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扼杀了爱的历史故事（中章）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得死
这是一句古装电视剧里常有的台词，更是对君权神授的合法化，而我们曾经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思想体系里又明确了这一价值观且得到了最广泛的推广“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则是具体的表现形式，也给了我们舍身成仁、慷慨就义、欢声笑语中去殉国、殉职的理由，那些历史上的仁人志士，死的是那样的理所当然、死的是那样的被我们所推崇和神话，以至于一部分人的狂欢。我倒是想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如国足运动员在输掉比赛后的那句，有点意思“你能，你来呀！”难道说，在历史上的封建社会里，让有崇高信念的人去死，是当时的小部分人的追求；让仁人志士们亡，是远古时代需要的戏剧神话等等以此证明自己的绝对正确。可却恰恰违背了求生、活着、不想死的人的原始本能！再来聊聊，他们即使不死，活着也是憋屈、冤枉、非议和得不到释放、得不到自我的思想存在、得不到如今我们看来极其正确的言论和方向，最终换来的是他们曾经向善、有爱且不断施行善举却得到那样憋屈、耻辱、含愤的下场，感动着今天的我们、震撼着我们的心灵以及我们带着这份震荡再来教育我们的后代、指导我们的后代向他们学习、灌输给他们之所以屹立于华夏灿烂史的原因和价值观，当某一天，我们的后代发现，我们的土壤、环境并不承载那些先哲们的主张，更为甚者先贤们的主张、思想、言论、追寻的方向、矢志实现的抱负却与周遭的精神氛围、现实境遇看起来是那样的背道而驰和格格不入，结合现实，他们看起来就“该死”“就该那样”，趋利避害，原是人的本能，在现实确实那样的不齿、不容。而趋害避利，就一定有了生存、升级、蔓延的土壤。是否在折腾我们自身，是否在拷问我们的心灵，这些年网络流行名词中的逆向淘汰也找到了应用的环境，更显得合情合理。我扪心自问着，当我的后代里但凡是想把这无意义的人生赋予其意义并为之行动、付出后，得到那些书上、历史上记载的闪耀人性光辉的前人们一样的结果时，会不会咒骂我，乃至于不再前来我的墓地扫墓、怀念、追思，我得到的是孤坟荒冢，我的后代们感觉到的是被欺骗、被糊弄，怨恨我为何生育他，竟不如像猪狗一样的活着才是稳妥的现实，一旦他承受不了，一些看起来、听起来不那么好的形容词汇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俗话说“好人无好报、祸害祸前年”似乎是正确的，而“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是这种周而复始、循环轮回的合理注解。后来，人们又会为曾经的他们如此的揪心、伤感、不忿乃至于我们追思他们、纪念他们、祭奠他们、书写他们！再来想想，健在的我们，特别是我们中的有爱的人或者说类似他们那样的人，尤其在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这种无形的氛围、思想价值体系里持续强大的这种价值观应用的环境下，又再次上演他们曾经的故事或者说超越他们的境遇，而得到“秦人不暇哀之，而后人复哀之”的历史循环和天道轮回。我们中少数拥有爱的主张和实施爱人能力的人，就只好重复昨天的故事，等待后来的人，又再次在历史故事里重温那些爱、那些委屈、那些殉国殉难、那些泪流满面……按这个规律的演化、延展下去，苦难，必然伴随着我们！按照这样延续下去，我们配得上这份苦难，合情合理！因为历史上但凡有爱的人，爱人的人，有追求信念、实现理想，有为中华之崛起奋斗的人换来的都是苦难、委屈、含冤、非议到被蹂躏、被践踏、被伤害直至生命消失的话，更是为我们配得上这份苦难，给出了答案！
在孔子《论语·微子》中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
比干挖心
商末帝辛纣王暴虐荒淫，横征暴敛，比干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遂至摘星楼强谏三日不去。纣问何以自恃，比干曰：“恃善行仁义所以自恃。”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有诸乎？”遂杀比干剖视其心，终年63岁。
