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中国的历史被认为从“三皇五帝”开始，然而在不同的古书里，关于三皇五帝[1]有不同的说法，很不统一。大致自公元前2070年至前256年，是所谓夏、商、周三代[2]，目前的考古发现，只有从商代开始才有确实的物证——甲骨文和青铜器。据现有资料，“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3]初年的青铜器铭文中[4]，而汉语“中国”一词最早指西周京畿地区，后演变为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5]，生活其中的先民自称“华夏”（该词第一次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失华夏”，这里又指中原之华夏大地）[6]。公元前221年，年轻人嬴政（前259—前210）率秦国军队用十年时间灭了六国（齐、燕、韩、赵、魏、楚）后，结束贵族王侯的王国时代，建立了统一中国的君主帝国时代，他认为自己才是第一个皇帝，故自称“始皇帝”。在统一中原之后，秦始皇着手南平百越、北讨匈奴。[7]公元前214年，秦军将整个岭南地区划入了秦朝的版图；公元前214—前213年，秦将蒙恬（？—前210）率30万军队打击匈奴，迫使一直以来威胁着中原的匈奴“北徙”。与之同时，秦朝又陆续将大批六国富民、刑徒和民众迁徙北河、榆中，屯垦戍边，进而开拓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动秦朝边界的实际延伸。疆域的扩大增加了军队防守与抵御的综合成本，为防止匈奴的骚扰和进犯，秦朝在之前各国（例如秦、赵、燕）已有的护卫长城基础上，不断新建长城，由此，秦始皇可能认为他建立了最初的秦帝国（中国）的边界。[8]秦朝政治的治理方式是废除分封制，通过加强君主专制，削弱旧贵族势力，根据军功决定一个人是否升迁为贵族，这就破除了原来由血缘关系决定的宗法制，贵族的世袭制为官僚制所代替，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郡县制和官僚制度[9]，这样的制度框架一直延续到今天——尽管历朝帝王对自己的统治制度都有技术上的修改和补充。为后世文人或知识分子反复提及的“焚书坑儒”事件经常被历代和各个历史时期人们视为暴政或专制独裁政权加于文人知识分子的暴行的历史典型案例。[10]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之前被灭的六国后裔加上灭秦有功的人借此试图要回到分封时代，项羽（前232—前202）甚至还进行了分封的安排。但各个势力冲突杀戮不断，最终，公元前202年，项羽自刎于乌江（今安徽和县），“天下”（其实也是古代关于“中国”的代名词）继而统一于汉——在布衣出身的刘邦（前247—前195）看来，秦划定的边界范围内的“天下”现在就是他的，不过，他仅仅是将秦朝的制度承袭下来，完善了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通过三公九卿官职分工负责，最终权力集中于皇帝。这个体制是如此有效和在时间中获得了充分的完善，以致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秦汉政体”的秩序一直维系到了19世纪中叶才不可救药地显现出它的危机。

公元前138年，一位叫张骞[11]的年轻人率领一百多人，从陇西（今甘肃临洮）出发前往西域[12]，他奉汉武帝之命欲说服大月氏[13]共同抗击北方的匈奴。在进入匈奴人控制的河西走廊后，一行人为匈奴军队所捕，被扣留和软禁起来，他被迫娶匈奴女子为妻，还生了孩子，自此，张骞等人在匈奴一直留居十年之久。公元前129年，张骞离开妻儿，带领随从逃离，继续前往大月氏。一路数十天的艰辛与危险，到达大宛[14]。大宛王了解汉朝，予以示好，安排向导和翻译，将张骞等人送到康居[15]，通过康居，张骞到了大夏[16]，继而，大夏将他们送至大月氏。张骞等人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未能说服大月氏联合打击匈奴。公元前128年，张骞动身回汉。归途中，张骞等人再次被匈奴所俘，又扣留一年多。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初，匈奴内乱，张骞逃回长安。看上去，张骞这次出使西域，未能达到目的，不过，长期的西域生活，使张骞获得了有关西域地理、物产、风俗习惯方面的知识，张骞向汉武帝的报告构成了《汉书·西域传》资料的最初来源。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奉派出使西域。这时，汉朝控制了河西走廊，汉武帝接受张骞的建议：招乌孙[17]东返敦煌一带，共同抵抗匈奴；同时，设法与西域各族接好，完成对匈奴的征服。到了公元前115年张骞出使归来时，已有乌孙使者到了长安。之后汉朝出使就远及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一说指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由此汉与西域的交通完全建立起来，此后，“西域”一词渐渐不局限于异域名称，而被纳入汉朝的范围，汉朝统治有了扩大。[18]实际上，至秦始皇筑长城以护中原之时，西界不过临洮、玉门，张骞出使之前，葱岭以西的大宛、乌孙、大月氏、康居、大夏诸国并未受汉朝的影响，张骞通西域后，中国与葱岭东西连接，继而同中亚、西亚，以至南欧也建立起商贸、文化与政治联系。张骞的路线被后人践行和补充，形成了由19世纪末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命名的“丝绸之路”——故汉通西域使得中国、印度以及希腊文化开始了最早的交汇。[19]可以想象，宗教、思想与文化的传播无疑也随着这条路线进入了中国。例如佛教就是跨越葱岭即帕米尔高原传入中国的，这就是北魏时期（386—534）大量的佛教艺术四处可见的原因。[20]直至唐代，中国与西域各国在文化、艺术、宗教以及物质生产方面的交流和通汇达到鼎盛，长安似乎的确成了世界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