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今日人口
历史上的人口大趋势造就并持续影响着我们,就像塑造过去一样塑造着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如果没有欧洲大陆的人口爆炸和由此引发的人口外迁,就不会出现19世纪末欧洲人看似对世界不可动摇的殖民统治;如果美国和苏联的人口规模没有超越欧洲,就不会成为20世纪的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没有十几亿人口,就不会成为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美国的竞争对手;如果印度的人口没有超过10亿,就不会被视为未来的世界大国。
人口因素既能推动历史发展,也会造成历史逆转。俄罗斯失去主导地位以及苏联解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口演变的结果。如果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能像百余年前迈进世界强国之列时拥有年轻、有活力且不断增长的人口,就不会被视为“日落之地”。现实情况是,20世纪末的日本已经成为人口不断减少、经济停滞不前的老龄化国家。从伊拉克到也门再到利比亚的中东大部分地区,如果没有大量贫困无望的年轻人,就不会陷入政治动荡。从英国脱欧公投到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再到欧尔班·维克托领导匈牙利,如果不了解暗藏其中的人口变因,就无法理解占据新闻头条的大规模移民、经济停滞或民粹主义等重大事件。[1]
人口塑造了我们的过去,也塑造着我们的未来。人口统计也许不能决定命运,但它强大有力、快速变化。曾经人口大量外流的欧洲,现在正在经历大规模移民。曾经年轻的人口,现在正在经历老龄化。像意大利这样曾经以大家庭闻名的国家,现在家庭里的孩子要少得多。一些国家曾经有三分之一的婴儿活不到一周岁,现在的婴儿死亡率仅为千分之二。曾经正规教育普及率低的地方,现在文盲已经大大减少。曾经挨饿的人们,现在已经变得肥胖。今天与昨天的人口已有很大差异,明天的人口将再次不同。
对大多数人来说,人口对未来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如果把人口演变进程分为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个阶段,不管各地在人口演变起点和速度上有何差异,它们都要经历这三个阶段的话,那就具有意义了。族群、国家甚至各个大洲虽然处在人口进程的不同阶段,按照不同的速度向前推进,但它们都在同一条道路上。
前现代
在历史长河的绝大部分时段中,大自然一直支配着人类的生存与死亡,生理冲动决定了男女之间的交配行为。虽然并不存在可靠的避孕措施,但自古以来人们就尝试将性与受孕分离开来,其中有些方法颇为奏效。有些地方的杀婴现象极为普遍,人们将不想要的孩子遗弃,或者像古代斯巴达那样通过优劣比较和筛选来减少新生儿的数量。母乳喂养幼子的时间过长,可能会延长生育间隔,女性生理周期对两性行为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在某些文化中,例如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通过实行僧侣独身制度,修建修道院和圣母院,至少在原则上将数量众多的人从生殖繁衍的行列中分离出来。
世界人口在历史长周期内平稳增长,从恺撒大帝到维多利亚女王的19个多世纪里,世界人口增长了4倍。[2]然而,高死亡率抵消了高出生率,使总人口没有呈现较快增长。进步的文明在享受相对和平的环境时人口可能会增长,但也会再次回落。中世纪的欧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土地资源消耗殆尽,新型耕作技术的应用促使人口数量开始增长,但14世纪头10年的作物歉收和40年代的黑死病又造成人口数量减少。[3]中国也经历了类似的人口增长黄金时期,随后便遭遇了人口下降。
前现代社会的交通条件既不便捷又昂贵。通过运输粮食来满足众多人口所需通常费钱费力,特别是对于那些依赖陆路运输且关卡林立、税收繁重的地方,就更加不切实际。[4]因此,人们主要依靠就近补给。歉收意味着饥荒,而大荒之年可能意味着饿殍遍野,或者寻找食物的人口出现大规模流动。即便饥荒和疾病没有造成人口减少,战争和杀戮也会导致大量人口死亡。17世纪的欧洲在三十年战争中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同一时期,中国超过十分之一的人口损失于明朝灭亡时。[5]
出生率要么不受控制,要么被粗暴或极端的方式抑制,有时晚婚等社会习俗也会抑制出生率,而群体的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通常很高。与新生儿活到1岁相比,80岁以上的老人更有可能活到下一个生日,这大概就是前现代的人口状态。
现代
欧洲历史学家通常将15世纪晚期作为中世纪和近现代的分界线。[6]中国最早发明活字印刷术,从根本上降低了学习成本,使知识阶层受益于思想快速传播。欧洲人在探索通往亚洲之路时偶然发现了美洲,开辟了新大陆,给原住民带来了人口灾难。阿拉伯人虽被逐出西班牙,但在巴尔干半岛获得了立足点,尤其是在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欧洲统一的基督教世界即将被宗教改革打破。
不过,这些变化都未从根本上改变前现代的人口格局。贵金属的流通决定了谁有购买力,而新的农作物,特别是土豆这种廉价的碳水化合物,逐渐改变了欧洲某些地区人们的生活。人口的关键变化是在三百年后从欧洲一隅开始的。
18世纪晚期,托马斯·马尔萨斯通过描述当时的人口结构来驳斥乐观的启蒙思想家。他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一书中指出,人口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将呈指数级增长,必然会受到相对缓慢的粮食产量增长的制约。就在马尔萨斯将其描述的人口结构说成是上帝设计的“恒常趋势”时,该结构开始发生改变。[7]用今天的标准来看,食物供应、公共卫生和医疗条件的改善虽不彻底,但足以降低死亡率。与此同时,出生率居高不下甚至一度上升。由此形成的数量积累推动了人口总量的大幅增长,同时也给北美洲和大洋洲带来了定居者。这种情况推动了如今我们所说的“人口转变”[8]。