忠贞的比干，爱的强烈、爱的执著、爱到极致，却碰上了不知“爱为何物”的帝辛，历史上出名的纣王，他的出名，更多的是因为美艳的妲己，流传最广泛、最认可的说法则是“红颜祸水”就如戏剧里每一朝代的末代皇帝为下台找的借口雷同。但我总想问问，当纣王杀死伯邑考并将其做成肉汤给其爸爸姬昌吃饮时，比干知道吗？作为商朝少师，亘古忠臣，这样残暴的人，懂得爱人吗？值得去爱吗？我相信比干是知道的，但他还是选择了爱，而商朝的灭亡，被周朝取代的历史结果，成全了比干的爱，在这份爱上，我们定义了浓烈、忠烈直到我们时常会在书中、戏剧里看到，却没有好好地以爱的名义，去看待比干，仅仅是出于忠诚的注解，并没有剖析这份忠诚背后还蕴藏着爱的力量！看起来，我们总是少了些推理，十万个为什么，也好像没有听说解释到为什么爱这一话题？正如《大话西游》电影里的台词一样，需要吗？不需要吗？多遍的自问反问、答非所问。在我看来，十万个不为什么，那才是爱。正如有一句歌词说的那样，“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那就是爱吧！按这个脉络走下去，比干对于这个侄儿纣王，看起来，是真爱！
箕子朝鲜
箕子佐政时，见纣王进餐必用象箸，感纣甚奢，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
果然后来商纣王暴虐无道，整天酗酒淫乐而不理政，挥霍无度。纣王的叔父箕子，见纣王这般无道，苦心谏阻，但屡谏纣王都不听。
有人劝箕子离去，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悦于民，吾不忍也”。箕子见成汤所创六百年江山即将断送在纣王手中，心痛如割，索性割发装疯，披发佯狂，隐而鼓琴以自悲，每日里只管弹唱“箕子操”曲以发泄心中悲愤。纣见此，以为箕子真疯，遂将他囚禁起来，贬为奴隶。
后来当周武王知道箕子远避东方时，便派人到朝鲜封箕子做朝鲜的国君，并邀请箕子回乡探望。武王因而封他为朝鲜侯，不把他当臣下看待。这时箕子已经52岁。后来箕子从朝鲜回到国都前来朝见周天子姬发。在途经商故都殷商都城遗址，只见原来的宫室已经残破不堪，有些地方种上了庄稼。心甚伤之，欲哭而不可，欲泣则近于妇人，亡国之痛，涌上心头，只好以诗当哭，乃作《麦秀歌》，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悔恨商朝亡国。这里“狡童”系指纣王，意为你那时不听我劝，如今落得这般天地。朝歌殷民听见，皆动容流涕。
在我心里，则似乎是这样的脉络，作为殷国三仁之一，劝谏纣王改革无望后，在被下放为奴的情况下，通过周围朋友的努力，移民异乡、开拓蛮荒、成就他国的历史故事。按这么一说，可说是在3000多年前的中国，已经有了“人才流失”“人才外流”的先例，并且延续至今，而我们如今的人，却还没有梳理出为什么的前提下，他们已经把这份爱撒向了全世界，他们如今的名字就叫归国华侨、各国华裔、全球华人；
微子去之
他的故事，则起于罪合于一，多瘠罔诏的无奈，面临国破的险峻情况下，做出的“人自献于先王，我不顾行遯”付出的爱的行动，最后在商朝灭亡后，敢于向周武王肉袒请罪，从而得到了后世的爱戴。
在我眼里，微子则是爱恨叠加，又勇于纠错、敢于纠错的人。
为博红颜笑，烽火戏诸侯，导致西周灭亡的周幽王，又在历史的轮回中，闪亮登场，他的结果正如纣王一样，这次的合作伙伴则由妲己，换成了褒姒。如若都像书上、戏剧里描绘的纣王与妲己，周幽王和褒姒那样离经叛道、荒诞不经的爱的表现形式，最终造成亡国的这一历史结果的话，在我看来，则纯粹是爱的对象单一且没有建立体系，而由此引发的错乱，造成亡国的事实。毕竟国君还是应以“爱民如子”、“永不加赋”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古时的国君，君临天下后，而只爱一人，不爱天下子民，反而使子民们疲于奔命、水深火热，失去国家管理权乃至于亡国，一定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历史上的朝代更迭，大多数时候下，都是我爱我的国，而谁爱我呢？类似于《茶馆》里的台词一样，由一部分人的现实绝境发出的呐喊，直至对追寻真爱的信念真正行动起来后，而达成的愿景，不过在更迭后，历史上的他们，没有合理解释这一力量源泉，没有树立这一源泉可以蓬勃而出、惠泽苍生的思想概念和价值体系，最终历史上的他们又轮回着、循环着历史上那些惨烈的故事。我认为，这是说得通的！由此看来，爱的能力的大小，也取决于平台、天性和自身能力；能量小的人，可以小爱，可以从爱身边的人做起、付出行动；平台高的人、能量大的人，则必须要挥发自己平台高、能量大等优势，去范围大大地去爱人，才能发挥大大的作用，大大的作用，也一定会反哺大大的世界，最终反哺自身、巩固自身、完善自身、成就自身，从而绘就出美丽的风景和可以感受得到的幸福体验和愉悦感受。