封禅等重大仪式上。北京的中山公园内，现存的唯一帝王社稷坛上就铺有五色土。

在科学尚未分化的古典时代，人类掌握的知识有限，往往一位勤奋的学者可以同时掌握多种知识。自然界又是人们关注的基本生存环境，因此无论是古代东方还是西方，关于地球的知识几乎包含于所有著作之中。哲学著作中有对自然现象的解释，医书中有对矿物和动植物知识的描述，甚至诗歌、小说、绘画中也反映出人们眼中的自然面貌。

古典时期的地理学集大成之作

古代地理著作数量之大已非本书所能概括，仅前面谈到的方志著作就有近万种。在众多的古代著作当中，还有很多专题性地理著作。这类著作多偏重于观察、记录某类自然现象。在古代中国，有涉及气象和物候知识的《夏小正》《吕氏春秋·十二纪》《乙巳占·候风法》等，涉及土壤知识的《管子·地员》《吕氏春秋·任地》等，涉及水利水文知识的《水经注》《鉴湖说》《潮说》《河防一览》等，涉及植物地理知识的《南方草木状》等，涉及矿物知识的《云林石谱》等。当然还有像《梦溪笔谈》《徐霞客游记》这样的综合性地理著作。

古希腊罗马时期也有很多专题性著作，如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前460—前375）的《论空气、水和地方》，亚里士多德的《气象论》《论自然界的基本规律》，狄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约前372—前287）的《石谱》，波西多尼斯在《续波里比阿》中的《海洋》一章等。此外，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23—79）的《自然史》这种大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中，很大一部分内容也涉及地理知识。

本章已经分别介绍了古代东西方的数理传统、区域描述传统和思辨解释传统，但三者并非是完全割离的。多数地理著作会包含其中的两种，甚至三种传统。此时的中国与欧洲相距遥远，缺乏直接的沟通与交流，但是在认识和描绘自然界方面却有相同之处。我们不妨选取东西方古典时代的集大成之作进行对比与分析。

公元1世纪，中国史学家班固（32—92）撰写的《汉书·地理志》和古罗马学者斯特拉波所著的《地理学》，是东西方地理著作的里程碑。虽然前者只是《汉书》的一部分，而《地理学》则是洋洋十七卷巨著，但它们在各自世界的代表性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三千余年连续历史记录的国家，其代表是二十四部正史著作。二十四史中有十六部包含有地理著作，其中十部名为“地理志”。二十四史的第二部、班固撰写的《汉书》中的《地理志》，不但是第一部正史地理志，也是第一部以“地理”为关键词命名的著作，更是两千年来中国地理著作的典范。

古罗马学者斯特拉波所著《地理学》是西方描述性地理著作的写作范本，被誉为古希腊罗马地理学的集大成之作。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古罗马以前地理学的知识，多是从这部著作中得来的。此书更重要的价值，是其独到的构思和写作体例。

班固出身儒学世家，其父班彪、伯父班嗣都是著名学者。班固本人博古通今、严肃认真。他曾任管理皇宫内藏书和修史的兰台令史，有机会接触大量的典籍和官方文献。《汉书·地理志》是他博采西汉以前的著作和档册资料编撰而成的。他写作的目的，是“追述功德”，使汉朝“扬名于后世”，并为当时的行政管理服务。

《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西汉末年疆域和行政区划及其演变。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历代疆域沿革的记述；第二部分是其主体，以郡为纲、以县为目讲述了西汉的疆域和地理概况；第三部分主要辑录了刘向（前77—前6）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作为全国区域总论。《地理志》结构严密、写作简练、便于查阅，内容也较全面。书中重人文、轻自然的倾向，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样的写作方式，一方面留存了大量有价值的人文地理资料，另一方面也抑制了自然地理学的发展。班固是一位足不出户的书斋学者，对广大山河并未亲历其境，因此在描述时忽视了对于自然规律的探讨。直到明代末期《徐霞客游记》问世，中国才出现了对地理现象进行科学描述和规律探讨的专著。

斯特拉波曾经在希腊世界广泛游历。尽管同许多学者相比，他的旅行范围不算广，但他很重视收集旅行见闻，并把这些资料写在了《地理学》中。此书不但继承了古希腊地理著作的资料，更重要的是继承了其调查研究方法，并使其理论化、系统化。书中对公元初年所知道的人类居住的世界进行了区域划分，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斯特拉波强调他的《地理学》是“为有教养的政治家和军事首领们写的”，希望它成为一部行政人员管理手册。可见此书的写作，是出于实用目的。