英国最先出现转变,其他国家紧随其后,先是在欧洲内部,之后扩展到欧洲以外。当其他地区进入人口转变的第一阶段时,英国已进入下一阶段。此时的英国出生率下降,人口增长的时代宣告结束。到了20世纪,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中婴儿死亡率较低,避孕措施更加完善也更加经济,因此家庭规模得以被控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两个孩子的家庭成为欧洲和北美大部分地区的常态。从人口总数低的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向人口总数高的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转变似乎已经完成。没有人预料到战后北美和欧洲部分地区会出现“婴儿潮”,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婴儿潮”才接近尾声,生育率回落并逐渐低于每名女性生育2个以上孩子的更替水平。
正如欧洲和北美向世界扩张之前便开始了第一阶段的人口转变一样,此后其他国家的经历也大致如此。19世纪末,日本是第一个由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死亡率下降、人口增长、出生率下降的非欧洲国家,在那之后,人口转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现象。
这个过程被谴责为“欧洲中心主义”,因为欧洲国家试图将小家庭、分娩医疗化、借助医疗技术战胜死亡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如果说现代制度是欧洲强加给世界的,那么接纳者们已经对其敞开了怀抱。我庆幸自己和妻子能够自主决定生育多少孩子,庆幸我们都能活到80岁以上,庆幸其他人也是如此。即便我对前现代人口结构的消失感到遗憾,但世界进程依旧向前,并不会因为这个偏好而发生改变。
一些国家刚刚开启人口现代化之旅。直到最近几十年,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死亡率才开始大幅下降,许多国家的生育率仍保持在平均每名女性生育6个孩子,这与前现代社会的水平非常接近。前现代的人口模式是一种大量繁衍和快速死亡的状态,而现代的人口模式则是迈向更小家庭和更长寿命的旅程。它与经济增长、技术和教育进步、工业兴起、交通改善以及素质教育的普及密切相关。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仍在经历这些阶段,但过程何时结束,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
后现代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要么已经完成人口转变,要么正朝着这个方向迈进。人口转变一度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随着人们更加富有、接受更多教育、城市化水平提高,出生率和死亡率便开始下降。[9]如今,人口现代化进程已经超越工业发展和经济进步,而不再是它们的衍生物,即使贫困的国家也出现了小规模家庭和预期寿命延长的现象。斯里兰卡人均寿命几乎和美国一样,但人均收入比美国少得多。尽管毛里求斯人比爱尔兰人的收入少得多,但他们人均少生0.5个孩子。21世纪初,摩洛哥妇女中大多数人仍然是文盲,但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量远低于3个。[10]人口和经济发展不再同步暗示了未来已来。
以上情况并不意味着人口发展进入了最终阶段,我们正在见证后现代人口结构的出现。当前,现代生活条件已经存在足够长的时间,乃至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仍有一些人选择组建大家庭。这不是关于经济、工业化、城市化或避孕的问题,而是对文化、价值观和宗教的反映。在一些地方,人口结构的变化——特别是生育率——是由个人意愿而不是物质条件驱动的。随着人口力量推动世界变化,我们看到从物质到思想观念的转变。马克思认为物质条件推动了社会发展,但人口趋势正在带来新的变化。由于世界各地的人口普遍具有寿命长和低死亡率的特征,因此影响族群或国家生育率的因素更多是与希望、恐惧、意愿或价值观有关,而不再由物质条件主导。[11]例如,美国俄亥俄州的阿米什地区女性生育的孩子是该州平均值的3倍左右,这不是由她们的家庭收入而是由她们的信仰决定的。
人口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曾经是并行的。有些人认为,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放缓是必然的,因为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12]我们发现后现代人口结构反映在政治中时,身份和年龄比阶级更重要——在决定如何投票方面价值观比谋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年龄则比经济地位更有可能影响人生观。
在有关第二次人口转变的讨论中[13],有种观点认为,随着人们将个人追求置于家庭之上,生育率将不可避免地永久降至更替水平以下。[14]由于人们对婚姻和生育冷淡,传统的生活方式将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生活方式。结果将是人口变得更少、更老,以及伴随着移民补充劳动力的不足,社会将经历一场深刻的种族变迁。与第一次人口转变一样,第二次人口转变将最先出现在西方,随后传导至全球。[15]
然而,在表象背后还有更微妙的变化。不是每个人的家庭规模都在缩小,有些是在变得更大。并非所有地方都欢迎来自不同文化的移民,一些国家试图限制移民入境,而另一些国家从一开始就拒绝移民。一些地方的预期寿命停止增长,甚至出现下降。一些主要城市出现了人口外流,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人口外流可能还会加速。
明日人口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说明人口因素何以解释今天的人类,同时也要阐释明日人类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书中的10个章节讲述了世界各地人口趋势的主题:婴儿死亡率下降、人口规模增加、城市化、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人口负增长、种族变迁、教育水平提高和食物供应增加。这些趋势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相关的。婴儿死亡率下降意味着人口继续增长,从而影响城市化;城市人口较低的生育率加深了人口老龄化,最终导致人口负增长并引发移民和种族变迁。与此同时,教育的普及和食物的增加推动了整个人口的发展。