纣王、周幽王，都是大人物，却付出了小爱，而在广泛需要大爱的渴求下，在诸如比干等爱卿的引导中，王们，选择了反感、无视、解决了提出施行大爱的人，以为小爱可以天长地久，哪知道大爱无望即因爱生恨，大爱反扑回来，湮灭了王们的小爱。可悲、可气、可叹！当王们爱着妲己、褒姒们时，也用那样浓烈的爱、纯粹的爱、极致的爱，延伸到更大的范围、释放到更广的领域，哪还有这样的嗟叹“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千百年来，正如阿房宫赋一样，朝代更迭却往往迷失在可以明确爱、说出爱、展示爱、普及爱这一价值体系，但王们总是选择了无动于衷、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在这自以为是和顽固不化的文化气息里，历史上的子民们面对现实无奈和难以改变表现出的无心、无骨到无能、无爱，当大部分的趋炎附势、阿谀奉承之流淹没了极少数怀揣爱的人，最终才让纣王们变得冷漠、无情、麻木、不仁，他们还为了实现欲望、消弭理想，从而为无情的找理由、为不仁找借口，就选择了最简单、粗暴的方式“适者生存”，为这适者生存还加重了一个概念叫不择手段，从此他们才学会了欺骗，王们在朝代更迭的经验教训中，为了巩固王权，才植入了“欺君之罪”这一法律空白。但，爱的空白，却从无提及，更无填补，这个漏洞，他们还是选择了装聋作哑、掩耳盗铃，乃至于“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言获罪”、“文字狱”等等稀释爱、控制爱、打击爱、消灭爱的花样繁多、历历在目的历史手段。而那些生存不适者，如箕子们，则远走他乡。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
诸子百家、百家诸子，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无论他们的思想、主张、行动，以及他们的流传至今的著述、言论、故事无一不体现了他们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而落脚点，无非是正心、养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概念、体系、架构、方略等。而人，是最重要的基础，更是思想传教的落点以及源远流长目的的起点和支点。无论是“养不教、父之过”、“学不教、师之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浅显易懂的基础学，亦或是三纲五常、四维八德乃至于后来演化出的三教九流和不断演化的上九流、下九流等等表现形式。“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追根溯源，先哲大贤们的思想体系里，句句不提人，但句句皆是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仁者无敌，民为贵，何为贵？我们常说“物以稀为贵”，贵的常规表现形式就是价值高，而君臣义、父子亲、夫妻顺的表述，已属于爱的范畴，却不提“爱”，用技术的手段改变了它的定义，更模糊了视听和观感，从而模糊了其概念，影响了价值观的取向和判断，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更是对“爱”的标准和规范做了定式；再如“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个愿景体系里屏蔽了亲疏、贵贱，而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又提到“法者，所以爱民也。”按此字面理解是，法律的定义，是为了爱民，但商君的思想进一步展开后，或者说商君在取得不断进步之后，则又来了一套指导思想叫“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我不想过多地揣摩这个弱民的“弱”字，就单从“弱”这个单字的理解，也与前期的爱民一定是背道而驰的，也正如他所说“疑行无成，疑事无功”，我根本不会去怀疑这些字的字面意思，从他的言论时间线起始来看，他都是在不断进步的基础上，模糊了他最初的想法和主张，如果他坚定着他最初的爱，我认为他不至于迎来死后还被车裂的结局。毕竟他对当时的秦国是有着积极贡献和巨大作用的！特别是他在死后，秦国并没有更改其商君法定立并延续国家制度这一脉络来梳理，则证明其对于国家持续强盛的意义。
