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九州

多数古代地理著作，是以描述某一地区自然与人文环境为主要内容，后人称之为区域地理著作。对差异性的描述，是这类著作的主要特色。因为不同的地区之间，存在着温度、植被、水文、地形地貌等差异，此外，不同地域风俗文化也不相同。随着活动范围的扩大，人类逐渐发现了地区之间的差异。

从区域地理学漫长的发展进程中我们不难看出，由于人类活动的持续变化和不断影响，这门学科一直有新的问题需要解决。也正是因为把人类作为地球知识整体的一个部分，这门学科才更加具有生命力。因此，只要一门学科能够不断发现新材料、提出新问题，它就具有生命力。问题的缺乏，往往预示着学科的衰亡。

区域本身是一种人为的土地划界，既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环境各种要素的认识水平，也是历史文化空间特点的地域反映。正是因为人类的活动，区域划分才有了意义。在地理学发展史中，区域地理曾经是最古老的“核心部门”，并且至今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古希腊罗马时期有着丰富的区域地理著作，这些著作从名称上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地球”或“地理”为关键词命名的著作，如《地球的描述》《地理学》《有人居住世界的地理学》《地理学导论》等；另一类是包含有区域地理知识的旅行记和历史学著作，如《红海》《旅行记》《历史》《世界通史》等。中国古代不但有着丰富的区域地理著作，而且该类著述的创作一直延续了三千年，从未中断。这里就跨越时段，梳理此类著作三千年来的发展脉络。

划分区域

区域的划分，体现了早期人类对于地理要素分布差异的认识，这是早期地理学发展的重要标志。公元前8世纪前后，中国人与外界的交往逐步扩大，随之而来的是地理知识的大量增加。随着人类活动地域的扩大，关于区域的划分与描述的著作开始出现。《山海经》和《尚书·禹贡》是目前所知最早进行区域划分的著作，其中《禹贡》提出的九州区划影响深远，现在“九州”已经成为中国的别称。

古籍中最早对所知区域进行系统描述的是《山海经》。关于此书的成书年代，学者之间观点不一，普遍接受的说法是成书于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后经秦汉不断补订而成，非一时一人所著。从此书的写作体例和思想框架来看，反映的是先秦时期的认知水平。

《山海经》流传至今的抄本共十八卷，由《山经》（又称《五藏山经》）、《海经》和《大荒经》三部分组成。此书最初有文有图，文字只是图的说明。由于书中记述了很多奇异古怪的事物，又被称为奇书、怪书。历史上对其评价分歧很大：《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数术略的刑法类；《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等把它列入史部地理类；《宋史·艺文志》则将其列入子部的五行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将其列入子部小说家类；鲁迅（1881—1936）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经说它“盖古之巫书”。直到1962年，在侯仁之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中，《山海经》的地理价值才得到充分的肯定。该书认为，《山经》是“我国流传至今的第一部地理书籍”，“是我们祖先自古以来在生产斗争中所获得的全部地理知识的一个总结”。

《山海经》描述的地域范围十分辽阔，除了中国本土，还包括东亚其他区域、中亚等广大地区。其中《山经》涉及的内容最为丰富，也是中国人最早尝试将辽阔、纷繁的地域进行人为划分的著作。它以山海地理为纲，将天下划分为五个区域，各区均以山脉为坐标进行描述。书中以现在的山西省西南和河南省西部的地理状况为“中山经”，再分其他四个区域的地理状况为“东山经”“西山经”“南山经”和“北山经”。

《山海经》所述内容繁杂，对于遥远地区的描述更因缺乏足够的信息而掺杂了很多臆想的成分，这也是后人对它评价不一、认为它缺乏科学性的原因。但是对于时人熟悉的地理区域，该书的叙述还是详实可信的。例如，在谈到山脉时就详细记述其位置、走向、距离、高度、坡度；谈到河流时，则细述其发源地与流向，以及水流的季节变化等；谈到动植物时，会描述其形态特征与医疗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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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经》内容摘录

“禹 曰：天 下 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藏，盖 其 余 小 山 甚众，不足记云。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树谷也……”

现代学者虽然对于《山海经》的学术价值看法不一，但是其描述地理区域的方式是成功的。这种写作体例对《禹贡》产生了影响。《禹贡》托名大禹所作，后人对其成书年代多有争论，较为普遍的说法是其为成书于战国中后期、设想天下统一以后的治国策略的著作。可以肯定它迟于《山海经》，早于《汉书·地理志》。由于被看作大禹所作，《禹贡》一直被列为经书，为后世尊崇，这也是书中“九州”划分影响深远的原因之一。