当我们把这些变化综合到一起审视的时候,就显现出核心主题:从人口的角度来说,由现代向后现代转变,其实是拥有对生活中最重要事情的更多控制权,本质是对生存和死亡有更多选择权。虽然本书中的事例和数据能够表明人口是如何变化的,但未来最终将由数十亿人面对生活中最重要和最亲密的事情时的决定所塑造。
我在上一本书《人口浪潮:人口变迁如何塑造现代世界》中提出未来将出现三种颜色:更多的绿色(随着人口增长放缓,环境得以恢复)、更多的灰色(人口老龄化)和更少的白色(种族变迁的影响)。这些是向后现代人口结构转变的一部分表现。人口的减少和以更少的资源更好地养活人类,意味着更多的绿色;人口老龄化的普遍上升以及世界许多地区极有可能出现的极端老龄化,意味着更多的灰色;非洲人口激增而欧洲人口下降,意味着更少的白色。
术语与数据
阅读本书时,需要掌握一些专业概念。出生率用来衡量新出生人数相对于总人口的占比情况。如果总人口为1 000万,当年有20万婴儿出生,那么那一年的出生率为2%或20‰。总和生育率(TFR)指示育龄期内平均每名女性将生育多少个孩子。例如,100万名年龄在15~40岁的女性每年生育10万名婴儿,那么平均每名女性每年的生育数量为0.1;在25年的育龄期里,平均每名女性将生育2.5个孩子。
至关重要的是,当人口学家提到生育率时,他们指的是实际生育水平,而不是假设生育水平。有些女性可能没有生育孩子,要么是因为她或伴侣在生育方面存在问题,要么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其他问题。如果一个女人没有生育孩子,人口学家会说她的生育率为0,即使她有生育能力。
死亡率是死亡人数相对于总人口的占比情况。如果总人口为1 000万,每年有10万人死亡,那么死亡率为1%或10‰。预期寿命衡量一个人的预期生存年数,它以一个国家当前分年龄死亡率为计算基础。[16]预期寿命通常是男女分开计算的。
年龄中位数是衡量一个社会中某一时刻人们年龄的指标。如果按年龄最小到最大的顺序排列,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就位于最年轻和最年长的两部分人中间。
书中引用了很多数据,因为不理解数据就无法理解人口的故事。但需要提醒的是,人口数据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收集与核实,其准确度取决于人口普查、人口记录和其他官方数据。某些地方、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的数据或许更可靠。在现代社会,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国家机构将收集、公布和分析有关出生、死亡和人口跨境流动的信息,但这是近年来才有的现象。例如,当人口学家观察18世纪日本相当低的出生率时,他们往往不确定这些数据是由于生育节制、堕胎还是杀婴造成的。[17]通常的经验是,数据越新,收集数据的国家越发达,数据相对就越可靠。因此,可以推断2020年芬兰的死亡人数比1950年博茨瓦纳的移民人数更准确。我尽可能地使用了联合国人口司的综合数据,其他情况书中均已标明出处。[18]
正如过去和现在的数据是不全面的,未来的数据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然而,虽然没有水晶球用来占卜,但人口学家仍然可以信心十足地预测一些问题。除了一些巨大的灾难,我们将知道2050年有多少30岁的意大利人,我们可以合理且肯定地说,30年后南非人的寿命不会比现在短。本书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如何发展将越来越取决于人们做出的选择。在过去,我们可以根据人们的物质条件做出预测,而经济学家可以预测这些条件如何变化。随着文化和个人偏好而非经济因素越来越多地影响人口结构,预测将变得更加困难。
当你出发前往一个遥远的目的地时,可能在你到达那里之前,一条新的道路已经建成,或者一场地震将现有的道路摧毁了。然而,即使地图上显示某段旅程是不确定的、不完整的甚至完全错误的,这张地图也是有意义的,可以确保在出发时提供科学的指引。通过解释人口如何影响现状,阐述人口主要趋势及其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本书提供了通往未来的地图。
[1]See Morland,Paul,The Human Tide:How Population Shaped the Modern World,London,John Murray,2019.
[2]Livi-Bacci,Massimo,The Population of Europe,Oxford,Blackwell,2000, p. 120.
[3]Livi-Bacci,Massimo,A Concise History of World Population,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2, pp. 41-3.
[4]For a discussion of how uneconomic and impractical it was to transport food as late as th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ies, see Blanning, Tim,The Pursuit of Glory:Europe 1648-1815,New York,Viking,2007,pp. 3-34.
[5]Wilson,Peter H.,Europe's Tragedy:A New History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London, Penguin, 2010, p. 787; Lee, Harry F. and Zhang, David D., ‘A Tale of Two Population Crises in Recent Chinese History’,Climatic Change,116,2013,pp.285-308.
[6]This overlooks the Renaissance, which can be seen as spanning the medieval and modern. These periodizations are inherently imperfect and open to challenge.
[7]Later editions of Malthus's Essay allowed for a greater tendency of people in some places and at some times to hold back their numbers below the maximum which resources could allow and thereby to improve their standard of living beyond subsistence.
