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宝书”的编撰者——细井宗一

的确，“反对EL、DL单人乘务的斗争”是一场长期的、争斗激烈的劳资纷争。我们新闻记者都把目光聚焦于其表面的激烈程度，疲于对一线进行持续追踪，然而当时几乎没有人立即意识到在这场斗争中国劳所赢得的“现场协商制”的真正意义。之后，“现场协商制”使国铁生产一线的氛围为之一变。

从昭和四十年（1965年）左右开始，国劳强调“一线斗争是工人运动的原点”，并提出如下行动方针：“为了使工人运动扎根于一线，要加强分会活动和一线斗争；关于一线的要求，必须与‘现场长’（即一线负责人）进行集体谈判，要有耐心地、反复地去实施。”

当时，对于这种一线的工会会员与一线负责人的直接谈判，国铁当局并不承认是正规的集体谈判。他们认为，集体谈判应该“在国铁总公司的主管部门与工会总部之间”或者“在地方铁路管理局的主管部门与工会的地区总部之间”来实施；一线负责人没有谈判的权限，也就不存在谈判的事项。

然而，工会方面的基本理念是：如果让当局承认一线谈判是正规的集体谈判，“就可以在所有生产一线开展斗争，劳动者的思想意识将大大提高。一线斗争才是工人运动的原点”。

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社会党及共产党的工会活动家大多采取“大包大揽的行动”，很难开展将广大一线也包罗进去的斗争。为此，昭和四十二年（1967年）7月，国劳制作了一本名为《一线斗争指南》的指导读本，对一线的“战斗方法”作了详细介绍。有了这个参照范本之后，一线斗争逐步走上正轨。这本指南的封皮为纯黑色，因此被称为“黑宝书”。可以说，它就是指导一线斗争的“圣经”。

在暗地里稳扎稳打地推动“现场协商制”谈判的，是身为国劳中央执行委员的细井宗一。编写“黑宝书”的也是细井。在国劳内部，细井隶属于反主流派“革同”（“国铁劳动工会革新同志会”的简称，日本共产党派系），他本人也是共产党员，是公认的“国劳首屈一指的理论家”和实力派干将，人们称“无论掀起罢工，还是收兵撤退，实际的发号施令者都是这个汉子”。据称，“守法斗争”战术的发明者也是细井。他虽然担任中央执行委员长达27年，但职务自始至终都是企划部执行委员（即“平头百姓”），他从不谋求任何职位。

细井出生于新潟县丝鱼川市的贫苦渔民之家，因为交不起学费从旧制四高(24)（现在的金泽大学）中途辍学后入职国铁富山机务段(25)。当时“日中战争”(26)激战正酣。随后，细井改变主意，进入专门培养下级士官的陆军预备士官学校，然后前往“旧满洲”(27)，并担任骑兵联队的中队长(28)。这时，日后为国铁构筑了巨大利权关系的田中角荣恰好是其部下。日本战败后，细井被扣留在西伯利亚。返回日本后，他恢复原职回到国铁富山机务段，开始从事工会活动。

在国铁的劳资纷争历史当中，细井就好比是国劳的“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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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动劳而言，“EL、DL单人乘务”是导致会员大幅减少甚至可能直接造成组织瓦解的重大问题；不过对国劳来讲，工种调换等将使得从动劳转入国劳的会员增多，反而还有好处。国劳虽然在表面上与动劳开展“联合斗争”，然而暗地里却在为“确立现场集体谈判权”作积极努力。除非“现场集体谈判权”的谈判有进展，否则拒绝参与单人乘务问题的谈判。也就是说，他们将单人乘务谈判作为条件，赢得了实为“集体谈判”的“现场协商制”。

当国劳提出“把一线作为集体谈判的平台”这个要求时，国铁当局随即表示强烈反对。带头反对者就是日后成为“三人帮”首领的井手正敬。

井手生于昭和十年（1935年）4月，此时已30岁。这里先介绍一下他的父亲。其父名成三，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入职内务省(29)；二战结束后作为内阁法制局第一部部长，为GHQ麦克阿瑟总司令的宪法草案修订费尽心力，在新宪法成立时，以法制局次长的身份辞官退休；之后，在下条康麿文部大臣手下担任了文部次官(30)。母亲悦子是冈山县人，祖上为冈山藩池田家的家老(31)。出身名门世家的井手在学习院(32)读完初等科（小学）、中等科（中学）之后，因其父严命“高中必须去东京大学考取率较高的都立(33)高中”，于是在昭和二十六年（1951年）仓促报考了都立户山高中，考中并入学。