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大成至圣先师·孔子
论语，是孔子留给我们的传世经典，通篇指导着我们有关于礼的行动指南、行为规范和施行标准，我个人以为，总感觉到孔圣人，有许多词不达意、言不由衷甚至刻意回避的话题，特别是施礼、行仁体系里只有思想体系，而极度缺乏作为人的情感的元素，而爱，作为人的情感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正面力量，只是他在论语里刻意将“爱”转换成了“亲”和“仁”等观念，不得不说，上乘的著述，也一定会有不完美的地方，实属正常。只要是人，他就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毛病，当然除非那不是个人，则另当别论。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其中的“亲”、“仁”的含义，都关联着“爱”，但孔圣人就是不着重强调“爱”及“爱”的意义与现实作用，却转换了“仁、爱”的观念和价值体系；
再来看看“苟志于仁矣，无恶也。”此处的“仁”也有“爱”的影子，因“爱”是无条件的，而孔子生生把“爱”换为“仁”，通过这种文字手段和学术方法，对应换来的就是树立自己的学术地位和至高无上的儒家权威。在论语里，随处可见的是“为政以德”、“施政以礼”、“学而优则仕”乃至于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公元前479年4月4日），子贡来见孔子，孔子柱杖依于门前遥遥相望。他责问子贡为何那么晚来见自己。于是叹息说泰山将要坍塌了，梁柱将要腐朽折断了，哲人将要如同草木一样枯萎腐烂了。孔子流下了眼泪，说：“天下无道已经很久很久了，没有人肯采纳自己的主张。自己的主张不可能实现了。夏朝的人死时在东阶殡殓，周朝的人死时在西阶殡殓，殷商的人死时在两个楹柱之间。昨天黄昏梦见自己坐在两楹之间祭奠，自己的祖先就是殷商人啊”。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自述概念，依然有不能将自己思想体系应用到“为政、施政”的终身追求、矢志不渝而徒叹“怀才不遇”的遗憾。我想，正如他评价《诗经》的一句经典“《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今读》中的注文是：“《诗经》三百首，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不虚假。”注释中又说：“盖言诗三百篇，无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徐之意。”所以“思无邪”就是真情流露、毫不作假的意思。这是对《诗经》的高度概括，是理解《诗经》的关键。何谓真情流露，难道就不能叫做“爱”吗？
为什么不提出“爱”的概念，我认为一个“畏”则传递了他的脉络“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而我们常常说的是“爱而无畏”“大无畏精神”，这不正是他的思想体系里缺失的吗？
再看看他的思想、观念里描述的人及人性、本能。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嫌贫爱富，这不正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人性基础和本能反应吗？不过这肤浅的表面，就以他一家之言而广泛传播，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不展开；表里不一，不深究；知行合一，滚一边儿去，技术含量太高到难以企及。所以，装、肤浅等，看起来是流行的，也是大行其道的，更是普及化程度最高的，最方便利用的一种技术含量较低，普及化程度理想的技术。
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则更是对封建社会的施政方略、君权地位定下了衡量的价值标准。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这段话，不但突出了“爱人”、“以及如何爱人”的常识标准和行为准则，更是指出了国家应如何发展的方向和应遵循的自然规律和包含的价值体系。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祗以异。