《禹贡》继承了《山经》的写作体例，但是没有像《山经》那样以山系为纲，分区描述。《禹贡》根据对地理内容的综合分析进行区域划分，这样的写作体例比起《山海经》罗列式的描述前进了一步。

《禹贡》不足1200字，却描述了当时全国的地理情况。全书分为五个部分：九州、导山、导水、水功和五服。书中将天下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个州。书中对各州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现象作了综合性的描述，最后还提出了理想的行政区划——“五服”。即以王都为中心，按照距离的远近，以五百里为单位（即“一服”），由近及远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并规定了各服贡赋的缴纳。但“五服说”反映的是一种政治理想，缺少地理依据，所以没有“九州说”影响广泛，当代学者也不把“五服”作为古代区域划分的思想内容。

“九州”是先秦时期形成的重要地理概念。《汉书·地理志》认为是黄帝划分了九州。先秦文献中叙述“九州”概念的著作主要有《尚书·禹贡》《周礼·职方》《尔雅·释地》《吕氏春秋·有始览》等。虽然不同著作对九州划分稍有不同，但可以看出，“九州”已经是代表全国的区域概念。在众多述及九州的古文献中，以《禹贡》对九州表述最为明确和清晰。因此，后人提起“九州”，多以《禹贡》为依据。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编撰有大量图志和郡国志书。这些著作对中国古代地理多有开创之功，《山海经》《禹贡》和《汉书·地理志》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汉书·地理志》开创了正史地理志写作的先河，同时也是正史中地理志书的范本。

方志传统

对区域地理的描述，在古代主要存在于方志著作之中。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不断的方志著作的国家，这也是中国古代区域地理的特色之一。此类著作有近万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名称。东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方志著作多称为地记、地志、地谱等；隋唐至宋代，又称为图经、图志或者图记；宋代以后的历史时期，才名为地方志或者方志。

古代的方志著作不但名目繁多，写作形式和内容也有很大差异。不但不同的历史时期各异，即便是在同一历史时期，也有很多不同内容、形式和名称的地方志书。但是纵观整个历史时期，它们也有共性，即都是利用文字、表格、地图记述不同地区的地理情况。因此，方志著作是中国古代区域地理成果的重要载体。

中国古代的方志著作都是按照一定的体例，综合记述全国或者某一地区的山川物产、经济文化、社会现状等方面。对于此类著作的性质，不同时代、不同学者的观点各异。《隋书·经籍志》将地方志列入地理类，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是将其列入史部地理类。宋代以前的方志著作，内容上更像是综合性的资料汇编，体例上更像是区域地理著作。宋代以后，地方志的编写形式有了很大的变化，史书的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写作方式，都对宋代以后的方志著作产生了影响，因此，也有人把它归入历史类。

宋代以前的地方志书大多记载的是环境资料，不是对历史的叙述，所以应该属于区域地理著作。当然，中国的地理著作，与起源于西方、具有科学意义的近代区域地理学著作不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方志传统。

方志著作能够在历史上延续且长盛不衰，是因为它在描述的过程中，在关注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的同时，也包含了各地的政治、经济资料。李吉甫（758—814）在《元和郡县志》中就强调了方志在辅佐政治方面的作用。正因如此，历代统治者对方志的编撰十分重视，并在不同程度上支持编修志书。

秦汉之后，地方志书大量涌现。魏晋南北朝时期，此类书籍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类型多样，有地理志、地理总志、地理书、都邑簿等多种形式。这个时期仅全国性的地理总志就有很多。正史地理志的写作也在前代开创的传统之下，形成了以区划为纲，分别记录不同地区山川、物产等的写作体例，内容也较前一个时代更加丰富。

魏晋南北朝时期兴起了私修地方志的热潮。以记载某个地区建置、山川、道里、物产、风俗为主要内容的著作大量涌现，仅《隋书》中记录的地方志就有100多部，1400多卷。遗憾的是，这些著作多已佚失，只有少数著作尚存于世。这一时期地图绘制水平较高，因此出现了大量图经或称为舆地图类的著作。很多图经附有大量文字说明，图文并重介绍地方情况。可惜这类著作均已佚失，我们只能从留存下来的地理志书中了解其概貌。