在户山高中，井手加入了橄榄球俱乐部，整天热衷于打橄榄球，荒废了学业。到了高中三年级的秋天(34)，他才开始备考学习，由于准备不充分，结果自然是名落孙山，只得再补习一年。在补习期间，他也没有扔下橄榄球，而且担任户山高中橄榄球俱乐部的教练，带领球队首次打入了关东地区大赛。昭和三十年（1955年）4月，他考上了东京大学经济学系。大学4年，依然每天与橄榄球为伴。

昭和三十四年（1959年）4月，井手入职国铁后被分配至大阪铁路管理局，作为总务部劳动课课员开始涉足劳务领域。当时正值1960年反安保斗争(35)高潮，劳工界也处于波澜动荡的时期。在大阪的宫原调车场，为了保护场内的10个信号站，当局与企图阻止列车运行的工会开展了激烈的攻防战。为了对违法行为进行现场事实认定，井手被派往现场，被迫置身于纷争的漩涡之中。在担任天王寺铁路管理局旅客课课长之后，昭和四十年（1965年）3月，井手回到东京任国铁总公司职员局劳动课课长助理，“专门负责谈判及协约工作”，变成了与工会进行谈判和签署劳动协约(36)的窗口。

这样，井手在入职后的第6个年头，便与国劳的权威、协约负责人细井宗一开始了正面较量。细井要求缔结一线集体谈判权，井手不厌其烦地反驳说：“集体谈判的作用是决定对所有员工均有约束力的规范，一线负责人又不承担这个责任，怎么能与他们进行集体谈判呢？各生产一线是工作场所，因此不能在那里决定对其他一线也形成约束的规范。”由此，谈判时常中断。“你小子倒是极尽油嘴滑舌之能事哩。”据说，细井尽管骂骂咧咧恶语相加，但对这个年轻的谈判对手“也不敢轻视，不得不认真对待”。

后来，细井感到正面突破难以实现，于是想到了一个迂回战术，即采用《公劳法》中所规定的由地方调停委员会（简称“地调委”）调停斡旋的办法。根据该法规，在全国共设置了9个地调委，它们作为劳资纠纷的协调及调停机构，主要负责处理当地所发生的劳资纠纷问题。这些地调委由雇主、工人及公益代表三方构成。细井选择了门司、广岛、仙台三个地区的地调委（这些地调委均由左派专家担任公益委员），要求它们出面调停，以敦促“一线负责人参与集体谈判”。

结果如细井所料，三个地调委提出的调停方案均认为，“分会组织代表与一线负责人开展谈判并无不妥”。当局拒绝接受该调停方案，调停无果而终。昭和四十二年（1967年）11月，为了作出最终了断，该问题被提交公劳委仲裁委员会。

这年年末，公劳委仲裁委员会作出了结论。但其结论并非“仲裁决定”，而是“劝告”(37)。其内容如下：

·“为了顺利、和平地解决劳资纠纷，在与工会分会相对应的劳资之间，设立现场协商机构。”

·“有关分会会员劳动条件的纠纷，由现场协商机构付诸讨论。”

尽管劳资双方都表示接受这个劝告，但是要求设置的“现场协商机构”是“一线集体谈判平台”还是“劳资协商平台”，其意思表述模棱两可。国劳方面认为这就是“集体谈判平台”。如果是“集体谈判平台”，则意味着可以由工会会员与管理各个一线的干部职员分别进行谈判，进而可以对一线经营进行差遣。当局则将其勉强解释为“介于集体谈判与投诉处理之间的一种补充性措施”。双方随后开始劳资协商，讨论和制定有关“现场协商机构”的成立细则。

细井估计“虽然当局勉强接受了公劳委的劝告，但如果在细则敲定上时间过长，则当局内部的反对声音将逐渐变大”，于是决定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昭和四十三年（1968年）3月22日，当时由反对EL、DL单人乘务斗争造成的混乱还在持续，当天晚上，关于“现场协商机构”细节敲定的谈判也久拖未决。细井与职员局局长武田启介进行了下述对话。

细井：“为了就劳资协定达成妥协，今天得进行通宵达旦的磋商，你留下来不？”

武田：“这件事已经责成课长等人来处理了。”

细井：“那么只要劳动课课长等人留下就行了。你不会事后又提出异议吧？”

武田：“定好了就不变了。”