《地理学》对各国的环境、资源和人口等情况进行了总结。全书共分十七卷。第一卷总结、评论了古希腊时期的地理学理论。第二卷阐述了地理学的学科性质，指出其任务就是测定土地的面积、了解人类居住的大地的形状、掌握自然特性等。第三卷至第十七卷是对世界各地区的分论。在描述每个区域之前，斯特拉波总是先指出其边界，这样就清楚地表明了地形、居民和经济等现象所处的范围。由于涉及范围广泛、区域多样、民族众多、自然条件差异较大，加之作者个人经验有限，因此《地理学》的内容不太协调。例如，有些地区作者花了大量篇幅描述其自然内容，而另外一些地区因缺乏相应的资料，又着重描述种族方面的内容。在区域描述中，斯特拉波发现并提出了内容广泛的自然地理学问题，尽管他没能对这些问题都给予明确的解释，却为后世指出了一种地理学的方向。

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和斯特拉波的《地理学》都涉及历史内容。《汉书·地理志》中包含有历史论述，从而使中国古代的地理著作逐渐成为历史学的附庸。中国古人读此类书籍的目的多为解经和读史，而不是研究自然界本身的规律。《地理学》也存在着类似问题。书中资料多数来源于古代的著作，但作者并没有考虑这些资料内容的历史时期。因此，《地理学》主要阐述的是古罗马初期的情况，同时也夹杂着不同时代的区域资料。古代西方的许多地理学家也是历史学家，因此，尽管古罗马初期地理学有从历史学中独立出来的倾向，但也没有摆脱历史学的从属地位。

《汉书·地理志》与《地理学》成书时间相近，又都是同时代著作中的代表，但是两本著作的历史地位却完全不同。前者文笔精炼、语言简朴的写作风格成为后世的典范。地理描述以国内疆域政区为纲，开创了中国疆域政区地理著作的先河。其开创的写作体例易于仿效，为古代描述地理学的完善作出了贡献。《汉书·地理志》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首先，它使后代统治者意识到了撰修地理志的重要性，其次，它的写作体例一直为之后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所沿用。汉代以后曾经为《汉书》全书或部分作过注释的就有数十家。

《地理学》时常用文学笔调改写原始资料，使之引人入胜。该书先以对海的描述勾画出陆地的轮廓，再按照方位划分并描述世界。书中注重揭示地理的空间特征，将自然、人文等现象分置于各个地区之下，使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不同区域的面貌，以及它们的组成因素、分布规律，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描述方式代表了西方描述地理学的传统。

两部著作均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后世研究古代地理变迁的重要资料来源。《汉书·地理志》有中国最早的户口记录。关于水道的记载也是《水经注》之前古籍中最详实的，为现代学者研究汉代以前的自然、经济、人口、文化，研究古代地名，以及古代边疆地理和疆域政区的沿革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书中照录了《禹贡》《职方》《域分》和《风俗》等，使这些资料在正史中得以采录和保存，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斯特拉波查阅了大量的前人著作。书中第一卷就是对荷马、埃拉托色尼、希帕库斯、波西多尼斯、波里比阿（Polybius，前200—前118）等前人著作的评介。在许多著作佚失的情况下，《地理学》无疑成为研究古希腊地理学的宝库。

《地理学》既是古代西方描述地理学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古希腊罗马地理学的终结。虽然斯特拉波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为行政人员提供实用性的管理手册，但在很长的时期内，它并未引起广泛的重视。公元77年，普林尼写成《自然史》，他在撰写过程中参阅了2000余卷图书，却没有提到斯特拉波。托勒密的《地理学导论》中也未提及斯特拉波。直到公元7世纪，斯特拉波的《地理学》才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成为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地理著作的代表。

两部巨著对后世影响的强烈反差，与东西方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历史背景有着重要的关系。《汉书·地理志》的写作时代正值中国封建统一的社会制度稳定发展的时期。西汉是中国第一个长期稳定、疆域辽阔的封建帝国，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建立并完善了一套郡县二级制的行政区，这为班固的写作奠定了基础。国家统一之后，政府更加需要了解国家版图，掌握全国行政区域和自然、经济等内容，因此，作为官方撰修之书，《汉书·地理志》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

古罗马帝国也是历史上国土辽阔、空前强大的帝国。当时的地理眼界东至印度河，西到大西洋。向北延伸到俄罗斯草原，南部直达埃塞俄比亚。但古希腊时期的科学方法却被古罗马人摒弃了。古罗马帝国的地理学，是以世界的调查统计为特点，它抑制了科学的发展，描述地理学也与其他科学一样难逃厄运。《地理学》虽为政府官员所作，却并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他们更关心的是人口数量、大地测量等实际数据。因此，这部著作既是古代描述地理学的集大成之作，又是其终结之作。

公元2世纪中期后不久，古代地理学随着古罗马帝国的衰落开始倒退。5世纪以后，西方的视野重新闭塞，进入了“黑暗时代”。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地理学思想才重新进入欧洲人的视野。

1 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先秦至明代）》，商务印书馆，1988，第19页。

2 据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科学出版社，1962）第10页图改绘。

3 《纪念辞》，《禹贡》1937年第七卷第1、2、3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