隋唐时期建立了官修志书制度，此后的地方志基本上都是由官府主持编撰。唐代官府对于造送图经的年限、内容、机构、体例等都有明确的规定。这个时期的著作图文并重，甚至以图为主，因此称为图经。据《太平御览》和《太平寰宇记》记载，唐代曾有50多个州修有图经，但目前均已失传，我们只能从敦煌残存的图经中知其大概。这个时期代表性的地方总志、也是现存最早且较为完整的全国地方总志，是李吉甫撰写的《元和郡县图志》。后因流传过程中图亡志存，改称“元和郡县志”。李吉甫反对重古略今，强调实用，这种思想影响了其后地方志的编撰。该书以疆域政区为主，记载了自然地理状况、经济和人口等内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此书“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

宋元时期地方志的体例大致定型。过去著作详于地理而略于人文，自宋代开始，地方志中人文历史的内容逐步增多，特别是乐史（930—1007）的《太平寰宇记》，增加了风俗、姓氏和人物等内容。这种写作方式与隋唐时期的著作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其影响持续到明清时期。此书在叙述地方沿革和疆域历史变迁方面很有价值。由于书中大量征引宋代以前的地方志书，我们才得以更清楚地了解宋代以前此类著作的发展情况。

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方志著作到了宋代渐趋成熟，并开始转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宋代的方志编撰体例更加成熟和稳定。这个时期很多方志著作的序言中，对于方志著作的性质与作用，资料的收集、甄别和选取，编撰人员资质及要求等问题多有讨论，从而促进了志书编撰的完善。

在写作内容和风格上，宋代志书与隋唐时期的大为不同，成为叙述山川物产、人文风俗等的综合志书。宋代及其以后的方志著作中，除了记述自然情况外，更加侧重人文地理。正如宋代诗人史安之在《剡录》序中所言：“凡山川城池、版图官治、人杰地灵、佛庐仙馆、诗经画史、草木禽鱼，无所不载。”

宋代以后对于方志著作的性质的争论增多，作者之间观点不一，有属于地理类、博物类、历史类三种看法。南宋王象之（1163—1230）在《舆地纪胜》的序言中，强调了其地理属性：“世之言地理者尚矣，郡县有志，九域有志，寰宇有记，舆地有记。”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清代，《四库全书》纂修官戴震（1724—1777）仍然把方志著作列入地理类，而史学家章学诚（1738—1801）则强调其史学属性。虽然此时仍有学者坚持方志乃地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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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致用

“经世致用”是明清之际一批思想家提出的治学理念。认为研究学问，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必须要有益于国家。书，但是在编撰的意义上，学者们更多强调了方志的教化与资政作用。这也符合明清之际的学者大多强调学问要有益于国家的“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

方志著作经元代的短暂低落，到了明清时期再度复兴，并且在清代达到鼎盛。但是由于宋代志书的影响，其后的方志著作都把建置沿革作为重要内容。地方志书逐渐远离了区域描述的传统，开始了历史叙述传统的转向，区域地理的特色逐渐减弱。这种转向促成了地理学中的一门边缘学科的兴起，这门学科就是沿革地理。

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

沿革地理是一门很有中国特色的专门领域，但我们还不能称之为沿革地理学。它以记述及考证历代疆域政区的演变历史为目标，在传统舆地之学中占有特殊地位。现在学者在回溯沿革地理时，也将《汉书·地理志》，甚至更早的《山海经》和《禹贡》作为起点。但是，它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则始于宋代，比较公认的说法是王应麟（1223—1296）的《通鉴地理通释》为其代表性著作。而王应麟的弟子胡三省（1230—1302）所注《资治通鉴》则被认为是早期沿革地理著作的典范。此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详细诠释了六千余处历史地名的方位、沿革，并纠正了古籍中的地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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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地之学

中国古代曾经将大地称为“舆地”，关于大地的学问就是舆地之学。《舆地广记》《舆地纪胜》等著作均属于这一类。直到现在，人们还是将古代描述、研究人类居住世界的传统学问称为“舆地学”。有人认为舆地之学就是中国古代的地理学，也有人把它归入风水范畴。