武田作出明确表示后便离开了会场。也许武田当时并未认识到签署这个“现场协商制”协约的严重后果。一直参与前期谈判的主管课课长助理井手正敬，这时已被调至旅客局总务课，而作为新的谈判负责人的劳动课课长是几个月之前刚从别处调来的。留下来接着谈判的，便是该劳动课课长及下属主管等一共七八个人。国劳方面则只有细井一人。

“咱们先说好啊，在对细则达成一致意见之前，除了上厕所以外，一律不许走出房间。”

细井一上来就先定下了规矩。

“每次谈判，当局方面总是借口休息或有事，中途溜出去。不能给他们这个空子，必须一口气谈完，省得掺入外部杂音把问题搞砸了。”细井的做法自有其道理。

双方连续谈了7个多小时，中间连个盹儿也没打，到凌晨4时终于敲定了“现场协商制”协约的相关细则。细井最先向当局要求的是在一线层面的“集体谈判”。可是，当局对此进行了激烈抵抗。于是，细井退让一步，将“集体谈判”改为“现场协商”，双方由此达成妥协。

倘若指导业务的一线管理人员与工会分会代表能够通过对话实现劳资关系的稳定，那自然最好不过。估计当局是这么考虑的吧。然而，在劳资关系磕磕绊绊的国铁，事情哪会如此简单。

“当局要‘名’，工会获得了‘实’。”细井说。尽管当局方面解释说“现场协商不是集体谈判”，但细井认为“无论如何，它是一线的集体谈判”。正如第二章中将详述的，它实际上就是“集体谈判”。在之后将近15年的漫长岁月里，生产一线变成了对管理干部进行围攻和指责的场所，一线的荒废凋敝愈发严重，对此当局方面估计做梦也没想到吧。“我们上细井的当了。”国铁当局的负责人后来后悔不迭，但那已是“马后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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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细井为什么要搞这种通宵达旦的“禁闭式谈判”呢？

那是因为在大约十年前，细井曾有过一次因谈判延时而中途休息打盹儿，结果造成重大失败的痛苦经历。

那是昭和三十二年（1957年）“春斗”(38)时的事情。这年的春斗是国劳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斗争，大批人员遭到处分，仅国劳就有23人被解雇。国劳在6月份开展了两次反处分斗争，对此国铁当局再次实施处分，国劳又再次开展要求撤回处分的斗争。处分与要求撤回处分的斗争循环往复，局面僵持不下，陷入泥潭。

其中新潟搞得尤为激烈。新潟铁路管理局在发布通告、解雇国劳新潟地区总部原委员长中村三夫及执行委员佐藤正二之后，7月9日，又以扰乱业务为由解雇了19名工会会员。对此，新潟地区总部在未与国劳总部商量的情况下，实施了“游击战”，即故意在列车班次最为密集的时段召开一线大会。这就是所谓的“新潟斗争”的开端。连续两天，工会在各条线路各个车站波浪式地召开一线大会，由此造成客运和货运列车大幅晚点及停运。盛夏时节的新潟暑热逼人。据称，这场斗争使装载在货运车皮里的西瓜几乎全部腐烂。

由于斗争呈现出长期持续的趋势，劳资双方均向当地派遣了后援人员。国劳总部派出的就是细井宗一。细井查看了当地形势之后，经过研判认为，由国劳总部动员各地会员来进行声援和支持几乎不现实，这个问题只能在当地局部解决。

当时的新潟铁路管理局局长，是后来由国铁常务理事成为民社党众议院议员的河村胜。在国铁总公司职员局成长起来的河村与细井是老相识。当地的斗争声势一浪高过一浪，怎样才能将事态平息下去呢？“把后来这19人的解雇命令给我撤回去！”细井强烈要求道。谈判真是名副其实的通宵达旦。暑热难耐的7月，在临时工棚般的简陋房子里，细井一边咕咚咕咚大口喝水一边极力交涉。

第二天凌晨，河村局长表示让步说：“关于解雇19人的事情，我们再重新考虑一下。”细井内心认为最终也只能争取到这个地步。不过，他仍然进一步要求道：“把对中村和佐藤的解雇也改成停职12个月！”

到了黎明5时左右，双方均已精疲力尽，于是约定“稍微睡会儿后再重启谈判”，然后细井便回宿舍去了。可是，细井刚眯瞪片刻就收到消息，说在长冈有5名工会会员被警察逮捕了。