[8]For a masterly historiography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see Kirk, Dudley,‘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Population Studies,50(3),1996, pp. 361-87.
[9]For a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ve impact of economics, culture, institutions and other factors in driving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see Kirk, op. cit., passim.
[10]These demographic data, like all those in this book which are not end-noted, come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The income data are from the World Bank -GNI Atlas Method: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NP.PCAP.CD?view=chart (impression:30 September 2020). The literacy data are also from the World Bank: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E.ADT.LITR.FE.ZS?locations=MA (impression: 30 September 2020).
[11]I have quantified this by correlating GPD per capita with fertility, life expectancy and infant mortality in 1970 and 2019 for more than one hundred countries for which the relevant data is available. I have found tha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come and each of these demographic measure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for the first two, a negative one for the third) weakened between these two dat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GDP per capita and fertility has weakened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that between life expectancy or (negatively) infant mortality. And the correlation in 2019 is much weaker for richer countries than for poor ones.
[12]Most notably Gordon,Robert,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The U.S.Standard of Living Since the Civil War,Princeton,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13]Kaa,D.J.,van de,Europe's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Washington DC,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1987; Lesthaeghe, R.,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Western Countries:An Interpretation,Brussels,Interuniversity Programme in Demography,1991;Lesthaeghe, R., ‘The Unfolding Story of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36(2),2010,pp.211-51;see also Ariès, Philippe, ‘Two Successive Motivations for the Declining Birth Rate in the West’,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6(4),1980, pp. 645-50.
[14]Kaa, Dirk J. van de, ‘Europe's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42(1),1987,p.46.
[15]Lesthaeghe, R.,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 Concise Overview of its Development’,PNAS,111(51),2014.
[16]For a fuller discussion of this, see Morland, op. cit., pp. 29-33, 283-90.
[17]Drixler,Fay,Infanticide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Eastern Japan 1660-195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3,pp.18-19, 33, 124.
[18]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https://population.un.org/wpp/Download/Standard/Population/ (impression: 2 October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