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自治”后“治外”：宋代“新夷夏论”
“自治”与“制夷”
宋儒大力主张“功”蕴积于“德”，“武”藏拙于“文”，面对北方少数族群的压迫，面对军事上的屡战屡败，士大夫开始对传统经典中的“夷夏之辨”论题进行重新诠释。宋代“新夷夏论”的最重要特征，是根据宋朝与辽金长期对峙的历史处境，重整“正统论”之次序，淡化“正统论”中疆域一统之要素，刻意彰扬其中“德性”修养之一面。
与前朝相比，宋朝在思想和制度方面出现了两个变化，一是“君道”出于“师道”；二是法制出于礼乐。前者需受后者的制约。宋儒常说：“惟其因彼礼乐之和顺，而立我法度于无穷。”或云：“法度礼乐，三王岂有他技巧哉，盖以尽君师之道而已。”(198)
由理学宗师们更新诠释过的新“道统”，恰恰是宋朝帝王与北方异族相对抗的有利思想工具，所谓“夫中国之所以异于外裔者，以经常不易之道存焉耳”。(199)从“道统”的各种诠释中很容易引申出一个重要理念，那就是士大夫和帝王只要内心不为异族压迫所动，具有足够强大的自我管理能力，就能完成治国安邦的使命。宋朝文献中屡屡出现的一个词就是“自治”。
“自治”不是表层意义上的故作姿态，而是依靠道德自省修炼出的一种处事不惊、安稳沉静的心理常态。时人论曰：“圣人所以自治其中国者，初岂以远人之变而易吾之常也哉。如其舍我之常，徇彼之变，扰扰然求其治于彼，以为制敌之略，而所以自治者，不以定力持之，则要经不立，在我固已失其制之之本矣，而安能使彼之帖然受制于我，盍观诸帝王乎！”(200)这是不按外敌增压的程度而变更“天下家国之常经”的泰然姿态，亦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之道”。若要真正克服北方异族的威胁，达成“四裔自服”的局面，唯“常道修明”一条路可走。“自治”之道延伸出来的另一个说法是“爱民”，所谓“制夷狄之道，在于爱民，……兵书无不本诸爱民者”。(201)那些心旌摇曳没有定力的人，乃是“不知中国之异于外裔者，以其经常不易之道尔”。(202)
反复提及“自治”是“制夷”之道者尚不在少数，如孙觉就说：“反复以自治为先，故能周道中兴，夷狄远迹。”即使遭遇夷狄之患，也是王朝在所难免的境遇，“唯知自治者，为能胜之”。(203)魏了翁在另一篇御夷之策中，更是在标题里直接标示出“自治”两个字。在《进故事论夷狄叛服无常力图自治之实》一文中，他建议皇帝“与大臣力图所以自治之实，而常为不可胜之势，则叛服去来，吾皆有以待之也”。(204)这句话的大意是说，只需坚持“自治”的信念，不必在胜负大势上多做计较，就能取得“制夷”的效果。
“自治”理念与宋代理学思想的形成密不可分。在下面一段论述中，吴潜讲了一大段格物致知修齐治平的大道理，然后把“致知”的“致”字加以引申，所谓“致”相当于达到了一种至高的境界，“致则至矣，至则举天下之外境万种万类，皆不能动之矣。举天下之万种万类不能动之，则意自诚”。(205)所谓“外境万种万类”当然包括北方的少数族群。对待这些人只需皇帝和臣民“意诚而心正”，“益守此静，以造于纯粹之地。纯粹生高明，高明生广大，道且在我矣”。(206)这种自信完全出自理学家的治国理想，他们坚信可以把内心的道德修为无限扩张，推广至诸夏和夷狄居住的所有地区。
在另一篇文字中，“理”成了一个“制夷”的关键词。其言曰：“然中国夷狄，自古常对立于天下，夷狄之所恃者力，中国之所恃者理。在彼者有彼之可恃，而或窃我之所恃；在我者无彼之可恃，而又失我之所恃，则胜负之形已判矣。”中国之“理”包括畏天命、结民心和进贤才等项。(207)这个“理”字与“道”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关系。
以“文治一统”替代“疆域一统”
对“道统”意义的新认识重整了宋朝的“内外观”。宋儒深信，获得“正统”的条件不在“地”之大小，而在“德”之厚薄。有“德”则“自治”，“自治”则内心会变得强大。这涉及对历史上各朝治理疆域政策的评价，吕祖谦就批评宋以前受制于夷狄动态的弊端，他在《匈奴论》中说：“当夷狄之强则自以为危，危则戒，戒则治，当夷狄之弱，则自以为安，安则怠，怠则乱。故夷狄之强弱，虽不足为中国之安危，而实兆中国之治乱，此无他，为人君不能自治中国，而每以夷狄为轻重也。”(208)夷狄之强弱不在军力强大，而在汉人君主内心“自治”之程度。
宋代“新夷狄论”之形成实肇始于北宋年间，苏轼就曾修正了先秦的“夷狄观”，断言夷狄不可教化，也无法转化为诸夏之中的一员。这与先秦孔子认为夷夏身份可以互换的观点完全不同。他说：“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譬若禽兽然，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乱，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诲怀服也，彼其不悍然执兵，以与我从事于边鄙，固亦幸矣。”(209)杨时还有一种近似的说法是：“盖夷狄之战，与中原之战异，难与较曲直是非，惟恃力耳。但以禽兽待之可也。”(210)视“夷狄”为“禽兽”，通过“自治”把汉人文化敬奉到夷狄无法企及的高度，以封闭自我的姿态打造军事失败的心理补偿机制，这正是宋儒不断经营的一种新型治理术。
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治夷狄”好像纯粹变成了“中国”的内部事务，与对外军事行动似乎没有什么关联。中国治理好了，夷狄自然构不成威胁。故陈公辅有言：“所以胜夷狄者，必在于治中国，所以治中国者，必在于得民心。”(211)“夷狄”显然不是“中国”内部需要处理的对象。
梁焘的话更是说得直接，宋朝没有必要寻求多么辽阔的土地，所谓“以辟地为强也”不应该是宋朝的处事方式，而是应该“以夷虏怀德畏威为强”，采取“以先制人为安，不以受制于人为安”的策略，具体办法是“谨守疆场，宝有土地，明信重威，制贪御侮。兵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212)再如苏洵曾对仁宗说，对付夷狄不在众险而在人心。在《上仁宗皇帝书》中曾言：“臣闻古者敌国相观，不观于其山川之险，士马之众，相观于人而已。……今以中国之大，使夷狄视之不畏甚者，敢有烦言以渎乱吾听，此其心不有所窥，其安能如此之无畏也。”(213)
宋儒还从天象星野的角度论证夷狄不属于华夏九州之域，故无能力奉行中国君臣父子之义。石介在《中国论》中首先定义“九州”界域，他说：“仰观于天，则二十八舍在焉；俯观于地，则九州分野在焉；中观于人，则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宾客朋友之位在焉。”在这样的政治地理框架之内，凡是不属于二十八舍九州分野之内的地方，不居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宾客朋友之位”的人群，均属“夷狄”。而“二十八舍”之外的人要干预中国内部事务则是“乱天常也”。更进一步说，“九州分野之外入乎九州分野之内，是易地理也。非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宾客朋友之位，是悖人道也”。结论自然是：“苟天常乱于上，地理易于下，人道悖于中，不为中国矣。”(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