至圣先师，又提出了，爱、恨之间的转换，无非就是变心了而已。
再来看看，“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里的这句话，更是直白的告诉了我们，学道后，学以致用，应用于爱人，是君子的为人风范和行为范畴。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当中的“善”，也应是“爱”的意思。更提示到，用爱去风行大道、完善世界，这一价值观和思想体系，必然是大势所趋。
贫而无怨，难；所以相爱很难，特别是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还能够坚持长久地相爱，难上加难；
富而不骄，这是直白的提示富人要低调，要装的行为指南，大面积的装，就大面积的消灭着个性。正如丹青所说“哎，我很喜欢装逼这个词儿，装逼这个词儿挺好的，我喜欢装逼，我从小就装逼，哈哈，这不装成了都。”
就因为这样，有爱和无爱才有了根本性的区别。正如教堂婚礼里，念及的有关于交换戒指前的誓词“无论是疾病或健康、贫穷或富有、逆境或顺境，你都愿意爱她、安慰她、尊敬她、保护她，并愿意一生陪伴她、忠于她，直到生命的尽头都不能把我们分开”，而“我愿意”，不知道让我们多少人潸然泪下、感动不已！并祝福着这份爱、羡慕着那样的爱以此为借鉴和动力，更好地付出我们的爱、珍视着我们的爱、维护经营好我们自己的爱！正如歌星王菲曾唱过的“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只要你真心，拿爱与我回应，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
不得不提到孔圣人的君君臣臣的礼政思想里的行为标准“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没有爱，何谈礼？如果君主打心底不喜欢臣僚，会给他机会上朝听政吗？“刑不在君侧”单看这个“刑”字，一定是犯过错误的人，但就这一点就不该站立在君主所处的朝堂周围；再说说常识，古时候的人受刑的种类繁多，特别是远古时期的“黥面”更是一种代表着犯错、违规、犯法的表现形式，用现代语言可说成“不忍直视”，而带来的就是厌恶、不喜欢，同样，这样的人就不能出现在朝堂与君共勉，礼记确立的为君之道，体现了爱憎分明的态度，更是注解了“钟无艳”、“左思”、“庞统”、“黄巢”等等相貌原因带来的种种困惑和不遇，这依然是爱、恨或者说喜好、厌恶带来的现象。当然，理解过去的君主们，即使常人，也不可能天天和不喜欢的一群人玩儿的昏天黑地、恣意畅快，这不科学，更不符合人性。由此，假仁假义，才有了渠道和平台；反过来，臣事君以忠，忠不忠，全在心，而心中无爱，谈何忠？必定是认可君主才会认同君权，事情都是人干的，符合常识。更直白的说，是爱这个拥有君主权力的人，更愿意和这个人一起干更多的事，更大的事，才愿意辅佐他，更好地管理好政务、国家，劝谏他，如何地“爱民如子”、造福苍生，那都是因为心中的爱！当然历史上，也有一些反面教材，来佐证那些爱卿们，并不爱着当时的君上，他们的避世、隐居，乃至于君主们八方寻找、四方查探其行踪，可见一斑。竹林七贤的嵇康，一曲《广陵散》三千太学共凄然，一部《养生论》一心营内而往外；“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复得返自然”的陶渊明；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的孟浩然；亦或是清末年间的龚自珍，“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传世名句，无一不是体现了他们各自心中的爱，可他们或多或少表达的爱，正如《我愿意》的歌词那样，迟迟没有回应、映照而湮灭在历史尘埃里，只是没有好好的被爱而已，但他们付出的爱，就是爱，只是爱，在现代化程度达到一定高度的当下，我们大多数人，是认同的，以他们的爱的代价，展现给了我们还没有学会的爱的价值、爱的观念、爱的表达，仅此而已。
再读读《论语》，“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这更是解释了，爱，能够不为其付出吗？能够不为其劳神、劳力吗？忠，能够不谏言吗？能够不建议和表述吗？我们一部分人定义的圣人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已给出了答案。
