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像:观看的意义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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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看的现象学出发

1966年,普莱在《阅读的现象学》中说:

在马拉美未完成的故事《伊吉塔》的开头,有一段对一所空房间的描述,在房子正中间的桌上,摆了一本打开的书。对我来说,这似乎就是每本书在有人来阅读它之前的处境。书籍是客观的对象。在桌上、书架上、橱窗里,它们等待着人来把它们从物质属性和静止状态中解放出来。……它们由纸张和油墨制成,放在哪里就躺在那里,直到有人对它们显出兴趣。它们等待着……乔治·普莱,《阅读的现象学》,龚见明译,王逢振、盛宁、李自修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第3页。

普莱辨析出了书籍的物理存在,与读者参与后形成的情感和精神存在之间的裂隙。对他来说,读者的阅读行为,唤醒了马拉美的书,因为如果没有人去打开它,书就仅仅是“纸张和油墨制成”的物品。只有等读者翻开物理书页,眼光和意图投射到字里行间,书才能被“解放出来”,从物理存在变成文本现象存在,更从文本存在变成文化存在。

张晓刚,《床1号》,纸本油画、纸张拼贴,109cm×99cm,2018

与普莱所提到的那本空房间里的书一样,一件绘画作品,如果被锁闭在美术馆了无人影的展厅里,存放在拍卖公司的库房中,甚至悬挂于豪宅客厅的高墙上,如果没有人去看它,它就不过是一件由画框、画布、颜料构成的物理制成品而已,它只能等待着……

然后,普莱这样写道:

当我参观威尼斯的Scuola di San Roco(原译文如此——引者注),一个最高的艺术巅峰时……当我看着陈放在那里的杰作……我突然得到一种印象,一种达到了所有伟大作品的共同本质时所产生的印象,而这种本质,除非我把艺术家创造的所有特殊意象清除出去,使我心灵纯净空白,是无法感知到的。乔治·普莱,《阅读的现象学》,龚见明译,王逢振、盛宁、李自修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第14页。

普莱的说法,有一点修辞或翻译的含混。清除“艺术家创造的所有特殊意象”,肯定是指艺术家创造过程的意象,而不是艺术作品中的意象,但达到“心灵纯净空白”,却让人有些迷惑。除非,他是想说作为观者的普莱,已经不再顾及艺术家们如何创作那些杰作的种种事实和说辞了。但不管怎样,普莱提示的观者视角,显然在呼唤一种观看和理解艺术作品的崭新方式。

差不多同一时期,西方艺术研究和艺术史写作领域的一些著述,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普莱的见解。艺术心理学家阿恩海姆1954年在《艺术与视知觉》中,就以格式塔(gestalt)心理学为基础,分析了视觉与心理的相互关系;贡布里希出版于1960年的《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其中对视觉效果的研究和阐释,更波及图像与观者。

不过,他们都没有对此进行文化挖掘。

举例来说,尽管贡布里希提出了“观看者的本分”(the beholder’s share)E.H. Gombrich, Art and Illusion, 7th ed. (Pantheon Books, 1984) pp.181-200.《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林夕、李本正、范景中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呼吁考察他们的“情景和遭遇”,但他更多是以视觉效果,以及对这些效果的解读(reading)作为自己的分析对象,以便厘清他不希望看到的技术性谬误在观者脑中出现。他的那些说法,没有把重心放在观者眼光的文化“情景和遭遇”上,而是放在观者“解读”画面时,投射在造型、透视和构图等元素的心理状态上。E.H.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图画再现的心理学研究》,林夕、李本正、范景中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第133―147页。

1972年,巴克森道尔出版《15世纪意大利的绘画与经验》,提出“时代眼光”(the period eye)这一概念Michael Baxandall, Painting and Experience in 15th Century Italy: A Primer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Pictorial Styl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 pp.29-32.,将观者的参与,与他们的文化际遇关联起来。至此,贡布里希所说的观者情景和遭遇,才开始延伸进文化视野,而不仅仅是艺术作品与视知觉、与观者心理的互动。如果说贡布里希的所谓观者解读,还只是针对绘画接受过程中的看到的话,那么,巴克森道尔提出的“时代眼光”则凸显了看见,其所涉及的领域,超越视觉和心理的看到,成了文化研究和阐释的前线阵地。

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一些研究者对观看行为的更深入考察和阐释,最终导致了一种被称作视觉文化(visual culture)的研究方法出现参见段炼编著,《艺术学经典文献导读书系——视觉文化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9页。。尽管视觉文化研究的对象,包括但不限于我们通常所说的艺术,但这一新趋势给艺术批评和研究,以及艺术史写作带来的影响,已经不能忽视。

长久以来,中国的艺术批评与研究、艺术史写作,大多针对艺术家的创造主体,或是针对他们个体经历和创造过程的所有“特殊意象”。作品的接受者面对作品时看的行为,并不引人注目。反思这个一度被忽略和遮蔽的领域,借鉴视觉文化的方法去考察和阐释观者,思索看到和看见,去发现视觉艺术中物像的成立,由观者的视觉和意图介入,去寻找属于当代中国的时代眼光,以及这眼光如何与张晓刚作品中的物像碰撞,倒是一件值得一做的事情。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警惕这些所谓“后现代”或“后后现代”方法的陷阱。一些批评者已经指出,当许多研究者用这些方法,把针对作品的解读无限扩张至泛文化阐释之后,作品本体有可能被稀释至无形,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变成了无足轻重的陪衬。如此一来,所谓艺术批评与研究,也就成了学科“跨界”的牺牲品。

如果在面对张晓刚的作品时,我们可以在普莱和贡布里希之间找到一条中间视线,将作品中的物像解读跟视觉文化阐释结合起来,如果可以通过同一透镜,将艺术家的主体意图投射和观者的主体意图投射,同时聚焦在作品上面,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焦虑。更进一步讲,如果只是借用这些不同的方法论,而不受它们制约,自由地在它们之间来回位移晃动,以探讨我们如何看见张晓刚的作品,完成一段关于当代中国艺术个案的叙事,显然是一个颇具诱惑的预设。

这就是本书在打开和解读张晓刚作品时进行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