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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科举考试，是当时读书人的大事，王国维从7岁进私塾读书，等待的便是一场场的科考。光绪十七年（1891）全年，王国维都在为下一年的考试用功，集中精力准备科举考试的功课。
当时的科举考试，按行政管理级别一步步提高。先要参加县试，本县学童都可报名参加，由县官主试。县试通过之后，便可以参加由知府主持的府试。府试及格，才能到省里参加院试，主考官是省里的学台，一旦通过，便叫做进学，可以称为秀才了。当然，越到晚清，科举制度岌岌可危时，秀才的称谓也越泛滥无边，许多没有参加过院试的人，也滥称秀才，算是一种资格。本来嘛，秀才是没有官职没有俸禄的称号，只适合做幕僚、教私塾，混上一口清淡的饭菜。秀才还要参加三年一次的岁试（或称岁科试，是乡试的预考），及格者方能参加乡试。
光绪十七年（1891）正月，海宁县试开出了试期，叫生童们做好准备。二月，县试正式开考。主要考一篇八股文，题目从“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中选出，然后写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最后是默写《圣谕广训》，那是康熙时以皇帝名义颁布的训勉士子的文字。考试一般分五场，也有考六七场的。王国维参加县试的情形，不甚清楚，总之是过关了，可以参加岁试。
岁试由海宁州知州主持。按规定，岁试及格，才能参加府试，仿佛府试前的预考。王国维只有15周岁，读了七八年书，颇有点神气的样子，走进岁试考场。主考官陈彝出了一个又长又繁的题目《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七八月之间雨集夜归读古人书》。王国维发挥得不错，看来背诵典籍也很熟练。光绪十八年（1892）二月十三日，王乃誉在日记中得意地记上：
出之桥，陈四云案出，静儿在后挈健儿之州前看图，喜名在第三图，而陈、郭诸戚俱在三、四图。
原来发榜了，家人陈四奔来相告。王乃誉也许有点胆怯，叫王国维去看榜。于是，16岁的王国维，牵着5岁弟弟王国华（字健安），一齐到州学照壁前看榜，发现自己的名字赫然写在第三图上，当然喜上眉梢，脸上少不了得意的笑容。什么叫第三图？原来当时榜名很有趣，把中榜人的姓名写成圆图形，圆中最中心的名字便是第一名，其余自右而左，一名一名列过去。每幅图写10名，然后第二图写法相同，列11名至20名。王国维的名字在第三图，即21名至30名。仔细一看，王国维名字在第三图的最中心，这就是考中第21名了。图上没有名字的，叫做“出图儿”，就是落榜了。王国维第一次品尝到金榜题名的滋味，尽管这个题名并非走进仕途，却也上升了一个台阶。接着，王国维又参加州试，岁试及格后的州试其实也不过形式而已，因为通过州试，可以算州学的生员，勉强叫做秀才。不过，州试并不如岁试发挥得好，王国维只考了第60名。不管怎样，王国维算取得到杭州参加府试的资格了。一个16岁的青年，居然在县、岁、州三试中崭露头角，顺利过关，在海宁也算是一件令人敬佩的事，王氏一族也颇为骄傲。
按规定，州试考中的生员，当年要参加府试，这个府，便是杭州府。同年三月下旬，王国维第一次赴杭州参加府试，同行的有邻居林朗珊的儿子。与王国维同时代参加府试的杭州人钟毓龙，在《科场回忆录》中描写了当时杭州府试情形，颇为生动：
县试后一月或两月，有府试，合仁和、钱塘、海宁、富阳、余杭、临安、於潜、昌化、新登九州县之童生，会考于杭州府署。署在外龙舌嘴之西，即名府前街。署东即学院，故其时附近居民多有腾让其住宅，召寓外县考生，收租息以牟利者。实则来寓者不仅童生，各县之廪生、附生皆偕以来，或作认保，或参加岁科考也。(6)
第一次参加府试，又第一次没有长辈提携去杭州考试，对王国维来说当然很新鲜，终生难忘。考前，王国维需认保。所谓认保，就是由本县认识考生的人作担保，担保此人身家清白，并非冒籍、并无枪替、并无匿丧等，总之是家世与人品都不违反当时律令。保人必须是廪生，当保人是要收钱的，这是廪生每次岁考府试期间的一大收入。现在已经查不出当年王国维府试的保人了，总之花去了王乃誉一笔钱。
府试是半夜入场的。王国维与同伴半夜便赶到府前街，每人手中提着一个考篮，里面除放些应考的笔墨砚台之外，还要带一天的干粮及日常用品。这时候，大街上黑压压的一片，都是考生以及陪考生来的亲友童仆。因为杭州府有9个州县童生，各州县的童生彼此相熟，都想挤在一起，互相有个照顾。否则一挤散之后，找人找不到，初次应考的童生，真是毫无办法了。当时人们想出一个好办法：举灯笼。不同州县，举不同灯笼作为标识，考生远远望到自己州县的灯笼，就可以赶去集中。这一夜，府前街形形色色的灯笼，处处高擎，人们挤来挤去，有点像元宵灯会的样子。当然，王国维他们无心欣赏这个“灯会”，他们正忐忑不安地挤进考场大门，争抢位子，等待天亮开考呢！
