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人类的特权

通过我们前文的分析不难发现，达尔文“进化论”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环境与生命体之间的依存关系，这种依存关系在漫长的、几十亿年的生物演化过程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这种依存关系具体表现为：如果环境发生变化，部分生物将无法生存，能够幸存下来的生物方能继续繁衍，最终将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

然而自从人类文明的出现至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少人类对环境的依存度已经大大降低。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现象可以有力地证明这一点。如北极熊无法生活在非洲、企鹅不能生活在中国、雨林植物无法生活在沙漠、云南出走的大象也无法生活在黑龙江，但时至今日人类的足迹却遍布地球的各个角落。

究其原因，主要是科技的发展，人类学会了运用科技手段在不同的大环境下营造有利于自己生存的小环境，这种改变是一种质的飞跃，让人类的智力和适应环境的能力得以飞速提高。

这种智力的提高明显超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演化范畴，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进化。这种进化是从人类学会使用工具开始，并随着语言的发明和运用快速发展起来的，我们不妨称之为“文明进化”。

语言之所以让人类驶入文明进化的快车道，是因为其具备以下几个主要功能。

第一，精确、有效地传递信息。动物如果发现了敌人，了不起是“呜呜啊啊”、指指点点，再加上害怕的表情，人类却可以使用语言精准地描述敌人的类型、方位及数量，这大大提升了人类生存的概率。

第二，语言让人类的知识积累成为可能。没有语言就不可能出现故事，没有原始的故事，就没有知识的积累，比如如何能够猎到更多的动物、如何能够采到更多的水果等，都是靠知识的积累来实现的。人类的科技能够快速发展，也得益于这种长期的知识积累，所以才会有牛顿那句名言：“如果我看得更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个“巨人”就是人类依靠语言和文字积累的知识。

第三，语言能够让人类理性思考。每个人或许都有类似经验，就是在思考问题时内心深处在使用语言默念，这种结构化的思维模式为人类的进步提供了一种有效工具。

第四，就是尤瓦尔·赫拉利的观点，在《人类简史》一书中，他认为会虚构故事是人与动物的一个本质区别。通过虚构故事，人类群体之间有了共同的虚构目标并逐渐形成基础社会结构，进而发展出灿烂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远古时代人类的神话、巫术等，都是人类特有的虚构故事。通过这些虚构故事，人类能够迅速地达成共识，并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团队，进而形成氏族、部落、国家，最终让人类依靠集体的智慧超越世界上所有的动物，成为地球的主宰。

英国作家A.J.麦克迈克尔在其《危险的地球》一书中曾经这样评价人类的文明进化：“累积的文化是自然界出现的一个创举，它产生了类似于复利的效果，允许连续几代人在文化和技术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前进……这给予了人类一种完全空前的能力，凭借这种能力，人类能够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生存并且创造出他们所需和所想的新环境。”

人类有这些优势明显发端于语言，但关于人类语言的起源科学界至今尚未有明确的、一致性的答案。有些人认为是工具的使用促进了人类大脑的发育，最终形成了语言，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语言能力是人类生物演化过程中的一次基因突变。

我认为语言的产生很可能是以上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二者缺一不可。一方面，很多证据表明，人类基因组上的FOXP2基因控制着舌头和嘴唇，如果这个基因出了问题，人便无法说出清晰的语句，即便能够发出些许声音，也无法正确地使用语法。这个基因与人类的近亲黑猩猩相比发生了微小的变异，这或许显示着人类拥有独特的语言能力仅仅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基因变异。更重要的是，FOXP2发生变异的时间距今10万~20万年，这与现代智人走出非洲、打败同类的时间非常类似。另一方面，一些科学家相信，工具的使用和科技的发展也变相刺激了语言的产生。比如向运动中的动物投掷木棍或石块时，类人猿必须在一瞬间完成时间、方向、速度、力度等一系列的计算过程，一旦这些提高想象力的场景转变为快速闪动的念头，大脑就具备了语言形成的基础。而且群体生活中的远古人类在使用手势、简单声音沟通的过程中也逐步习得了使用符号、绘画沟通的技能，最终再将这些技能转化为语言，虽然转码的方式不一定相同，但转码的过程在不同的地点均发生了，这也是全世界各地语言并不统一的原因所在。

虽然关于语言产生的时间学者们有较大分歧，但多数都认为语言产生于距今10万~20万年前，当时非洲出现了具备符号语言和集体知识能力的现代智人，并形成某个小的共同体。渐渐地，一个共同体接着一个共同体，智人通过信息的交流与积累逐步发展出了新的技术并开始学习在新环境中生活，最终智人走出非洲，并在3万年前到达欧亚大陆，在1.3万年前到达美洲。

随着人类的扩张，他们开始对生态圈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用火来改变自然风貌，并大量捕猎大型动物，乃至使其灭绝。

从地质学时间尺度看，到了第四纪冰川晚期，也就是约1.15万年前，历史步入了新的天地，人类开始进入农业时代。农业时代的人类受到人口增长与技术创新的加持，推动了最近数千年的历史变迁。尽管如此，早期农业技术的优势并不显著，这时的世界也因海洋的分隔形成了非洲—欧亚、美洲、大洋洲三大区域，相对独立地发展自己的文明。由于农业定居人口的聚集，公元前4000年左右，最早的城市和国家出现了，这些新共同体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已经从自然选择驶入文明进化的快车道。

虽然如此，但在人类社会长达几千年的农业文明中，没有一种创新能够跟得上人口增长的节奏，因此整个农业时代的历史变迁始终无法跳出“马尔萨斯陷阱”的制约。据马尔萨斯的观点，生产力的是几何增长，即1、2、3、4……而人口却是倍数增长，即1、2、4、8、16……所以生产力增长始终会落后于人口增长。

不料，工业革命的到来促使生产力呈指数级增长，从而迎来了世界人口的爆炸式增长。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文明进化不断蓄力，似乎预示着一场更大的变革即将到来。

全球人口的增多和信息流动的加快，或许是工业革命能够发生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正是近百年来人类科技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创造集体知识的过程中，有三个基本规则：一是网络规模，二是信息多样性，三是信息交换效率。

网络规模，即在一个共同体中能够分享信息的个体数量，随着网络中可交换信息节点（可进行信息沟通的人口）的增加，信息交换网络的潜在优势呈指数级增加。用数学语言可以这样描述，如果一个网络中有n个节点，且这n个节点均可以互相直接连线，那么连线的总数为n×（n-1）/2条。所以，数目更大、密度更高的人群等同于更快的技术发展，这不难解释为什么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和互联网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人类的科技进步。

信息多样性，网络各节点信息的多样性对于创新也非常重要。类似的共同体、类似的生活方式，彼此的交流或许能够在某些方面做微小的改良，但不大可能引入全新的理念。《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得出如下结论：“人类文明的灿烂得益于多种文明的互相交融与借鉴，从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不难看出，与异域文明交流越频繁的区域越发达，而无法与其他文明交流的文明最终都将走向衰亡。”

图1.5 节点数量对信息交换的影响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信息交换效率受到语言、交通、通信方式等工具制约，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古代信息交流不发达之时创新较慢，而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创新层出不穷。

如今，全球交换网络极大地刺激了商业活动与科学创新，这些创新裹挟着人类逐渐远离生物演化规则，走入通过科技实现自我进化的新轨道，所以我们说进化是人类的特权，其他生物一直到今天还只能在自然环境的约束之下开展原始的生物演化。

不料问题也随之而来，随着人类通过工具、语言等技术元素开展自身进化，科技或许会成为人类未来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