细井冲入河村的房间，怒吼道：“双方正在进行‘停火’交涉，这时候逮捕工会会员算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河村极力辩解说。“停止一切对话！”怒气冲天的细井随即命令新潟地区总部掀起罢工，然后便回东京去了。事后经过打听才知道，这5人被捕并非河村“在背后搞鬼”。细井后来推测，这可能是东京国铁总公司的人在没跟当地管理局局长打招呼的情况下，与警察厅商量后作出的“挑衅行为”。

这次骚动发生之后，在新潟各地，不断有工会会员从激烈的斗争中撤退下来，并且退出国劳，新潟地区总部中央支部也开始酝酿成立新的工会。中央支部里面有很多在管理局上班的职员，稳健派占多数。他们对细井领导的革同（日本共产党派系）新潟地区总部举起反旗，组建了日后“铁路劳动工会”（简称“铁劳”）的前身——国铁新潟地方劳动工会。

细井当时年仅39岁。

“当时对整体实力对比关系分析得不够彻底。自己还很幼稚，加上下面气势高涨，所以我作出了停止对话和开始罢工的命令。然而，斗争这个东西，开始容易结束难。”

细井后来一直悔恨不已。在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在谈判中途休息打盹儿这件事，在他心里留下了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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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回到“现场协商制”话题。昭和四十三年（1968年）4月1日，作为中止罢工的回报，国劳赢得了《关于现场协商的协约》，其主要内容如下：

·“现场谈判的单位”，如果是车站、调车场、信号场(39)，原则上将多个组织归总为“一个单位”，但根据实际情况，也可将单个车站等作为“一个单位”。车务段、机务段、车辆段、巴士营业所等以总段为单位，根据地理条件也可将支段、支所作为单位。哪些地方可以成为独立单位，需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最终通过当地的谈判来确定。“单位”无论大小，均可在各自一线由工会分会与站长或支所所长等一线负责人进行谈判。

·“协商事项”规定为“与当地一线劳动条件相关的、必须在当地一线来解决的事项”。问题在于协约规定“协商原则上必须公开”。这个“公开原则”是最大的分歧点，最终加入了“经双方同意也可以不公开”这句话，细井到最后也没有让步。倘若采取“公开原则”，则该单位所有员工都可以旁听。这样，众人围着谈判桌子谩骂起哄的“大众集体谈判”随时都可能出现。

·“在工作特殊性等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与集体谈判及投诉处理相同，允许在上班时间进行”，由此在上班时间的协商也获得认可。而且，“协商机构的召开次数”规定为“每月定期召开，其次数由地方对口机构谈判或现场协商来决定”。因此，连召开次数都是由一线的实力对比关系来决定的。

·另外还规定了一条，“对经现场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之事，可进行口头确认，或者通过会议记录、交换备忘录及签订协议等方式来加以确认”。有了这一条之后，虽然名义上是“现场协商”，但实际内容则完全变成了“集体谈判”。

这个“现场协商制”经过3个月的冷却期后，于昭和四十三年（1968年）7月开始实施。令当局“伤痕累累”的现场协商由此开启，从此，工会会员围攻站长、段长及助理等的“大众集体谈判”逐渐趋于日常化。

细井通过3年多的努力赢得了“一线集体谈判权”，他希望借此达到什么目的呢？细井在《劳动法律旬报》（昭和四十三年即1968年3月下旬发行）上以《为获得一线集体谈判权而作的斗争》为题，就其意义作了如下阐述（概要），堪称细井的“革命理论实践”。

“国铁是不折不扣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机构，通过运输业务压榨从事运输工作的国铁工人，另外，资产阶级和国家垄断资本通过掠夺使用运输设施的国民来赚取钱财。其赚取钱财的场所就是生产一线。假如这个生产一线停止运转或者效率下降，则其赚钱牟利也将难以为继。于是，为了不让一线工人团结起来，国铁使用了拆台瓦解、收买笼络、分裂破坏、武力镇压等所有手段。当局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一线工人的团结。因此，我们只能反其道而行之，只有在一线团结起来，才能使工会变得强大。

“工会的力量就是工人团结起来的力量。工会变得强大绝不是因为工会干部有多么优秀和能干。归根结底，工会的力量是团结的力量，团结最基础的条件就是生产一线。我们必须根据源于一线实际的一线需求来推进集体谈判，否则一线不可能变得强大，工会也不可能变得强大。我们提出一线集体谈判权这个要求，考虑的并非仅仅是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日本劳工运动的百年大计。对于日本的劳工运动来讲，一线集体谈判权应该是一个划时代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