王国维年纪轻轻，又来自比较小的地方，哪里经历过这种阵势！府试考生多，录取少，相当严格，试题也很难。有点自负的王国维匆匆下场，自己也不知道写些什么。直到晚年，王国维也没有对人说起这次考试的情形，想必是狼狈而归了。王乃誉对儿子的这次考试很不满，在日记中愤然直书：
静儿杭回，知考而未取，自不思振作用功于平日，妄意自为无敌，乃至临场数蹶，有弃甲曳兵之象，尚何怼于有司之不明，实愚而好自用也！
首次府试，对王国维是一次教训。好在狼狈之余，王国维还是没有忘记读书。考完试等放榜期间，王国维在杭州游玩、逛书店，买回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算是一大收获。在《静庵文集续编自序》中，王国维回顾这次杭州之行说：
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钱，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时方治举子业，又以其间学骈文散文，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
王国维自觉读书，应是第一次府试失败后开始的。
王乃誉并不放弃儿子科举的希望，仍然督促王国维练习时文。王国维年纪小，不应放弃，这是王乃誉的想法，也是当时大多数人的想法。有些老童生，从少年考到老年，还是在县学中挣扎，正如当时一首嘲笑老童生屡试屡败的诗云：
县考归来日已西，老妻扶杖下楼梯。高声附耳殷勤问，未冠今朝是甚题？
20岁以上为已冠，20岁以下为未冠，考试时试题不同，实际上两题由考生自择，并不严格限制。这首诗故意写“未冠”，是在嘲笑老太婆糊涂，而老童生亦一生考试不合格也。
王国维不是老童生，实实在在是未冠，所以还得再考。光绪十九年（1893）七月，王国维第二次赴杭州参加考试。这次考试，有许多记载都认为是乡试，实际上是科考(7)。原来清代学制，州县生员是不用天天上课的，为了促进生员用功，县学每月有月考，第一年参加岁考，第二年参加科考，都是到府里参加考试的，所以又泛称府试。这一年王国维还没有通过府试，所以并非参加乡试。1893年的科考，在阴历七月，按王乃誉日记，七月初十王国维已回到海宁，并去信给在南京旅行的父亲，报告考试失手的情形。当年的乡试却在八月举行，放榜日期在重阳节前后。因此，王国维第二次赴杭州参加科试，还没有取得乡试的资格。科试相当于乡试的预考，要淘汰一批生员，题难，要求也高，王国维自恃“海宁四才子之首”，又不用功科举时文，当然名落孙山了。
王国维对科举冷淡下来，对研究《汉书》却热情起来，王乃誉日记中也有反映：
静儿……以市秘本《汉书》，其意欣然。（1893年12月19日）
静儿出观所得唐镜香细批《汉书》，又有黼之记……朱墨灿然，可宝也。（同年12月23日）
但是，王乃誉见儿子不爱八股时文，仍然十分愤怒，同年12月24日日记中终于发怒了：
见静作功课卷不甚惬，而诗尤草率，戒之屡而终违，可恨！
知子莫如父，大概王乃誉已经预感到儿子会拒绝走科举之途，心中焦急，长房长子光宗耀祖的愿望，看来很难实现了。他不知道，日后王国维在学术上的成绩和影响，比当时一个状元大得多，遑论举人、进士呢！
姐姐王蕴玉22岁了，订下陈家的婚约，在1893年12月出嫁。姑爷陈达瞿是海宁同乡，也是县学的学生，字汝聪，算是王国维的同学，虽然年纪比王国维大好几岁。王国维与姐姐感情很深，生母去世时，姐弟还年幼，王国维常依赖这位比自己年长5岁的姐姐照顾，所以姐姐出阁，王国维少不了鞍前马后，出力奔走，陪客行礼，尽了一番心意。
王国维两次府试失败，给王乃誉相当打击，但他认为，儿子必须参加一次乡试，才能决定前途。因为乡试一旦得中，就获得举人身份，而举人就可以上北京参加会试、殿试，一路顺利的话，说不定还能博个状元，光大门楣呢！不过，府试不中，有什么办法参加乡试呢？原来，清代科举制度中，还留下一条曲线参加乡试的道路：进书院做学生，在书院学习一定时间就可以直接参加乡试了。当时浙江有两个官办书院，都叫崇文书院，一个在杭州，一个在桐乡，是政府主持的作为读书准备迎接乡试的学校，有专门的学官管理，有名儒硕学教导，教导的内容当然主要是关于科举考试的。