沿革地理在清代达到了高峰，清代学者对两千多年来的文献进行了大规模的、总结性的整理，其中就包括了考订与校补历代正史中的地理志。虽然他们对古代政区、地名等变迁的考证，目的是为解经、读史服务，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注释检索之用，但是清代学者的考据却推动了沿革地理的昌盛。这为古代的沿革地理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转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产生于欧洲。17世纪在欧洲的德国、意大利等国先后出现了以“历史地理”命名的著作。到了19世纪末期，历史地理已经成为国际地理大会的议题之一。20世纪初期历史地理学传入中国，此时中国学者也不再满足于疆域沿革、政区更易、水道变迁等的考证与描述，开始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地理现象的变化规律，探索其原因。于是，沿革地理开始向历史地理学转化。

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创办了“禹贡学会”，出版了《禹贡》半月刊。这个研究沿革地理的学术团体及其刊物的命名，其用意就是把《禹贡》一书作为沿革地理的起点。起初，该刊的英文名称译为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 （中国沿革地理），从第三卷第1期开始，改用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中国历史地理学）。可见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还没有在沿革地理和历史地理学之间划出明确的分界线。他们希望“无问新旧，兼容并包，使得偏旧的人也熏陶于新方法的训练，而偏新的人也有旧材料可整理”3。

20世纪初期，当传统学科遇到西方科学时，中国学者一直在本国的研究基础上努力寻找与新科学的共同点，并促使两者融合。毫无疑问，禹贡学会及其创办的刊物在两者的融合与新旧的交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上半叶，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学两个概念经常混用，没有明确的区分，研究者也基本上是一样的。这种情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改变。

20世纪50年代，从英国利物浦大学学习历史地理学归国的侯仁之（1911—2013），先是在燕京大学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课程。后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他开始主持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的教学、科研工作。受到在英国的学术训练和当时在北京大学担任顾问的苏联专家的影响，侯仁之明确提出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科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并强调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有着本质的区别。他指出，历史地理学的重点是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景观的形成和特点，从而把现代科学方法引入历史地理学。此后，沿革地理退出了人文地球的历史舞台。

李约瑟之问

当方志著作在宋代走向昌盛之际，西方的区域地理著作仍然处于描述阶段。此时西方人的兴趣点还停留在记述和发现东方世界，以及拓展空间知识方面。但是到了18—19世纪，情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建立在野外考察传统上、以解释空间现象及其相互关系为特色的近代区域地理学开始出现了。然而，在中国，延续了上千年、积累丰厚的方志著作，并未促使传统的区域地理转向具有科学意义的区域地理学。

这使我们想起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的发问：“为什么在公元1至15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比西方更为有效并遥遥领先？”“为什么中国传统科学一直处于原始的经验主义阶段，而没能自发地出现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这就是被称为“李约瑟之问”“李约瑟难题”“李约瑟之谜”或者“李约瑟命题”的疑问，它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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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

英国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42—1946年，李约瑟来到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大后方”重庆，并在那里建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这是第一个中外国际科技交流组织，在促进中英科学合作和国际学术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让李约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的科学。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李约瑟历时近50年组织编写了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这套巨著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并提出了“李约瑟之问”。1983年他在英国剑桥创建李约瑟研究所并任首任所长。这个研究所旨在研究东亚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历史或支持相关研究，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区域地理著作在中国的发展轨迹，可以从一个侧面回答李约瑟之问。中国以区域划分的方式综合描述地理环境的传统，从古代延续至今。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方志著作只是在研究内容上不断丰富，在写作体例上不断成熟，在写作意义上更加强调资政的作用，却从来没有在方法上、理论上有所创新和突破。

我们现在所说的区域地理学，是19世纪中后期出现于西方、后来传入中国的一门新学科。20世纪初期，当西方区域地理学传入中国时，中国学者还把它翻译为“地志学”“方志学”“方志地理学”等。但是随着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深入，中国学者意识到了传统的方志之学与西方区域地理学有着根本的差异。1939年，李长傅（1899—1966）在《地理学之定义与其本质》一文中指出：“我国的学界，每每以为地志学就是我们的方志，这是错误的。原来我国的方志，是混合着地方历史、地方地理及其他地方智识的。”20世纪30年开始，“方志学”逐渐不再作为近代区域地理学的代名词。

进入20世纪以后，区域地理学逐渐从单纯以描述为主，转向探讨空间现象产生的原因，以及各种地理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人地关系。进入21世纪，区域地理学仍然在不断发展，并且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焕发出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