“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更指引了，如果认为君上的思想里没有体现爱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忠的态度，提出违逆的劝谏、诤言，也不至于“一言而丧邦”吧，不但保护了“忠”，体现了“爱”，更保护了“忠、爱”应有的言论平台和输出方式乃至于确定了它们的合理、合法性。在此，圣人，虽不是完人，但，圣人，的确是有境界超凡、独到见解的高人。
最后，再来说说孔圣人告诉了我们如何去爱、去坚定的爱、去持续地热爱！孔子也给出了答案：先之、劳之，无倦。持之永恒，一以贯之。
我有必要提出基于一些现象而催生出的我的一种观念，特别是在互联网、信息化高度发达的当下，短视频里告诫大家常常说道的“救急不救穷”这类思潮，不但严重违背了共产主义、共同富裕的理想和本义，更侮辱了“周急不济富”的传统表达！正如网络上宣扬的另一种价值，发达的文明，衡量标准之一，就是我们对待弱者的态度，穷，大部分时候，都是处于弱的地位。而“不救穷”的思想体系里散发的就是无情、无爱的价值观，实在可恨、可憎，更是与我们广大无产阶级专政下矢志追求的崇高理想和远大目标，背道而驰！
回头再以个人拙见，品评一下孔夫子的思想，无论是仁义礼智信的说教，还是君子坦荡荡等的范式，都是对人的行为规范的注解，并提倡大家学习、实践、应用。而思想里没有太多实质上的支撑，却也离不开空洞的意味，近百年来两次“批孔”运动的历史事实和思想碰撞是有必然的发展基础和文化土壤的！这两次批孔运动蕴含着有志之士对于在时代的呼唤下，做出的为了民族向好、国家向强的一种刮骨疗伤似的自我革命！特别是当年伟大领袖提倡和鼓励的批孔，更是显示出一代伟人决心剔除传统糟粕的真知灼见和对民族发展期盼的高瞻远瞩！这里暂且引用一段木心对孔子的评语：“孔丘的言行体系，我几乎都反对——一言以蔽之：他想塑造人，却把人扭曲得不是人。所以，儒家一直为帝王利用——但我重视孔丘的文学修养。”他又说道：“孔子，既不足以称哲学家，又不足以称圣人。他是一个庸俗的高级知识分子，其内心复杂固执，智商很高，精通文学音乐，讲究吃穿。”
总而言之，木心认为：一，孔子个人素质一般，“食不厌精”，喜欢讲究吃喝玩乐；二，孔子的仁爱思想扭曲了人性；三，用儒家思想理政，是一个历史错误。
再精简地总而言之，孔子不足以称圣，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限制了中国的人性，培育出了诸多伪君子。
北击匈奴、抵御外侮的蒙恬大将军：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冬，秦始皇嬴政游会稽途中患病，派身边的蒙毅去祭祀山川祈福。不久秦始皇在沙丘病死，死讯被封锁，赵高担心扶苏继位，蒙恬得到重用，对自己不利，就扣住遗诏不发，与胡亥密谋篡夺帝位。他又威逼利诱，迫使李斯和他们合谋，假造遗诏。“遗诏”指责扶苏在外不能立功，反而怨恨父皇，便遣使者以捏造的罪名赐公子扶苏、蒙恬死。扶苏自杀，蒙恬内心疑虑，请求复诉。
使者把蒙恬交给了官吏，派李斯等人来代替蒙恬掌兵，囚禁蒙恬于阳周。胡亥杀死扶苏后，便想释放蒙恬。但赵高深恐蒙氏再次贵宠用事，对己不利，执意要消灭蒙氏。便散布在立太子问题上，蒙毅曾在始皇面前毁谤胡亥，胡亥于是囚禁并杀死了蒙毅。秦二世又派人前往阳周去杀蒙恬。
使者对蒙恬说：“你罪过太多，况且蒙毅当死，连坐于你。”蒙恬说：“自我先人直到子孙，为秦国出生入死已有三代。我统领着三十万大军，虽然身遭囚禁，可我的势力足以背叛。但我知道，我应守义而死。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不敢辱没先人的教诲，不敢忘记先主的恩情。”
使者说：“我只是受诏来处死你，不敢把将军的话传报陛下。”蒙恬长叹道：“我怎么得罪了上天？竟无罪而被处死？”沉默良久又说：“我的罪过本该受死，起临洮，到辽东筑长城，挖沟渠一万余里，这其间不可能没挖断地脉，这便是我的罪过呀！”于是吞药自杀。
像这样的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忠臣良将们，在我们的古代历史上，比比皆是，即使朝代更迭，却源源不绝。无论是离骚、天问的爱国诗人屈原，还是“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岳飞……太多的太多，留下的只有历史的无奈和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