1894年春天，王国维来到杭州崇文书院读书，这年他18岁。到书院读书，首要之事当然是学好科举时文，但杭州是省会，交通方便，各种新鲜事物扑面而来，加上又有一群年纪相若的朋友，评议时局，交流信息，王国维的心思早已飞出崇文书院的围墙之外了。留在海宁的王乃誉时时关心儿子的学习情况，总觉得儿子不争气。其实，这年夏天，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一战而溃。消息传来，举国震动，青年学生更是悲愤至极。而康有为、梁启超等爱国人士，更加大力鼓吹维新变法，中日一战，仿佛告诉人们：光是洋务运动，只在物质上学西方，是顶不住外国的侵略的，还要在国家体制上、人民的知识觉悟上有所变化。所以，王国维在杭州崇文书院读了一年多的书，与其说是学会更深的科举时文，倒不如说是吸纳了更多的新鲜知识。这种新鲜知识的学习，主要是指他开始较认真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之外的西方文化思想。1896年8月，维新人士黄遵宪、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聘请维新理论家梁启超撰稿。梁氏以启民智、伸民权为宗旨，在《时务报》上著文，发表他在《变法通议》中的一系列主张，诸如废科举、兴学校、倡民权、行新政等，影响巨大。王国维从购阅《时务报》第一册开始，一直是《时务报》的忠实读者。而且，王国维还是变法思想的宣传者，宣传的对象是他的同学朋友，特别是他的父亲王乃誉。1896年阴历九月初五王乃誉的日记称：
静持《时务报》第一、第三册（归家），上海新设，七月初一开馆，总理为汪穰卿，执笔新会梁启超，所陈通变议，颇洽时政，诚此时之要务。惟变谈何容易，杞忧之。况藉措薪，疾首而大人君子未必听，必至万不可为，大事已去，乃思一死，此所以习固结，大愚不灵。(8)
显然，在倾向变法维新这一点上，王乃誉王国维父子是相同的。七月初一创办的《时务报》，王国维放假回海宁带给父亲阅读时，不过阴历九月初五，仅仅两个月时间，新思想传播还算迅速。
1897年5月，罗振玉、蒋伯斧在上海创办《农学报》，译刊欧洲与日本农学书，每半月发行一期，后来改为旬刊，石印本，内容有公文、古籍调查、译述、专著等。《时务报》《农学报》与王国维后来的生活和思想发展有重大关系，就是从他就读于崇文书院时开始的，促使王国维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也是这个时期。这个转折，就是继续走科举之途呢，还是另辟新径。
王国维是很尊重父亲的。父亲辞去溧阳县衙门幕僚之后，就没有固定的职业，虽然积蓄不少，但总归坐吃山空。再加上王国维兄弟读书，女儿出嫁，都是费钱的事，导致王家经济支绌，王乃誉不得不变卖一些产业，以敷家庭开支。作为长子，王国维的心中是不安的。他也曾外出教书赚钱，以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王国维先后到过海宁守备沈楚斋家、海宁陈汝桢家、海宁沈冠英家当过私塾老师，可是王国维心思不在教书上，年纪轻脾气又不大好，几家私塾都待不住，有的甚至一两个月就辞职了。
1896年，王国维的身份是杭州崇文书院学生。不过，书院不是新式学校，并不要日日点卯，实际上许多学生挂上名号，一年也来不了几次，反正混到肄业，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就可以了。所以，这一年王国维甚至还当过私塾老师。他20岁了，按旧时说法，是已冠之年，应该办婚姻大事了。婚姻当然是王乃誉操办。早在1891年王国维15岁时，王乃誉就开始为儿子挑媳妇，经侄儿介绍，挑中了海宁朱菊庭家的姑娘，王乃誉还挺满意的。谁知朱姑娘薄福，一两年后就因病去世，当时还没过门呢！到了1896年王国维20岁时，又有人来做媒。当年9月，基本议定了女方人选，这便是海宁春富庵镇莫寅生的孙女。莫家世代经商，与王乃誉算是由商场朋友而成亲家了。莫氏夫人聪敏能干，和王国维夫妇感情很好，虽是包办婚姻，却家庭和睦。这年冬天的阴历十月二十四日，是王国维大婚的日子。从此，王国维算是成人了，自己的前途和家庭的生活，他都必须认真考虑了。
1897年上半年，王国维一面当私塾老师，一面准备秋天的乡试。他以崇文书院肄业的身份，可以直接参加乡试。虽然他对科举已经不感兴趣了，但老父殷殷之望和自己在崇文书院的学历，都使他不能不作最后一搏。
当年阴历七月，王国维终于到杭州参加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乡试了。乡试在阴历八月六日开始，地点在杭州贡院（旧址在现杭州高级中学）。杭州贡院在各省中算是比较大的，有号舍1200多间，有时号舍不足，还要增加房舍。全省各府的士子云集杭州，贡院附近的民居出租一空，连专卖考具、书籍的永宁街，也临时改称青云街，喻士子一旦考中，就平步青云了。
王国维没能平步青云，却饱受考试之苦。士子进场，一般穿短衣，或着行衣。所谓行衣，形状如夹袄，但口袋极多，以便出门人穿服。士子进考场，要带许多零星物品，衣服上的口袋越多越好。然后手提考篮——竹编的长方形箱子，大的有好几层，内装衣毯、笔墨、干粮、菜蔬、碗筷，当然还有夹带的参考书之类。另外还有油纸衬里的布缝的卷袋，以及油布的门帘，挂在号舍前用，都先捆好吊在士子颈上，一路挨挨挤挤，进入贡院考场。乡试进场三次，每次须两夜三日，这些士子每人屈缩在四尺见方的号舍中，自己打理伙食，又不得伸腿睡眠，日日苦思写作，对体力脑力都是一种考验。等士子们考完三场，昏头昏脑出得考场，已是精疲力尽了。王国维辛苦了一场，终于考完，松了一口气，也不管结果如何，先回海宁再说，家中还有结婚不到一年的妻子莫氏呢！
乡试放榜照例在重阳节左右，中的会有报人上门报喜，收取赏钱；不中的则寂寂无闻，只好等下科再努力。这年阴历九月，王国维乡试不中，从此结束了他的科举生涯，转而摸索一条他愿意走的道路了。
回顾王国维科举之路，从15岁入县学，到21岁参加乡试失败，这六七年间正是他精力旺盛的青年时期，有强烈的求知欲，又有刻苦的钻研精神，专意古籍，“三代两汉之古籍，全部烂熟于胸”，为日后文史研究打下厚实的基础。所以，科举失败，既是王国维思想性格的必然，也是王国维命运的转折。
1897年，是王国维乡试失败的一年，也是中国危难已极的一年。这年11月14日，德国借口山东巨野教案，出兵强占胶州湾。12月15日，沙俄派兵强占旅顺、大连，这本是北洋舰队的基地，加上前两年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割让台湾澎湖的《马关条约》，与俄国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于是，日本、俄国、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瓜分中国的阶段，英国、法国在长江、岭南也蠢蠢欲动，扩大其势力范围。另一方面，爱国维新人士在救亡图存的口号下加紧宣传维新思想的活动。除1896年创办《时务报》外，1897年3月，黄遵宪、唐才常等人创办《湘学新报》（即《湘学报》）于长沙；10月，严复、王修植、夏曾佑等创办《国闻报》于天津。康有为则于同年12月第五次上书皇帝，要求变法，影响很大。到1898年1月，康有为又向政府中枢递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全面提出变法维新的纲领，以祈皇帝批准。总之，全国要求变法维新的呼吁已经声势浩大，维新行动呼之欲出。在这种激奋人心的气氛中，王国维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废科举是维新运动的一个口号，王国维则是实行者，拒绝再参加科举考试了。
这个时候，王乃誉对儿子科举的前途已经失去信心。更重要的是，这位既儒又商、自学成才的海宁人，一生坎坷，经历丰富，有比较开阔的胸次。这几年来，他阅读新书籍，特别是几乎逐册认真阅读了《时务报》，有了比较强烈的维新意识。既然儿子不肯走科举之路，废科举又已是大趋势，何必强迫儿子走那条即将关闭的道路呢？于是，王乃誉同意王国维另寻出路，不再参加科举考试。王氏父子有先见之明，实际上1903年即光绪二十九年的科举已是最后一次，以后科举考试便遭废除，成为中国官制史上的一个名词了。
(1)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
(2)转引自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3)转引钱剑平：《一代学人王国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4)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5)陈守谦：《祭王忠悫公文》，引自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6)钟毓龙：《科场回忆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7)参见钱剑平：《一代学人王国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8)转引自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